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执政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间，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挚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浪，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为划分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掺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不，石越心里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种奢侈。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地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太皇太后与皇上来了？”石越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这几年，凡是要面见外臣之时，高太后与小皇帝总是寸步不离的，连经筵高太后也会在旁边旁听。他仍然是不太敢相信——他才不相信高太后会亲自来吊唁。

    他的侍卫对他尊重有加，绝不会违逆他的命令，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亲近信任的感觉。而那些亲随做事也不够机灵，没有谁能如侍剑一样，事先就想到他要做的事，安排得妥妥帖帖。汴京一带的人，虽然聪明机灵，但却不太老实，让人无法放心，从桑家蜀中老家找来的人，却往往连言语都不太通。

    “相公，那个逻卒说，是皇上来了……”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这可不是安排的一部分。

    石府的下人，实际上却比石越想的要能干得多。马匹很快就准备好了，每个人都换上了更加合适的衣服，一切都妥妥当当，没任何毛病可挑。

    “是。”一个亲随应了一声，翻身下马，小跑着过去，拉住一个逻卒打扮的人，嘀嘀咕咕地打听着。没多久，这个亲随便又跑了回来，到石越马前，低声禀道：“禀相公，圣驾在此。”

    尽管萧佑丹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但自从经过上一次辽宋之间的危机后，石越心里就很清楚，只要有萧佑丹在，辽国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石越心里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称，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能王安石事先有所预感，也可能只是这个年纪的人未雨绸缪，总之，王安石预先留了四封书札，一封是遗表，一封是给司马光的，一封是给石越的，还有一封给家人安排后事的。

    他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王安石写给他的一封遗信。

    即使到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应。

    这让石越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

    没有任何预兆，上午，王安石还参与了小东门召见唐康的会见。回府之后，一切如常，按时就寝，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石越只要一想到这句话，脑子里就会冒出熙宁三年的九月，在迩英殿第一次见到王安石的情形，他甚至还记得王安石紫袍上的那块不显眼的油渍……

    他磨磨蹭蹭地拖了好一会儿，终于，还是吩咐亲随准备马匹。自从让侍剑做了石府的管家后，石越身边的亲随、护卫就不断地更换，很少有能追随他三年以上的人，因此也没有他特别信任的人。亲随现在都是侍剑帮他挑的，大多是依附石府或者桑家的客户佃农的子弟，护卫则是高太后派来的班直侍卫。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石越在街外面勒住马，皱了皱眉头：“去问问，怎么回事？”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地视为“新党”，在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得到王安石的丧报之后，石越有好一阵子不肯相信。范纯仁拉着他一道禀告高太后时，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亲眼看见王安石的遗体，他才意识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你说什么？”石越惊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以他所“知道”的来说，王安石早就“应该”死了六七年了，司马光也是如此。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应该”死的那一年没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后，石越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谁说他们就不能和几年前去世的文彦博一样，活上个九十多岁？

    另一件事，就是下旨从殿前侍卫班中，派出班直侍卫，给两府宰执充当护卫随从，这些班直侍卫两年一轮换，完全是官派的差遣。

    蒲宗孟、曾孝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地去世，章惇、曾布们又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的，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也许是自己太挑剔了。石越偶尔也会这样反省，但那种别扭始终存在，无法消散。

    但是，这个时刻维持着辽主与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理智，引导着契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智者，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随着唐康带回来的消息，综合职方馆的秘密报告，辽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机。

    从本质上来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地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休说这也是石越自己的理想，便算只是王安石自己的，石越也断不能辜负。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他在心里认同了高太后的这种安排。在这样的环境中，与王安石道别，的确能让人多出一些从容。这对许多人都是必要的。

    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石越并不是很想去面对王安石的灵柩，但是他知道，他是必须去那里的。就像是演戏一样，他去那里，不是给王安石看，也不是为了安慰他的家人，而是给更多的人看。

    如果辽军南下——虽然这仍然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口实，新党一定会痛骂这是司马光与他长期的对辽绥靖、软弱的结果——但反正都到了那种情况，也没什么好在乎的了。

    他也还能清楚地记得七年前，当他请王安石去杭州时，王安石对他说的话——“火坑我是不怕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写给石越的这封信中，王安石只说了一件事情。

    仿佛是嫌这一盆冷水还不够冰，绍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对时宣称辽国必将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个噩耗。

    聊足安慰的是，至少这些新党官员到时候应该都会是主战派。

    首先是作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反常。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操心旧党的事。

    石越知道宝相寺，也是因为这感慈塔，当年司马光曾经写过札子，请求罢修此塔。而主持修筑感慈塔的人，石越也不陌生，那是熙宁年间将作监最著名的木匠之一杨琰，此人是大宋朝许多水利工程的实际主持者，石越还曾经咨询过他的意见。当年曾经有人献策，请求重新考虑太宗年间的一项运河修筑工程，那项工程的目的旨在沟通惠民河与白河，从而通过襄阳水路，使得从汴京的惠民河坐船，可以不走陆路，直接南下，抵达长江！这条运河的长度不过区区百余里，若能建成，即使耗费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是值得的，但是其中却有无法攻克的技术困难，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因为火药的成熟，这些年来不断被应用于修路与开山等公共工程中，有人便想到过去无法挖开的大山，是否可以用火药来炸开，于是又重提此项工程。这件事最终因为杨琰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但也因为有了这些渊源，石越虽然以前从未来过这宝相寺，却也知道了这座感慈塔。

    这就是王安石在死前，对他的拜托。

    他脑海里，这两幅画面，不断地交替浮现。

    绍圣以后，高太后在宰相制度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在名号上加以尊重，但实际上绍圣朝的左右丞相，与西汉的丞相，不可同日而语，根本没有开府辟官的权力。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宝相寺位于瓮市子的西边，始建于后唐长兴元年，因为寺内的慈尊阁内有一尊弥勒佛大像，因此开封府的老百姓便称它“大佛寺”。在这寺内，还有五百罗汉像，以及始建于仁宗时，至熙宁年间才竣工的高达二百二十尺的感慈塔两处闻名遐迩的名胜。

    而这宝相寺在开封府，大约也就是比分别为左右街僧寺首领的大相国寺与开宝寺，以及建国初重建的太平兴国寺要稍逊一些。其形势制度、剞劂丹青，亦可称得上是壮丽梵宫。

    王安石于前一天晚上逝世！

    石越绝没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宁最后那几年的阴影，眼见着这个国家财政开始充裕，边境安宁，朝野各种政治势力难得的相安无事，甚至有点齐心协力的意思——这二十年来的努力渐渐都有了好的结果，心理上刚刚感觉松了口气，正待大展拳脚，继续做一些以后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绍圣七年，却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找到的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国的即将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要求对辽国强硬，甚至要求北伐，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王安石压制以后，新党将首先发难的目标。这是他们不满已久的事情。

    尽管不太喜欢王安石，但高太后还是以最高的礼节，下旨罢朝三日，以示哀悼。除了派出韩忠彦亲临吊丧外，还赐给王旁十万贯交钞，作为治丧之用，又特别吩咐不遣内侍监护葬事<span class="notetext" data-note="宋时风气，大臣近戚死后，例遣内侍监护葬事，称为“敕葬”。敕葬最初为一种荣耀，但是因为丧葬之事全部听监护官处置，结果虽然有皇帝的敕葬财物，但监护官往往不计费用，最终仍然导致死者家属无力承受，甚至多有破产者。当时有谚语说：“宣医纳命，敕葬破家”，大臣近戚对此无不避之惟恐不及。"></span>。此外，议谥、追赠、陪祀高宗，还有王安石子侄的荫封……无一不是极尽荣宠。甚至太常寺与礼部已经开始在议论，要将王安石配享孔庙——此事或者还将会争论，但是最起码会入祀先贤祠。

    虽然这给人联想，但石越倒并不介意。也许高太后别有用意，但这的确也是一种恩宠。因为宰执们的护卫，原本就应该是禁兵厢军，升到班直侍卫，没有什么不妥，以宋朝宰执的威严，差使班直侍卫与差使禁军厢军，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兵部尚书章惇的侍卫不过顶撞了他一句，当场便被章惇援引军中“阶级之法”给斩了，连卫尉寺都不送，事后高太后反而下旨褒扬章惇，被他杀了的侍卫的家属不仅没有抚恤，还成了罪人家属。此事之后，好长一段时间，石越的十几名护卫见着他就战战兢兢，说话声音也不敢太大。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以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行免役；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政府雇佣，让政府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在军事与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论色彩太强烈了，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如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先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可是，石越却丝毫没有办法感到庆幸。

    可就在石越开始这样以为时，王安石却突然死了。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着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而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下，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石越也让许多人大感失望。

    石越远远地便听到洪亮整齐的梵音从宝相寺方向传来，他知道这是高太后调集了上千僧人到宝相寺做道场，此事司马光虽然不以为然，但是王安石本人也信佛，而高太后实际上也是信佛的，因此也无法多说什么。石越原本对此无可无不可，但此时听到这声彻数里的梵音在耳边缭绕，开始尚不觉得什么，然而听得一阵后，虽然他全然听不懂那梵音唱得是什么，但是渐渐竟也能感觉到那声音里的悲悯与抚慰，心情竟奇妙地变得平静。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死法？

    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萧佑丹坏事后，还曾经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宣称大宋最惧怕的就是萧佑丹，以此来帮萧佑丹一把。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犹豫，萧佑丹就已经变成了刀下冤魂。

    “……惟愿公等努力，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原本，石越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有萧佑丹在！

    从韩维、韩忠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取决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那逻卒没有提太皇太后，他说是皇上来了，护驾的是武城侯与阳信侯。”

    而遵照王安石的遗嘱，他的灵柩，将运往金陵，与他的长子王雱葬在一处。船只车马，皆已经准备就绪，王安石的灵柩，将只在宝相寺停放七天，然后，就会永远地离开这座城市。

    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但这种平静却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宝相寺附近，石越惊讶地发现，整个寺庙周围，隔着两条街起，便已经戒了严，街面上到处都是禁军与开封府的逻卒。

    此时此刻，石越才深深地觉得，失去王安石，对于他，对于大宋，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惟一不便的是轮换制度，虽然石越大可对这些侍卫不闻不问，但隔两年就要与新面孔打交道，仍然是一件麻烦事。不过这个制度高太后看起来也没有认真执行的意思，韩维、司马光在议事时提了一句，他们两人的侍卫就一直没有换过。所以，石越甚至都觉得自己的那一点点怀疑也是想得太多了，只有潘照临对此嗤之以鼻。但不论如何，石越并不想试着去请求自己的护卫也不要轮换。

    石越张了张嘴，但是终于没有“啊”出来。

    对石越来说，这件事可以说突然，也可以说不突然。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并不能为所欲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挑战的。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待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石越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的确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是空穴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的——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地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这样，他就必须忍受些许的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