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
一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
（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文中所言五事，皆太宗自谓超迈前古之处。其实嘉善纳谏，大度包容，历代贤君，亦优为之。独于中华夷狄，兼爱如一，为前人所无。盖李唐皇室，起源于北朝胡化之汉人，承异族累叶之政权，于所谓夷夏观念，本甚薄弱。故建国之后，虽四征不服，既服之后，则视如一国，不加猜防。唐初每定异族，即于其地置羁縻府州，以其酋长任都督刺史，予以高度之自治权。甚至委异族以中央要职，与汉人比肩于朝。贞观四年（西元六三〇年），太宗既平东突厥，其酋长任职中央，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此种华夷一家之盛况，诚空前未有之事也。
贞观十三年（西元六三九年），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反，进犯九成宫。事平之后，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太宗遂以李思摩为可汗，率所部建牙于河北。其后思摩因受薛延陀之侵凌，又以不善抚御，其部落弃之，渡河而南，唐以胜夏二州处之。而思摩轻骑入朝，拜为右武卫将军。由唐室之不阻突厥部众南渡，复不责思摩之擅离职守看来，可知太宗之夷夏观念，并不因结社率事件而有所改变也。
太宗死后，所谓华夷一家之观念及政策，仍为唐室所继续保持。高宗武后之世，异族将才之盛，不减贞观，如黑齿常之、李多祚、泉献诚、论弓仁等，皆其杰也。此种现象，愈演愈烈，至玄宗天宝，遂委异族以方面之任，沿边十节度，率为胡人矣。以异族出任方面，史书谓其议倡自李林甫。《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
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安）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安）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林甫传》及《资治通鉴》二一六天宝六载所载均略同，惟《通鉴》更申论曰：“上悦其（按指李林甫）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玄宗之重任蕃将，实形势使然，非必全由李林甫专宠固位所致。林甫固属奸佞，而玄宗尚非昏愚，若林甫之言全无根据，玄宗亦不致悦而相从。文人怯当矢石，好树朋党，固历代通有之现象；而当时蕃将之骁勇善战，要亦不争之事实。自高宗武后起，盛行科举，重文章之选，进士科成为汉族士人竞趋之对象，往昔尚武之风，逐渐消失。而蕃人识字者少，仍以弓马为能事，且其部落率居边区，犷悍之风，依然保持。太宗时之汉人名将，至此泰半凋谢，而汉人既已沾染尚文之风，武将之缺，自不能不以蕃人充选。加以高宗末年以后，北则突厥、契丹，西则吐蕃，同时炽盛，给予唐室甚大之侵扰。太宗以降三十年四夷宾服之局，自此破坏。大战既起，唐室对于蕃将，倚仗更切。及至玄宗，锐意开边，于是益重用蕃将，渐至“诸道节度，尽用胡人”。此种形势，实由唐室中央提倡文人政治，汉将人才缺乏而造成。安史之乱，乃此种形势自然演变之结果，岂一李林甫所得为力者哉！兹再引史书二节，以证吾论。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附《泉献诚传》：
献诚授右卫大将军，兼令羽林卫上下。天授中，则天尝内出金银宝物，令宰相及南北衙文武官内，择善射者五人，共赌之。内史张光辅先让献诚为第一，献诚复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又让献诚。既而献诚奏曰：“陛下令简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汉官，臣恐自此已后，无汉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寝此射。”则天嘉而从之。（《新唐书》一一〇《泉献诚传》载献诚曰：“陛下择善射者，然皆非华人，臣恐唐官以射为耻，不如罢之。”《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天授元年则载献诚曰：“陛下令选善射者，今多非汉官，窃恐四夷轻汉，请停此射。”又薛吐摩支，《通鉴》作薛咄摩，薛延陀人。）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载：
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
可知武后之时，汉将之武技，已远逊蕃将。而玄宗天宝之际，内地重文轻武之风，已蔓延甚烈，与边区居人之勇武是尚，判然不同。中央与地方在精神文化上之对立，不待安史乱后，田承嗣、李怀仙辈之割据河北而业已完成。总之，唐朝前期，异族人才所以能在中国之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占有重要之地位者，实有二因：一由唐人夷夏观念之薄弱，对异族不予猜防，因而能量才录用。二由科举制度之盛行，汉族才智之士，多以文章猎取功名，而御敌安边之事，乃不得不委诸蕃将。就整个唐朝前期之政治史观之，此实自然之趋势也。
此外尚有一事须注意者，即玄宗之时，唐室中央，虽已稍有重文轻武之迹象，然对异族，固仍保持初唐以来之传统观念。而异族文化之输入中国，反于此时至于极盛。盖自太宗贞观四年（六三〇年）至玄宗天宝四载（七四五年）之一百一十五年间，外族为唐所俘或降附唐室因而入居中国者，达一百七十万人以上，包括突厥、铁勒、高丽、吐蕃、党项、吐谷浑以及西域诸国之人。此外来华经商传教者，亦极众多。波斯、大食以及西域贾胡等，遍及广州、洪州、扬州诸地。而新罗及昆仑等种人，多为国人用为奴隶。由于异族之大量来华，异族文化亦随之输入，在中国境内自由发展。举凡音乐、歌舞、技艺、衣食，皆为唐人所普遍爱好。自开元末直至天宝末，风靡尤甚，贵族士女，莫不以胡化是尚。《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
开元天宝，正海内承平之日，士女耽于安逸，风气流于奢靡。其时唐人所吸收之胡化，不出娱乐享受之范围，于胡人之勇武精神，反弃之若遗。安史之乱，所以能一举滔天者，正由唐人精神萎靡，贪于享受之故。而此种风气之造成，又与科举制度之过分膨胀，有其不可分割之关系也。
二
安史乱后，唐室对于武人，深怀顾忌；夷夏之防，亦因而转严。然一种具有悠久传统之观念，往往不易于短时间完全改变，故有唐后期国人之夷夏观念，犹不若宋人之严，如不细心体察，即难知其真相。故历来史家，类皆强调唐人华夷一家之精神，以说明此段时间内国人民族思想之特色，然于此种观念之演变，则鲜有论及。实则有唐后期国人之民族思想，已较前期颇有不同，殊不应混为一谈也。
唐室之疏忌武人，始于安史乱时。宦官之所以能乘时揽权，出任监军，入统禁旅，朝廷唯其言是听者，亦即此种思想之具体表现。其后大难虽平，然河北、淄青诸地，犹为安史余孽所盘据。唐室既无力加以征服，不得已行姑息之政，视其地如化外，以致祸延后世，此点当于后节详论之。至于唐室中央对待其嫡系之将领，亦极尽猜防之能事，尤以异族将领为甚，此可以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三人之事迹为例。
李光弼，契丹人，为讨平安史之主将，再造唐室之元勋，与郭子仪齐名。其对于唐室之忠诚，实无可疑。而初因愤恨文臣之轻慢，擅杀御史崔众；继因与宦官程元振不协，拥兵不赴京师之难；复惧宦官鱼朝恩之害，致终身不敢入朝。然猜阻至此，必有其内在原因，未可以武人好犯上概之也。《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
肃宗理兵于灵武，遣中使刘智达追光弼、子仪赴行在。授光弼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景城、河间之卒五千赴太原。时节度使王承业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厅事，玩谑之。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交众兵于光弼。众以麾下来，先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无礼，又不即交兵，令收系之。顷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翌日，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斩之，威震三军。
同书同传又云：
观军容使鱼朝恩，屡言贼可灭之状，朝旨令光弼速收东都。光弼屡表贼锋尚锐，请候时而动，不可轻进。仆固怀恩又害光弼之功，潜附朝恩，言贼可灭。由是中使督战，光弼不获已，进军列阵于北邙山下。贼悉精锐来战，光弼败绩，军资器械，并为贼所有。
又云：
广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诏征天下兵。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师，代宗幸陕。朝廷方倚光弼为援，恐成嫌疑，数诏问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辞以久待敕不至，且归徐州，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代宗还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弼母在河中，密诏子仪与归京师。其弟光进，与李辅国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光进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凉国公、渭北节度使，上遇之益厚。光弼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每申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惧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禀命，因愧耻成疾，遣卫将孙珍，奉遗表自陈。广德二年七月，薨于徐州，时年五十七。
崔众身在河东，朝廷犹遥除为御史中丞，其为肃宗所亲信，自无疑问。至于程元振、鱼朝恩之为代宗所宠任，史书言之甚详。三人之所以敢于凌侮大将，实恃朝廷为后盾，如朝廷对之不过分纵容，则此辈亦焉能至此。朝廷所以对之优宠有加，惟其言是听者，实因此辈负有监视诸将之责任也。崔众以侍御小官，光弼犹敢诛之。鱼朝恩以观军容使之尊，光弼无如之何，邙山之败，全由朝恩偾事，不闻朝廷有丝毫罪责。光弼与程元振交恶之事迹不详，《新唐书》卷二〇七《程元振传》仅谓元振“素恶李光弼，数媒蝎以疑之”。使光弼不能尽忠朝廷，终亏大节者，鱼朝恩、程元振虽不能辞其咎，然则迎其母至京师以为质，出其弟为节度使以防变，代宗本人对光弼之畏忌，固亦明甚。朝恩、元振之仇视光弼，实不过希旨求宠之手段。元振之贬，虽由藩镇之不满而起，其事实出于无奈，并非表示代宗对武人之态度有所改变。观夫元振既流之后，鱼朝恩继起用事，仍与武人为敌者，可知之矣。至朝恩之诛，实缘其骄横过甚，代宗虑其难制而除之，更与代宗对武人之态度改变与否无关也。
仆固怀恩，铁勒人，为朔方大将。安史乱时，唐室借兵回纥，全由怀恩主持，其后复统率唐军，扫平河朔。史称其无役不与，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乱定后，因与河东节度使辛雲京不协，为雲京及宦官骆奉先所媒孽，复以朝廷不辨曲直，遂于代宗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愤而造反。《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
（宝应二年）诏怀恩统可汗还蕃，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与回纥可汗会，出太原之北。怀恩初至太原，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婿，疑其召戎，闭关不报；且惧可汗相袭，不敢犒军。及还，亦如之。（《新唐书》二百二十四上《怀恩传》谓“辛雲京内忌怀恩，又以其与回纥亲，疑可汗见袭，闭关不敢犒军”。）怀恩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战，无役不从。一举灭史朝义，复燕、赵、韩、魏之地，自以为功无以让。至是，又为雲京所拒，怀恩怒，上表列其状，顿军汾州。会中官骆奉先使于雲京，雲京言怀恩与可汗为约，逆状已露，乃与奉先厚结欢。奉先回至怀恩所，其母数让奉先曰：“尔等与我儿约为兄弟，今又亲雲京，何两面乎？虽然，前事勿论，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怀恩起舞，奉先赠缠头彩。怀恩将酬其贶，奉先遽告发。怀恩曰：“明日端午，请宿为令节。”奉先固辞，怀恩苦邀之，命藏其马。中夕谓其从者曰：“向者责吾，又收吾马，是将害我也。”奉先惧，遂逾垣而走。怀恩惊，遽令追还其马。奉先使回，奏其反状。怀恩累表请诛雲京、奉先，上以雲京有功，手诏和解之，怀恩遂有贰于我。
《新唐书》卷二〇七《骆奉先传》：
广德初，监仆固怀恩军者，奉先恃恩贪甚，怀恩不平。既而惧其谮，遂叛。事平，擢奉先军容使，掌畿内兵，权焰炽然。
当时回纥入援，恃恩横暴，所至钞掠。辛云京之闭门不报，措置本未可厚非。然勾结阉宦，诬告人反，则为卑鄙之行为。以怀恩之功，横遭谗口，代宗不为之辨理曲直，仅令其和解，自难使之心服。代亲之所以袒护辛雲京，实因听信骆奉先片面之词，而对怀恩发生疑忌之故。怀恩初无叛志，本拟亲身入朝，为其将范志诚所劝阻，实则怀恩入朝，亦难保不为来瑱第二。故怀恩之叛，虽由辛、骆之诬陷，而代宗之疑忌，实为最主要之原因。观夫怀恩平而奉先擢，可知代宗不特不以奉先之进谗为非，反奖其告密之功也。
李怀光，靺鞨人，亦朔方名将。德宗时，因泾原兵变，京师沦陷，德宗出奔奉天。时怀光正讨河北，闻讯率军驰救。既而为奸相卢所间，不得陛见，愤而叛乱。《旧唐书》卷一二一《李怀光传》：
明年（建中四年）十月，泾原之卒叛，上居奉天。朱泚既僭大号，遣中使驰告河北诸帅。怀光率军奔命，时属泥淖，怀光奋厉军士，道自蒲津渡河，败泚骑兵于醴泉，直赴奉天。……怀光性粗厉疏愎，缘道数言卢、赵赞、白志贞等奸佞，且曰：“天下之乱，皆此辈也。吾见上，当请诛之。”等微知之，惧甚，因说上令怀光乘胜逐泚，收复京师，不可许至奉天。德宗从之。怀光屯军咸阳，数上表暴扬等罪恶。上不得已为贬、赵赞、白志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杀之。怀光既不敢进军，迁延自疑，因谋为乱。……兴元元年二月，诏加太尉，兼赐铁券。遣李升及中使邓鸣鹤赍券喻旨，怀光怒甚，投券于地曰：“凡人臣反，则赐铁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
李怀光千里赴难，解奉天之围，功亦伟矣，而咫尺之间，不得觐见天子，其事实悖乎情理。此固由奸臣之间沮，若非德宗对武人早具成见，则事亦何至于此。怀光之罪状卢，全由不得入朝而起。而德宗贬窜等之后，仍不召见怀光，故等虽贬，怀光之疑惧益甚。太尉之加，铁券之赐，只能速其反耳。可知怀光之叛，实由德宗之猜忌而激成者也。
三
唐室对于中央之嫡系将领，犹猜防若此，则其对于河北安史余孽之畏忌，更可想见。史称安史余孽所以仍能保有其广土强兵，由于仆固怀恩欲倚之为持宠固位之资。《新唐书》卷二二四上《仆固怀恩传》：
初，帝（按指代宗）有诏，但取朝义，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张忠志、李怀仙、田承嗣见怀恩皆叩头，愿效力行伍。怀恩自见功高，且贼平则势轻，不能固宠，乃悉请裂河北，分大镇以授之，潜结其心以为助，嵩等卒据以为患云。
其实怀恩之受降，不过秉代宗之诏命。代宗之所以优容降将，一则因此辈兵力尚强，一时不易征服；又以回纥在中国多为不法，欲战争早日结束，遣返其国。《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广德元年：
时河北诸州皆已降，（薛）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
文中所谓“朝廷厌苦兵革”，不外指此二事。以怀恩之强直，未必有此机心，持宠之说，当系后来唐室诿过之辞。观夫怀恩之叛，只与回纥、吐蕃勾结，河北藩镇，并无一兵一卒以响应者，亦可知其事之诬矣。
河北藩镇，其将士多为胡人，故其所控制之地区，日益胡化，卑弃文教，崇尚武力。唐室中央，则仍以科举取士，德宗尤奖励文辞，以粉饰太平。故虽战乱频仍，而当时文学之盛，犹能上追贞观、开元。以是河北藩镇与唐室中央所直接控制之地盘，在精神文化上形成两个截然不同之区域。由于精神文化之不同，此两地区，渐形敌对，裂痕日深。宪宗时，河朔一度归命，然唐室之文治手段，终不能为河朔人士所悦服。穆宗长庆元年（公元八二一年），卢龙首叛，成德、魏博继之。数月之间，河山变色，上距诸镇顺从，不过二三年耳。其后终唐之世，不复禀中央号令。而卢龙之叛，实缘中央所委派之节度使张弘靖，不知适应当地之风习所致。《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弘靖传》：
弘靖之入幽州也，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而观焉。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新唐书》一二七《弘靖传》：“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旬一决事，宾客将吏，罕闻其言，委成于参佐。”）从事有韦雍、张宗厚数辈，复轻肆嗜酒，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叱蓟人所不习之事。又雍等诟责吏卒，多以“反虏”名之，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意气自负，深恨之。刘总归朝，以钱一百万贯赐军士，弘靖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蓟人不胜其愤，遂相率以叛。
张弘靖曾任宣武节度使，以宽简得众心。韦雍辈，弘靖之参佐，亦非阘茸，其轻狂嗜酒，卑视武夫，固亦当时文人之常态。夫以弘靖朝廷之重臣，内地之能吏，而一帅卢龙，立酿巨变者，可知河朔犷悍之风，其基既深且固，非中央尚文之政，所得而化之者也。
由于内地尚文之风蔓延，中央嫡系藩镇之节度使，亦多用文臣。其中虽不乏豪杰之士，究以怯懦萎靡者为多。河朔既叛，唐室所以不能复取，与此亦甚有关系。《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德裕曰：“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皆用儒臣。”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咸通三年：
初，王智兴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常以三百余人自卫，露刃坐于两庑夹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后节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骄，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众皆和之，节度使辄自后门逃去。
泽、潞、徐州，皆关东重镇，而其节度使率用儒臣，则其余诸镇如何，可想而知。儒臣为节度之结果，至于骄兵一呼，辄仓皇逃去，则欲其克敌定难，肃清河朔，岂非梦想！故河北三镇再叛之后，唐室中央，自知无力征服，遂采放任态度，视如化外。《新唐书》卷一四八《史孝章传》：
孝章见父（宪诚）数奸命，内非之，承间谏曰：“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资治通鉴》卷二七四会昌三年：
李德裕独曰：“……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
《全唐文》卷七五四杜牧《罪言》：
天宝末，燕盗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常以兵五十万，不能过邺。自尔一百余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义无有敢窥者。
《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魏博”：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河北三镇之辖区，除卢龙外，成德、魏博均属内地。其境内之人，虽染胡风，究以汉人居多；而天下视之如夷狄，其与唐初华夷一家之思想，相去何远！此实安史乱后，唐人夷夏之辨渐严之明证也。五代之时，石敬瑭父事契丹，一举而割燕云十六州。其地居民，因沾染胡化，在精神上反与异族接近，以是割地时竟无丝毫阻碍。而中国之人，反视其地为戎墟，弃之若遗者久矣。
四
玄宗时，唐帝国西北两大强邻，一为吐蕃，一为回纥。吐蕃与唐为敌，回纥则与唐亲善。安史乱起，吐蕃于数年之间，侵陷唐河西、陇右数十州。回纥则四次遣兵入援，唐赖以扫平大难。然回纥在中国，所为多横暴，致激起国人之不满。《杜诗详注》卷七《留花门》：
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杜臆》注：题曰“留花门”，言不当留也。）(1)
此诗写于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年），正唐军遭邺城之败，战局危殆之时。而老杜不嘉其赴援救难之功，反以倾国而至为备，原野萧瑟为忧，而谓其不当留，则唐人对回纥之忌视，亦可知矣。
回纥于安史乱时，虽有助战之功，然每战必索报酬，至于克服城池后，大肆杀掠。故唐室唯冀战事早日结束，遣还其国。唐室之招纳安史降将，与此大有关系。此外回纥又与唐室成立一种国际贸易，以其特产之马，向唐倾销。马一匹易绢四十匹（或谓五十匹），而其马体质弱劣，多无所用。唐室以其助战有功，不得已与之交易。然此事引起唐人之不满，自在意中。白居易《长庆集》卷四《阴山道》：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马时，道傍千里无纤草。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阙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彩。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来多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
白诗极言回鹘之贪，其中虽亦道及唐室之诈，然所谓“缣渐好，马渐多”，盖直言不必以诚实之道待回鹘矣，亦可见忌视之甚也。
安史乱后，吐蕃方炽。唐室不敢再树一敌，以是代宗采纳郭子仪之建议，一意联络回纥，备御吐蕃，局势始渐好转。至德宗，此项政策一度遭遇阻碍。因安史乱时，德宗为雍王，曾为回纥所辱，深恨之。而若干唐军将领，亦深恶回纥之骄横，思加制裁。故建中元年（七八〇年）德宗即位之初，振武留后张光晟，即擅杀过境之回纥使者突董等九百余人。其时幸回纥合骨咄可汗新立，不敢与唐为敌，始未成大衅。其后德宗仍与回纥绝交，而与吐蕃谋和。贞元二年（七八六年），唐与吐蕃盟于原州。吐蕃伏兵盟所，杀唐官兵数百人，擒千余人。自经此变，唐室始恢复联回抗吐之政策，与回鹘修好，前后数十年未启边衅。文宗时，回鹘为黠戞斯所破，诸部逃散。其中一支南逃，于武宗时进窥边境，屡为唐室所败，降者数万人。《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会昌）二年冬三年春，回鹘……七部共三万众，相次降于幽州，诏配诸道。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
分其兵（指回鹘），赐诸节度。虏人惮隶食诸道，据滹沱河叛，刘沔坑杀三千人。
此种处置回鹘之办法，实深含防制之意，较之唐初以北方边区，委诸突厥者，迥不侔矣。
唐代后期，唐人对异族文化，亦渐有歧视之意。玄宗时，士女多衣胡服。胡服之特征，为窄衣短袖。安史乱后，唐人衣着已恢复旧风，改尚宽长。此点近人已先言之，兹不复赘。（参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上阳人》。）然胡风尚未尽涤，国人犹有椎髻赭面之习。白居易《长庆集》卷四《时世妆》：
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夫椎髻为北狄装束，赭面为吐蕃习俗，而乐天以其非华风，至以被发伊川喻之，则其对胡风之厌恶，可想见之。此与盛唐士女之观念，又大不同矣。至如韩昌黎之痛斥佛教，实亦有浓厚之夷夏观念，存于其间也。
唐末，沙陀渐强。懿宗时，庞勋之乱，赖沙陀酋长李国昌助战，始得讨平。僖宗时，又赖国昌子克用平黄巢之乱。昭宗时，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镇国节度使韩建称兵入京，擅杀宰相，谋废昭宗，亦赖李克用入援，始得无事。综其前后事迹，对唐室可谓有功。虽亦有时跋扈不听命，然较之其他诸镇，对唐犹稍具忠心。而唐之朝臣，宁与盗匪出身之朱全忠合纵，而拒克用于千里之外，实缘克用为外族故也。《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克用曾上表责昭宗曰：
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
此当时实况，非虚语也。其后宰相崔胤，密召朱全忠以兵迎车驾。宦官闻讯，劫昭宗至凤翔，依李茂贞。朱全忠率军西进，围攻凤翔。《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
昭宗幸凤翔，灵州节度使韩逊表回鹘请率兵赴难。翰林学士韩偓曰：“虏为国仇旧矣。自会昌时伺边，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翼幸，不可开也。”遂格不报。
夫于围城危急之时，唐室君臣，犹拒回鹘之援，其中固尚有其他原因，然唐人之夷夏之防，固彰彰明甚也。
五代时，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皆沙陀人所建。沙陀居中国既久，沾染汉化，亦渐重夷夏之防，身虽为夷，而自居为夏。故石敬瑭借兵契丹，刘知远不欲其称子。而后唐废帝宁自与敬瑭决战，亦不愿与契丹和亲而借其力。石晋既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以奉事契丹为耻，屡与为敌。至晋出帝，更拒绝称臣。及耶律德光灭晋，刘知远据太原自立。郭威以汉人建后周，至世宗，遂有伐辽之举。综上所论，唐代后期，夷夏之防已渐严。五代时，胡人虽据中原，然此种观念并未因而废绝。至宋，复尚科举，形成文人政治；又因遭契丹、女真之侵略，夷夏观念遂益严矣。
原载《大陆杂志》二十五卷八期，一九六二年十月
(1)编者按：括注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该诗题解，无“注”字。查王嗣奭《杜臆》卷二原文为：“‘隐忍用此物’，‘隐忍’二字，有说不尽之苦在。不得已而用之，如何可留？题曰‘留花门’，病在‘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