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一 远谪南荒
宋制，谪官奉到诰命之后，必须立即离任，不待交代，不得逗留，被押解的使臣催督同行。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初三奉到新命：
“依前左朝奉郎、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军州事。”
即日进上谢表，辞告文宣王庙（孔庙），火急治装，率领全家眷口，星夜启程就道了。
然而，侍御史虞策复言苏轼罪重责轻，再诏：“降官为左承议郎。”按官制：朝奉郎为正七品，承议郎为从七品。在苏轼看来，都是一样。
苏轼一家，沿着太行山前进。时在梅雨季节，天色阴沉，心情更是沉重。到了距定州西南百里的赵州临城道中时，天气突转晴朗，使苏轼“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甚是高兴。因他回想去年冬季赴定州任时，取道于此，却逢连日风埃阴晦，未尝了了得见太行；而今远戍岭外，终于看到此山北走的雄姿。中国人有崇拜山岳的传统，因为高山与“天”最为接近。当此晦黯的行程，得见高山岳岳，想到韩愈当年，遇大赦由郴州赴江陵府任法曹参军，路过衡山，有《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说：“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净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来定州时，风云晦暗，象征此行的不吉，正已应验。现在远赴谪所，则天气已经晴朗，岂非不久可赦还的吉兆？与韩愈的经验一样，苏轼仰望丽日晴空的太行山脉，精神为之一振，便对儿子们欣然说道：“吾南迁，其速返乎！这是韩退之衡山的吉兆。”
继至相州南四十里的汤阴县，旅途饥疲，遂在道旁摊肆里打尖。大家停下车来，喝了豌豆大麦粥。
苏轼要儿子们注意，苏家环境，今不如昔了，现在黄尘蔽天、赤地千里的路上，能够得到“青斑照匕箸，脆响鸣牙龈”的新鲜豌豆吃，已很不易，人须勇于忘怀昨日的“玉食”，则今晨的一盂麦粥，未始不是无上的享受。
途中作诗寄定武同僚，则曰：
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
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
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
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
御史刘拯，落井下石，再言：“苏轼敢以私愤行于诏诰中，厚诬丑诋，不臣甚矣。”指的仍是那篇吕惠卿责降诏。于是，朝廷再加重惩处：
“合叙复日不得与叙，仍知英州。”
十余日间，三改谪命，朝局之乱，可以想见。哲宗虽有召章惇为相之意，而李清臣还想抢前一步得手，所以竭力表现变革，恢复熙丰的旧法，除命各路常平使者等等，异常忙碌。
闰四月的天气已很炎热，乘着牲口走这么漫长的道路，如何得了。苏轼自忖：“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必将死于道途。十四日到达滑州，乃状奏朝廷，请求皇帝顾念八年经筵之旧，准赐坐船前往。
十八日至汴京附近的陈留，苏氏眉州乡邻杨济甫派他的儿子杨明（子微）遄程赶来相送。这位晚辈，自言懂得“术数”，他看苏轼绝对不会死于岭外。苏轼听了很高兴，说：“若是应验了你今天这句话，一定为你写《道德经》一部，以当酬谢。”
雍丘县令米芾派专使来迎，苏轼答书说：
辱简，承存慰至厚，哀感不已。平生不知家事，老境乃有此苦。蒙仁者矜愍垂诲，奈何，奈何。入夜目昏，不谨。
从此信中可以看出苏轼在元祐一朝八年间，虽然官至殿阁学士，封疆大吏，但却并无积蓄，依然两袖清风，面对流亡，就不免捉襟见肘起来。
苏辙罢门下侍郎，出知汝州军州事，早于上（四）月二十一日到任。苏轼自陈留绕道临汝，往别其弟。
苏辙的经济情况，原来很穷，所谓“债务山积”者是也。但自元祐以来，久官京师，宋朝的俸禄制度，京官比外任官优厚，久居一地，消耗也少，不比苏轼，常年南北奔走，一点俸给，全都在道路上花光了。
苏辙分俸七千，交给苏迈，决定由他带领一大半眷口，住到宜兴去。可以靠那里的一点田产生活，也免苏轼后顾之忧。 1
兄弟相聚不过三四天，前途阴雾重重，混沌一片，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匆匆别去，回到陈留，幸已得旨准许舟行，他们一家就在那儿登船续发。
哲宗既已决心绍复熙丰新政，首即起用章惇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翰林学士范祖禹力谏“章惇不可用”，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右相范纯仁承宣仁太皇太后病榻上谆谆嘱托，竭力奋斗，但也无法挽救这个变局，只得坚决求去，乃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颍昌府。两范先后罢去，元祐大臣，几已尽矣。
闰四月二十二日，章惇抵京莅职，马上援引他的同党蔡卞、林希、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入朝，分据要津，把持言路，个个弹冠相庆。
帝又召蔡京为户部尚书。京，字元长，仙游人。他是蔡卞的哥哥，而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于元丰末年曾知开封府事，司马光复差役法，阖朝反对，但他固执己见，令限五日之内办好，大家又认为期限太促，绝无可能。唯独开封府如期报办，司马丞相大为欣赏。这次还朝，适逢章相又欲变复役法，置司讲议，久而不决。蔡京便与章惇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讲为？”雇役遂定，似此毫无原则、一味逢迎的小人，奸伪可知；而北宋后期，却将国家命运托付到这帮人的手上，实在可悲。
苏轼行至南都，南都已经喧传朝中群魔乱舞，一股仇恨的烈焰，像火山爆发一样，烧遍了汴京。章惇、蔡卞领头，热烈策划如何向元祐诸臣一个一个地报复，不论已经死亡的，或已贬谪在外的，都要一网打尽。这一伙人凶焰高涨，肆无忌惮，甚至在殿陛上狂言怒詈，叫嚣成市。
苏轼的谪命，已经三改。现在章七得势了，对于这位英雄人物的性情，轼最了解。惇有为恶务彻的毒辣、睚眦必报的狠劲，祸患恐怕不止于此，更大的严谴，亦在意中，所以寄定州同僚孙敏行（子发）书说：
某旦夕离南都，如闻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凡百委顺而已，幸勿深虑。
五月抵边，行至汴上，晚辈晁以道（说之）置酒饯行，酒酣，情绪激越难制，非一发泄不可，素不善歌的苏轼遂引吭自歌古《阳关》一阙。这，岂同平常的筵边唱曲，直是长歌当哭而已！
元人陈秀明《东坡诗话录》引苏轼手记一则：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方迁岭表，独歌此曲，聊复书之，以识一时之事，殊未觉有今日之悲，悬知有他日之喜也。 2
这最后两句勉强自慰的话，实在比痛苦还要感伤。
苏轼这一路行来，沿途多遇故旧。如至韦城，遇吴安诗的外甥欧阳思仲，为感激安诗因撰苏辙告词而落职，特在客邸书《松醪赋》一幅，托欧阳转致；渡黄河，见杨济甫之子杨明；过雍丘，晤米芾和马梦得；至汴上，与晁说之饮别，遇任伯雨同舟共载；抵山阳，徐积（仲车）来慰问；至九江，与杭州同僚苏坚（伯固）相晤，其时伯固将赴湖南澧阳，所以作《归朝欢》一曲赠他；至虔州，与俞括入崇庆院观宝轮藏等等，真可以说是交游天下，故旧满路了。无奈再此前行，一过大庾岭，将被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炎荒之地，孤独的恐惧，化作他无限凄凉的高歌。
门人张耒，向在京师为著作郎兼史院检讨，在馆八年，苜蓿自甘，后擢起居舍人，现在正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事。苏轼到扬州，张耒受官法限制，不能迎谒老师，特地挑选了两名兵士————王告和顾成，随从南行，沿途照料，一直护送到惠州。苏轼很得力于这两人，与文潜书有：
来兵王告者，极忠厚，方某流离道路时，告奉事无少懈。顾成亦极小心，可念。
六月初七，阻风于金陵。初九，儿子们为遵亡母的遗言，再度恭奉阿弥陀佛像于金陵清凉寺，作水陆道场，祈求先灵冥福。佛事毕，苏迈一房眷口，先赴宜兴，部署一切。
金陵崇因禅院长老宗袭，新造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妙相庄严，苏轼也往瞻拜，就在观音前许下一个心愿：“吾如北归，必将再过此地，当为大士作颂。”
续向当涂进发，际此流金铄石的溽暑时节，船上闷热不堪。苏轼忽然记起杭州中和堂的东南颊，“下瞰海门，洞视万里”。即使是三伏天，也常有萧然的清凉。而他现在所要去的前途则是炎荒的广南，这就使他作诗怀念“独有人间万里风”的杭州中和堂来了。
距当涂六十五里的慈湖夹，船被大风所阻，停了下来。这条水路，全是韩愈当年贬谪潮州时所走过的路径，韩诗中记述的地方情景，目前一点没有改变。苏轼闷在船舱中，也写下《慈湖夹阻风五首》，首先即说“我行都是退之诗，真有人家水半扉。……”，一申他那“异代同命”的寂寞之感。
这五首诗，看似平常记行写景之作，其实尽是苏轼此日虽身在苦难中，仍不失英迈自许的气概之作，如：“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政治的暴风雨可以摧残我于一时，而我本明月，无妨志节皎然于人世；“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世路艰难，何独岭外，只要小心应付，未尝不可逃过；“弱缆能争万里风”————六十老翁，万里行役，何惧之有。
人生的际遇，常有山穷水尽、绝处逢生的奇迹。五诗中的第二首，即是写此秘密的心愿：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一个人被命运投弃于水天无际的荒江上，不知如何才能突破迷茫，找到出路。彷徨中，突然看到有卖饼的小船过来，知道村落就在山前，不能没有蓦然回到人间的喜悦。这短短二十八字，写出苏轼被蒙在命运的黑雾里，危疑震撼中，寻求一线生机的渴望。
苏轼躺在船头，卧看落月，船夫在叫：“风转向了！”于是他们就可以开船，继续上路了。
人生经历患难愈多，精神境界便自不同。如此次途中，与好友参寥书，苏轼但言：
某垂老再被严谴，皆愚自取，无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坠甑，无可追计。从来奉养陋薄，廪入虽微，亦可供粗粝；又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既不失所外，何复挂心，实翛然此行也。已达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识中有忧我者，以是语之。
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饱之外，亦无所须。承问所干，感惧而已。
“所干”，宋人的口语，意为“需要什么帮忙”。
另一方面，章惇、蔡卞执政的朝中，却是恨火方盛，力谋报复。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了；安石的女婿蔡卞已奉命将《神宗实录》重写，以张商英为谏官，正在准备大肆罗织。五月，元丰间与蔡确、章惇、邢恕互相交结，人称四凶之一的黄履，又被召回朝来，开复了御史中丞的原职。章惇用这凶手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仇怨，所以元祐旧臣，便无一得免了。
侍御史虞策再度发难，章惇、蔡卞等幕后支持，重议对苏轼的处分，以为罪大责轻，应该再降。最后的决定是：“苏轼，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间，还有一个故事。
章惇初登相位，即慨叹道：“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
有人推荐林希（子中），但他现任礼部侍郎，名位高于中书舍人。章惇立刻保证给予同省执政的地位，他就俯首听调了。自此，凡元祐名臣的贬黜制文，都出于林希的手笔。 3
林希与苏轼为进士同年，素相厚善。元祐初，苏轼被擢起居舍人，曾推林希自代，因此得除记注官。后来又为杭州交代的前后任，平日诗筒书问，往来不绝。当苏轼进翰林院日，林希撰启致贺，有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褒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现在为利禄所诱，执笔草苏轼谪降惠州的告词，则丑诋不遗余力，如言：
……朕初即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肆怨诽。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以至交通阉寺，矜诧幸恩；市井不为，缙绅共耻。尚屈彝典，止从降黜。
今言者谓其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朕非可赦。宥尔万死，窜之远方。虽轼辩足以饰非，言足以惑众。自绝君亲，又将奚憝？保尔余息，毋重后愆。可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苏轼一行，抵达当涂县时，责授建昌军司马的告词才刚下来。在苏轼看来，一切都是任人摆布的情势，无所谓轻重好坏；英州（广东英德）、惠州（广东惠州），皆在广南，都是大庾岭外，心里毫无计较。只是万里投荒，他没有理由要拖累儿辈，事实上也无法挈带全家同去，所以坚决主张，他要独自一人前往贬所。
他的儿媳们绝对不肯让这六十老翁，在无人照顾之下，独行万里，到那完全陌生的炎荒去生活，大家环绕着他涕泣求行。最后决定，他只带幼子苏过一人同去，叫次子苏迨带领二、三两房眷口到宜兴去，跟大哥苏迈同居。是年，苏过二十三岁，已有侍父远行的能力了。
六月二十五日，苏轼在当涂旅次，亲书六篇自作的赋，赠别次子。本集《书六赋后》云：
予中子迨，本相从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可复以家行，独与少子过往，而使迨以家归阳羡，从长子迈居。迨好学，知为楚词，有世外奇志，故书此六赋，以赠其行。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苏轼一向保持朴素的家风，在京师时，家伎不过数人。这与当时士大夫们邸宅里檀歌不息、美女如云的豪侈风气比起来，真是十分寒碜。且自外放颍、扬以来，本来准备退休，已先陆续遣去数人。到这时候，还留在家里的，不过寥寥二三人而已。
姬妾，原是富贵荣华的附件，没有与家主共患难、同死生的义务，何况此去是南蛮瘴毒之地。所以，苏轼要“开阁放伎”，各替她们安排一个去处。
唯有朝云，她坚决不肯在这患难之中，离弃家主于不顾，尤其是王夫人已经过世了，这孤独的老翁，岂能没有一个妇人照顾他的起居饮食？所以，她热情而又果敢地表示，一定要随侍苏轼南行。
这种风义，这份热情，使苏轼大为感动。后在惠州，读《白乐天集》，想到乐天那么热爱樱桃小口的樊素，但最后，樊素还是离开了老病的乐天，远走高飞。遂作《朝云诗》一章，记其感念之情。诗前有引，曰：
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
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唐人，尝有子曰幹儿，未期而夭云。
关于白乐天的放伎卖马，是这样的：
乐天于唐大和三年（829）五十八岁时归洛阳，即纳樊素为家伎，侍乐天者凡十年。至开成四年（839）十月，老年的乐天，得了风痹症，体弱目眩，左足不支。陈寅恪论其事曰：“既然生理的不可能有伎乐，患了风痹，当然遣伎。”类推，足力不支，当然卖马。
不料樊素临别依依，辞曰：“素侍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不忍遽去，卖骆马则曰：“五年花下醉骑行，临卖回头嘶一声。项藉顾骓犹解叹，乐天别骆岂无情。”就因这骆马回嘶，樊素陈辞，使乐天终于不忍割舍，作《不能忘情吟》二百五十五言，两俱留之。
但是明年三月作《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曰：“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樊素毕竟还是去了。
而朝云则随侍苏轼万里投荒，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生活，使苏轼对这个红粉知己，不得不心许她与结发夫妻无异。希望将来能够同向三山仙去。诗曰：
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伶玄。
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从当涂分手，苏迨等人遂去宜兴，苏轼与儿子过、朝云并二老婢，主仆五人，径向江州（江西）进发。 4
传说苏轼侍妾，除朝云外，还有一个碧桃，也于此时亲自从南康送至江西都昌县安顿。苏轼还为她留题一诗：“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原诗石刻在县治内，《都昌县志》亦载其事。 5
二 过岭
苏轼舟过庐山之下，远望群山，峰峦间乱云腾涌，天色阴霾。独立船头，仰望山岳是何等伟大，人则非常渺小，情不自禁地对着庐山也自默祷起来。时未及午，浮云尽散，天色豁然晴朗，迎面众峰凛然，倚天无数青壁。于是，这多难的老人，脸上便自绽出一丝微笑。
时序进入八月，某夜，船泊分风岭，已经是三更天了，岩边忽然人声鼎沸，许多官差明火执仗，要上苏家船来。
原来本路发运使已知朝廷新颁的后命，对于这个已被“严谴”的罪官，小题大做，连夜派了五百人来拦截，要收回官方供给的坐船。
苏轼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跟来人商量：“乞准连夜赶往星江，只要靠着埠头，即可自行雇船，随将官船缴还。”幸得来人许诺，但是苏轼并无把握能够半夜之内赶到星子，迫得望空向顺济王（龙神）默祷曰：
轼达旦至星江，出陆至豫章，则吾事济矣。不然，复见使至，则当露寝埔溆矣。 6
不久，江风掠耳而起，篙师亟亟升帆，船帆吃饱了风，就很快开行了。抵南昌吴城驿，再祷于顺济王庙（每个沿江码头，皆有此庙），留题于望湖亭上。
苏轼此时，流离道路，身受着无比刻薄的政治迫害。然而，他作望湖亭诗，却曰：
八月渡重湖，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暮蔼一山孤。
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
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中国的文人，一朝失意，不是高蹈林泉，吟风弄月，便是醇酒妇人，佯狂玩世。而苏轼不然，他自认是尘凡中的一个普通人，虽然环境逼得他只想隐遁求全，但却并不真能忘怀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也不能掩熄他自己生命中的光热。即使他所一生服务的政治，变得那么颠倒错乱，而此时此际又身受着刻毒的欺凌，但血管里流着的志士热血，并不真能冷却。到他吟出“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时，任何人都能体会到苏轼生命的灰烬里，依然埋着不熄的火种。
到了豫章（南昌），苏轼自己雇了船，继续舟行，然而前途等着他的，是长达三百里的赣石之险。
自赣州府城之北，章、贡二水汇合处开始，一直到万安县界，这条三百里长的水路，不但江流湍急，而且水面下怪石列布，木船碰上巨石，立刻船沉人溺。这许多水底嶙峋，人称“赣石”。赣石形成一十八个险滩，其中以黄公滩为最险。苏轼身在丛险中，朝廷告下：
“苏轼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这篇告词，即是前举林希的手笔。苏轼读后，但说：“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时，行程适过赣石最险恶的黄公滩，乃作《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诗————苏轼故意将“黄公滩”写作“惶恐滩”，以纪此一时的心境：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进入虔州地界，游了郁孤台、光孝寺的廉泉、尘外亭和天竺寺。苏过也步和父亲的韵脚，作了《题郁孤台》诗（《斜川集》）。
苏轼十二岁那年，老泉从虔州漫游归家，给他讲过：虔州近城山中天竺寺里，有白乐天手书真迹的一首诗，笔势奇逸，墨迹如新。这首诗曰：“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就诗而论，不是一首好诗，辘轳体的文字游戏而已。因为这是一个乡居童子，静听远归的老父，说故事一样讲给他听的旅途见闻，其中蕴蓄着无限温暖的亲情，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四十七年后，这从前的童子，今已五十九的高龄，又是身在负罪被谪的境遇中，也到了虔州的天竺寺，不免去重寻白乐天这个旧存手迹，不料诗已亡失，现在只有石刻在了。牵动心事的苏轼，为之感涕不已，他的哀伤是“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7 。
苏轼身遭迫害，顿有无地自容的困窒。于是，道家离世的神秘思想，便很自然地吸引了他。八月二十三日，与王岩翁同谒虔州祥符宫，他以非常的虔敬，瞻拜了冲妙先生李思聪所制的观妙法像，自言：“以忧患之余，皈命真寂。自惟尘缘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签卜。”求得一签云：
平生常无患，见善其何乐。
执心既坚固，见善勤修学。
苏轼再拜受教，决心从此学道，诚惶诚恳地说：“敢有废坠，真圣殛之！”
绍圣元年（1094）九月，遂度大庾岭。
岭在江西省大余县南，广东南雄市北。唐张九龄开山径，植梅岭上。宋时立关于此，名曰梅关。地居赣粤交界之处，以五岭分隔中原文明与南国炎荒。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岭外地方还很陌生，众皆认是蛮荒瘴恶之地。
宋不杀大臣，大臣负罪，以贬谪岭外为最重的惩罚。元祐前期，蔡确在安州作《车盖亭诗》，谤讪太皇太后，元老文彦博主张要贬蔡确于岭外，范纯仁听到这消息，便向宰相吕大防劝说道：“我朝自乾兴以来，无人被责过岭，此路早生荆棘已近七十年。现在如从我们手上，重加开启，将来政局发生变化，恐怕自己也就不免了。”大防闻言，遂生警惕，不敢作此主张。
不料哲宗亲政，政局果然大变，而第一个被贬岭外的，却是从未执行过实际政务，而且是当今皇上自少至长、一向敬爱的师傅。政治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像风一样，是一种权力所化生的气势，毫无理性可言，气势所至，便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苏轼便是被此一气势所冲决到岭外来的第一人。
但是，人生亦无非一场大梦。
死生祸福，非人所为，人亦执着不得。苏轼今日行于大庾岭上，孑然一身，宠辱两忘，决心要把自己过往的身世，一齐抛弃在岭北，要把五十九年身心所受的污染，于此一念之间，洗濯清净，然后以此清净之身，投到那个叫作惠州的陌生地方，去安身立命。
苏轼的学养，使他的眼界不致如一般人那么狭窄，那么局限一隅而患得患失。现实社会逼得他走投无路时，他的精神生活活跃起来，就另有一个神秘的想象世界收容了他。
将这想象世界形象化的，就是道家海上三神山（瀛洲、方壶和蓬莱）的理想环境。在那一片充满和平，没有名争利夺的自然生活里，餐霞服气，炼丹修养，倘与神仙同化，便得长生不老。此一神秘的向往，帮他超脱坎坷的世网，助他回归虚静的自然生活，使他对所热爱的生命，不致陷于完全绝望。
苏轼往大庾岭途中，就是凭借这种向往，使他的心灵境界，骤然从平凡人世的悲惨现实中，一跳登上了想象世界永恒的边缘。
苏轼认为放逐海滨，适足成全他刬落一切过去，勘断诸般尘缘，“阴学长生”的心愿。即此梦境，使他想起李太白流夜郎赠韦太守诗中，有一联句子：“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这十个字，个个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作《过大庾岭》诗，就很大胆地全部借了过来。诗成，题于岭巅龙泉钟上：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
在岭路上，苏轼偶于林麓间，遇见两个道人。他们看到苏轼，便退回茅屋里去，深入不出。轼很诧异，对押送他的使臣说：“此中有异人，可同访之。”进了屋子，这两个道人都在，气度潇洒，问使臣道：
“此何人？”
“苏学士。”
“得非子瞻乎？”道人说。
“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使臣说。
两道人相视而笑，说：“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
苏轼默忖：“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 8
过了大庾岭，遂从南雄下始兴，到韶州，过月华寺而至曹溪，一路游山玩水，南国风光，一新耳目。
曹溪南华山南华寺，是六祖慧能的道场，原名宝林寺，宋太平兴国三年重建，改名南华。苏轼至寺，礼拜大鉴塔，塔藏六祖真身。为题“宝林”两个大字，作寺额，现在犹存。
《南华寺》诗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一种忘失本来面目、误落人间的悲哀油然而生。
然后，过英州，游碧落洞，下浈阳峡，遇到他那学道的朋友潮阳吴复古（子野）于舟中。复古见面，对于得失祸福之事，一字不提，但劝苏轼道：“邯郸之梦，犹足以破除虚妄而归真。何况阁下今日，已经目睹而身经了，亦可以稍信矣。” 9
至清远峡，游峡山寺，观瀑布。至清远县，遇见一位当地的秀才，大谈惠州风物之美，苏轼甚为高兴，作诗曰：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江云漠漠桂花湿，梅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
恰从神武来宏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他在广州，游了白云山上的蒲涧寺、滴水岩等名胜后，便与宝积寺、延祥寺的两位长老，冲虚观的道士，当地的巡检史珏同游罗浮。罗浮是岭南第一名山，也是有名的道教胜地。中国道教中，葛洪的灵宝教派即以罗浮山为法坛。罗浮海拔一千二百余米，白云隐现，风雨凄迷，山势峻拔，宛如浮于海上，故神话传说特多，十分吸引苏轼惶惶惑惑的心情。他们先至东莞县属的石泷镇，换乘小船溯溪十五里至泊头墟；上岸，改坐轿子走十五里至罗浮山；憩于延祥寺，由寺寻宝盖峰，攀登峭崖之上；入宝积寺，饮梁朝景泰禅师的卓锡泉，作《品水记》。翌日，游长寿观；再到冲虚观参观了葛洪丹灶的遗迹和朱真人的朝斗坛，坛北有洞曰朱明，这是道书中所说全国三十六洞天的蓬莱第七洞天，尊称为“朱明耀真之天”。苏轼去看，榛莽封道，进不去。山泉从洞中流出来，铿铿如鸣琴，水底满生菖蒲于石上。苏轼又往访道士邓守安、李道元，两人都不在；还宿宝积寺中阁，夜大风，适遇山烧，景色壮美，焰中爆裂有声，叹为奇观。
苏轼此行，游踪所至，皆有诗；从行的幼子苏过也几乎篇篇都有步韵之作，才华初露，头角峥嵘。做父亲的老怀欢慰，不言可喻，而最使他欣赏的是这小儿子，年纪那么轻，却也信起道家的养生法来，每天半夜里起来打坐；又学作赋，笔力甚健，所以苏轼《游罗浮山》诗说：
…………
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
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
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
…………
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他们一行，间关万里，到达了惠州贬所。
三 初到惠州
提举杭州洞霄宫的章惇，既相天下，接替了吕大防的地位，他这一帮人物，便竞先报怨，其中以张商英的表现最为凶悍。初被召为右正言，立即上疏言：
元祐诸臣，一切所为，无非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诛赏未正，乞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
商英是个热衷利禄的小人，但也颇有才干。元祐以来，极不得意，他要报复，遂定下了“一网打尽”的毒计。倘如照他疏述办理，就档存章牍来寻资料，则在当时尽废新法的国策之下，一切语言文字，皆是有凭有据的罪证，元祐臣工，还有谁能逃过这天罗地网？
哲宗朝绍述之祸的惨烈，从张商英言，“类编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一节，是肆毒缙绅、衣冠涂炭的一大始机。
五月间，章惇又把出名的凶手黄履引进朝来。秋七月，台谏官们便交章论司马光等变更先朝之法，为叛道逆理。竟然主张掘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断棺暴尸。幸而哲宗将此问于许将，将对曰“此非盛德事”，才未实现，改为追夺赠谥，将墓上所立的神道碑，统统扑毁。
其时，朝中还留着一个铁面无私、刚正敢言的监察御史常安民，是他首先揭发蔡京之奸，又说：“今大臣为绍述之说，皆借此名以报复私怨。”指斥道：“张商英求官于吕公著，谀佞无耻，近乃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为博士，亲定光谥为文正，近乃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出于公论乎？”章疏前后至数十百上，皆不报。
新政派人人弹冠相庆，唯有资格最老的吕惠卿顶不得意，盖因他在政治舞台上演惯了戏，做工太好，一旦被人揭穿，便变得一文不值了。冬十月，诏以吕惠卿知大名府时，常安民进言于帝曰：“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帝而泣，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皇上很注意他这句话，决定试试看。吕惠卿至京，请面对，见了哲宗，一说到先皇帝时，果然伏地大哭。皇上厌恶极了，正色不答，惠卿之计不售。
常安民再论章惇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权。终被论为“党于苏轼兄弟”，出为滁州监酒税。
章惇党既已整肃死人，当然不会放过活口。虞策再攻苏辙以汉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罪大责轻，请远谪以惩其咎。哲宗说：“已谪矣，可止也。”但右正言上官均又并攻吕大防和苏辙，说他二人“擅权欺君，窃弄威福，朋邪诬罔，同恶相济”，列举六大罪状，同时牵入李之纯和现在一力投靠的杨畏、虞策、来之邵等，说他们以前都是大防、苏辙的党羽，现在皆应同时清算。
于是，苏辙被特降为左朝议大夫知袁州。
这篇谪词，也出于林希的手笔，开头就说：“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之学，惊愚惑众。……”
苏辙读到时，双手捧着告词，哭了。他说：“某兄弟固无足言，先人何罪耶！” 10
这篇告词中，说到宣仁太皇太后之任用苏辙，则曰：“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林希代皇上撰文，竟使孙儿大骂祖母为“老奸”，陷哲宗于忤逆不道。利令智昏，连他自己想想也良心不安，据说某日，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 11
言官有言，三省同议，认为吕大防、刘挚、苏辙三人，所受处分，不过落职降官，黜知小郡，实在“罪重谪轻，情法相违”，请求更加详酌；而监察御史周秩则说：“挚与辙讥斥先朝，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而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章惇等又编了一张黑名单，列文彦博以次三十人，拟全部窜逐岭外。李清臣为反对章惇，所以进言：“更先帝法度，不能无过，然皆累朝先臣，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皇上乃下诏曰：“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罚，其布告天下。”这张黑名单中的元祐大臣，才得暂时幸免远谪，改为：
降授知随州的吕大防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降授知黄州的刘挚，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降授知袁州的苏辙，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在苏轼到达惠州之前，辙已回到元丰年间曾监酒税的江西高安去了。
章惇与苏轼之间，为何有这样的深仇大恨，文献无征，不甚明白。
哲宗绍述熙丰新政的这个时代，刚一揭幕，那些见风转舵的言官们，放下在京朝的执政大臣不论，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即是远在定州的苏轼，这情形甚不可解，有人解释为：其时哲宗已有召章惇为相之意，朝中做官的，都想拿打垮苏轼来作晋见新相的见面礼。果然如此，则章惇对苏轼“欲得之而甘心”的毒念，在当时的官僚社会里，必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了。
苏轼被责知英州为闰四月初三，后二十余日，章惇才到京任职。他一登上相位，果有重议苏轼讪谤罪责之论，续有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的后命，则章惇对苏轼的恶意，果是事实。
苏轼与章惇交识甚早，同游仙游潭时，苏轼不敢走两谷间的独木桥，章惇平步而过，毫不畏惧。苏轼说笑道：“子厚他日必能杀人。”
元祐初，同在京师，又一类似的故事：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的家事。” 12
当时戏言，殊不知章惇今日，所要谋反的，所要杀的，却是苏轼。
有人说熙宁八年（1075），章惇知湖州，苏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诗，有“方丈仙人”一联，使章惇疑在讥嘲他的出身，因此结怨。
这话有个故事的背景：章惇的父亲章俞，少年时，行为很不检点，与他早寡的岳母杨氏私通，生了章惇。原想将这私生儿溺毙算了，幸得杨氏之母不忍，劝她留了一手，用一大盒，将这新生儿缄封在内，送与章俞。
章俞推算这孩子的五行（八字）很好，断定将来可以光大门楣，所以雇用乳母，将他养大了。后来登第做官，与苏轼相交，苏作《送章七出守湖州》诗，首联：“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章惇疑心是在嘲笑他这不大体面的出身，因此怀恨在心。至绍圣开元，得相天下，遂逼令苏轼渡海，意在报复云云。 13 此说流传甚广，人云亦云，其实不确。
章惇出知湖州后五年，苏轼因诗狱一案，被谪黄州。那时候，忧谗畏讥，非至亲知交，不敢以文字与人，独与章子厚书，坦述自己和弟辙经济窘迫的情况，娓娓详道黄州的生活；可见他们之间的交情依然深切。宰相王珪在神宗面前谗害苏轼，章惇代抱不平，苏轼贻书有“子厚平居遗我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的话，两人交谊何尝有所芥蒂？
元祐初，章惇知枢密院事，与司马光时时发生摩擦，司马不堪虐侮，幸赖苏轼居中调护和疏通，才得稍解。
这许多事实，皆足证明章惇于元祐元年春出知汶州，退出中枢政府之前，与苏轼的交谊还是非常完满的，并无嫌怨。可是，章惇这次离京以后，惇轼之间，确也再无往来形迹。
当然，元祐时期，苏章二人的政治立场不同，内外有别，使他们疏远了，这是非常自然的情势，不足以发生深仇大恨。所以，章惇相天下，首欲除掉并不在朝的苏轼，后又千方百计，非欲置之死地不可，恐怕私怨的成分不大，而是政治夺权的情势下，严重的猜疑所造成的祸患。
问题的症结，恐怕还是在于苏轼与哲宗的关系。
哲宗皇帝生性仁厚，少时有“不践蝼蚁”的美德，所以绝对不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帝王，只因年少识浅，感情冲动，心理不太正常，便被小人利用而已。
哲宗的仁厚，从下面的事例可以看得出来。苏辙当廷顶撞，皇帝已经盛怒；但于出知汝州，侍御史虞策以为罪重责轻，乞加远戍时，哲宗便说：“已谪矣，可止也。”吕大防既谪安州，他的哥哥大忠自泾原入朝，哲宗还问：“大防安否？”而且说：“执政欲迁诸岭南，朕独令处安陆（湖北），为朕寄声问之。大防朴直，为人所卖，二三年可复见也。”
可见这青年皇帝，还算是个非常念旧的人。
哲宗之与苏轼，关系更不平常，自他十岁登位以来，苏轼即是侍从的近臣；经筵讲读，师生之间，相处融洽，又与程颐说书不同。翰林学士，职司天子的侍从兼顾问，天子任何行动，翰林学士皆预坐，几乎时时不离左右；至为翰林承旨，更独承天子的密旨，论君臣关系之近密，更无逾于此职者。任何人都会想到，哲宗对这旧臣，不会永远弃置的。即如苏轼已经出知杭州，宫中有派使者赴杭之便，哲宗还悄悄地亲自缄封一包茶叶，密赐苏轼。
更可察知皇上对苏轼的感情，与一般臣工不同。
皇上对于苏轼这种潜在而又深厚的感情，植根于少年时期的信赖心，可以被强烈的报复冲动所迷乱，蒙混于一时，使苏轼在那一阵政治风暴的锐势上，做了第一号牺牲品；但风波总有平静的一日，皇上一旦醒悟，说不定哪一天忽又念及这“八年经筵之旧”的师傅，谁能保证他不使出无上的君权，径以中旨给予召还呢？宋代的相权有限，到那时候，章惇无论怎么蛮横，也没有办法了。何况，自欧阳、司马谢世以后，苏轼名满天下，人望鼎鼎，绝非章惇可及，万一哲宗付以政柄，则章惇辈好不容易攫到的政权，岂不天摇地动，大势去矣！
基于这个理由，为了他们整个集团的利益，章惇未到之前，要想投靠他的人，已先对准苏轼，开了第一刀；而章惇上台之后，觉得这一号大敌，单是流放岭外、不得叙复等平常措施，还不足以杜绝后患，因此发展出后来种种非欲置之死地不可的毒计，皆是政治夺权的狠毒，并非个人私怨。
苏轼被谪的惠州，唐时叫循州，南汉时改名祯州，宋时才称惠州。州治即今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距广州三百里，位于东江之南岸。清时惠州辖属归善、博罗、长宁、永安、海丰、陆丰、龙川、河源、和平等九县及连平州。
惠阳城南有座飞鹅岭，所以又称“鹅城”。山明水秀，风景绝佳，可惜当时尚未开发，还是化外偏鄙之地。忽然来了苏轼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不由得整个社会轰动起来。入境的外乡人少，极易受到注意和被辨认。所以，苏轼随便到哪里走动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对他都很礼貌，一点没有异乡人隔阂的感觉。苏轼很是高兴，写《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岭南万户酒），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轼初到，地方当局为表示礼遇，特别招待他在合江楼暂住。这合江楼在三司行衙中，是三司按临所居的宾馆，地居龙川江与西江合流之处，朱楼临槛，即是大江。苏轼住在楼上，远眺海山葱茏，云水浩渺，不禁有仙境不远之想。他说：“……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过岭以来，沿途地方官多来求见，如罗阳推官程天侔（全父）途中晋谒，自此订交，苏轼后来再贬海南，得他甚多照顾。惠州太守詹范，字器之，建安人，与已故的黄州太守徐大受（君猷）是非常交好的朋友，因此与苏轼一见投契。他也时时携酒来访，相与共饮，与当时黄州的情形一样。李安正出守苍梧，绕道来访，竟为居留十日。程乡县令侯晋叔及归善主簿谭汲来，陪他同游县西八十里的大云寺，松下野饮，设松黄汤 14 ，轼有词记游：
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
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
苏轼对这侯晋叔印象很好，认为颇有文采气节，实为佳士；所以后来将与程之才联络的重要任务，交给他办。
合江楼是三司行馆，只能暂时招待，不是谪官可以久居之地。月之十八日，苏轼数口便搬到嘉祐寺去住了。
合江楼在惠州府，为水西；嘉祐寺在归善县城内，为水东。县城沿江而筑，一面跨山，寺亦造在山边，山上有松风亭，与寺甚近。苏轼甚爱寺居的幽深窈窕，觉得不比合江楼坏。
岭南气候温和，十月下旬，松风亭下的梅花就已盛开了。苏轼想起当年贬谪黄州，路过麻城县春风岭上看梅的旧事，觉得梅花每与流落的生涯相纠结，不禁感慨万千，作诗曰：“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又作：“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
虽然同样是在天涯流落中看到梅开，但在去黄州途中的春风岭上，细雨梅花，不免还有穷途失路的悲哀，而现在这栖园病鹤，他的心情却已非常平和。“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又曰：“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苏轼的修养境界，便自完全不同了。
苏轼心境的平和，由于他已完全看透了人生。到惠州后数月，答参寥书，有极善譬喻的自述：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
岭南地热，春来特早，一过了年，就已百花齐放。大地上缀满了缤纷的彩色。苏轼寓居嘉祐寺，也和在黄州一样，日常以各处闲逛为消遣。绍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和几个朋友“野步”走到嘉祐僧舍东南，见有一个本地人家，院子里杂花盛开，色香浓郁，苏轼禁不住扣门求观。
出来应门的林姓老媪，白发青裙，青年守寡，独居已经三十年。苏轼感叹之余，写下一首色彩非常浓艳的名诗：
缥蒂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
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
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香。
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
最奇的是兄弟同在如此严重的患难中，他写寄苏辙的万里家书，却只传授在惠州啃羊脊骨的美味，好像一个向来寒素的老饕，道其一饮一啄的喜悦。书言：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热煮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书，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苏轼竭力挣扎，就是要挣脱这三十多年来的邯郸大梦。但是梦虽醒矣，却发现自己已被政治迫害所捆缚，茫茫来日，不知将有怎样的命运来到，仍然不免有心如“挂钩之鱼”那样的痛苦与焦灼。一天，他从嘉祐寺徒步上山往松风亭，山径陡峭，足力不济，坐在路隅休息时，忽然得了彻底的解悟。作《记游松风亭》短文曰：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四 借刀杀人之计
宋不杀大臣，是太祖高皇帝手定的家训，没有人敢于违背，“违则不祥”。苏轼既被窜逐岭外，几乎已是最重的惩治了，若不另有新的布置，甚难再度给予致命的一击。
唯有熟悉苏家家事的章惇，才能想到利用程之才与他有先世宿怨这个过节，设下借刀杀人的毒计。
程之才，字正辅，苏母成国太夫人的胞侄，也是苏轼亡姊八娘的夫婿。苏程两家本是“亲上加亲”的至戚，不料八娘嫁过去后，不得舅姑欢心，不得志而死，似乎不是善终。老苏痛失爱女，愤恨之极，作《苏氏族谱亭记》，对程家大肆毒骂，不但从此断绝与岳家来往，并且告诫子孙，不认这门亲戚，即使成国太夫人逝世，也不通讣吊。横亘在这两代间的怨隙，自仁宗皇祐五年（1053）至今哲宗绍圣二年（1095），已经四十二载，可以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了。
章惇知道苏程两家有这一段宿怨，所以特别起用程之才做广南这一路的提刑。提刑，即是世俗所谓巡按大臣，代表朝廷，巡察地方，有发奸摘伏、整肃官吏的大权；而且程之才本人也是个非常精干、敢作敢为的健吏，用他来对付一个流落在岭南的罪官苏轼，尽可以杀人不见一滴鲜血。
提刑驻节韶州，苏轼路过该地未久，程之才就跟着到任了。绍圣二年正月，新任提刑按临广州之后，他是必定要到惠州来的。与程家绝交时，苏轼还只十八岁，现在，他不知道要怎样与这位名分上既是表兄，又是姊丈的宪使见面。这是桩非常难处的事情，并不一定为了内中隐伏有什么杀机，苏轼甚为踌躇。
苏轼再三思量，这种事，除了挺身出来，面对现实，没有其他办法。程之才还在广州，苏轼就托与他同游大云寺的程乡县令侯晋叔，先为致意，探探之才的反应。
侯晋叔来回话：程之才示结非常关切，于是苏轼第一次写了给他的短柬：
近闻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问候，长官来，伏承传诲，意旨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履兹新春，起居佳胜，知车骑不久东按，倘获一见，慰幸可量。未间，伏冀以时自重。
接着，接到苏辙来信说，在湖口见到程之才的儿子和媳妇，知道之才对他们不但没有恶意，而且颇为关怀。于是苏轼觉得轻松一点，继又写了第二封信，约他觌面晤谈：
窜逐海上，诸况可知，闻老兄来，颇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然亦有少拜闻，某获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门自屏，虽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尔。
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爱，不责末礼而屈临之，余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余区区，殆非纸墨所能尽，惟千万照悉而已。
…………
程之才寄来回信，说他对于两家陈旧的嫌隙，一向耿耿于怀，苦无机会沟通，表示甚深的遗憾。于是，苏轼复书，就说：
承谕，感念至泣下。老弟亦不免如此，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能解也。
苏程之间多年的隔阂，就是这样轻轻突破的，至于后来怎样演变，只好等到见面以后，听其自然发展了。
苏迈在宜兴，苦念南行的老父，大岭隔绝，音讯难通，一家人忧愁不堪。苏轼有个世交晚辈钱世雄（济明），服官吴中。苏迈来与世雄商量，世雄遂将此事与苏州定慧院的长老守钦说起，该院净人卓契顺慨然愿意担当这个差使，对苏迈道：
“你何必那么忧愁，惠州不在天上，只要走，总走得到的。我为你带家书去探问。”
于是，他就从苏州徒步出发，涉江度岭，晓行露宿地来了。途中也曾生过病，但仍不顾一切，晓行露宿，黧面茧足地走到了惠州。时在绍圣二年（1095）三月初二。
苏轼对这古道热肠的僧徒，当然非常感激，看他那么朴拙的样子，便和他开玩笑道：“带什么土物来？”契顺无可奈何，摊展空空两手。轼曰：“可惜许数千里，空手来！”
契顺装作挑副担子的模样，然后就不好意思地避过一边。这一副老实人的憨态使苏轼更是欢喜。 15
苏轼并不认识定慧院的守钦长老，但钦老能诗，寄来《拟寒山十颂》致意，苏轼写了和诗八首，原已交与契顺嘱他带回去的，临行，想想不太妥当，又取回来烧了。果然，守钦后来与参寥同样被陷还俗，如还有与南迁的苏轼诗文往返的话，恐怕麻烦更大。
佛印和尚听到卓契顺南行的消息，也托他顺便捎了信来。佛印此函，气概不凡，不愧是苏轼的知己朋友，也只有像他这样一个声气广通的政治和尚，才能“一语破的”，说出“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这样的话。书言：
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于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钩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以骖驾鸾鹤，翱翔三岛为不死人，何乃胶柱守株，待入恶趣。
昔有问师佛法在甚么处，师云：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痾尿剌溺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聪明，要做甚么？
三世诸佛，只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三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16
这是佛印与苏轼最后一次往来，绍圣四年（1097），他就离开了凡尘。
卓契顺在惠州住了半个多月，明白了苏家人生活平善，取得了复信，就要回去了。苏轼问他：“你要些什么？”
“契顺便因无所求才来惠州。如有所求，当上京都去了。”顺答。
苏轼为要表示一点心意，苦苦追问，契顺才说：
“从前有个蔡明远，不过是鄱阳一个军校而已。颜鲁公绝粮江淮间，明远背了米去接济。鲁公感激他的热心，写了一张字送他，使天下人到现在还知道世上曾经有过一个蔡明远。
“今日，契顺虽然无米与公，然而区区万里行劳，倘然可以援明远为例，也能得公数字之赠吗？”
苏轼欣然伸纸和墨，为他写了一幅渊明《归去来辞》 17 。
岭北的故人，得到了消息，纷纷派遣专人到惠州来探问。诗僧参寥既先派人前来问讯，陈慥续有函至，表示要亲自到惠州来看他，苏轼连忙复信劝止，说：“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远虑，决须幅巾草履相从于林下也。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
后六客中的曹辅（子方）先派人送天门冬煎（草药）来给他御瘴；二年二月赴提点广西刑狱任，绕道惠州来陪他住了几天。吴子野的儿子芘仲，从潮阳送了许多食物来，苏轼将广州买的数斤檀香，分了一半回赠，他说买这些檀香，原是预备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静坐所用。
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来，陪他同寓嘉祐寺两个多月，同游几处附近名胜。故黄州太守徐大受的弟弟大正（得之）也专人前来问候，惠州太守詹范，与大受、大正兄弟亲厚，特地招呼他格外照顾这流亡中的老人。
苏轼一生，热爱朋友，所以即使身陷这等景况，生活还不寂寞。
传闻程之才将于三月初到达惠州，苏轼叫儿子过作代表，往迎江上。之才抵惠之翌日，就到嘉祐寺来看他，馈遗甚厚。
他们两人，本是眉县同乡，两代姻亲，所以原是情同手足的朋友，交识彼此成长的环境，互相了解少年时代的梦想，熟识两家三代以内的亲长和平辈的兄弟姊妹……这些关系，在年轻闯荡江湖的时候，并不觉得重要，但时至今日，两人都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奔走过东西南北的行脚，眼见无数人事沧桑的变幻，身经世路不断的坎坷和患难，青春作别，白首重逢，一旦执手于离乡万里的岭南，谁能不为这一片骨肉亲情所激动，感到彼此血肉相连的关切。
所以这中表兄弟二人，在嘉祐寺里对坐下来，就情不自禁地诉说阔别以来的各家情况。久违的乡情，变迁的亲故，在甚多唏嘘嗟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逐渐消融，迷茫的宿嫌，早如隔世，消失得无影无踪。苏轼诗说：“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章惇辈的阴谋，完全落了空。
之才讲起他的曾祖父程仁霸，仗义欲平一件盗案的冤狱，因果报应的故事，求苏轼作记。轼以陶潜曾作外祖父孟嘉传为例，撰书《外曾祖程公逸事》。
翌日，苏轼亲往三司行衙，回拜程之才，会于合江楼。之才知道苏轼初来时，曾寓此处，便嘱咐有司，待他去后，请苏轼仍然还居此楼。所以，之才离去后的三月十九日，苏轼从嘉祐寺又回到合江楼来住了。
知惠州事的詹范，也是一个诗写得很好、文人气质很重而不大会做官的人，对于苏轼的敬礼和亲切，不减当年黄州太守徐大受。苏轼谪居黄州时，每年重九，君猷一定置酒名胜处，邀请这位失意的谪官同度佳节，现在惠州的詹器之亦然如此。
绍圣二年（1095）上元夜，詹太守带了厨子和酒菜到嘉祐寺来，陪他过节。苏轼饮酒薄醉，回想即此最近三年的上元之夜，他个人的景况也年复不同，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作《上元夜》诗曰：
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
璧月挂罘罳，珠星缀觚棱。
去年中山府（定州），老病亦宵兴。
牙旂穿夜市，铁马响春冰。
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
亦复举膏火，松间见层层。
散策桄榔林，林疏月鬅鬙。
使君置酒罢，箫鼓转松陵。
狂生来索酒，一举辄数升。
浩歌出门去，我亦归瞢腾。
诗中穿插一个疯狂的贾道士前来闯席乞酒，隐用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意思，可见苏轼此时，看似低头认命，而胸中一股浩荡的豪气依然未死。
二月十九日，苏轼携白酒鲈鱼，报访詹范，采槐叶的新穿滤汁，和面作饼，称“槐叶冷淘”，诗曰：“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三余者，用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月之余”，意思指闲暇无事之时。
苏轼好动，尤其喜欢游山玩水，到了岭南，他便遍游惠州州境范围内所有的名山古刹，如在惠州东北二十里的白水山佛迹岩，他曾一游再游。不仅为了欣赏它那悬注百余丈的大瀑布，爱好沐浴的苏轼，更欢喜此山特有的温泉。初到惠州不久，他即带了苏过同去，作白水山游记：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
暮归倒行，观山烧，壮甚。俯仰度数谷，至江，山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 18 ，顾影颓然，不复甚寐。
较近一点的，则去丰湖上的栖禅寺和罗浮道院，徜徉终日，乐以忘归。丰湖在惠州城西，原名西湖，后因湖上出产甚丰，又名丰湖。苏轼常在那里玩。他历知杭州、颍州，都有一个西湖，现在惠州也有西湖，所以秦观诗说：“先生所至有西湖。”
苏轼的游伴也不少，除去当地的长官如惠守詹范、博罗县令林抃（天和）、推官柯常等外，则是虔州处士王原、赖仙芝、和尚昙颖、行全、道士何宗一……儿子苏过经常侍行，都有诗作，取悦老父。
绍圣开元，朝廷认为元祐时期所修《神宗实录》，多有诋诬，诏由蔡卞主持重修。蔡卞以王安石《日录》作底本，彻底翻案，完全改写。元年十二月，书成，进呈御览，然后追议当初的纂修官，认为他们都有诋诬之罪。
首先责问黄庭坚，指他所书“铁爪治河，有同儿戏”事，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所问，都直辞以对，闻者壮之。结果是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范祖禹曾力言“章惇不可用”。章惇恨之切骨，也借了这个案子，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后迁贺州，最后徙化州而死。赵彦若贬澧州。晁补之也牵涉此案，并坐修造之事，贬官监蕲州酒税。
吕大防当时为相，例兼监修实录之职，事实上挂名而已，今亦因此加罪，诏徙安州居住。
这些消息，都是张耒派了士兵王告再度来惠州时相告的。其时，秦观因坐党籍，已经出判杭州。所谓苏门四学士中，未遭贬谪的，只剩张耒一人，现在润州任上；但至绍圣二年十一月因坐苏轼党，降职宣州；不久，再遭贬谪为监黄州酒税官了。
苏轼以土产桄榔杖一枚，回赠张耒。对于他带来的消息，既不沮丧，也无怨言。但说唐朝曲江张九龄为相，主张放臣不宜与善地。刘禹锡作诗追恨，苏轼认为不必如禹锡那样认真。又称赞文潜真如孔融一样，是个重视朋友风义的男子汉。诗题是“桄榔杖寄张文潜一首，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范淳夫九疑也”。
睡起风清酒在亡，身随残梦两茫茫。
江边曳杖桄榔瘦，林下寻苗荜拨香。
独步倘逢勾漏令（葛洪），远来莫恨曲江张（张九龄）。
遥知鲁国（孔融）真男子，独忆平生盛孝章。
五 劳己以“为人”
古时读书人，用世的途径非常狭窄，一旦遭逢患难，不得已须过退隐生活时，大多只能照顾自己，不再留心世事了。上焉者，葺治庭园，吟风弄月，作一身安适之谋；下焉者，征歌选色，恣意口腹，尽量发泄肉体官能的享乐。唯有苏轼不然，虽已年近花甲，而且被放于蛮荒的岭外，但他依然精神饱满，按捺不住“为人”的一腔热情。
虽然他没有很多钱，可以大规模做帮助别人的事，也没有权势，可以影响别人来做社会福利工作；但他还是随时找机会，做他能够做的施予之事，从施予中获得满足，汲取快乐。
苏轼步行江边郊野，发现到处都有野死者的枯骨，一任日晒雨淋，无人掩埋，为之恻然，便找机会与惠守詹范商议，筹募适当的经费，使收拾枯骨，造为丛冢。
这项收埋暴骨的工作，后经程之才大力推动，由罗秘校者专司其事后，范围就做得大了，苏轼也自捐出钱来，提倡这件善举。与罗秘校书，有云：“……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冯、何二士去回禀，亦有少钱在二士处，此不覙缕。”不但出钱，还作《惠州祭枯骨文》：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伤残，蝼蚁穿穴。但为丛冢，罕致全躯。幸杂居而靡争，义同兄弟；或解脱而无恋，超生人天。
绍圣元年（1094）八月，苏轼到岭南来的途中，舟泊江西太和县，遇到当地一位退休官吏曾安止，拿出一本所撰《禾谱》稿来向他请教。苏轼看后，认为此书未谱农器，是其一大缺失，因为生产工具的进步，其重要性实不下于育种。
苏轼说，从前在武昌时，看农夫播秧，都骑一种“秧马”。这秧马是木做的，用榆枣木做马腹，利其滑润；用楸桐木做马背，因其质轻。其形制则腹如小舟，首尾高昂，背如覆瓦，以便两髀紧夹，雀跃泥中。用蒿草将秧缚在马首，随走随打，日行千畦，较诸伛偻插播，工作的劳逸，就完全不同了。
为要加强传布这种进步的农器，苏轼作《秧马歌》，详述形制、操作及其效用，希望别处都能仿制使用。那时代，地方官负有劝农的职责，所以苏轼将《秧马歌》遍寄与所熟识的守令，可惜“罕有从者”。只有博罗县令林抃（天和）躬率田者制作试验，再经改良，更加合用，使本来“腰如箜篌首啄鸡”的插秧工作，变得“耸踊滑汰如凫鹥”，轻松地在畦东畦西行走了。
惠州的农民都用秧马了，苏轼认为浙中稻米，几半天下，遇到将去江浙的人，他便口讲指划地教他，希望能够传与吴人。
程之才公毕离惠，苏轼追饯于博罗香积寺。寺下有道溪水，水势很大，苏轼认为如筑一座周围百步大小的水塘，置水闸，利用这注水力作碓磨，使转两轮而举四杵，可以帮助寺僧砻米。他将这意见向在座的林抃说了，林令也就认真地去做，苏轼很是高兴。
惠州自水东（归善县）至水西（惠阳），中隔东江，行人如织，一向用简陋的竹浮桥通行，但是江流峻急，竹桥甚易冲坏。苏轼认为如用罗浮道士邓守安的建议，改用船桥，就可一劳永逸。其方法是以四十舟联为二十舫（两船相并为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以渡行人。
苏轼发动有力者如程之才、漕使傅才元和惠守詹范等协力筹措经费，自己没有很多钱，连朝服用的犀带也捐了出来，邀邓道士来惠州同住，经办此事。一两月间，即已竣工，名之曰“东新桥”。
州西丰湖上，原有长桥，屡作屡坏。栖禅寺僧希闻大力改造，筑进两岸，造飞楼九间，全用石盐木构筑，坚如铁石。苏轼热烈赞襄，但他无力捐献，只好远向苏辙的夫人史夫人劝募，史夫人把从前内宫所赐的金钱数千都捐出来了。
两桥落成之日，当地的老百姓欢欣鼓舞，苏轼《两桥诗》说：“一桥何足云，欢传满东西。”又曰：“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人民对生活建设的热烈反应，盛况空前。
苏轼来惠州途中，曾游广州白云山麓的蒲涧寺，非常欣赏有名的蒲涧水，诗言：“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对此甘冷异于常流的泉水，印象十分深刻。
至绍圣三年（1096）冬，罗浮道士邓守安又为苏轼说起一件广州人民饮水的大事。其时章楶（质夫）已罢知广州，接任者王古（敏仲），是故相王旦的文孙，王素的侄子，与知友王巩是从兄弟行，以江淮发运使进宝文阁待制，知广州。苏轼与王家两代知交，他就将这福利广州市民的供水计划，建议敏仲来做。书言：
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讷，然道行过人，广惠间敬爱之，好为勤身济物之事。尝与某言，广州一城人，好饮盐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下何由得？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每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
王古果然是个勇于为民做事的好官，接纳苏轼的建议，立刻着手进行。经他实地勘测度量，竹管从蒲涧出山，循平地直达广州东郭，长仅十里。所以只要大竹五千竿就够铺设了，照前函预算还可减少一半。
引蒲涧水的竹管装起来了，苏轼高兴之极。但是那么长的一条暴露地上的水管，难免发生通塞的问题。苏轼再函敏仲，提出他的办法：
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划少钱，令岁入五千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也。
惠州新建海会禅院，法堂甚为宏壮，苏轼已助了三十缗钱。院旁有一山陂，从寺右弯弯曲曲地绕前面山麓，长达一里；左边原来筑有长堤，与丰湖为界，潴为鱼塘，每到年终，封闭塘口，就可竭泽取鱼。苏轼打算将这鱼塘买下来，然后鸠工牢筑下塘，永不开口，塘水涨溢，湖鱼就可自由出入丰湖了，所活鳞介，岁有数万。他为这个放生池，几乎是倾囊以赴，本地也有几个人出钱相助，还是不够，只好写信向程之才和老弟苏辙化缘，不久，如愿作成。
这海会禅院，今名永福寺。放生湖仍在，惠人刻磨穹碑立于道旁，大书“宋苏文忠放生湖”。
苏轼在惠州，只是个垮台的罪官，贫穷的异乡人，应该自顾不暇。他却倾出满怀热情，凡是有益于人的事，只要力所能做，无不立刻伸出手来，尽力而为。在惠州这几年，着实做了不少利人济物之事，但他还对朋友慨叹道：“老人没用处！”（《致程正辅书》）
苏轼日常生活中，有两项经年不倦的癖好：一是合药，二是酿酒。
苏轼之好弄医药，由来已久。仁宗朝，朝廷编行《惠民济众方》，启发了他的兴趣。在黄州，结交了医学造诣很深的聋医庞安常，曾经认真下过研究的功夫。在杭州任上时，适因灾后流行时疫，他创设病坊，合药（圣散子）施众，活人无算。这时候，他热心道家的学术，又进一步研读孙思邈的《千金方》，颇有心得。
中医与西医不同，凭借经验为主，现代人称为经验医学。苏轼非常热心于收集验方，同时推五行运行之理，研究治病用药的基本。如《与庞安常书》一则，可以作他们之间研究讨论的例子。
端居静念，思五脏皆止一，而肾独有二，盖万物之所终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为冬，直为春，蒙为夏，酋为秋，冥复为冬，则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窍，凡两者，皆水属也。两肾、两足、两外肾、两手、两目、两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肾，旧说固与肾相表里；而鼻与目，皆古未之言也，岂亦有之，而仆观书少，不见耶？
……古人作明目方，皆先养肾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气盛，则水不下泄；心气下，则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孙思邈用磁石为主，而以朱砂、神曲佐之，岂此理也夫？安常博极群书，而善穷物理，当为仆思之，是否？一报。
苏轼论肝，则曰：“凡人，夜则血归于肝，肝为宿血之脏。过三更不睡，则朝旦面色黄燥，意思荒浪，良以血不得归故也。”（《与徐十二书》）论脾，则曰：“脾能母养余藏，故养生家谓之黄婆。司马子微著《天隐子》，独教人存黄气，入泥丸，能致长生。……脾胃固宁，百疾不生。”（《与孙运勾书》）
因为汉医是经验医药，缺乏实证性的理论根据，所以它的内容就不免糅杂。如上列苏轼所论的证例，显然受着非常浓厚的道家学说的影响。道家的研究，目的以养生为主，从养生的方法研究出治安方剂。
苏轼出方用药，反复叮咛，非常仔细，与道书之时涉玄秘者不同。如循守周彦质（文之），患足疾，苏轼有书介绍方药，则曰：
累日欲上谒，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胜驰系。足疾惟葳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
但葳灵仙难得真者，俗医所用，多藁本之细者尔。其验以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示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有鸲鹆眼。此数者备，然后为真，服之有奇验。肿痛拘挛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或视脏气虚实，酌饮牛膝，酒及热水皆可下，独忌茶耳，犯之，不复有效。若常服此，即每岁收欀皂荚芽之极嫩者，如造草茶法，贮之，以代茗饮。此效屡尝目击，知君疾苦，故详以奉白。
落后的惠州，生活上最严重的缺乏，是病无医药；而且又因风土之恶，瘴毒是普遍的地方病。所以，苏轼到达惠州后不久，立即搜购药材，合药施舍，如与南华寺重辩长老书说：“到此已来施药。”遇有惠州买不到的药材，他便远向广州托购，一次买黑豆做豉，就要三石，可见瘴疾流行之广，而他所施舍的范围也真不小。与王敏仲（古）书：
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做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乞为致三石，得做豉散饮疾者，不罪，不罪。
不但如此，苏轼后在白鹤峰上造了住宅，便在屋后小圃，自己种植药草，有安神开心的人参、明目乌发的枸杞、清火的甘菊、解毒御瘴的薏苡，以及有返老还童之效的地黄，配以阿胶、崖蜜、山姜，合溶为饧。虽然都是老人常用的保健药物，总也不是单为个人所需，就要种植这么多。 19
苏轼在惠州，忙着营义冢、修桥梁、施药等等，件件都要花钱，到后来不得不为自己起造一个住宅时，他仅有一点微薄的积蓄，也就完全用空了。囊空如洗，人不堪忧，他却认为从此一身轻安了。
习医施药，皆是出于利人济世的天性，这且不说，而苏轼另有一项长久的嗜好，则为酿酒。如在黄州自酿蜜酒，在定州做中山松醪。虽然酿造的技术，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但他却做得兴头十足，每做一个品目的酒，题诗作赋，颇自吹诩。
岭南多瘴疠，应当常常饮酒，用以御瘴。何况该地不比中原，尚无禁酒的法条，可以自由酿造。据苏轼自己说，他遇到一个隐者，传授桂酒方，用桂花酿造成酒，盎然玉色，香味超然，认为这是“仙方”，非人间之物。酿成试饮，不禁欣然言道：“酒，天禄也……吾得此，岂非天哉！”
据他说，他将此方刻石藏于罗浮铁桥下，以待后之“忘世求道者”再来发现。作《桂酒颂》，又作《新酿桂酒》诗，则又不免感叹：“烂煮葵羹斟桂醑，风流可惜在蛮村。”
但据叶梦得说，他问过苏迈、苏过，这桂酒到底如何？答曰：“亦只一试而止，大抵气味似屠苏酒。”两人说到这个，亦自抚掌大笑。 20
罗浮道士邓守安又传他一个“真一酒”方，用白面、糯米、清水各三分之一酿造。苏轼说：“酒味绝似王驸马家的碧玉香。”又说：“真一色味，颇类予在黄州所酿蜜酒。”材料如此贫薄，真一恐怕也就不会真是美酒，只是代表主人淡泊的享用而已。倒是集存《记授真一酒法》这篇短文，则是真美：
予在白鹤峰新居，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桄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子尝真一酒乎？”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合江楼下，风振水涌，大鱼皆出。袖出一书授予，乃真一法及修养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既别，恍然。
苏轼好酒而不善饮，自言：“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而他喜欢看别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他胸中浩浩焉，落落焉，酣适甚于其客。因此他每个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又常常送酒给他，所以他“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
苏轼这样勤于求药，忙于酿酒，有人问他道：“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苦？”
苏轼大笑道：“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实在只是为我自己！” 21
六 服食养生
绍圣二年（1095）九月，朝廷大享明堂，大赦天下。消息传到惠州，苏轼不免心动。写信托程之才探听详情：
今日伏读赦书，有责降官量移指挥。自惟无状，恐可该此恩命，庶几复得生见岭北江山矣。
又书云：
赦后，痴望量移稍北，不知可望否？兄闻众议如何？有所闻，批示也。
这种赦令，是国家的常制，庆典之后，不得不下。但是据有政权者又怎肯赦及已被流放的政敌，自坏长城，所以随有章惇的特奏。十一月间，惠州已闻后诏：“元祐臣僚独不赦，终身不徙。”遂再与程之才书云：
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
又与广西曹子方书云：
近报有永不叙复指挥，正坐稳处，亦且任运也。譬如惠州秀才不第，亦须吃糙米饭过一生也。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见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食耳。
后来，“不赦”发生了一个例外。那是韩维，原谪均州，他的儿子以他的父亲于执政日与司马光议论不合为理由，请求免行，朝廷准了。王巩认为苏轼所坐撰吕惠卿责词等，元祐间皆有辩雪底案，现在应可再行“申理”，来书劝苏轼一试。苏轼复信说：“所云作书自辩者，亦未敢便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绍圣二年仲秋，广惠间飓风成灾，公私房屋倒塌者二千余间，大树都连根拔起，乾明寺于四百年前从天竺国移植过来的菩提树也吹倒了。这是生长中原内陆的人所从未经验过的天变。惊惶稍定，轼命苏过作《飓风赋》，苏过描写风势最盛时，则曰：“……排户破牖，殒瓦擗屋。礌击巨石，揉拔乔木。势翻渤澥，响振坤轴。疑屏翳之赫怒，执阳侯而将戮。鼓千尺之清澜，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列万马而并骛，溃千车而争逐。……予亦为之股栗毛耸，索气侧足。夜拊榻而九徙，昼命龟而三卜。盖三日而后息也。”
苏轼称赞稚子“笔势仿佛离骚经”，确非过誉。
飓风灾后，又发大水。合江楼下，有茅棚破屋七八间，横斜砌下，大水一来，居民奔避不暇。苏轼“题合江楼”一条说：“岂无寸土可迁，而乃眷眷不去，常为人眼中沙乎！”看似指说败屋居民的狼狈，其实是人情势利，在别人屋檐下的寓客，住不安稳的苦语。
这年秋天，苏轼痔疮旧疾，忽又发作，痛苦不堪。惠州既无医药，苏轼只好用控制饮食的方法来抵抗疾患，所作《药诵》说：
……吾始得罪迁岭表，不自意全。既逾年，无后命，知不死矣。既旧苦痔，至是大作，呻吟几百日，地无医药，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绝薰血，以清净胜之。痔有虫，馆于吾后，滋味薰血，既以自养，亦以养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面四两，犹复念食，则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饮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尚恐习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对病为药，使人诵之。……
改变饮食习惯，是一项非常痛苦的功夫。苏轼为抵制这二十年来发作时的旧疾，下定决心，禁制得非常彻底。不但断酒肉，断盐酪酱菜，凡有滋味的食物皆所禁断；又断粳米饭，每日只吃没盐没酱的淡面一味。真个饿不过时，才吃些胡麻茯苓麨，填填肚子，又行“少气术”作为辅助。这样做了一两个月，病势稍退。
但至十一月间，与黄鲁直、程之才书中，仍说数日来又苦痔病，百药不瘳，再断肉菜五味，又做小乘的静坐功夫，希望日戒一日，能够消退这个缠绵的病痛。
苏轼一向对于带有神秘色彩的事事物物，饶有兴趣，年轻时就已向往道家的神仙之说，以后每逢遭遇灾祸，心里便产生突破世网的强烈欲望，则神仙世界对他的诱惑，也就乘时再起。
修仙必须炼丹，丹有内丹、外丹之分，《抱朴子·内篇·对俗》引《仙经》说：“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即是指此二者，前两句指服食，后两句指呼吸————模仿胎儿在母腹内的呼吸方法。
内丹是修炼自己身体内丹田所蓄的元气，调摄阴阳二气的消长盈缩，就是呼吸吐纳之术。苏轼谪黄州之初，与苏辙相会陈州，夜闻子由脐腹间隆隆如雷声者，即是他在床上行气，苏轼很羡慕他这功夫，认为定能“先我得道”。
外丹即是烧炼丹药，服食之用。炼丹术，始见于东汉魏伯阳所著之《参同契》，言曰：
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
“姹女”是指流动而晶亮的水银（汞），“黄芽”则是硫磺、丹砂。这两者的化合物，其成分就是硫化汞（hgs）。魏伯阳的研究，已经掌握了汞和丹砂的化学性，开炼丹的先河。魏伯阳后百余年，而有葛洪，洪以毕生之力，实验丹药，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炼丹大师。
葛洪，出生于三国时代的吴国。吴被晋朝灭亡后，他即离开故乡（江苏句容），去都城洛阳，欲寻异书，不料碰上“八王之乱”，归乡路断，他只好跟着朋友，远走广州。
苏州南海县令鲍玄，是个有名的炼丹家。葛洪自少热爱神仙导养之术，就投拜在鲍玄门下，研究炼丹，以后虽也做过若干年的小官，到五十岁时，听说交趾地方所产的丹砂最好，便向朝廷求为距离交趾最近的勾漏（广西容州）县令。行至广州，看到罗浮山，爱其地幽静，他就弃勾漏县令不做，在山中闭门修炼，终于罗浮。
葛洪留下一部伟大的著作————《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中第四卷《金丹》，第十一卷《仙药》，第十六卷《黄白》，就是分别讲述炼丹、合药和炼金的专论。
《金丹》篇中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意即红色的丹砂，经过烧炼，就能得到银色的汞（水银）；再用黄色的硫磺烧炼，它又还原为丹砂。此在李白诗中，被称为“还丹”，所谓“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迭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者是也。
丹砂这种化学反应事实，在今日看来，只是非常普通的常识；但是古人对于任何不能理解、不明了的东西，都抱着神秘的态度，认是神物。当目睹这种物质变化如此神奇，目眩心惊之余，就认它即是秦皇汉武以来，求之不得的长生不死的仙药。
唐朝尊奉道教，几同国教，炼丹术就托道教以自重。上自太宗，下迄僖宗，以及当时的公卿名士无一不和道士往还，求丹服食。宰林李泌、刘晏、卢钧，诗人李白、贺知章、白居易，武将安禄山、高骈、董昌等都热衷此道，流风余韵，至宋未衰。
唐开元年间编纂的《道藏》，所收有关炼丹的著作，至少有一百种以上。苏轼服官凤翔时，曾于终南山太平宫溪堂读过此书。后来谪居黄州，眉山道士陆惟忠又传授他“内外丹指略”，苏轼试过烧炼，所以王巩贬往宾州，苏轼写信托他访求当地名产的丹砂，书曰：
丹砂若果可致，惟便寄下。吾药奇甚，聊以为闲中诡异之观，决不敢服也。
苏轼当时搞过这个玩意，虽自言“决不敢服”，但有人认为他在黄州患赤眼，患疮疖，此愈彼发，很可能就是服用了性分非常燥烈的丹药之故。
元祐期间，苏轼职事繁忙，无暇顾及炼养。这次被贬岭南，万念俱灰，在虔州谒祥符宫时，便已决心从此专心学道，作《书白乐天庐山草堂事》，即曰：
白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欲成，而炉鼎败。明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信而有征。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苏轼一到惠州，在嘉祐寺落了脚，即作《思无邪丹赞》，等于是一篇决心炼丹求仙的誓愿文：
饮食之精，草木之华。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铅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养鸦。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灌以河车。乃根乃株，乃实乃华。尽炼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无邪。……
炼丹所需要的药材和工具，如松脂、硫磺和铁炉，惠州买不到，他还写信托程之才在广州订购。
以后，他即开始烧炼，同时研究龙虎铅汞之说，作《续养生论》，作《辨道歌》等，谈的都是炼丹服养的理论和方法。
南来后，苏轼不但烧炼外服的丹药，更说有一海上道人传授他“以神守气”的吐纳方法，自己写成歌诀，以示道友吴复古：
但向起时作，还于作处收。
蛟龙莫放睡，雷雨直须休。
要会无穷火，尝观不尽油。
夜深人散后，惟有一灯留。
辞在可解、不可解间，不过可以证明他在认真练习吐纳导引的功夫。
这一阵服食求神仙的狂热，恐怕所得的结果，就是痔疮的痛苦。后来，他的道友吴复古（子野）偕陆道士惟忠到惠州来看他时，他们同好相聚，住在一起，饮酒谈道，炼丹打坐，非常热闹。这些世外的朋友，若以凡俗的眼光来看，都是“怪客”。吴子野形容枯槁，既不吃饭（绝粒），也不睡觉，苏过作诗戏之曰：
从来非佛亦非仙，直以虚心谢世缘。
饥火尽时无内热，睡蛇死后得安眠。
饥肠自饱无非药，定性难摇始是禅。
麦饭葱羹俱不设，馆君清坐不论年。
陆道士则得了“瘦疾”，瘦得形销骨立，只剩了一副架子，所谓“骨见衣表”者，似是现代医学上的“肌肉萎缩症”。陆道士精研内外丹，自以为决不死，但苏轼在黄州时就曾告诉过他：“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至今他自己也说：“吾真坐寒而死矣。”苏轼许与黑石，待他死后，为他志墓，很诚恳地相信他们都是有道之士。
苏轼居惠，仍然无日无客，客至，则必置酒，所以他家酒的消费很大。虽然，岭南五州的太守都经常送酒给他，还是不够请客，所以非常计较。章楶（质夫）做广州守时，每月派人送酒六壶来给他，有一次，“书至而酒不达”，大约是途中不慎被打破了，吏不敢报。苏轼与章楶是唱和杨花词的老朋友，遂戏作小诗问之，用“青州从事”一典代酒，风趣非凡，成为酒故事中的名作：
白衣送酒舞渊明，急扫风轩洗破觥。
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
空烦左手持新蟹，漫绕东篱嗅落英。
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饷春耕。
各州朋友所送的酒，不够饷客，还须自酿桂酒、罗浮春、真一等等名目的酒来应付宾客。循守周彦质送来栗子和米，复书说：“惠米五石，可得醇酒三十斗。日饮一胜，并旧有者，已足年计。既免东篱之叹，又无北海之忧，感怍可知也。”然而孔北海（融）的“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苏轼今日做来，实非易事。不久，存酒喝完了，想要取米酿酒，哪知米瓮也空了，苏轼只好取笔作《和陶渊明岁暮和张常侍》诗，但言：“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吴子野与陆道士）真我客，不醉亦陶然。”聊自解嘲。
苏轼喜欢肉食，但在惠州似乎很不易得，所以要和屠贾打商量，买官宦人家不要的羊脊骨来啃。平常则以蔬菜为主，而菜亦自种。有《撷菜》诗，诗叙曰：“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菜。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乃作四句。”
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
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自种半畦蔬菜，却是一家主要副食，苏轼非常在意，半夜听到雨声，他便高兴：“我的菜甲要更长大了。”天一亮，就赶往菜圃去察看，果然“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遂打算亲自下厨，小灶自烹。
惠州独多薯芋，苏轼与吴复古夜谈，肚子饿了，复古为他煨了两枚芋头，香浓味美，苏轼吃得很高兴，为作《煨芋帖》。一日，与成都和尚法舟夜谈，饥甚，家人煮鸡肠菜羹，也吃得连声称美。
语云：“饥者易为食。”一个胃口好的人，吃什么都一样津津有味。如前诗所说晋朝的何曾，日食万钱，还叹无处下箸，实在可悲。
苏轼与朋友相聚，做江南人称作盘游饭的便餐来吃。这种饭，就如现在的十锦烩饭；不过将鱼肉佐料都埋在饭底，所以乡下土话，称作“撅（掘）得窖子”。罗浮昙颖长老则名之为“骨董羹”，大家吃得高兴，陆道士随口做了一联对子：
投醪骨董羹锅里，撅窖盘游饭碗中。
苏轼拍掌大笑。
南国特产的果物，因为交通困难，为中原所罕见。苏轼南来后，至第二年四月，才得初食荔枝，作诗自注，认为“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食物中惟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这话粗看，似不可解，黄山谷说有人问苏，杜工部似何人？苏说似司马迁。因为诗人中，无人可比杜，如史中无人可比司马。荔枝似江鳐柱、河豚鱼，亦是此理。 22 按荔枝产于四川、福建和广南三地，闽蜀之产，都须六、七月间方才成熟；而四月可食的荔枝，则是广南火山所产早熟的一种，肉薄、核大、味酸，并非隽品，但是苏轼已经吃得美极，自言：“余在南中五年，每食荔枝，几与饭相半。”甚至作诗说：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枇杷）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南人嗜食槟榔，俗以此物敬客，苏轼推辞不得，也曾尝食，作诗说：“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着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认为此物虽然利于御瘴，但只可当作药物，日啖一粒以上，败胃肠，泄元气。
《与程正辅同游白水山》诗说：“……荔枝莫信闽人夸。恣倾白蜜收五棱，……”据翁方纲注，五棱即杨桃，此果四面起脊，用刀断切，片片皆有五角，故名。渍以白蜜而食，能辟瘴毒。
学道有一难事，即须绝欲。苏轼自至岭南，虽有朝云随侍，他却坚守清净独睡的禁制。与张耒书，有曰：
某清净独居，一年有半尔，已有所觉，此理易晓无疑也。然绝欲，天下之难事也，殆似断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断肉百日，似易听也。百日之后，复展百日，以及期年，几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决有成也。已验之方，思以奉传，想识此意。
绍圣二年（1095）端午前一日，苏轼作《人娇》词，安慰朝云：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毗舍离城中长老，名维摩诘，意为“净名”，他只是个居士，并未出家，亦有妻子，但虔诚奉持佛门清净律行，断绝五欲，超然无染。这便是苏轼所说的“维摩境界”。
维摩诘以一丈之室，能容三万二千狮子座。室中有一天女，每闻说法，便现身以天花散诸菩萨弟子身上，纷纷坠落，只有落在大弟子身上的天花，着体不堕。天女说：“结习未尽，故花着身；结习尽者，花不着身。”
苏轼很有自信，不怕天女考验，所以他说：“空方丈、散花何碍。”
与朝云如此言，苏轼绝欲是真。
七 朝云之死
流寓惠州的破碎苏家，在那“瘴疠所侵，蛮蜑所侮”的恶劣环境中，朝云毅然担起了主妇的责任：六十老翁的饮食起居，赖她照顾；不断的宾客，要她招呼；拮据的经济情况，赖她张罗和调配。她从十二岁踏进当时杭州通判的府邸，二十年来，看尽了苏家的盛衰和荣辱。她是在苏家长大的孩子，也分担他们所有的悲欢离合。
亲生的遯儿夭觞了，精神上，她的人生已经死了一半。跟着主公从伤心的金陵城漂泊到泗上时，她得到一个短暂的机会，拜在比丘尼义冲座下，开始学佛，以佛学宽宏明澈的开譬，救治她心理上的创伤。
苏家的抚养，主公的爱怜，使她坚强地认为她是苏家的成员之一，不论有没有名分地位，凡有任何灾难和不幸，她都甘心接受，勇敢地争着来分担。
跟着主公长途跋涉，到了惠州，眼看着倔强的主公，虽然从不流露颓丧，然而今非昔比的家境、祸患不止的战栗，一一落在她聪明的眼里，在在都使她发生“不忍”的感伤。一向是活泼好事、心胸开朗的朝云，慢慢地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到惠州来的第二年秋天，户外落叶萧萧，景色凄迷。苏轼与朝云闲坐一处，觉得心里沉闷，便命置酒，央她唱一阕“花褪残红”的歌词。
朝云站起来，亮一亮喉咙，却一个字的声音也唱不出来，愣在那里。苏轼过来问她是怎么了，她却低下头来，泪落如雨。
苏轼百般抚慰，问她何事。久久，朝云低声答道：
“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那两句。”
苏轼佯作大笑，说：“我正悲秋，怎么你却伤起春来了呢？”
苏轼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事后追忆，这是朝云死亡的先识。从此以后，苏轼不再听唱这支曲子。 23
绍圣三年（1096）春，朝云生日，苏轼特地邀请几家熟人来为她作会称庆，亲自作“王氏生日致语口号”。这种文字，本多用于宫廷大宴，至少也须官式筵宴时才用例上，惠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场面，苏轼所以作此，只是用来表达他对朝云的一份爱意。口号中说：“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又说：“天容水色聊同夜，发泽肤光自鉴人。”朝云虽然历尽风霜，依然美丽。
平常日子里，老坡有朋友相与热闹，小坡有课业可作，只有朝云，孤零零的一个人，非常寂寞。她没有好好念过书，本来不大识字，自从开始学佛，为要念经就勤奋自修，几年下来，不但文理清通，且亦粗识佛学的大意了。自来惠州，她又学习写字，苏轼因为朝云在定州时，与李之仪（端叔）的夫人非常交好，所以写信给端叔时，也特别提到“朝云别后学书，颇有楷法”之语。
念经和临池，是她在惠州排忧遣闷的两件大事。
就像老天要增重苏轼的惩罚，便将不幸降到纤弱的朝云身上来了。
绍圣三年六月下旬，在那个落后地区的酷热天气里，朝云不幸染上了时疫。当时的疫势，传染得很厉害，惠州又缺医少药，以致毫无挽救。到七月初五，瘟疫遽然夺走了她三十四岁盛年的生命。朝云弥留之际，神智清明，口诵《金刚经》“六如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朝云声息逐渐低微，缓缓而绝。
苏轼老泪纵横，只觉得她前生对他一定有所亏欠，今世已经还得太多，不能再结后生缘了。
依照朝云的遗言，八月初三，将她葬于丰湖栖禅寺东南，湖滨山坡上的松林中。墓地山顶上有大圣塔；巍然矗立在蓝天白云间，墓为坡垄屏蔽，林大翳密，山风吹来，塔上铃语与松吟相应和，令人凄然欲绝。
苏轼为她刻铭祔冢：
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寺之东南。生子遯，未期而夭。盖常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
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
栖禅寺僧筑亭覆墓，榜曰“六如亭”。
营葬毕事，苏轼收拾悲伤，作《悼朝云》诗：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朝云葬后三日，夜间忽大风雨，翌日传闻栖禅寺东南，发现有巨人脚印五个。 24 初九，苏轼带了苏过亲往察看。当晚，在寺设供，做佛事追荐，苏轼亲作《荐朝云疏》：
千佛之后，二圣为尊，号曰楼至如来，又曰狮子吼佛。以薄伽梵力，为执金刚身，护化诸方，大济群品。……今兹别院，实在丰湖，像设具严，威灵如在。
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遭时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而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踪，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
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法界。湖山安吉，坟墓永坚。接引亡魂，早生净土。不论幽显，凡在见闻。俱证无上之菩提，永脱三界之火宅。
死者已矣，只有剩下来的活人，随时随地，触目生悲，人间地下，皆是难堪。
朝云死后两个月，节序到了重九，苏轼自往将营新居于此的白鹤峰上，聊应重阳登高的行事，但如惠州这样的蛮貊之邦，一切都不是中原的佳节景象。菊花还没有开，从山上远眺，满眼是一大片的黄茅草，风吹作浪。与邻家喝酒，蜑酒，又酸又甜，简直不是味道，佐酒菜只有蛙蛇，实在难以下咽。今年真是“恶岁”，这孤独的老人心里念念不忘朝云，但也不敢到丰湖墓地去。《丙子重九二首》说：
…………
今年吁恶岁，僵仆如乱麻。
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
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
西湖不欲往，暮树号寒鸦。
苏轼作《江月》五首，认为惠州的丰湖甚像从涌金门看出去的杭州西湖。湖上有栖禅寺、罗浮道院、逍遥堂、海会院、泗州塔等，皆是苏轼日常遗闷行游之处，但是现在朝云下葬于此，暮树寒鸦，令人凄断，反而使这孤独的老人，不敢去了。
南天十月，岭上梅开，苏轼悼念朝云不已，作《西江月》词：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响亮在耳边的朝云轻朗的笑声，忽然寂灭了；暖在心上的朝云的温情，忽然冰冷了。屋前屋后，处处摇晃着朝云的“着人情态”，但如定睛细看，却是一片空洞，什么都没有。老人独自欣赏阶前的长春花（金盏草），觉得它也就是朝云的化身，拈笔作《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说在咏花，实是悼云：
长春如稚女，飘摇倚轻飔。
卯酒晕玉颊，红绡卷生衣。
低颜香自敛，含睇意颇微。
宁当娣黄菊，未肯姒戎葵。
谁言此弱质，阅岁观盛衰。
頩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挥。
瘴雨吹蛮风，凋零岂容迟。
老人不解饮，短句余清悲。
现在陪侍苏轼，与共处忧患之地的亲人，只剩了少子苏过一人，虽然不免伶仃和寂寞，幸得这年轻人非常能干，而且孝顺。苏轼致徐大正书中说：“儿子过颇了事。”与张耒书，也说到他“甚有干蛊之才，举业亦少（稍）进，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忧耳”。
朝云殁后，苏轼的起居饮食，没人照顾了，“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 25 。
苏轼三子中，老大苏迈，是个忠厚、笃实、洁身自守的人。赵德麟是苏家的常客，他说：“东坡长子，豪迈虽不及其父，而学问语言，亦胜他人子。”少时作诗，有“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句，苏轼看到，笑道：“此村长官诗。”后来也真以县令而终。 26 次子苏迨，诗赋都写得很好，赢得老父不断的赞赏，但他自幼体弱多病，家里人也不责望他什么，现与大哥同居宜兴。
苏过的才气、个性和嗜好，最与老父相像。大家认为“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这就是说，在文学、艺术和人品各方面，真能继承苏轼的，即此少子。
南来途中，父子相偕游山玩水，所至之处，无不有诗，而且常常互相唱和，虽是父子，一样有声应求之乐，一样得到精神上共鸣的愉悦。
四十年前，三苏出蜀途中，大苏小苏各逞才华，连章歌咏，以娱老父。一趟两个多月的旅程，集合父子三人所写的诗，竟可成集————《南行集》。少年时期，那一番下笔如挟风雷的豪情，及今回顾，已很迷茫，如今竟在自己儿子身上重见这少日才华。人生的得失荣辱，本来都是过眼烟云，而有子如此，心里便不能不充盈着无限的满足和快乐。
这年轻人，有非常蓬勃的气概，充满肯定自己才能的信心，他要按照自己的期望，来做满足自己的表现，发挥生命的美丽。除此以外，物质上的困苦，世俗的荣辱，他毫不在意，卓然独立于风风雨雨之中，非常像他父亲。苏轼默察儿子这一份超然物外的精神，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作王巩书，便说：
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三庖（过乳名）者来，凡百不失所。某既缘此弃绝世故，身心俱安，小儿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
“非此父不生此子”，天下有几个做父亲的人，能得此乐。
苏过天性纯孝，其母于上年（元祐八年）八月初一卒于京师，殡于城西惠济院，不待免丧，突遭家难，就匆匆随侍父亲到惠州来了。虽然身在数千里外的惠州，常以远离亡母的殡宫为恨，计算母丧周年的日子近了，他便恭书《金光明经》四卷，手自装订，送存虔州崇庆院的新经藏中，祈求亡母早生天界。
绍圣二年（1095）十二月十九日，苏轼六十初度，流寓生涯，无可称庆，作诗志感，苏过和韵作《次大人生日》诗，他只恭维老父学道的理想，不及其他，真是聪明人的善颂善祷：
…………
直言便触天子嗔，万里远谪南海滨。
朝夕导引存吾神，……月道或肯来相宾。
区区功名安足云，幸此不为世俗醺。
丹砂傥结道力纯，泠然御风归峨岷。（《斜川集》）
诸子中，能传承苏轼画学的，也只有苏过。晁以道说，苏过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亦克尚似其先人”。邓椿《画继》说苏过“善作怪石丛筱，咄咄逼似乃翁”。苏轼在海南，题过所画枯木竹石诗曰：“老可（文与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竹传神。”苏轼对于文与可的画竹，衷诚倾服，所以这一联诗句内涵的褒美，实在无以复加。
苏过在惠州，画“偃松屏”，苏轼为作“赞叙”。全篇的意思，不在题画，而在鼓舞儿子那种刚介轶俗的精神。读这篇画赞，才能明白这父子二人性情交孚的和谐：
余为中山守，始食北岳松膏，为天下冠。其木理坚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谪居罗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识霜雪，如高才胜人生绮纨家，与孤臣孽子有间矣。士践忧患，安知非福。
幼子过从我南来，画寒松偃盖为护首小屏，为之赞曰：
燕南赵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凛然孤青，不能无生。生此伟奇，北方之精。苍皮玉骨，硗硗齾齾。方春不知，冱寒秀发。孺子介刚，从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27
八 惠州和陶
一个出身农家，长于西南小城，自少浸淫在诗书、美术和大自然怀抱里的青年，一自误入仕途，便跌落在样样与自己性情相违的现实中，三十余年，无法自拔。这三十余年中，看尽了人间的不平、官场的丑陋、士大夫们的寡廉鲜耻、权力斗争场里的诈伪变幻，总算熬到暮年，应该全身退出这走错了一生的道路时，不料还要再度遭逢生死边缘的祸患，被贬过岭。
任何一个人，到此悲惨境地，都不免感慨平生。精神生活越丰富，内心的冲突也越激烈。苏轼今日，既已被忌于权力世界，为现实政治所不容，天涯流落，茫茫无所归着，则此未死的余年，总须有个寄托。崇信道术，是宋朝知识社会普遍的风气，而罗浮又是丹鼎派法坛之所在。于此，神仙世界里的各种幻想，就在他眼前闪烁出瑰丽的光芒。
然而，神仙世界终究只是传说范围里的幻想，海上三神仙，总只存在于烟云缥缈之间，丹药吃多了要送命，则如何建立一个足以抵抗苦难、重归自然的实际生活，毋宁是苏轼目前更为急切的要求。于是，他回过头来，要找陶潜为师。
渊明出身于天师道世家，与道教也深有渊源，但他并不相信神仙之说，诗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即是此意。他另辟蹊径，另外构思出一个现实世界里的理想国来，将这构想非常完整而具体写出的，就是《桃花源记》和诗。
陶渊明认为人与万物，同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所以能够用一片平等心来领悟自然的本态，享受自然的和谐，使人、我、物三者混成一体，遂能徜徉自得，上观四时的运行，俯览花木的荣落，以回归自然的精神打破时间的界限；现象虽然因时而有不同，但生命的本质却并无差异，人与万物同是天地间的无限生机，人与自然合一，精神里便再也没有任何冲突。
苏轼自己说，南来以后，只有《抱朴子》的神仙思想和陶渊明回归自然的精神，支持他在苦难中兀立不倒。他作《和陶读〈山海经〉》诗中，引葛洪和陶潜为追求理想世界的同志，并且认为自己和葛、陶二人可以合绘一幅“三士图”，以为学道虽然晚于葛洪一步，而作诗却未必不如渊明。
陶渊明并不生来就是一个脱离现实的隐士，少壮时代，曾经崇拜田畴、荆轲那类人物，是个“抚剑行游”的游侠儿，即因志不得伸，非常果断地立即归去。他之回归自然，一半出于性情，一半也是人生挫折所产生的反射。
渊明晚年，气概不衰，仍然是个不为时移、不为势屈的倔强老人。苏轼认为渊明这种性情，颇有与自己近似之处。
经历挫折，而皈依自然，渊明诗《归田园居六首》，最能表达那份与自然同乐的精神。兹举其第一首为例：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些诗篇，给予苏轼非常强烈的共鸣，因此下定决心，尽和陶诗。
那是绍圣二年（1095）三月初四日，苏轼往游白水山佛迹岩，洗温泉浴，在悬瀑之下晾发。傍晚，浩歌而归，不觉到了荔枝浦上，“晚日葱昽，竹阴萧然”，荔枝树上结实累累，个个都有芡实那么大了。荔园的主人，是个年已八十五岁的老叟，对苏轼说：“等到荔枝成熟可食时，希望你能携酒来游。”
苏轼回到家来，躺在床上休息。听儿子过在朗诵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六首》，不禁顿生感触。不说别的，即如第一首中那两句：“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又：“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岂非都是苏轼今日口所欲言的言语，心所向往的生活？渊明所描画的村居，随处皆是，随时可得，这才是今日苏轼唯一安稳的出处。因此即从床上跃起，下了决心，要于扬州和陶《饮酒》之后，续作《和陶归田园居》，然后“要当尽和其诗乃已”！
这个决心，不比等闲，尽陶渊明一生所作的诗歌，一一步韵和唱，虽然陶诗卷帙不多，但也不能不算是个天大的心愿了。
以诗人生活而言，渊明所写的田园之乐，已经那么动人，而陶潜另一美丽的想象————混合传闻的事实，所构想的理想社会————桃花源，则更令人向往。
桃花源，那是一个男耕女织，各尽其力，各取所需，没有待完的税课，没有政府管束的平等社会；男女老幼都过着自然的生活，不用劳心，没有争夺的自由乐土。这个样子的社会，对于一个不容于现实世界，彷徨失路的人，实是太大的诱惑。
桃花源真实的地方何在？这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居民，到底是从哪里、从何时来的？桃花源里的人是否都已成了神仙？这许多问题，历来的文人，穿凿附会，争论不休。
苏轼认为世传桃花源事，多过其实。渊明所记，但言桃花源居民的祖先，为避秦乱逃到了这个地方，渔人所见，是其子孙，并非成仙不死的秦人。文中有“杀鸡作食”的话，苏轼说：“岂有仙人而杀生者？”《和桃花源诗叙》说：
……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
陈寅恪作《桃花源记旁证》 28 ，主要是考证它纪实部分的所生地和年代，认为真实的桃花源，地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真实的桃花源居民的祖先，所避的不是秦始皇，而是苻坚的“秦”。苏轼认为世间类乎桃花源的地方很多，不必定是仙人之居。陈寅恪非常推重，认为“古今论桃花源者，以苏氏之言，最有通识”。
其实苏轼认为桃花源人间多有，作举南阳和青城两个实例，以及他曾梦见的仇池，皆实有其地；而且其地的居民，过着宁静自然的生活，也都健康长寿。他之所以要如此肯定这一点，目的是强调他一定能够得到避世的桃源，用乐观的精神来安慰自己心里的空虚和彷徨。
渊明与子俨等疏里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苏轼认为渊明这句老实话，与他同病。
陶和苏都是深沐儒家教养，个人道德严正，责任心极重的人。陶作《荣木篇自序》说：“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咏贫士》诗说：“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像这类话，苏集中也俯拾皆是。苏轼南迁途中，还说：“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反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两个都是“志士不忘在沟壑”的人物。
皈依自然，目的是在争取精神生活的自由；要过自由的精神生活，必须彻底放弃物质欲望，才能不为外物所役，就不为别人做奴隶。虽然渊明一生，从来没有脱离过饥寒贫乏的日子，但他“忧道不忧贫”，活得很快乐。苏轼出处虽与渊明不同，“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但他向不重视金钱，到手辄尽，所以到祸患来时，安家费用还须弟弟接济，自己所带一点薄蓄，到了惠州，却因提倡做社会公益事业，几乎全部花进去了，写信给南华长老说：“书生薄福，难蓄此物。”所以不如花了，反而觉得身心轻安————观察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最能正确反映这个人的品格。苏轼在惠州一年后，衣食渐窘，《和陶贫士七首》中，论陶之穷，却曰：“俗子不自悼，顾忧斯人饥。堂堂谁有此，千驷良可悲。”说自己的景况，则曰：“遥怜退朝人，糕酒出大官。岂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真是，世上岂有堂堂男子汉而向贫穷低头者。
渊明有张破琴，弦坏了，也不修配，作诗说：“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苏轼赞道：“谁谓渊明贫，尚有一素琴。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
人须如此淡泊，才能随遇而安，进入回归自然的生活。苏轼《和陶归田园之一》曰：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
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
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
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
人要能够不向物质低头，则贫乏不足困人，祸福皆无缘而至，人便可从世网中解脱出来了。又如：
教我同光尘，月固不胜烛。
霜飙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人须不肯苟同于人，才有独立不屈、完整的人格气象，这一点他和陶潜没有两样。
唯有在评论历史人事上，陶与苏的观念，便不大相同了。此因两人训练不同，出处相异：陶只是个纯粹的田园中人；而苏不然，无论怎样，他总是一个曾经参与过现实政治的人，凡事看得较远较大，论史的见解，就不一样了。如渊明咏荆轲，逞其爱好豪侠的性情，通篇都是赞叹，结语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而苏轼则认为秦始皇积恶如山，杀父囚母，不容于天，一定会自取灭亡的；燕太子不能忍耐，将国运轻托有勇无谋的狂生，认为“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
苏轼在惠州两年间，作和陶诗几达百首。关心他的黄庭坚，虽然远在黔南，听到这个消息，作偈子说：
子瞻谪海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渊明千载人，子瞻百世士。
出处固不同，风味亦相似。 29
绍圣四年（1097）冬，苏轼已谪海南，特自检点从扬州《和陶饮酒二十首》起，连同惠州和作，共得一百零九首，编集全稿，寄与在雷州的苏辙，要他作一篇集“引”（序），附书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
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苏轼此书，已将他细和陶诗的本末因缘，说得明明白白，所以苏辙撰“引”，将全部原文引入。
苏辙接到这部稿本，当即于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恰巧是苏轼六十二岁的生日）于海康城南之东斋客寓，写了《子瞻和陶渊明诗引》：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前揭原书全文）……
引用苏轼原函之下，苏辙本来写的是：“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于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拙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则然。”苏辙所写的这段话，殊与苏轼的意思不合。苏辙不深了解渊明，所以会说他“才拙”。其实，渊明之拙，正是古今来学陶者所不能至的天分与机趣。至于文中再提到“仕至从官，出长八州”，正是乃兄今日极不愿说之事。所以苏轼提起笔来，将他改了。 30 续曰：
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
此下，仍接苏辙原作：
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尝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于李太白、杜子美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
绍圣丁丑（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东斋引。
苏轼和陶这个工作，并不到此为止。自绍圣四年（1097）至元符三年（1100），四年之间，不断续写，真正做到“尽和其诗乃已”。
九 白鹤峰新居
苏轼流寓惠州，上无盖顶之茅，下无立锥之地，幸叼程之才的面子，再度迁入合江楼，但楼在三司行衙内，决非外人所能久居。
绍圣三年（1096）正月，程之才将被朝廷召还，则合江楼就寄住不下去了；何况苏迈方在活动指派粤中的差遣，假使事情成功，儿孙皆至，合江楼也住不够。自朝廷公开诏告“元祐臣僚，一律不赦”以来，苏轼已经断了北归的希望，决心就在惠州落籍，又岂可不弄个房子，以蔽风雨。所以，致程之才书说：
兄去此后，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计，意欲结茅水东山，但未有佳处，当徐择尔。令长子迈来此指射差遣，因挈小儿子一房来，次子迨且令设法赴举也。
二月间，苏轼找到了归善县城东面的白鹤峰上一块数亩大的空地，面临东江，景色甚美，就将它买下来了。
白鹤峰紧靠江滨，沿江筑城，就利用此山深入水中的石脚及山壁峭拔之地，筑为城址。当筑城时取用山土，刨平了一段峰顶，苏轼买的就是这方空地。故老传闻该地旧有白鹤观，现在已废。
白鹤峰头，只此一方平地，四面山势陡下，山上只有一两户人家，房子都低于该地。地形左右稍广，而前后则较狭隘。
苏轼按地形，打算造屋两进；前面小屋三间，作为门房，中间隔个庭院，可以种植花木；第二进为堂三间，拟题为“德有邻堂”；宅地左侧较为宽阔，拟造居室、庖厨、厕所等；在此后面，造为书室，拟题名为“思无邪斋”；周以廊庑，共计为屋二十间。
建造图样粗定，就托人到河源去找木匠作头王皋来，估计斫木陶瓦的数量，仍叫一个姓蒋的工头在河源购买木料。当时在惠州，要找木匠，似乎也不甚易，因为苏轼有一封给博罗县令林抃（天和）的信说：“丰陆数木匠，请假暂归，多日不至，敢烦指挥与押送来，为幸。”木匠弃工不顾，居然要劳动县太爷拘送，其难可知。
后来，他又派苏过到河源去，亲访县令冯祖仁，督促蒋亲 31 斫木，忙了一个多月。
其时，与南华重辩书说：“行馆僧舍，皆非久居地，已置圃筑室，为苟完之计。方斫木陶瓦，其成，当在冬中也。”
六月间，苏迈已经得授韶州的仁化县令，即将挈家南来。其时，苏轼从前在湖州时的僚友陈师锡，又派遣专差前来探望，复书中述说他的近况道：
……轼谪居粗遣，长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来矣。已买地结茅，为终焉之计。独未甃墓耳，行亦当作。杜门绝念，犹治少饮食，欲于适口。近又丧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定分，遂不复择，脱粟连毛，遇辄尽之尔。……
苏轼是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到惠州的，被招待暂寓合江楼，住了六天，就搬到嘉祐寺去了。在嘉祐寺住到二年的三月十九，因程之才的好意，复迁于合江楼，住了一年零一个月。至三年四月二十日，他们又不得不再搬回嘉祐寺去住，与重辩书说：“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这是一个原因，次则苏轼既欲水东造屋，每日要去监工，中隔大江，其时船桥尚未造好，往来甚为不便，所以程之才去后两个月，他就搬回嘉祐寺。这样搬来搬去，不得定居，竟如水上的飘蓬一样，只望白鹤峰的新居早日落成，则可“庶几其少安乎”！作《迁居》诗曰：
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
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
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
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
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
长江在北户，雪浪舞吾砌。
青山满墙头，鬌几云髻。
虽惭抱朴子，金鼎陋蝉蜕。
犹贤柳柳州，庙俎荐丹荔。
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
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
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此诗眼界澄明，意境超脱，实则于虚无中透着悲怆。
佛说念念成劫。时光过得那么快，俯仰之间，就过完一辈子。人也不过是这个世界中的万物之一，物虽各有分际，但人如超越世界万有之上，下观生物之以息相吹，则人在这个世界里呼吸，与春天田野中移动的气流（野马）、大地上飞扬的尘埃、蚊蚋之生息于世，还不都是一样。 32
造屋的工程，进行得还算顺利，将近过年时候，已经计算得出完工的日子。新居之西，有两家近邻：一家是林姓的老媪，以酿酒为业；一家是老秀才翟逢亨，很有一点学问。苏轼有天晚上，走过翟家门口，就进去拜访了他。作诗二首，其一云：
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
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
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
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
山上没有水源，饮水须到江边汲取，甚是不便。苏轼决定在新居里凿井一口，约这两家邻居，可来共享此井。新居的庭院需要种点花木，写信向程天侔要，书曰：
白鹤峰新居成，从天侔求数色果木，太大则难活，太小则老人不能待，当酌中者。又须土碪稍大，不伤根者。柑、橘、柚、荔枝、杨梅、枇杷、松、柏、含笑、栀子，谩写此数品，不必皆有。仍告书，记其东西 33 。
绍圣三年的下半年间，苏轼在惠州的几个好朋友，纷纷都要走了，如惠州守詹范罢任（方子容来代），章楶也罢了广州任（王古来代），还有循州太守周彦质，在那两年，与苏轼书问无虚日，忽又罢归，依依不舍，特来惠州相伴半个月才走。初是朝云新丧，还赖朋友之乐，聊得排遣；不料一倏时又风流云散，这孤独而又倔强的老人，心情不免落寞，《和陶时运四首》之一说：
我视此邦，如洙如沂。
邦人劝我，老矣安归。
自我幽独，倚门或挥。
岂无亲友，云散莫追。
苏轼《和陶贫士七首》诗引说：“余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伊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七篇，以寄许下、高安、宜兴诸子侄，并令过同作。” 34 其实这时候，虽说贫穷，还不算真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作《和陶乞食诗》时，还说：“幸有余薪米，养此老不才。”但到白鹤新居将要完工，他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却已真个用光，到了囊空如洗的地步了。苏轼用钱，向来撒泼，起先一副热心，做慈善事业，毫不顾虑自己。如《寄罗浮重辩书》说：
近日营一居止，苟完而已。……久忝侍从，囊中薄有余赀，深恐书生薄福，难蓄此物。到此已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今则索然，仅存朝暮，渐觉此身轻安矣。
时间过得快，钱花得更快，一旦生活问题逼来时，苏轼只得动脑筋到他那宁远军节度副使的俸料，欲将政府发给的折支券请领实物，然后变卖。责官俸料，本来不多，经过衙门克扣，市场折价，大概只能换到三成的钱，而且申请了十八个月，还拿不到手。苏轼没办法，写信托广守王古帮忙，书言：“某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许节推处托勘请。自前年五月请，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此在漕司一指挥尔，告为一言于志康也。”志康，孙勰字，是苏轼老友孙介夫之子，也是他省试的门生。
苏轼的经济情况，非到实在窘迫万分时，他不会在意这点责官俸料的折支券。然而到他在意时，却领不到货，变不了钱。
得到消息，苏迈已带了自己和小弟过的家眷，到了虔州，预备从虔州换乘小船，由龙南江到方口出陆，至循州溯流而来惠州，苏轼派过前往虔州迎接。
至是（绍圣四年二月，1097），白鹤峰新居，指日可以落成了。这座山居，虽然限于经济能力，不能算是很好的建筑，但其一砖一瓦，一花一木，都是苏轼自己设计经营的，也着实不同凡俗。
从白鹤峰下，历级而上，门下有亲种的两株柑橘，此时花犹盛开，屋内所种古荔，绿叶铺满墙头。穿过前庑三间平房，则是一大院落，花木交错，清芬扑鼻。径升石阶，就是“德有邻堂”，这是正厅，它的特点是特别宽阔和高敞，所以惠州新守方子容参观过后，作诗赞美说：“遥瞻广厦惊凡目，自是中台运巧心。”
左边是一组列的居室，绕以竹篱，以分内外，篱间杂栽花草，颇饶幽趣。右侧为“思无邪斋”，是苏轼的书房。书房的一头，开一大窗，则江山数百里间的景色，朝云夕霭，水光岚翠，都纷纷延入屋中，成为与书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书斋后面，有道后门，开门就是两家贴邻————酿酒的林行婆和老秀才翟逢亨家。
绍圣四年二月十四日，老人先自嘉祐寺迁入白鹤峰新居，等待子媳孙儿的到来。陶渊明《时运》诗：“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老人环顾新居，觉得此言似乎为他今日所发，心里很高兴：“长子迈与余别三年矣，挈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拈笔和陶《时运》四首，录一：
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
翦垂髫，覆此匏壶。三年一梦，乃复见余。
闰二月初，苏迈、苏过带领两房家小，到了惠州。苏迈的大儿子箪（楚老），已是二十岁的青年了；次子符（仲虎），就是苏轼所谓“梦中时见作诗孙”的孙儿，已十七八岁；还有过的夫人和长子籥都一起来了。白鹤峰上，笑语盈室，一倏时热闹非凡。患难虽然未尽，而家人得以重聚，竟然觉得过往三年，真如一梦。老人久已想望的“明年更有味，怀抱带诸孙”的情味，忽然实现，怎不大为欢畅！
只是苏迈本来已授仁化令，现在却发生了变故。因为仁化辖属韶州，而韶州与惠州为邻，现行朝廷新制，责官的亲属，不得在责地的邻邑做官，苏迈尚未到任，即已罢去。苏轼与博罗县令林抃（天和）书曰：
示谕幼累已到，诚流寓中一喜事。然老稚纷纷，口众食贫，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
又稍后致王古（敏仲）书，则曰：
自幼累到后，诸孙患病，纷纷少暇，不若向时之阒然也。小儿授仁化，又碍新制不得赴，盖惠、韶亦邻州也。食口艰多，不知所为计。……
因为“罪在不赦”，所以悉索敝赋，在白鹤峰头营造一间风雨茅庐，儿媳孙子都来了，一时平添几多食口，纵使手头非常拮据，不知为计，但是想到一室春温、笑语充盈的生活，对于孤独的老人来说，精神上的欢快，几将是无可比拟的收获。
这屋子从上年（绍圣三年）三月买地、设计构造起算，到本年三月迁入居住，足足费了一年时间，才告落成。其间苏过亲往河源督工斫木（那个时代，似乎还没有木行这个专业，买木料须往林坂现斫），而苏轼则日日上山，监工筑造，一砖一瓦，一花一木，尽是辛苦。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巢，老人在新居前后徘徊观瞻，心里非常高兴，三月二十九日，作诗记事道：
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
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
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
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欹枕卧看山。
作过这诗后数日，苏轼被流放海南的大灾祸，就晴天霹雳似的突然爆发了。
他在这倾囊营造的白鹤峰新居里，住了不过两个月，就须仓皇地抛撇，除出梦中，不再重见。
陶渊明别无所嗜，就是欢喜喝点酒，他做彭泽令，令公田全都种秫，他说：“吾常得醉于酒，足矣。”他的夫人认为人总不能光喝酒，不吃饭，坚决反对。于是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渊明在《自叙》一文中说：“公田之秫，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不料他这县官从仲秋做到冬天，在官只有八十天，即自辞去。洪迈在其《容斋随笔》里，代他抱屈：“所谓秫秔，未尝颗粒到口。”苏轼起造白鹤峰新居，与陶渊明的种秫一样，也只住了两个多月。
苏轼是个怀乡病很重的人，从十年前起，“乡思”在他所作的诗文书简中，随时流露；但至身陷儋耳之日，他已不敢再存这样奢侈的愿望，只盼有一日能够重返白鹤新居，已是脱水火而登衽席的天惠。他在海南，就曾梦归白鹤山居，醒后，作《和陶还旧居诗》，但就只这么一点卑微的愿望，也达不到：
痿人常念起，夫我岂忘归。
不敢梦故山，恐兴坟墓悲。
生世本暂寓，此身念念非。
鹅城（惠州）亦何有，偶拾鹤毳遗。
穷鱼守故沼，聚沫犹相依。
大儿当门户，时节供丁推。
梦与邻翁言，悯默怜我衰。
往来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十 又贬海外
哲宗赵煦，并不是个颟顸的人主，吃亏的只是年纪太轻。因为年轻，意气用事。多年来，心里抱怨宣仁太皇太后没有看重他皇帝这个地位，更痛恨元祐一朝所有宣仁起用的宰执大臣，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一旦亲政，反元祐的绍述政策，就是从这个“意气用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年纪太轻的第二个毛病是经验不足，见虑未定，缺乏成熟的理知能力来识别忠奸邪正，辨释治道之宜，只好听凭感情驱使，被小人所煽惑愚弄而不自知。吕大防、范纯仁等之贬窜岭外，出于左司谏张商英的一份肆无忌惮的奏言，奏文中竟说：“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以皇帝与先朝放臣等量齐观，一例仇恨，以邦国大事为报仇复恨之具，真是成何体统！但是，年轻的皇帝竟然被他这番话激怒起来，发生一连串的远谪重惩。
哲宗在私德上，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缺点在于好色。当他还只十四岁时，外间谣传，宫中在物色乳媪。禁中能够生子的男人，除他之外，没有别人，所以范祖禹上疏皇帝，力劝修身进德，一面又疏请太后，注意保护上躬。刘安世疏言，更为强硬：“尚未纳后，浸近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当时，宣仁太皇太后当朝虽说“并无其事”，而事后知是皇帝宠幸的刘婕妤所为。
宋太祖定下的制度，大权集于君主，所以小人一定要挟持得住皇帝，才能潜移政权，为所欲为。章惇等先要煽动青年皇帝的怒火，然后才能将元祐群臣一网打尽。挟持皇帝这项工作，必须宫内宫外勾结进行，所以章惇、邢恕、董敦逸等人先与宦官郝随及刘友端勾结，由太监郝、刘牵线，与帝所宠爱的刘婕妤搭上关系，内外一体，将这少不更事的皇帝紧紧抓在手里。第一步放逐工作，做成功了，现在只差“斩草除根”，犹待努力。
不但如此，史言章惇竟还导帝出宫微行。所谓微行者，引导皇帝出游，尝试民间的声色游乐。果然如此，则眷恋京师名伎李师师的其弟徽宗，也不过步武乃兄后尘。所异者，李师师艳名较盛而已。
刘婕妤之勾结章惇，是为了想当皇后，但顾忌朝议沮格；而章惇则需要禁中这个有力的帮手，包围皇帝。而且，凡是小人，心计必深，皇后孟氏是宣仁太后选择调教的人，万一将来她有预政之时，则元祐未必不复。譬如刈草，宫中隐伏着这株元祐的根，也必须同时拔除。
哲宗婚前，先已嬖幸刘婕妤。婚后，专宠如故。
宣仁太皇太后在时，有一次，刘婕妤随着孟后往朝景灵宫，礼毕就坐。嫔御皆应立侍，刘氏恃宠而骄，自以为与众不同，独自背立帘下。后阁中的陈迎儿呵责她，她亦不顾。宫人皆属中宫管辖，后宫中人对她非常不满。
这年冬至节，朝太后于隆祐宫，后用朱髹金饰的座椅，刘婕妤也要。侍从人员察知其意，就搬了一张相同的座椅给她。后宫中人心怀不平，有人假作传呼：“皇太后出！”皇后起立，婕妤亦起，她们便偷偷从后面将她的座椅搬开。等了一会儿，不见太后，刘婕妤回坐下去，便摔倒地上了。她向皇帝哭诉，并说以后再也不参加朝参了。内侍郝随安慰她道：“不必为此戚戚于心，愿为大家早生一子，这个座位就该当婕妤有了。”
刘婕妤处心积虑，必欲扳倒孟后。机会终于来了。
孟后之女福庆公主患病，后姊懂得医道，从前皇后有病，她尝出入宫掖，亲理汤药，但是这次，公主服药无效，她就带了道家治病符水进了宫。皇后大惊道：“姊莫非不知宫中禁严，与外间不同吗？”即令左右赶快收藏。等皇帝来时，照实禀明。哲宗说：“这也是人之常情。”
有了皇帝这句话，孟后才敢当着皇帝面前，烧这道符。
然而，宫中就沸沸扬扬传开来，说是历史上宫闱魇魅之乱开端了。
不久，皇后的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姑法端，为后祷祠。有人检举其事，诏令内押班梁从政等就皇城司侦讯。侦讯中，逮捕宦官宫妾三十人，用各式各样的刑逼供，不但肢体毁折，甚至有舌头被割掉的。在这个样子的情形下，无求不得，这案子当然成立了。
但是，内臣鞫狱，恐怕遭人批评，所以又命御史董敦逸覆按。罪人过庭下，皆已气息奄奄，没有一人还能开口说话。敦逸把了笔，实在写不下去，郝随等就在旁以言语胁迫他。敦逸畏祸，照他们的意思上了奏牍。
于是，诏废皇后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出居瑶华宫，时在绍圣三年（1096）九月。
章惇、蔡卞趁这个机会，向皇帝建言：宣仁太后曾有“废立之议”。指是范祖禹、刘安世为禁中觅乳媪事争言而起。皇帝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便告诉章惇说：
元祐初，朕每晚只在宣仁寝处前阁中寝，宫嫔在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者。一日，觉十人非寻常所用者。移时，又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泣涕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因刘安世章疏，宣仁诘之。 35
章惇辈的报复手段，固然毒辣，而根源还是在于哲宗之引虎狼为腹心。
废后前一个月（绍圣三年八月），清算谏觅乳媪那节旧事，范祖禹、刘安世二人遂坐“构造诬谤罪”，范被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被英州安置。章惇的用意一在报复，一在杀鸡儆猴，钳制天下之口，使废后大事可以顺利成功。
废后一年后，封刘婕妤为贤妃。
自从这件大事成功之后，章惇有专宠的刘妃为内应，他的政治地位已经巩固，报复的凶焰也就狂燎天下了。
四五个月后，三省同奏：“司马光等倡为奸谋，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当时凶党，虽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惩责。”于是，司马光和吕公著追贬节度副使，再追贬为朱崖军司户、昌化军司户；夺赵瞻、傅尧俞赠谥；追还韩维、孙固、范伯禄、胡宗愈等遗表恩。
吕大防的哥哥自泾原入朝，帝问大防安否，嘱他代为致意，并说：“二三年可复见也。”不料这位老兄，竟将如此重要的密论泄露给章惇听了。章惇大惊，就非将这班元祐重臣逼往岭外不可，否则，夜长梦多，后患不堪设想。
于是，侍御史来之邵说：“司马光典刑未正，幸有刘挚尚存，是老天留给陛下来杀的。”三省同奏：“吕大防等为臣不忠，罪与司马光等不异。顷朝廷虽尝惩责，而罚不称愆，生死异罪，无以垂示万世。”因此，就有绍圣四年（1097）二月的一批谪命：贬吕大防为舒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刘挚，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梁焘，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纯仁，安武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此外刘奉世、韩维以次，三十七人，均遭谴谪。秦观亦在案内，以谒告及写佛书为罪，从监处州酒税官，削秩，徙郴州，后又编管横州。
吕大防年迈，本已有病，扶疾上路，行至虔州的信丰，不支而死。事闻于帝，皇帝问：“大防何事赴虔？”可见像如此流窜前任首相的大事，章惇也竟敢只手遮天，矫诏擅行，则其他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范纯仁此时，已经两目失明，闻命，怡然就道。每次听到他家子弟抱怨章惇时，一定怒言制止。途中，舟覆于江，纯仁衣履尽湿。他回头对诸子说道：“此岂章惇所为！”其人之气度如此。
四年三月间，在惠州的苏轼已经听到苏辙被贬过岭的消息，不过传闻的谪地是西容州；又听说这次同遭严谴的，还有许多人。苏轼不知其详，恐怕自己若又不得安居惠州，如何得了。当即派人驰函广州太守王古，托再确实查看文报。书云：
……又见自五羊（广州）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必得其详，敢乞尽以示下，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可密录示，得作打叠擘划也。
忧患之来，想皆前定，犹欲早知，少免狼狈。非公风义，岂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数字。
苏轼的忧恐，并非无因，盖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三人：苏轼的声望和与皇帝近密的关系，范祖禹的学问气节，刘安世的刚强敢言。非置之死地，总觉夜不安枕。这次再度掀起斩草除根的大浪潮，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呢？
四年闰二月甲辰，章惇重提旧说，以为苏轼、范祖禹、刘安世虽谪岭南，责尚未足，于是有再贬之命：范祖禹徙宾州，刘安世徙高州，苏轼则被摈海外，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
劾疏初经皇帝批交执政议贬，当论及刘安世时，传有这么一个故事：
绍圣初，逐元祐党人，禁中疏出，当责人姓名及广南州郡，以水土美恶系罪之轻重而贬窜焉。执政聚议，至刘安世器之时，蒋之奇颖叔云：“刘某平昔人推命极好。”章惇子厚以笔于昭州上点之云：“刘某命好，且去昭州，试命一回。” 36
苏轼之再贬儋耳，据传祸起于他《纵笔》一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被章惇看到，惊曰：“苏某尚尔快活耶！” 37
其实，章惇要将这三个眼中钉拔去，蓄意在胸，有没有这《纵笔》一诗，有没有蒋之奇这一句话都是一样。这两个故事，同样形容章惇对前任大臣性命攸关的处置，却出以这样的态度，虽不能尽信，却十足表现他的轻佻、跋扈，和以国事为儿戏的荒唐而已。
四月十七日，诰命颁到惠州。惠守方子容以非常沉重的心情，亲将诰命送交苏轼，并且说出一个故事来。
“吾妻沈氏，向来礼拜普光王菩萨（僧伽）。有一夜，梦见僧伽来告别，沈氏问菩萨将到何处去，答云：要伴苏轼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算到现在恰巧是七十二日，岂非凡事都已前定，不必忧恨。”
苏轼坦然答道：
“世事，哪一样不是早有定命的，不必待梦而知。然而我是何等人，竟劳和尚辱与同行，莫非前世与有宿缘吗？” 38
僧伽，唐朝的高僧，葱岭以北的何国人。龙朔初年，来西凉府，次历江淮，后在泗州建刹，屡着神异，尝现十一面观音形，人益信重，唐中宗褒其寺曰“普光王”。苏轼从前每进淮泗，必致敬于普照王塔，诗文偈说，备载集中。现在危难中，是否真是这位屡显神异的菩萨，要呵护他渡海呢？
苏轼目前的燃眉之急，是身上的钱不够用，一路上要盘缠，到得海南要食住开销。急切之间，如何筹措？谪官有点折支薄俸，已经三年，屡经申请，分文领不到手，迫不得已，只好再函广守王古帮忙。书曰：
某忧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揭，并无一物，狼狈前去，惟待折支变卖得二百余千，不知已请得未？告公一言，傅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请得，即告令许节推或监仓郑殿直，皆可为干卖，缘某过治下，亦不敢久留也。
猥末干冒，恃仁者恕其途穷尔。死罪，死罪！
苏轼久请不得的三年折支（实物配给券），市场变卖估计只得二百余千，这还是“省钱”，十足计算，止有百五十余千，然而他被逼得要说“必蒙相哀”“恕其途穷”的话，此与陶潜乞食，感激之下，居然说要“冥报相贻”，其情类同。非亲至其境，不能像王维那样妄加菲薄。
奉告命后越一日，即四月十九日，苏轼留家属在惠州，带了苏过动身走了。到博罗县，县令林抃来送，此时他才知道王古被劾“妄赈饥民”，降调袁州，叹惋不已。
到了广州，与王古作别，一谢便走，不敢久留，恐怕于他不利。王古邀约与半道中再见一面，苏轼认为不必。
长子迈带着三个孙子箪、符、籥，都送到广州的江边。海南是怎么一个地方，苏轼在惠州已经住了将近三年，不会不知道，认为此行再无生还的机会，先一天，已将后事详细交代了苏迈，心想一到海南，要先买好一口棺木，殊不知海南并无棺木一物，人死，舁榇行葬。所以有人说，苏轼过海舟中，带有空棺一具。 39
苏轼与迈等在广州诀别，子孙齐集江边痛哭。他留下一封给王古的信，以代面别，此时能说的话，皆已尽于此函了：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所云途中邂逅，意谓不如其已，所欲言者，岂有过此者乎！故覙缕此纸，以代面别。
自此，发新会，过新州。五月，溯江而上，到得梧州。听说苏辙去雷，目下还在藤州，相距不过二百五十里，苏轼立即以诗代柬，派急足送去，要他在藤州稍待，自己赶路前往。
苏辙得讯，即从藤州折向梧州的路上，迎候乃兄。兄弟执手相见，诚如《栾城诗》说：“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
这两兄弟自元祐八年九月东府一别，距今又将四年未见，哥哥看弟弟白须红颊，确如梧州江边最近见过苏辙的人先时所告，身体健朗，气色很好，心里更是高兴。 40
时当应该进餐的时候，道旁恰有一处卖汤饼的摊贩，兄弟买饼共食。这种摊子上做的饼，粗恶得简直不能进口，苏辙置箸而叹，苏轼却已把他那一份大口吃完了，慢慢地问弟弟道：
“九三郎，你还要咀嚼吗？”大笑而起。 41
这是苏轼吃粗粝食物的法门。弟弟看哥哥胃口还是那么好，心里也安慰不少。不错，苏轼虽已花甲之年，胃纳一直很好，对于粗劣的食物，能够不辨滋味，囫囵吞下肚子。苏轼从前用这不辨滋味的方法来对付黄州的劣酒。所以，秦观后来听人传说这个故事，便说：“此先生饮酒但饮湿法也。”
自五月十一日到藤州，兄弟同行，同卧起于水程山驿间者二十余日。自藤州到苏辙谪地，本不需要走那么许多日子，但因雷州是大郡，耳目众多，苏轼不便久留，兄弟俩恋恋不舍，只得尽量拖延路上的程期。
苏辙一家人中，只有史夫人和幼子苏远一房相随，远妻乃黄师是（寔）之女，章惇还是她的舅公。其余长、次（迟、适）两房，因他家有点田产在颍川，所以就住在那里，因田为食，与苏轼次子（苏迨）住在宜兴，情形一样。轼留长子苏迈及长、三两房媳妇带着六个孙子住在白鹤峰新居，随同过海的只有苏过一人。所以，《和陶止酒诗》说：“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
六月初五，兄弟同至雷州。雷守张逢、海康令陈谔带同本州官吏衙前迎接，招待他们在监司行衙暂住，次日又设筵款待。
这次旅途劳顿，苏轼的痔疾又发作了，但是朝命所迫，不敢逗留，在雷州只住了四天，初八就又启程。自雷至琼，途程四百里，苏辙亲自送别于海滨，张逢也派了专差相送。
自徐闻至递角场，候风待渡，南望连山，杳杳一发。海上波涛汹涌，“舣舟将济，眩慄丧魄”，祷于伏波祠。
苏轼此时，心地空明，只有一念未安，即是故乡的祖宗坟墓。兄弟俩于熙宁元年出蜀时，将祖坟和些许田宅，托由堂兄子安和邻居杨济甫代为经纪照管，至今四十年，还不能回乡。子安已经死了。是夜，挥涕作书，告别济甫：
某兄弟不善处世，皆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惟济甫以久要之契，始终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风顺即过矣。回望乡国，真在天末。留书为别。
这一夜，苏轼在床上病痔呻吟，苏辙也彻夜不寐，就在床上背诵渊明《止酒》诗，劝老兄务须戒酒。苏轼年来，为痔所苦，也决心接受，作《和陶止酒》，以当赠别。
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与弟海滨诀别，凄然渡海。不料自此一别，这一对历史上著名友爱的兄弟，就再无机会见面，真成永诀了。
1 本集《与参寥书》云：“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既不失所外，何复挂心，实翛然此行也。”
2 〔元〕陈秀明：《东坡诗话录》。
3 〔宋〕周煇：《清波杂志》。
4 本集《与陈慥（季常）书》：“自当涂闻命，便遣骨肉还阳羡，独与幼子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
5 清人叶廷琯《鸥波余话》、王文诰撰《苏集编注》均记其事。
6 〔宋〕释德洪：《石门题跋》。
7 本集《书白乐天诗跋》云：“唐韬光禅师自钱塘天竺来住此山，乐天守苏日，以此诗寄之。庆历中，先君游此山，犹见乐天真迹。后四十七年，轼南迁过虔，徒见石刻而已。绍圣元年八月十七日。”
8 〔宋〕周煇：《清波杂志》。
9 本集：《与吴秀才书》。
10 〔宋〕王楙：《野老记闻》。
11 〔宋〕王称：《东都事略》。
12 佚名：《道山清话》。
13 〔宋〕王明清：《挥麈余话》。
14 松黄汤，据《本草图经》：松花上黄粉，名松黄，山人及时拂取，作汤点之。
15 〔宋〕苏轼：《东坡志林》。
16 〔宋〕钱世昭：《钱氏私志》。
17 本集：《书归去来辞》。
18 周去非《岭外代答》：“南方余甘子，风味过于橄榄，多贩入北州，方实时零落藉地，如槐子榆荚，土人干以合汤，意味极佳。……”
19 诗：《小圃五咏》。
20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1 本集：《书东皋子传后》。
22 〔宋〕吴可：《藏海诗话》。
23 〔宋〕佚名：《林下诗谈》。
24 苏轼父子游惠州东北二十里的白水山，山有佛迹岩、佛迹院，瀑布水涯有巨人足迹数十，即所谓佛迹也。朝云葬后，风雨之夜，传亦出现巨人足印五枚，想是同一地方神话。
25 《宋史·苏轼传》。
26 〔宋〕赵令畤：《侯鲭录》。
27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28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1936）
29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30 费衮《梁溪漫志》云：“东坡既和渊明诗，以寄颍滨，使为之引，颍滨属稿寄坡。……此文今人皆以为颍滨所作，而不知东坡有所笔削也。宣和间，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稿于颍滨第三子远，因录以示人，始有知者。”
31 此宋人称谓，如今杭州人称管坟人为“坟亲”，即其遗习。
32 《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33 移树之法，必须依照其原方向移植，则阴晴向背不变，易于存活，故书云：“记其东西。”
34 轼子迈、迨在宜兴，辙子迟、适在许下，皆依田产为活。苏辙自己及子远则在江西高安谪籍。
3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36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又陆游《老学庵笔记》：“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其实，此乃事后巧作附会之说，不可据信。
37 〔宋〕曾季狸：《艇斋诗话》。季狸为南丰曾巩之弟曾宰之曾孙，所述应较可信。又宋版苏集引《旧注》《舆地广记》均载其事。
38 本集：《记与僧伽同行》。又王巩《随手杂录》同记其事，谓是广东转运使萧士京之妻所梦，萧亲语于巩。当以东坡自记为准。
39 周煇《清波杂志》：“……一日出郊，见横木于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从者不肯言，再三诘之，方言前政某殁于此属，无周身之具，用此殡殓。或叩有巨木，何无板？答以素无锯匠。”又《南海录》：“南人送死者，无棺椁之具。稻熟时理米，凿大木若小舟，以为臼，土人名舂塘，死者多殓于舂塘中以葬。士夫落南，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殓手足形骸，诚重不幸也。”俱可参看。
40 苏轼《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诗：“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
41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引吕周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