梨花落晚风
陈嘉祐苦笑着，从怀里摸出他此生送给温笛的最后一样东西，“你还记不记得周岁宴的时候，我摸到一个汽轮，家里人都说我会成为一名工程师，”他顿了顿，摊开手心，“你看，温笛，其实一切都是天注定的，二十多年前就有了答案。抱歉，一直都没能好好告诉你，温笛，我爱你。”
一年后，温笛收到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录取通知书。而一整个夏天，陈嘉祐都忙于军事演练，草原上昼夜温差极大，夜里他穿着军大衣向战友说：“这比北方的冬天还冷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那，等咱们儿子长大了，我们还搬回来住吧，方仁哥一个人会寂寞的。”
到了夜里，温笛躺在床上夜不能寐，忽然听到一声口琴声，她立刻睁开双眼，手紧紧地捏着棉被。窗外大雪落了一尺高，他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蹲在她的窗前，用口琴断断续续吹着曲子，琴声悠长婉转，又带着丝丝哀伤。他们同儿时一样，背对背贴在墙上，她在屋内，他在屋外，雪花纷纷扬扬。
温笛还是摇头，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心脏，温柔地说：“我心中已经有了太阳。”
“慢点，别噎着了。”陈嘉祐一边将水递给她，一边拍着她的背。
话音刚落，忽然有颗石子从窗户外跳进来，打中了陈嘉祐的脑袋后弹开，陈嘉佑一脸莫名其妙，朝窗外望去。温笛拍拍身上的落雪站起来，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棉袄，一脸笑吟吟：“这样你就要放弃啦？陈嘉祐，你当初跑三千米的毅力呢？”
那时候家长封建迷信，孩子周岁时就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堆玩意，笔、墨、纸、砚、风车、转盘等等，以此推算孩子的命运。小嘉祐一直往外边爬，最后抓住一个汽轮模型，家里人喜出望外，说这家里是要出一位工程师了。
“不准看！”陈嘉祐扑上去捂住自己的作品。
那一刻，方仁喉咙胀痛，两眼发红，他只得别过头，才能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眼中的泪水。
到了后来，巷子里的大人都知道了，要找温家和陈家这两个孩子，去方大夫的小屋里瞧一瞧，准没错。
“不知道，放假的时候把名报了，体检也过了，估计快了。”
她想要为此奉献她的一生。就如同当年的方仁。
头顶上月儿高高挂，透过油纸糊的窗户望过去，可以看到方仁桌上点燃的蜡烛，随着他翻书的动作一晃一晃。
温笛摇摇头：“不可能的。”
窗外的风吹在我的脸上，就在那一刹那，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梨花落晚风》这个故事。
湛蓝的天空中，排成一字形的大雁掠过，方仁看着不远处在树下嬉戏打闹的两个小孩，不由得笑起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温笛咬着牙不肯走，雨水和泥土让她满身狼狈，她却十分坚定：“我不回去，我要去找人！”
“到时候，”他微笑着说，“就要靠你们来撑起它了。”
david教授十分痴迷中华文化，他有一双湖蓝色的眼睛，他笑着跟温笛说当他还是一位英俊迷人的小伙子时，他就一直想要来一次中国。
教室里坐着的学生每年人数都在减少，成绩好的学生都选择去念中专，毕业之后国家包分配，能端一个铁饭碗，这几乎成了默认的选择。温笛被老师找去谈过很多次话，可是她还是坚决要念大学。
所谓成长，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所谓梦想，就是舍到无可再舍之时，你所剩下的唯一。
这座寂寞的古都，从建城到如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三千多年啊，方仁在心底想，那得有多少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呢。可是他自己，却正是在这样一座沧桑的城市里，有了一个家。
温笛在广播里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她正在背万有引力常数。这一天，整个世界都在不停滚动播放这条跨时代的新闻。
方仁有一箱子的托尔斯泰、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他学过俄语，托在俄国留学的好友带回原版书籍，闲暇之余，他就伏在桌前自己译书。方仁工作的时候，温笛和陈嘉祐从来不敢打扰他。他们就坐在地上看书，偶尔遇到不认识的字，挠挠头也就过去了。
方仁死后，留下遗书将包括他的住所在内的所有财产留给温笛和陈嘉祐，供应他们日后学习的一切开销。他将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窗户没有关上，清风吹得油纸窗哗哗作响，窗前的书桌上，依旧是两支毛笔、两支钢笔，墨水被放在了左上方。保护书桌的玻璃下压着几张黑白照片，一张上穿着黑色大衣的方仁一左一右地抱着两个孩子，再后面几张，少年和少女的眉目渐渐长开了，照片中央的方仁，脸上也渐渐有了风霜。和照片一同被压着的，还有几张白色便笺纸，上面列着他想让他们读完的书单。
温笛伸手拍了拍陈嘉祐的手臂：“喂，要加油啊！”
生离亦如死别，他将永远也无法知道，在这茫茫黑暗的宇宙中，有一颗以他为名的星。
“学天文？”老师气得七窍生烟，“你每天研究星星能当饭吃吗？”
“那你……什么时候走？”
于是两人蹲在方仁家门外不让他出门，生怕他就这样牵个姑娘结婚生子，再也不会理他们了。
1949年9月，北平再次被改名为北京。三年后，温笛和陈嘉祐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两家住在同一条宽巷子里，院子外栽满了梨树，荷塘里的金鱼不时跃出水面，咬住被风吹落的白色花瓣。
陈嘉祐沉默了，那个强大的帝国，离他们所在的祖国，已经隔了不止千山万水。他抬起头，坚定地说：“温笛，无论再远，你都要去。”
1985年的冬天，英国被冻得一片萧瑟。那时候伦敦还是名副其实的雾都，街头的古典建筑只能隐约见到哥特式的墙瓦，人人都在等待天明。
方仁决定放弃传统治疗，同医院签署协议，自愿接受新型药物和方案，写下治疗过程中的一切症状，这大概是他能够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如果可能的话，他想，或许还能再挽救几条生命。
多年后，温笛在图书馆里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原型，是希腊神话里《德奥尔菲斯和他的七色琴》，深情歌者的一个回望，害死了他最爱的人，书后有陌生人的批注：悲伤才是爱情的真谛。
那是北京的初春时节，春寒料峭，停在旧时屋檐下的麻雀被惊得拍翅逃走。
他最爱的檀木椅子上还搭着他的外衣，他多次在雨中出诊，落下风湿的病根，后来便养成了坐下时在膝盖上搭上外套的习惯。
半年之后，方仁时常感觉到身体乏力，肝区开始隐约疼痛。一开始他没有放在心上，等到情况严重时一检查，已经是肝硬化的晚期。检查报告出来的那天，方仁坐在他平时坐的木椅上，想了很久，最后才想到那场手术，不完善的医疗保护措施和一个不起眼的伤口，葬送了他的一生。
温笛时常还是会做梦，梦到他被压在那棵大树下，无论她怎么声嘶力竭地叫他，他都再也没有睁开眼。她开始越发怀念他们小时候，无忧无虑，坐在河边能唱一整天的歌。
温笛嚼完口中的食物才开口说话：“我觉得好难过，日子和心里都难过，众叛亲离，根本看不到未来在哪里。”
温笛伸手环住自己的胳膊，她能感觉到胳膊上因为激动而起的鸡皮疙瘩。
温笛一低头就能看到陈嘉祐刺猬一样的平头，她伸手摸了摸，笑着叫他：“嘉祐。”
她缓缓合上书，和煦的阳光落在她的肩头，她闭上眼睛想，她想了很多年也得不到答案，为什么不能回头呢？
陈嘉祐愣了愣，继续扒了两口饭，没有接话。
然后，在分开的第三年的冬天，陈嘉祐终于回来了。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大男孩，烈日酷寒将他磨砺成了英俊的男人。他的皮肤被晒成了小麦色，穿着洗旧的军大衣，提着一大包行李站在巷子口，纷飞的白雪落在他的肩头。
温笛固执地摇头：“不，他会来的，我知道。”
方仁很快得到了街坊邻里的欢迎和认可。他脾气温和，为人谦卑，谁家有个发烧感冒也不用再大老远跑去医院。更何况方仁可是实实在在的大学生，不识字的长辈有时会拿着报纸敲开他的门，不好意思地笑着问：“小方啊，你看看今天有啥大事没有。”
温笛走到铁窗边，左看右看，却找不到他的人影。温笛被吓了一跳，惶惶不安地走回书桌前坐下，他又开始捏着嗓子叫：“温笛，温笛——”
屋子的钥匙，陈嘉祐也有一把，可是温笛不愿意开门，他就坐在门外。他从怀中掏出一只已经褪色的绿色口琴，含在嘴边，有些生疏地试探着吹了几声，然后琴声终于连贯起来，温笛闭上眼睛，那是她最爱的《小夜曲》。
高三开学的那天，温笛放学后没有在陈嘉祐的班里找到他，她便自己绕了远路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等了很久的书终于被归还了，温笛为此十分开心。那天夜里，温笛又听到石头落在地上的声音，那是她和陈嘉祐的暗号，她起床穿好衣服，蹑手蹑脚地从窗户翻出去。
他们都没有辜负十五岁的那个自己。温笛热泪盈眶，哽咽得不能自已。
她从小道上冲出来，陈嘉祐急忙捏住自行车的刹车，差点被她弄得人仰马翻。
陈嘉祐请了七天假，从川西赶来，他们住在望江楼的招待所里，在楼上能看到流水潺潺，有白鹭在河上掠过。陈嘉祐找老板借了一辆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白天他就骑着车载温笛满成都跑，文殊院的菩萨，合江亭的水灯，春熙路的芙蓉花，成都人讲究安逸，到处都是露天茶馆，陈嘉祐和温笛就入乡随俗跟着他们躺在椅子上掏耳朵，晒太阳。
陈嘉祐是当天回家后，才在饭桌上听到父母提起有男孩子追温笛的事情。他母亲还瞪他一眼：“人家可是一表人才，北大的高才生，你看看你，高中都没毕业，一年四季都在外面风吹雨打，拿什么跟人比呢？”
“你们为什么要削木头？”温笛不解地问。
天才刚亮起来，码头上已经很热闹了，负责登记乘客的工人拿着本子说：“小姑娘，上船吧，你等不到了。”
“我也搞不懂啦，”看见她笑起来，陈嘉祐心底也松了一口气，“反正就是很漂亮了。温笛，去走你想要走的路，去过你想要过的生活吧。”
忽然，她听到一阵十分微弱的哭泣声，因为太微弱了，在风雨交加中，甚至只像是她的幻听。
“你怎么会在这里？”陈嘉祐不可思议地望着温笛。
“……还有一支从成都出发赶来的突击队遭遇了新一轮的泥石流，现在已同外界失去联系……”
1960年的一天，一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在宽巷子前停下来，从车上走下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他穿一件浅灰色儒衫，手中提了一只小巧的黑色牛皮箱。方仁站在古城的红瓦绿墙前，摘下自己的帽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这年二十六岁，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系，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就职于城东的协和医院。
终于，目光的尽头出现一道绿色的身影，陈嘉祐喘着大气，拿出包里的东西：“你最喜欢的桂花糕，就只有这么一点，你省着点吃，吃完了，可就没了。”
是啊，那是她的梦想，这个站在世界顶端的大学，还有专业领域最权威的教授，她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
“那，你和家里人商量了吗？”
“不是。”
偶尔谈到这些现状，方仁都忧心忡忡，他会将手搭在温笛和陈嘉祐的头上，对他们说：“也许十年还不够，但是二十年、三十年……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会站立起来。”
温笛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方仁想了想，从抽屉中拿出草稿纸，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圆，又在一旁画了八个小圆：“听好了笛笛，这颗最大的圆就是太阳，而这一颗就是我们所在的地球，它之所以会绕着太阳转动，就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引力。在宇宙里，像地球这样的星球还有很多很多。天地之间，大到星球，小至尘埃，它们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引力。”
“这里很危险！无论什么情况，请你马上离开！”对面的战士也毫不退步。
陈嘉祐的腿伤养了两个月，没落下什么病根。他因为救险积极有功，被部队授予一等功，他把勋章拿嘴里咬了咬，硬得要命，他用旧衣服将它裹好托人寄回了北京给温笛。温笛在电话里怪罪他：“你给我干吗？人是你救的，功是你立的，我就当帮你保管啊。”
而此时回忆起那一刻，故事里的那些人，温笛、陈嘉祐、方仁……似乎就站在大雾弥漫的胡同口，对我微笑点头，挥了挥手，不知道是在说再见，还是前路漫漫，我们大家各自有路要走。
“这位同志，这里太危险了，请你马上离开！”
到了夏天，陈嘉祐偷偷带着温笛去河边，温笛不识水性，只敢脱了鞋子把小脚伸入河中，陈嘉祐把裤腿高高挽起，手臂伸入水中使劲一拍，水花四溅，落了温笛满身。
方仁一直很清楚地记得那场手术的细节，他记忆力好，经他手的每一台手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病人乙肝晚期，需要做手术，在1966年的中国，这还是一种人们避之不及的传染病。其实不只是传染病，整个国家医疗设备的落后和医疗知识的匮乏导致了无数悲剧。
温笛周末写完作业去找陈嘉祐玩时，看见他难得地坐在石凳子上，跟着方仁学雕刻。
身后的天光，终于亮透了，温暖的金黄色落在他的眼底。
陈嘉祐被她胆小的样子逗乐了，他伸出湿漉漉的手扯扯温笛的头发，昂首挺胸地说：“温笛你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
三百八十光年，即是说，下一世，亦没有办法再相遇了。
温笛用脚踢着水花还击，结果乐极生悲，脚踩上河底石头上的青苔，整个人顺势向水里扑去。
第二年的夏天，温笛以两分之差与北京大学失之交臂，她独自在方仁的屋子里不吃不喝坐了两天，最后等到的，是千里迢迢赶回来的陈嘉祐。
那时候的夏天，她总爱和陈嘉祐并肩坐在门前，他吹口琴，她低头看书，不时抬起头跟着他轻哼几句，而方仁就在屋里，点一支蜡烛，夜晚静悄悄，未来还很远。
一家人这才转身进屋，陈嘉祐连忙站起来，伸手扶起还在哭个不停的温笛，温笛怔怔地看了一眼他膝盖上的伤，打了一个嗝，哭得更厉害了。陈嘉祐不知所措地挠后脑勺，最后伸手接了一滴她脸颊上的泪，放在嘴里尝了尝，然后皱着眉头冲温笛说：“咸的。”
之后的几十年里，每当温笛提到宇宙这个词语，身体总会不由自主地战栗。她对这片天地心存敬畏，而正是这种敬畏，使她看到了和旁人眼中不一样的世界。
早上六点，北京的天蒙蒙亮，广场上已经满是站得笔直的军人。温笛和陈嘉祐混在人群里，寒露落在温笛的发梢，被陈嘉祐轻轻弹去。百姓们屏住呼吸，看着戴着白色手套的军人将红旗握在手中，然后高高抛起，那一刻，陈嘉祐忽然伸出手，紧紧地捏住了温笛的手。红旗不疾不徐地上升，陈嘉祐的手心炙热，微微颤抖，温笛的心忽然变得极其柔软，她仰着头想，方仁哥，如若您还在世，也会为我们感到骄傲的吧。
陈嘉祐的外公开了一家中医铺子，方仁对老人十分敬重，时常拿着药理书来向老人请教。一来二去，陈嘉祐和方仁也熟悉了起来。他隔着老远就脆生生地开始叫：“大哥哥，大哥哥！”
他的声音在风中飘散开来，他慢慢地说：“温笛，不要回头。”
温笛就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拿到了“祐星”的英文命名证书和运行轨道模型。她将它们锁在抽屉的最下层，抬起头时，看到窗外最后一片梧桐树叶也凋零了。
两个人低头不说话，就是挡着门不让方仁走。
一曲完毕，他又从头再吹了一次，这个下着大雪的冬日夜里，陈嘉佑将《凤求凰》吹了三遍，可是温笛的窗户紧闭，他没有如往日一样等到她。
七岁之后，温笛每天早上就蹲在陈嘉祐家门口等他一起上学。那时候他们的早饭很简单，一杯豆渣很多的豆浆和一个白面馍馍，陈嘉祐胃口比温笛大，温笛每天就掰下一块馍给他。陈嘉祐喜欢睡懒觉，早上总是要赖上几分钟，出门的时候嘴角还挂着豆渣，温笛便笑话他是大花脸。
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我戴着耳机听歌，坐在后排靠窗的座位。公交车经过繁华的街道，两旁的商店发着亮晶晶的光，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而正是因为这些美丽的光，让夜空的星星也失去了颜色，社会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想要得到一些，就不得不失去一些。
十五岁的温笛和陈嘉祐，哭着跪倒在他的床边，空荡荡的单人床上，枕头和被子整齐地叠放在一起。
他用脚踢下自行车的支架，两个人默契地在门前坐下来。夜色迷人，天空中满是繁星，陈嘉祐沉默了许久才开口：“温笛，我不打算继续读书了。”
这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第一次意识到人类和自己的渺小。
温笛倒不太诧异，周围已经有太多辍学去做工的例子了，陈嘉祐家庭虽不至于经济紧张，但是他在读书的事情上一直吊儿郎当，想到这里，温笛点点头，平静地问：“想好出路了吗？”
“嗯。”
这是1966年的秋天，开始有人家迁出巷子，北京的天空阴霾不见日光。
“有这样的青年人，你们的国家一定能够重振雄风。”他们由衷钦佩。
可是一切来得太迟了。
这天傍晚，温笛离开实验室后，连夜乘坐火车来到格林尼治。著名的天文台大门已经上锁，空无一人，她穿着格子大衣坐在上锁的铁栏前，等待了五个小时，在这个被称为拥有世上最准确时间的地方，看了一场日出。
她怎么能不哭呢。他和她都知道，那些未来，那些白头，已然是不再可能的了。明年，后年……往后许多年，这里的梨花依旧会开得灿烂，却再也同他们无关了。
身后工人吆喝说：“小姑娘，快，船要开了——”
这些日子里，温笛时常想念陈嘉祐，看见南飞的大雁，遇见西边口音的外地人，看到穿绿色军装的年轻人……就连街头的那卖桂花糕的小铺也常常让她失神，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我就是，总是挂念着她，怕她不开心，怕她觉得孤独，”说到这里，陈嘉祐自嘲地一笑，“到头来，真正害怕孤单的那个人是我自己。”
而方仁的小屋里，寂静无声。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未停止过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温笛仰起头望向无边无际的高空，她感觉到血液在自己体内翻滚的声音。这一切对她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她想要去了解这个浩瀚的宇宙，想要与它对话，想要知道，无限之外，还有什么存在着。
温笛此时喃喃念着他的名字，那噬心的钝痛先是从她的心尖冒出，然后隔了许久，才啃遍她的整个身体。同陈嘉祐分开的这十余年来，她没有一天不在欺骗自己，可直到这一刻，她才终于承认，她和他的一生，已经结束了。
方仁手忙脚乱，只能摇摇头回答：“没有。”
这天，温笛功课又拿了第一，陈嘉祐语文不及格，正挠着头在背“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看到方仁，他们笑着丢开手中的课本向他跑来。
柜子上的薄荷枝才刚刚发芽，露出一点新绿，他的搪瓷大口茶缸还摆在一旁，褪了一点颜色，还是能看到上面印着的“吉祥如意”。
两个人絮絮叨叨地说着，却都没有侧过头看对方。
她伸出手抚摸着书桌上的宇宙天体模型，我不知道她正注视着其中哪一颗星，她的目光深邃，仿佛穿越了时光和大海，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站在树下的英俊少年。她微笑着，温柔地垂下眼眸，轻声回答：“和无穷无尽的宇宙比起来，人类的寂寞实在不值一提。”
陈嘉祐是在请假的第四天被下令紧急归队的。川西一带多山区，每到夏天经常发生泥石流，只是这一次因为连续暴雨，发了洪水，整个受灾地段信号全部被阻断，根本无法了解灾情和受难人数。
他们只是，辜负了爱。
“好哇，我救了你，小说戏剧里，可都是要以身相许的。”
“好啦，”他笑着接过温笛手中的皮筋，指了指夜空，“难过的时候就抬起头看星星，你看，那几颗很亮的，是不是就是北斗七星啊？”
温笛这才抬起头，小心翼翼地问他：“方仁哥哥，那你有喜欢的人吗？”
温笛不回答，只是一边哭一边刨着陈嘉祐身边的砖瓦，陈嘉祐这才发现她的双手已经烂掉，淌着血。他为此感到无比心痛，他的温笛，应该坐在窗明几净的图书馆里，翻着她的专业书，那是他一无所知的世界。
他很满意温笛的回答，笑着冲温笛眨了眨眼睛，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你愿意来剑桥吗？”
就在两人僵持之际，不远处忽然传来骚动声，有一群已经满身是泥分不清谁是谁的军人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他们终于成功护送出山中的百姓们。小孩子们哇哇大哭，温笛面前的战士一时也忘记了眼前的状况，急忙赶上去帮助抢救，温笛就趁着这个空隙混进了队伍里。她的衣服又脏又破，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憔悴，别的战士只以为她是刚被护送出来的百姓，都没有太注意她。
温笛二十二岁生日的时候，终于收到了陈嘉祐多年前欠她的礼物。她终于知道了他当年跟着方仁学着雕刻的东西，是一条龙，那是她和他的属相，他每年都改一点，再改一点，多年后终于成了一条栩栩如生的小龙，挂在她脖子上保佑她平安。
邻居里三姑六婆多，闲来无事就喜欢给方仁介绍姑娘。方仁刚刚开始时推辞不过，见过一两位，他和姑娘走在路上，满腹经纶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温笛和陈嘉祐吃饭时，在各自家中都能听到大人们话家常：“方大夫哪里都好，就是太内向了。”
刚刚从山里下来的战士虚弱地报告着情况：“还有一个分队的人在山里，路断了，他们出不来……”
晚上的时候，陈嘉祐怕温笛路走多了脚疼，提着热水壶去开水房打水，然后倒在盆子里蹲下身给温笛洗脚。他的手指上全是训练留下的茧，她的脚掌白白|嫩嫩，灯光下隐约可以看到血管，他只敢极轻极轻地帮她搓脚。
“我许还不成吗，洗衣做饭都我来成不？你要不开心了，我就蹲门口去给你吹曲子，一直吹到你满意为止。”
天边挂了一块月牙儿，借着大堂里透出的灯光，温笛盯着他的脸，终于破涕为笑。
“嗯，回来住，到时候把进屋的台阶改矮一点，那时候我老了，可背不动你了……”
温笛也跟着他的手指抬头望向星空，然后笑起来：“笨蛋，不是啦，那是天琴座α，也叫织女星，旁边的那颗，就是牛郎星。”
温笛手上没有任何工具，她只能忍痛用手去拨开树丛和荆棘，一边艰难地前进，一边大声叫着陈嘉祐的名字：“嘉祐——嘉祐——”
“差不多吧，”他笑了笑，他的衣服口袋里还装了一些碎石子，他拿了几颗出来抛着玩，“我想去当兵。”
她在电话里说：“我不要什么平安，我想把我这辈子所有的运气都分给你。”
“嗯，你守店我记账，过几年我们就生个孩子。男孩子比较好，像你，或像方大哥都好，你就负责从小带着他去学游泳，可不要像我，这么大了还是旱鸭子。”
每个月温笛放学回家时，他就推着自行车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跟着她，一直要亲眼看到她安全到家他才肯骑上车掉头，时间久了，街坊邻里都知道了有这么个人。
到了下一周，英国剑桥大学天文系系主任david到北大访问，学校开始考虑将天文系分出物理学院，单独成立学院。男生英语大多不好，系里选出了温笛作为学生代表担任david教授的翻译。
温笛忽然开口：“等到你退伍了，回来我们就结婚。”
她是我在剑桥读博士生的导师，全学院唯一一名亚裔教授，唯一一位获得终身荣誉教授荣衔的女人，她编写的《宇宙学与星体结构》被列入全英天文系研究生的必修课教材。
每每想到此，她都十分激动，可是，“英国在哪里，你知道吗？”
温笛大四那年的初夏陈嘉祐又回家一次，她去火车站接他，他仿佛又长高了不少，温笛要仰着头才能同他说话了。
她将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她的理想。她每天会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虔诚地祷告，祝愿她心爱的男子平安喜乐。
温笛同他隔着几米路两两相望，双方眼底分明是彼此的身影，却都不知该如何再上前。他们已经走过了孩提时代的天真，少年时代的烂漫，成长的大河，将曾经亲密无间的他们遥遥相隔。
温笛不说话，打开裹好的桂花糕，拿出一块放在嘴里，淡淡的清香溢开来，她却只觉得苦涩无比。两人对视，却不知道要如何开口说再见。
温笛坐在方仁的屋子里，拿出david教授寄给她的信，一个词一个词地翻译上面的英文给陈嘉祐听。david教授说，他已经为她申请到全额奖学金，他说，“九月的康桥很美，你们中国有一位诗人写过一首诗，‘那榆阴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抢救的现场，指挥声和呐喊声混在哗哗的雨声中，一切却是乱中有序，泥浆四溅，洪水如猛兽一般，让人只远远望一眼便浑身战栗。
“……不行，现在不能进山，要等后面的工程兵部队来……”
回去的路上，温笛非要骑车载陈嘉祐，还拍着胸脯保证没有问题。陈嘉祐极其不信任地坐上后座，温笛才蹬了几步路就控制不住龙头，摔了个人仰马翻。两个少年狼狈地坐在地上，大眼瞪小眼地望着彼此，然后忽然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笛笛，别哭了，咱们还有下辈子呢，”他温柔地说，“下辈子，还长着呢……”
方仁哭笑不得，只得蹲下身来给他们讲道理：“你们听好了，人都要长大的，要离开自己的家，甚至是故乡。父母、老师、朋友、同学……总有一天，他们都会离开的，最后能陪着你们的，只有自己。”
书桌的中央搁着方仁的笔记本，翻开来，扉页上是他苍劲有力的字迹，写着：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坠暮年。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
“别哭啊温笛。不哭，我在呢。”他强忍着疼痛，努力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安慰温笛。
有时温笛走到路上，都有年长的阿姨笑着打趣她：“小伙子一表人才的，还算配得上咱们温笛。”
第二天早上，温笛的父母打开房门时，看到温笛正跪在他们的门前，她穿一件月牙白的棉衣，重重地向地上磕了一个头，她不说话，只是一个接一个地磕着头。
温笛最喜欢的事，就是在夏夜里端一张凳子坐在方仁的屋子前，听陈嘉祐吹舒伯特的《小夜曲》。少年的黑发微微挡住眼睛，他低着头，神色温柔，怕打扰屋内的方仁，他不敢吹得太大声，琴声悠扬，和路边的蛙声、树上的蝉鸣声相映成趣。
这是她在浩瀚的宇宙中发现的第一颗行星，它距离地球三百多光年，作为发现者，她将它命名为“祐”，在提交材料的时候，她站在剑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会议室中央，静静地说：“在我的祖国，遥远的东方，这个字代表着神祐，意思是幸福降临。”
她剪下一缕长发，用红绳将它们编成结；他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高，据说还能再蹿一蹿。未名湖畔杨柳依依，西部草原风声鹤唳。
汽轮的鸣笛声呜呜响起，温笛仰起头看着蔚蓝色天空，眼泪却仍旧止不住地落下。
第二年的春天，方仁屋外的第一枝梨花开了。人们都说这是好兆头，陈嘉祐和温笛兴高采烈地推开方仁的屋门，隔着老远就开始扯着嗓子喊：“方仁哥哥，快出来呀，春神来啰——”
那一年温笛和陈嘉祐十七岁，她每天坐他的自行车一起上学放学，偶尔能吃上新鲜出炉的桂花糕。北京街上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那时候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我们正遵循着您的教诲，大步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沿途风光月霁，荆棘也开成了蔷薇。
“对，可不能像你，从小就挑食，我碗里的肉都是被你给夹走的，”陈嘉祐笑笑，“等他记事了，我们就带他去四川，我说了陪你去吃三大炮，还没来得及呢。我就跟他说，要好好爱他妈妈，他妈妈当年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好啊，”陈嘉祐笑着接过她的话，“我也没什么特长，我们就开家药店吧，帮人抓点药，也算是把方仁哥的事一起做了。”
她无数次找到对方，无可奈何地告诉他不要再坚持了。男生穿着白色衬衫，身形瘦弱，文质彬彬地笑：“你迷恋宇宙，它也不会给你回答，我迷恋你，又有何不可？”
这又喧嚣又寂静的夜晚实在太美，让时光和命运都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那是她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一双眼睛，清澈见底，永远是炯炯有神的。此时陈嘉祐握着温笛的手，开心地说：“太好了，温笛，太好了，这不正是你的梦想吗？”
陈嘉祐笑着站直了身子，扯了扯她的头发：“听到了，温笛，我听到了。”
到了最后，温笛某个月底回家时，她母亲忽然开口说：“都这么长时间了，也把人叫到家里喝杯茶吧。”
“嗯，和他们说了，他们都很支持我，觉得好男儿志在四方，一辈子窝在家门口也太不像话了。”
第二年的暑假，温笛坐上开往四川的火车去看望陈嘉祐。1973年的西部还非常贫穷落后，温笛在成都火车站下车，周遭却不是她想象中的破旧的土房，路边有小贩在卖小吃，杂耍一样地将莲子羹从铜制的龙头里倒出来，周围人拍着手喝彩。
方仁就像一座巨大的宝藏，他身上永远有陈嘉祐和温笛想不到的才能。温笛最喜欢吃他烧的熊掌豆腐，刚刚出锅时，她伸着指头偷偷捏一块儿丢入嘴里，烫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他已经没有时间，看着眼前的两个小家伙长大成为一个正直的、有追求的人了。不能在他们困惑迷茫的时候，在他们失落悲伤的时候，在他们成功幸福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了。
一直到这一刻，温笛才终于明白方仁当年的那一番话，所谓成长，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所谓梦想，就是舍到无可再舍之时，你所剩下的唯一。
陈嘉祐笑笑，温笛最近心情糟糕，头发也跟着乱糟糟的。陈嘉祐用手捋了捋她的头发，然后灵巧地将头发编成麻花辫，从小到大，每一次为温笛编辫子的时候，陈嘉祐都是温柔的。
“温笛你站好啦，水才一米深啦！”
温笛捂住耳朵哇哇地大叫，试图掩盖陈嘉祐讲故事的声音。
陈嘉祐打开怀中藏着的铁饭盒，将里面的小笼包递给温笛，温笛被关了两天禁闭，饿得两眼发昏，两口就能吞掉一个。
“有人！这里有人！”温笛欣喜若狂，冲着另一端的女人大叫。
温笛沉默着没有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可惜这世上之事，大多都只能有一个美丽的开头。
他不说话，握着话筒笑。
十八岁的温笛，站在盛夏的荷塘前，抱着信封，号啕大哭起来。
他留给了温笛一个牛皮信封。里面是他参军一年所节约下来的津贴，刚好够温笛再念一次高三的花销。
“等我们老了，到时候，还像这样躺在椅子上一起看梨花。”
“嘉祐，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
那时候，呵，那时候！
等到方仁神色恍惚地回到家，看到温笛和陈嘉祐坐在他的屋子门口，他们看到他便松了一口气：“方仁哥哥，你终于回家了！”
真怀念那个刚刚年满二十岁的我，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执着、努力，撞了南墙不回头，也正是因为她的不肯放弃，才有了现在的我。
谁也不承想到，这位眉目如画、斯文温和的年轻人，将改变温笛和陈嘉祐的一生。
陈嘉祐跟着成都的部队一起出发，匆匆之下，两人连再见都没来得及好好说。那时候通信极不发达，整个招待所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温笛就守在电视机前等新闻报道，电视机上记者被吹得摇摇欲坠，拿着话筒大声吼才能让一旁紧张抢险的军人们听到。
陈嘉祐见温笛怕水怕得厉害，存心吓唬她：“温笛我跟你说呀，水里可是住着妖怪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大姐姐要出嫁，她家的门前有一条又宽又急的河，大姐姐的妈妈把大姐姐送上船，让大姐姐千万不要回头。于是大姐姐上了船，一直不敢回头。可是，就在即将要下船时，大姐姐想到已经很安全了，就偷偷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河里忽然出现了一只妖怪，将她吃了下去。”
这是她爱了一生的土地，这里长眠着她的爱人。
她将她写的论文递给david看，他连连称赞，不肯相信所有的数据都来自她的草稿，那时候国内通行的计算器只有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功能，还不如心算来得快。david和同行的两个国外教授全部为中国学生的数学能力感到震惊。他们的专业课本只是国外的入门读物，可是分析起行星运行轨迹来，堪比一台性能强大的计算机。
“不能，”温笛摇摇头，“可是老师，对我来说，理想比填饱肚子更加重要。”
此后又是三年，陈嘉祐开始像所有青春期的男孩子一样抽条长高，轻易地超过了温笛，他还放出豪言，说等过完年就能达到方仁的肩膀那么高。温笛不服气，每天都在家里练跳绳，她的头发已经垂到腰际了，她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梳理它们，将它们扎成麻花辫。
david离开前问温笛：“你为什么要学天文？”
1969年7月21日，阿姆斯特朗乘坐“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登月。他说：“这对一个人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步，可是对人类来讲，却是巨大的一步。”
“这幅图画的是太阳系，太阳应该是其中最大的星体。但是太阳系只是银河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银河系以外，还有更大的宇宙。而宇宙，”方仁轻声说，“宇宙，是无穷无尽的。”
“嗯，我想去西部那边，那边条件艰苦，愿意去的人少，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意义，也是对自己的磨砺。”
方仁侧过头去，他惊讶地发现温笛双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这幅草图。
他们的余生还很长，可是他的一生已经走到尽头了。
温笛的家里人也因此被请去学校谈过很多次话，家里人对她的想法也反对得厉害。温笛没有办法，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她开始闹绝食。晚上的时候有人透过窗户向她屋子里扔石子，几年前的铁栅栏窗已经被改成推拉窗，她换好衣服，蹑手蹑脚地从窗户上翻出去。
做完那场手术后，方仁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喝了一杯粗叶茶。那天他下班早，在路上遇到卖桂花糕的店铺还没关门，他还排队买了一提，他不喜欢这种小零食，但是温笛和陈嘉祐喜欢。
温笛从小就眉清目秀，一头短发更显得整个人神采奕奕，更何况整个物理系只有她一名女生，男孩子们都绞尽脑汁地追求她。玫瑰、情书，一天一壶的热水，温笛态度冷淡地拒绝了无数追求者，但是倒还真的有一人一直坚持不肯放弃。
他说，“我在康桥等你，你会是我最骄傲的学生。”
对方还是笑：“百年之前，人们甚至认为地球是平的。”
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宇宙来说，它可以有无数个太阳系，可是对于地球来说，它为之不停公转的，永远只有一个太阳，直到地球爆炸，灰飞烟灭。
温笛半信半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站直了身子，水在她脖子边荡啊荡。
不知道过了多久，陈嘉祐才叹息着，轻声说：“笛笛，别哭了。”
温笛为此感到自豪，她说：“她只是睡了一觉，现在醒了。”
第二天，陈嘉祐来到方仁屋子里。屋内陈设如旧，房间被温笛打扫得纤尘不染。他蹲下身，将炉子生了火，然后将桌子上的东西一件件拿起来，又一件件放下。他坐在桌子前絮絮叨叨地跟方仁聊天，说他在军营里的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又累又苦，日子久了，从新兵混成了老兵，听着战友讲各自的故事，在苦中也渐渐琢磨出了一些乐子。
方仁笑着回答她：“它的意思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两个物体，无论是生灵还是死物，所有的东西都是相互吸引的。”
温笛蹲在本初子午线前，用颤抖的手抚摸上这条隔断经线，划分南北的裂痕。游客喜欢跨在零度经线上，似乎这样就能站在世界的中心。而她思念的人，此时正在大西洋的那一端，她同他晨昏颠倒，不知道在他的梦里，可否还有她的身影。
隔了许久，她才开口问：“方仁哥哥，太阳是世界上最大的东西吗？”
最后温爷爷却笑了起来，拿过儿子手中的晾衣竿：“儿孙自有儿孙福，甭管了，菜都凉了。”
这下温笛终于诧异了：“当兵？”
方仁看着她明亮的眼睛，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教过温笛和陈嘉祐很多东西，他教会他们读书写字，教会他们诚实守信，教会他们如何去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现在，终于轮到他告诉他们，什么叫爱了吗？
陈嘉祐笑着使劲晃动梨树的枝丫，绿叶与梨子在微风中瑟瑟发抖。
“我爱过一个中国女孩，她和你一样，有一头漂亮的长发。”他站在长城上，望着远方伤感地说道。
听到这里，温笛瘦小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
温笛出发前一天，她和陈嘉祐坐在院子里，阳光落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他们小时候种下的树苗，不知何时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屋内火炉上温暖的火苗跃动着，陈嘉祐一手撑着窗台，整个人跃起从窗户上跳了下去，温笛猝不及防，被他抱了个满怀，雪落在两人的肩膀上，谁也没有说话。
温笛和陈嘉祐，便是在这样一条又祥和又喧嚣的巷子里长大。温笛的父亲对她期望很高，一大早出门去工厂上班，就将温笛反锁在屋里，让她写字背诗词。
“嘉祐，嘉祐。”
我毕业的这年她六十一岁，精神抖擞，笑起来腼腆地抿着嘴角，我抬起头问已经头发花白的她：“这么多年，你一个人都是怎么过来的呢？”
“什么叫万有引力？”
两个女人从山崖上下来，整个村子已经被洪水冲毁了，女人顿时跪下开始大哭，一边哭一边呼喊自己女儿的名字，她说的是土话，温笛听不懂，浑身冰凉。洪水断绝了眼前的路，有大树哗啦一声被冲倒，温笛忽然看到前方的缓冲带边有一个岩洞，洞外的植被已经全部被压垮了，温笛心底生出一股莫名的希望。
温笛无法自已，她撕心裂肺的哭声混杂在风雨之中，而狂风骤雨，在这一刻统统消失，她的世界只有他。
进入大学以后，温笛每个月回一次家。她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耗在了图书馆，她像是一个刚刚睁开眼的婴儿，被眼前巨大的、美丽的世界深深吸引。不看书的时候，她就伏在桌头给陈嘉祐写信，她每次都会密密麻麻写满五张信纸。通常她寄了四五封信，才能收到一封陈嘉祐的回信，他只是简略地写上自己一切都好，不用担心，这里风光很好。
温笛的母亲受不了大哭起来，她父亲一巴掌拍在门上，激动得浑身颤抖，然后才面如死灰般开口：“你周岁那天，你爷爷就说，这个孩子留不住。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这个故事写于2013年，那时候我刚刚从美国回到成都。和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一起在大学门口吃火锅，说起未来的事，还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梦想。
温笛笑了笑，轻声回答：“i was born for it”
我其实更想问她，独自漂泊在异国他乡，可曾有一个瞬间觉得后悔过。她为了她的理想，放弃了一个女人所能想象的全部幸福。
“那，”陈嘉祐转转眼珠，不好意思地问，“怎么样才叫喜欢一个人？”
方仁笑着看着两个人的变化，猛然间想到，原来自己搬来北京，已经有六年了。要形容时光，白驹过隙，日月如梭，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啊。
等一等，再等一等好吗？
“师范学校没有天文系，”她认真地说，“老师，我要学天文。”
“嗯，”陈嘉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将石子捏在手中，“方仁哥不是一直教育我们说要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吗？我想要去当兵，保家卫国。你记不记得以前方仁哥带我们去天安门看升旗仪式？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想，一定要成为一名军人。”
一旁的大人停下手来，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小小儿郎浑身绷紧，咬着牙昂着头，却是一副誓死不退让的架势。
一切都是方仁还在世时的模样。
女人力气惊人，竟然一把推开一旁年轻的战士，起身不顾一切地往回跑，温笛眼前一亮，急忙跟着跑了上去。路果然是断的，女人竟然毫不犹豫抓着他们上来时用的绳，踩着湿漉漉的山坡，慢慢地滑下去，一阵狂风吹来，整个人都悬在空中摇摇欲坠。温笛在不远处找到另外一条绳索，模仿着女人的动作跟着往山下去，那一刻她心跳如雷。
陈嘉祐为了救女人的女儿，被倒下的树砸住腿，小女孩力气不够，根本推不动树，前方道路又受阻，她无处可去，只能听从陈嘉祐的命令躲在岩洞里。温笛和女人不敢轻易挪开大树，女人带着女儿回去找救援部队，温笛坐在陈嘉祐的身边没命地哭，陈嘉祐无奈地笑着，伸出手握住她的手。
方仁无奈，只得退步：“好啦好啦，听话，我不会不理你们的。”
他将他的一生献给了医疗事业，在北京生活的七年里，他主刀做过上百台手术，拯救过不计其数的生命。
这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
几个月后，旁边的宅子里，周岁的小温笛，坐在床上对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小物件哇哇大哭。一旁的老人暗自叹了口气，摇摇头说：“这孩子不属于这里，以后注定是要背井离乡。”
陈嘉祐推着他的自行车等在门外，见了温笛，只是将手指竖在嘴边“嘘”了一声，温笛点点头，跟着他一路静悄悄地走。最后，陈嘉祐在方仁的屋子前停下来。
“你不懂啦。”陈嘉祐学着大人的模样摆摆手，拍了拍落在身上的木屑。
再长大一点，温笛开始缠着方仁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温笛不由得一怔：“你是说，你不在北京？”
那时候长途电话费贵得吓人，温笛抓紧时间跟他讲话：“最近我天天都在背单词，走路吃饭都在背，脑袋都要爆炸了。”
方仁微笑着，冲温笛招招手，刻刀和木头在他的手里飞快地转起来，不多时，他就雕出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猫。温笛连连赞叹，开心地接过小猫，还不时凑过去想看看陈嘉祐到底在雕什么。
温笛低下头，隔了好久，她才轻轻地开口：“你载我去天安门广场吧，我们再看一次升旗仪式。”
抱歉。方仁难过而又绝望地想着，滚烫的泪水跌入他的手心。
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开始加入音乐课，教孩子们吹口琴。那时候正是春天，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见到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手里拿着绿色的口琴。陈嘉祐学得很快，每次上课老师都会让他站在讲台上为大家吹一曲当榜样。
后来，等温笛终于站起身推开门时，陈嘉祐已经离开了。他的假期只有七十二小时，他连夜奔波马不停蹄，除去来回火车上的五十六小时和转乘大巴的时间，他统共只剩下三个小时。这三天里，他只靠着冷馒头和自来水填肚子，他经过家门，却连踏入一步的时间也没有。
三年后我回到祖国，这已经不是当年她离开时那片落后的土地了。宽敞的大道两侧种满了法国梧桐，眼珠乌黑的少年大声宣誓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大雁飞过一列列疾驰的火车，透过高楼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大海。我想，若是她看到这幅画面，她定会感慨得热泪盈眶。
电视信号不好，眼前的画面忽然一片花白，只有嗡嗡的杂声。
温笛猛然抬头，看到微笑的母亲眼角已经有了鱼尾纹。她再次低下头，不说话。
方仁又是一愣，心里感叹这两个小家伙的问题真是越来越刁钻了，他想了想，才回答：“大概就像是，你抬起头，忽然看见了夜空中一颗很亮很亮的星。”
他卒于1999年的春天，门前的梨花落了一地，他终身未娶。
她听得出来，那是一曲《凤求凰》。
回到1958年的那个夏天，全身湿漉漉的温笛怯生生地回到家里，被父亲一声喝住。发现温笛私下跑去河边玩水，温笛家里人气得不轻，罚温笛跪在地上，父亲随手抄起一根晾衣竿就往她瘦小的背上抽去。温笛痛得放声大哭，号得一整条巷子都能听见，正坐在高椅子上吃饭的陈嘉祐听见了，摔下碗筷拔腿就往门外跑。等他冲进温家的院子，刹不住车，整个人扑通一声倒在温笛面前，磨得他膝盖上的皮全破了，隐隐渗出血丝，他仰起头大声叫道：“不要打她！不要打她！”
温笛放下信，看着陈嘉祐的眼睛。
这时候，一旁的妇女忽然大声号哭到：“放开我，我女儿还在里面！放开我！我要去找我的女儿！”
他信誓旦旦，目光如炬。
陈嘉祐准点地来温笛家报到了。他轻松地爬上窗外的梨树，满树挂着个头很小的梨子，陈嘉祐顺手摘下一个，放在嘴里一咬，又酸又涩，他一边抛起梨子一边冲屋子里大声喊：“温笛，温笛——”
他不知道的是，她是喜极而泣。一点点，就只差那么一点点，他们就生死相隔了，一想到这里，温笛绝望得仿佛被掏空了心。
他站起身来，开始收拾他的东西。这天，他沿着北京城走了好久，连回去的路都忘了。那时街上的路灯要隔很远才有一盏，正是盛夏时节，飞蛾接二连三地拍打着翅膀撞击在路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