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清的入主及其盛世
一、清的统一
（一）南明的灭亡
清室入北京后，立即遣将追击流寇，李自成率众西窜，由山西至陕西，据潼关以自保。清以英亲王阿济格及豫亲王多铎分途追击，先定畿南及山西地。顺治二年（1645），多铎等攻破潼关，自成弃西安，逃往湖北。清室命多铎移师征江南，而以阿济格、吴三桂追讨余寇。自成至武昌，部众尚有五十余万，但不久为清兵所迫，部众星散，自成率十余骑逃至九宫山（今湖北通山县南），为乡民所杀。张献忠自入四川后，即大肆屠杀，川中百姓几乎被他杀光。次年，他焚毁成都，率众北走，谋窥西安。是时清肃亲王豪格方定汉中，献忠部将刘进忠降清，为清军向导；清军与献忠遇于西充（今四川西充县），献忠为清军射杀，余党溃入川南。至此，猖獗二十年的流寇，大体平定。
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三月北京陷落后，明福王由崧（神宗孙，福王常洵子），避难至淮安（今江苏淮安市），因凤阳总督马士英等的拥戴，于五月即位于南京，并于次年改元弘光。士英以功入理机务，他握权后，一味排斥正人，于是阁臣姜日广等引去，兵部尚书史可法也被迫赴江北督师。他并起用魏忠贤余党阮大铖，以致朝政日非。而福王昏愚无知，犹一味修治宫室，纵情声色，置军国大事于不顾。顺治二年（1645），多铎率兵南侵。当时长江上游，赖左良玉坐镇武昌，以为捍蔽；下游则仗史可法督师江北，分江北为四镇，规划战守。但四镇守将，相互争斗，不听可法节制；而左良玉又痛恨马、阮，时思起兵，因此局势毫无转机。同年，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统军东下。至九江（今江西九江市），良玉病死，其子梦庚继续东进，为明所败，后降清。这时清兵已渡淮水，史可法急檄诸镇入援，无一至者。四月，扬州陷落，可法殉国，清军屠杀极惨。可法为督师，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执扇，冬不衣裘，寝不解衣。为人廉信，能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衣未授不先御，以是能得士卒死力。可法既殉，因时值盛暑，其遗骸与众尸蒸变，至于不可辨识。自古忠臣义士，为国牺牲，甚少如可法的惨烈。［参看《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传》］接着清军渡江，五月，陷南京，福王逃至芜湖（今安徽芜湖市），为清军所擒。马士英、阮大铖逃至浙江，其后士英为清军所杀，大铖投降。
多铎入南京图，清人绘。顺治二年（1645）五月，多铎率军自镇江进抵南京，当时南京尚有守军二十三万，但南明皇帝朱由崧不敢抵抗，清军遂不血刃进入南京。至此，仅存一年的弘光政权宣告覆灭。图为豫亲王多铎入南京后，接受南明将领投降。
南京陷落后，明臣张国维等奉鲁王以海（太祖九世孙），称监国于绍兴（今浙江绍兴）。而明唐王聿键（太祖八世孙）走福建，依总兵郑芝龙，为明臣黄道周等拥立，称帝于福州（今福建福州市），并改元隆武。道周虽力谋恢复，但政在郑氏，不能有为。芝龙不久通款于清，唐王仅拥虚位。当时局势极危，而鲁王又与唐王冲突，互不合作。顺治三年（1646），清兵陷绍兴，鲁王逃入海中，闽中大震。既而清兵攻入福建，擒唐王于汀州（今福建长汀县），王不屈而死。郑芝龙降清，其子成功不从，据厦门以抗清。鲁王与其臣下，流徙海上，屡以水军犯浙闽等地，后至舟山，与郑成功相呼应。
唐王死后不久，明臣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由榔（神宗孙）于肇庆（今广东肇庆市），以明年为永历元年。而阁臣苏观生别立唐王弟聿于广州，桂王遣师伐之，为观生所败。既而清将李成栋自福建南下，进攻广州，城陷之日，聿、观生均自杀。成栋继攻肇庆，是时桂王信任太监王坤，政事不理，及清军将至，乃出奔梧州（今广西梧州市）。顺治四年（1647），清兵下肇庆，桂王奔桂林（今广西桂林市），既而又奔全州（今广西全州县），桂林赖瞿式耜坚守，得以不陷。这时明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已攻陷湖南，进攻全州，为守将何腾蛟所败。次年，明降将金声桓以江西、李成栋以广东，先后叛清，何腾蛟也分兵夺回湖南的大部，桂王复至肇庆，兵势渐振。这时桂王的号令，至于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一时颇有中兴的希望。但明室诸臣，不识大体，仍然各树朋党，互作权利的争夺，因此国事终不可为。
顺治六年（1649），清廷以尚可喜、耿仲明等攻江西、广东，郑亲王济尔哈朗、孔有德等攻湖南、广西；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相继战死，湖南、江西复为清有。次年，孔有德攻陷桂林，瞿式耜亦死，桂王逃往南宁（今广西南宁市）。八年，清军攻舟山，鲁王走依郑成功，后死于金门。明室的海上势力，也因而大见削弱。桂王至南宁后，招降盘踞贵州的张献忠余党孙可望，封为秦王。同年，广西诸府多陷，桂王奔广南（今云南广南县）。次年，可望劫迁桂王于安隆（今广西隆林县），并遣其将刘文秀、李定国等分道出师伐清。文秀入四川，袭陷成都；定国攻湖南、下桂林，孔有德自杀。此后二三年间，李定国转战两广，苦撑危局；桂王愤孙可望跋扈，遣使与李定国联络。十二年（1655），定国兵败，两广悉为清有。次年，定国奉桂王奔云南。十四年（1657），孙可望攻桂王于云南，为李定国所败，投降清室，桂王的势力益弱。
这时四川已大部失去，桂王号令所及，不过云、贵及四川东南之地，而清自孙可望投降后，尽知明室虚实。顺治十五年（1658），清以罗托、洪承畴自湖南，吴三桂自四川，赵布泰等自广西，三路攻明，并以信郡王多尼为三路统帅，明不能抗，清军遂会师于贵州。次年，云南不守，永历帝自腾越（今云南腾冲县）逃入缅甸。十八年（1661），吴三桂率师攻缅，缅人执桂王送三桂军前。康熙元年（1662），桂王为三桂所害，李定国亦走死于猛腊（今云南思茅市东南）。这时除郑氏据台湾，继续抗清外，明室在中国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业已完全消灭。自福王即位南京，到桂王被害，前后凡十八年，史书把这段时间明室在南方所建的政权，称为“南明”。
（二）三藩的戡定
清兵入关后，剿灭流贼，征服南方，多赖明降将之力，因此清室最初不惜以高爵厚禄，来笼络他们。清兵初入关，便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及至定鼎北京，以大学士洪承畴督率若干降将，经略南方，又封了一批降将为王，计孔有德为定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他们都是于顺治六年（1649）受封的。同年，耿仲明死，子继茂袭爵。既而继茂与可喜入广东，有德入广西，两广渐平。九年（1652），孔有德为明军所败，自杀于桂林，广东震动，朝命可喜与继茂同镇广州。至十七年（1660），郑成功自台湾攻福建，清廷乃移继茂镇福州。吴三桂奉命攻云南，逐桂王入缅甸，洪承畴以边疆未靖，请以三桂移藩久镇，于是清室命三桂镇云南（驻今云南昆明市）。吴与耿尚号称“三藩”，他们同是清室统治下汉人的实力派，他们的辖地，也是清帝国中的特殊势力范围。
三藩之中，以吴三桂的兵力最强，也最跋扈。当他进攻桂王时，清廷予以便宜行事之权，云贵的督抚，须听他节制。他并且可以自由委任文武官员，不受吏兵两部的调度，号称“西选”；用财也不受户部的稽核。他夙有野心，镇云南后，便积极扩充实力，内则开矿榷盐，广征关市之税；外则通使联络西藏的达赖喇嘛，购买蒙古及西番名马，并与耿尚二藩相交通，互为声援。同时他驭下得法，兵民对他都甚亲附，因此势力日张，颇为清廷侧目。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死，太子玄烨继位，是为圣祖，年仅八岁。圣祖初年，清室对三藩仍采羁縻政策；直至圣祖成年，才决心改正这种局面，因而有撤藩之举，激起了为时八年的“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由尚可喜引起。可喜子女众多，但因不善教育，大都骄恣不法，其长子之信，尤酗酒嗜杀。而可喜属下兵丁，又多扰害地方。圣祖康熙十年（1671），可喜有疾，请令长子代理军事，清室从之。十二年（1673），可喜因为之信所制，上书请归老辽东，清室又许其撤藩。这时耿继茂已死，子精忠袭爵，与吴三桂均不自安，也疏请撤藩，以探朝旨。当时朝臣多恐撤藩激起事变，惟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力请徙藩。圣祖本人，也决心加以整顿，因此特允三桂、精忠之请，徙藩于山海关外。同年冬，吴三桂反，以复明为号召，数月之间，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皆叛应三桂。次年，耿精忠亦反，陷福建全境，惟尚可喜犹为清守。
清室闻吴三桂叛，立遣大军至湖北守御。其时三桂势强，清大军在湖北省，不敢渡江。而三桂亦以年老，过于持重，不欲轻去其云贵老巢，只想清室裂土以和，造成划江分立的局面。因此既得湖南，便不肯全力北进，也不肯东下取南京，清军乃得以从容布置。他曾讬达赖喇嘛（五世）与清室洽和，但清不许。继而清以重兵攻湖南，三桂分兵两路，一由长沙出江西，与耿精忠合势；一由四川进窥陕西，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三桂。康熙十四年（1675），辅臣陷甘肃。耿精忠自叛变后，分兵攻浙江、江西，与清军相持于浙东，互有胜负。这时的形势，显然有利于吴三桂。
康熙十五年（1676），尚之信亦叛，三桂的声势益震。清以大学士图海率军讨王辅臣，辅臣穷蹙乞降，陕甘全定。江西的清兵，也连克要地，三桂在湖南与清军相持，无以取胜，败象渐露。而耿精忠与台湾郑经（成功子）交恶，经遣师攻福建，精忠无法兼顾，于是渐东、江西之师，均告挫败，福建又多入于郑氏。精忠知大势已去，遂降清。次年，郑经退守厦门，福建复为清所有。既而尚之信亦降，广东平定，尚可喜则于之信降清后不久死去。至此三藩之中，只剩吴三桂犹倔强于湖南，他虽据有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广西的一部，但在清大军的重压下，已没有北伐中原的能力。
蔡毓荣南征图卷（局部），清人绘。图为清廷水师与吴三桂水师大战于洞庭湖时的情形。
吴三桂势既不振，乃思称帝以维系人心。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他称帝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国号曰周，并颁布新历，举行乡试，以为号召。八月，三桂病死，其孙世璠继立。世璠退居贵阳（今贵州贵阳市），兵势益衰。次年，清军攻湖南，连下长沙、衡阳等要地。其时三桂从孙世琮守广西，清军攻之，世琮战死。十九年（1680），清将赵良栋等略定四川，清军分别自湖南攻贵州，自广西攻云南；吴世璠自贵阳奔云南，贵州遂为清军收复。次年，清大军会于曲靖（今云南曲靖市），进逼云南城（今云南昆明市）。世璠遣将出战不胜，调川南军队入援，而赵良栋亦跟踪而至。世璠以援绝自杀，四川、贵州、云南皆定，总计这场乱事，前后达八年之久。耿精忠、尚之信虽已降清，但不甚听驱遣，圣祖乃召他们至京师。之信于十九年赐死，精忠则于二十一年（1682）伏诛，于是三藩完全消灭。
三藩平定后，清室收没三藩的产业，所部藩兵也都撤回京师；并遣满洲旗兵，驻防福建、广州、荆州（今湖北江陵县）等地，以防再乱。这时除了台湾郑氏犹抗清不屈外，整个中国本部，都为清室所直接统治，其政权也较前大见稳固。此后不久，清室又吞灭了台湾的郑氏。
（三）台湾的平服
台湾也就是隋代的琉求（亦作瑠求、流求或琉球），自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遣陈稜伐琉求，其后数百年，琉求不再见于中国的史书。南宋孝宗时，琉求人曾猝至泉州（今福建晋江市）若干村落杀掠。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遣杨祥招谕琉求，不得达而还。其后成宗大德元年（1297），又遣张浩等击琉求，擒其生口一百三十一人而归。顺帝时，于澎湖置巡检使，属同安县（今福建厦门同安区）。到明太祖时，琉求乃是指现在的冲绳岛（okinawa）。太祖洪武五年（1372），遣使诏谕之，从此向中国朝贡，明并封其王察度为中山王。至于台湾，明时则称“东番”或“小琉求”。明神宗初，葡萄牙航船途经台湾，名之曰“科摩沙”（formosa），译言“美丽”。也大致在此时，台湾的名称正式出现。台湾土著民族的来源，唐以前已不可考；唐以后，其中一部可能自马来群岛及菲律宾群岛移来。［参看连横《台湾通史》上册卷一“开辟记”］
明朝后期，台湾北部成为倭寇窟穴之地，汉人也以国内政治紊乱，大量移殖于台湾。汉人最初多寄居南部，其后渐向北移，追逐土著入深山，而占据平地。南洋各国的商船，也纷纷前来贸易。熹宗时，海盗郑芝龙曾经盘踞台湾南部。思宗时，芝龙受抚离台，而荷兰人的势力日大。当时国内不靖，汉人来台者益多，荷兰人乃广加招纳，并与土著联络。崇祯末，荷兰人驱逐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声势益盛，俨然成一独立国。清兵南下，郑芝龙曾拥立唐王于福州，但不久降清。芝龙子成功不从，据厦门、金门以抗清，并与鲁王残部张煌言等合力，以图恢复。明桂王封成功为延平郡王，许其便宜封拜。顺治十六年（1659），成功乘清兵攻云南，统兵溯江而上，直抵南京城外，既而为清军所败，复回厦门。十八年（1661），成功率兵二万五千人攻台湾，自鹿耳门（在今台南市西北）登陆，先取荷人所筑的普罗民遮城（即赤嵌楼，在今台南市），继围热兰遮城（今安平，在今台南市西）。荷兰人不敌而降，成功悉逐之，于是台湾复为郑氏所有。
郑成功收复台湾作战经过示意图。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率兵进攻南京失败后，清兵乘势南下进逼，郑成功孤守金门、厦门，地狭难以久持，遂决意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资继续抗清。十八年（1661）三月初一，郑成功出师金门，于二十四日进占澎湖。四月初一，郑军出彭湖南下，避开一鲲身北、北线尾岛南侵略军重兵把守的南航道，乘潮渡狭窄难行的鹿耳门，南下进入台江，在禾寮港登陆。并命一部控制鹿耳门海口，以接应后续部队；一部防守北线尾，保障主力侧后；一部进入台江，切断赤嵌楼与台湾城联系。当晚，敌海军与郑军在北线尾附近海域展开激战，被郑军歼灭。初三，敌派一部向北线尾进攻，郑军一部迎击，一部向南迂回至敌侧后，敌大部被歼；一部自台湾城渡海东进增援赤嵌楼，被郑军大刀队击退；主力随后围攻赤嵌楼。初四，赤嵌楼守军投降，明师正面进逼台湾城，又命一部自七鲲身迂回从侧翼进围台湾城。七月，荷兰自雅加达派海军一部北进援台湾城，在一鲲身附近海域被郑军击败，十二月，郑全军向台湾城发起总攻，侵略军再难支持，向郑军投降，台湾光复。
成功入台后，清廷以其难制，乃严禁通海，并勒令沿海居民，内徙三十里，列兵戍守，防其侵扰。成功既有台湾，置承天府（今台南市），驻居其地，并以兵戍守金门、厦门二岛，监视大陆。成功士众精强，号令明肃，他颇思南取吕宋，惜因病未能如愿。康熙元年（1662），成功死，年三十九。长子经自厦门入台嗣位，仍奉永历年号，但势力渐衰。十三年（1674），三藩乱起，郑经与耿精忠联合。既而发生嫌隙，乃乘精忠后方空虚，夺其漳（今福建漳州市）、泉（今福建晋江市）等州地，精忠两面受敌，遂于十五年（1676）降清。郑经也无力独抗清军，于次年退守厦门，所得之地，旋入清手。十八年（1679），郑经遣部将刘国轩等分道攻闽，击败清总督朗廷相，攻下海澄（今福建龙海市东南海澄镇），清军死者甚众，清廷以姚启圣代廷相，当时吴三桂已死，清并调湖南水师赴闽，与启圣合师。次年，清军克海澄，逼厦门，郑经、刘国轩等无力抵御，遂弃金、厦归台湾。二十年（1681），郑经死。
招抚郑成功部下诏书。诏书上部为汉文，款署“顺治十八年闰七月十三日”，钤“皇帝之宝”朱印。1659年，郑成功、张煌言合师北入长江，破瓜州、镇江，围困南京，声势浩大，朝廷震惊，因此颁发这一“招抚”诏书，拟招降郑成功部下。
郑经生前，因连年用兵大陆，听其部将陈永华之言，以其长子克为监国。克临事明达，但系庶出，群小畏其明察，阴谋去之。经既死，侍卫冯锡范等先以计罢除陈永华兵柄，永华郁闷死；继而袭杀克，而立次子克塽。克塽幼弱，一切取决于锡范，于是政事大乱。清总督姚启圣奏郑氏主少国乱，时不可失，并荐水师提督施琅（郑氏降将）主持征台军事。启圣复乘间贿赂郑氏臣僚，因此颇有为清作内应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军攻台，郑氏将刘国轩守澎湖，琅攻下之，台湾大震，刘国轩、冯锡范乃以克塽降清。台湾自为郑成功所据，至克塽前后凡二十三年而亡。清定台湾后，以其地置台湾府及诸罗（今台湾嘉义市）、台湾（今台湾台南市）、凤山（今台湾高雄及屏东县）三县，并于澎湖设厅，驻军守之。台湾平定后，沿海居民虽复理旧业，但犹禁商舶出洋。施琅屡请解禁，荷兰及其他西洋各国商人，也纷请互市，于是海禁始开。
二、清前期的政治
（一）清室的统驭策略
这里所说的清朝前期，是指清世祖初年，经圣祖、世宗，直至高宗末年的一段时间，共一百五十二年。除去世祖一代的十八年，圣祖、世宗、高宗三朝的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的盛世。这自然是个大致的分法，因为圣祖初年，国内尚未完全平靖，而高宗末年，国内已渐有乱象。但这三朝至少有一百年以上，是富强治安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唐盛世，可以与之媲美。圣祖的年号曰康熙，世宗的年号曰雍正，高宗的年号曰乾隆，因此史书又称这段时间为“康雍乾时代”。
清室以外族入主中国，统治极难驾驭的汉人，其国祚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更能造成一百年以上的盛世，这种成就，绝不是偶然的。满族是一个具有颇多优点的民族，它的最大长处，是勇武善战而又有政治才能，并有高度的模仿能力，肯虚心吸收外来的文化和人才。这些地方，与蒙古人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对外方面，在清的前期，曾建立多次彪炳的武功，对边疆民族也能施以有效的统治。但满族也有它的缺点，它缺乏创造力，一味吸收汉人的文化，结果沾染了汉人的性格，成为汉化的极端崇拜者。清代后期，遇见西洋的强国，但它仍以中国传统对待外族的办法，来对待西洋人，而且几乎毫无变通，虽屡遭败创而不悟。因此它的政权，终于在内忧外患中倾覆，甚至整个满族，几乎完全与汉人同化。这里先谈谈清初满人统治中国的若干策略。
清室统治中国的手段，可以说是宽猛相济，也就是怀柔与高压并行。无论清室的手段或宽或猛，其对汉人的基本态度，是十分猜防的。清太祖虽为明室大患，但他本人尚无吞并中国的野心，也不知笼络汉人，因此他所俘获的汉人，大部充作奴隶，对儒生更恣意杀戮。到太宗，才改用怀柔政策，命汉满分居，另设官吏治理汉人，从此汉人得以稍免满人的欺凌。他对于明室降臣，尤能加意利用，清的入主中国，大部得力于他们的帮助。世祖入关之初，仍继续这种政策，其实际执行者是多尔衮。政策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下列数点：一、礼遇明室君臣，为明思宗发丧，以礼改葬；明臣的死难者，均予题谥，生存者仍予以录用；明遗民为清望所归的，也都加以征辟。二、举行科举，以笼络汉族的士人。考试办法，仍沿用明代的“八股文”，使士子的精力，消耗于空洞形式的文体及口头禅中，而无暇想到其他。三、对于汉人百姓，也做了几件收买人心的事，如废除明末的苛捐杂税，撤销东西厂、锦衣卫一类的特务机关等。
与怀柔政策并行的，便是高压政策，其目的在于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以及仇清复明的思想。这种政策的主要对象，则是怀念故国，义不与清廷合作的士大夫阶层。明代士风，崇尚节义，清入关后，南方的文人书生，愤极而起兵者，比比皆是。南明颠覆后，明朝的遗老如顾炎武、黄宗羲等，都力谋恢复，屡次企图举兵，但因清廷防范严密，皆无所成。此外一般文人，多喜结盟社，把民族的悲哀，寄托于诗文的吟咏，这类文社遍于东南，以复社最为有名，其分子有许多是明末的东林党人。这种举动，也是对清室的一种消极抵抗。士大夫仇清复明的思想不去，自然有害于清廷的统治，因此清室采取严厉的手段，以对付那些科举与征辟无法网罗的士大夫。其办法也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一、禁结盟社。顺治九年（1652），由礼部颁布条例，禁士子立盟结社及建白军民利病等，其后更屡伸禁令。二、摧抑绅权。明代士绅的社会地位甚高，经常干预地方政务，清室于大局平定后，即着手摧抑绅权。顺治十八年（1661），江宁巡抚朱国治奏报江南欠粮士绅一万三千人，清室皆治以抗粮之罪。世祖死后，苏州诸生以不满吴县知县，聚哭于文庙，结果诸生以“大不敬”而被杀者十七人。三、兴文字狱。文字狱是清室摧残士气的一种利器，士大夫往往为了片语只字，身遭屠戮，同时任意株连，极其冤滥。文字狱在康、雍、乾时代为最盛，但顺治时已开其端。顺治十七年（1660），朝臣张晋彦为已革职的阁臣刘正宗序诗，中有“将明之材”等语，世祖以其言“诡谲不可解”，绞正宗而斩晋彦。四、下剃发令。顺治二年（1645），开始下令剃发，令汉人剃发留辫，不准蓄发，并限于旬日内实行，违者格杀勿论，汉人死者甚众。这个命令虽是对全体汉人而发，但主要目的仍是在摧折汉人的士大夫，因为士大夫民族意识较浓，自尊心也较强，而剃发令也就是对这两种性格最残酷的打击。
怀柔与高压政策并用的结果，清初的士大夫，大多数为清室所用。因为自唐宋以来，中国的士大夫便以应举做官为惟一的出路，也只有应举做官，才能维持其优越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至于一小部分仇清的，在严密的法网下，也无法反抗，最多只能不入仕途，以求良心之所安。他们过着出家、行医、务农、教书、隐居、游幕、经商一类的生活，而这类生活也大都及身而止，到他们的子孙，仍然大部分以应举出仕为业。因为清初的政治社会机构，大体仍沿袭明代，并无剧烈的变动，士大夫自然无法完全变更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明末遗民坚贞不拔的志操，以及他们综博笃实的学风，对后世却有极大的影响。［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六一二至六一三］
（二）康雍时期的政绩
圣祖即位时，以年龄幼小，不能亲政，由鳌拜、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共同辅政。鳌拜凶险好杀，对汉人厉行高压政策，因此康熙初年，曾发生大文字狱。浙江人庄廷鑨刊行《明史》，其中有涉及满洲史事者，皆直书无讳，于康熙三年（1664）为人告发，清廷乃乘机屠戮士类。时延鑨已死，诏戮其尸，并杀其弟廷钺，其余为此案株连而死者七十余人。五年（1666），鳌拜诬杀苏克萨哈，独揽政权。八年（1669），圣祖囚禁鳌拜，开始亲政。当时三藩形同割据，局势甚为不稳，但圣祖毅然撤藩，终平大难，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胆略。三藩乱起时，他极力笼络明末遗民和知识分子。他于十二年（1673）下诏全国，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授翰林者五十人。次年，开明史馆，命他们纂修《明史》。从这些地方，又可看出他的政治手腕。五十年（1711），有戴名世之狱。名世著《南山集》，叙述明朝史事，触犯忌讳，结果名世论斩，受牵连而被杀者甚众。但大体说来，圣祖的政治作风，较之他的子孙，还算是宽和的。
康熙皇帝，清人绘。
圣祖亲政后，颇能节俭爱民，除因灾荒蠲免租税外，末年更屡次普免钱粮。对民事也很留心，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后，他曾经六次南巡，亲查黄河及淮水工程，自然其中也含有对汉民示威市惠的意思。清人自入关后，政府特许宗室及八旗将士，占有百姓田地，谓之“圈地”，这种秕政，也为圣祖取消。五十年（1711），更规定百姓虽添丁而永不加赋。此外明代蓄奴之风，也在圣祖时大致戢止。元代蒙古将吏横暴，竞掠中国良民为奴，又以大兵之后，贫弱百姓，依附豪强，岁久乃变为家奴。这种风气，以江南为最盛，豪富有蓄奴至万家的。明承其敝，未尝积极革正，中叶以后，政治黑暗，百姓多自鬻于达官豪门，以求全活，谓之“投靠”。自北宋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因此明代江南宦族最多，投靠之风也最盛。明末清初，江南奴仆，纷起为变。清室对江南豪绅，复加意打击，绅权既衰，蓄奴之风也渐趋消灭，但卖女为婢的习俗，依然存在。
雍正帝，选自《雍正帝行乐图》，清宫廷画家绘，故宫博物院藏。
圣祖虽然励精图治，但他的宽大政策，对当时的政风，反有坏的影响。朝中大臣，多结为朋党，相互倾轧；地方官吏，也多玩法舞弊。诸皇子则各招党羽，作皇位继承的斗争，终致在他的身后，演出骨肉相杀的惨剧。圣祖有子三十五人，长子胤禔，但非嫡出；次子胤礽为嫡出，因而得立为皇太子。胤礽性情暴戾，所为多不法。康熙四十七年（1708），圣祖下诏废之，并幽禁于宫中。此后诸王多营求为太子，尤以胤禔及胤禩（圣祖第八子）图谋最力。圣祖以诸子纷争，乃于次年复立胤礽，但胤礽顽恶如故，又于五十一年（1712）废之，从此储位虚悬。六十一年（1722），圣祖死，四子胤祯继位，是为世宗。世宗的继统，传说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宫廷隐秘，现已无法究其真相。但世宗为皇子时，即与大臣隆科多等相结，与胤禩等暗斗甚烈。即位后，胤禩及其同党胤禟（圣祖第九子），皆因罪削去宗籍，加以幽禁，旋即死去（传为世宗所害）。世宗并更胤禩、胤禟名为“阿其那”、“塞思黑”（猪、狗之意），以示不齿于人类。胤禔及世宗诸弟胤、胤禵等，也遭禁锢。从这些地方，却也不无蛛丝马迹可寻。［参看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
世宗为人精明刻薄，即位后，对宗室痛加裁抑，并以严厉的手段，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因此臣下莫不奉公守法，至于弊绝风清。他在位仅十三年，但为后世奠立良好的政治基础，虽然屡次用兵，而财用不虞匮乏。内政方面，也颇有值得称述的。明代蓄奴之风，虽在康熙时已大为戢止，但若干地区，仍有所谓贱民阶级。贱民的起源，不得而知，以南方为最多，例如浙江绍兴的“惰民”，常熟（今江苏常熟市）的“丐户”，都世执贱役，不得与平民为伍。雍正时，屡次下诏废除贱民，许其入籍为良民。
另一方面，世宗对知识分子的钳制，较前更变本加厉，由他所兴起的文字狱，也较康熙时为多。雍正二年（1724），有浙人汪景祺、查嗣庭之狱。景祺曾为大将军年羹尧记室，著有《西征随笔》，称誉羹尧，及羹尧得罪赐死，景祺也因而被诛。嗣庭曾为江西考官，考试出题为“维民所止”，世宗以“维止”二字，暗射“雍正无头”，因而杀之。四年（1726），有浙人吕留良之狱。留良为明末遗民，著书排满，湖南人曾静服膺其说，劝川陕总督岳钟琪叛清，为钟琪告发。时吕留良已死，与已故长子葆中、弟子严鸿逵均戮尸；次子毅中处斩；曾静免死，至乾隆时始被杀。七年（1729），又有广西陆生枬之狱。生枬著《通鉴论》，主复封建，并论及立太子、兵制、君权等问题，为人告发，世宗以其借古非今而杀之。世宗以后，这类吹毛求疵的冤狱，仍然层出不穷。
（三）乾隆时期的文治
雍正十三年（1735），世宗死，子弘历即位，是为高宗。高宗在位六十年，是清室的全盛时期。虽然这时汉人的反满心理，业已消失殆尽，但高宗仍采用高压与怀柔并行的政策，并加以巧妙的运用。他对汉人的摧抑玩弄，较之他的父祖，更胜一筹。
高宗高压政策的要点，是对朝臣恣意摧辱，使臣下丧失自尊心，务使其绝对成为君主的奴才而后已。清代朝臣的地位，还较明代为低。明代臣僚朝见皇帝，不过四拜或五拜；清则必须三跪九叩首。明代大臣奏对，尚可侍立，清则官无论大小，奏对时必须下跪。明代皇帝对六部首长的答诏，均称为“卿”；清则一律称之为“尔”。［参看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页七一至七二］但高宗对此仍嫌不够，他对朝臣的奏章，寻瑕觅疵，恣意谩骂，出言的丑恶，有时较市井为尤甚。此外他对大臣任意贬斥，乾隆一代，大学士、尚书、侍郎一类的大员，无不遭受黜辱。至于他所兴的文字狱，较之雍正时期更为琐碎，可以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三案为例。中藻曾任内阁学士，著有《坚磨生诗钞》，其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高宗以其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有意讥刺，因而杀之。锡侯著《字贯》一书，高宗指其凡例中直书圣祖、世宗庙讳及高宗御名为大不敬，锡侯也因而被杀。述夔著《一柱楼诗》，其中《咏正德杯》一首，有句云：“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一边”；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句。高宗以其诋毁清朝，其时述夔已死，诏戮述夔及其子尸，其孙及校对者皆坐死。
至于怀柔政策，从康熙时起，不外一方面利用科举功名为诱饵，以牢笼士大夫；一方面以奖励学术为名，召集文人，编纂卷帙浩繁的巨书，以消磨其精力。康熙时，除开馆修《明史》外，并编成《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康熙字典》等书数十部。此外纂辑《古今图书集成》一书，至雍正初始成，共一万卷。圣祖并提倡理学，刊行《朱子全书》及《性理大全》，借宋儒的伦理学说，来控制士大夫的思想行动。他所用的大臣，也有不少理学家。至于乾隆时所纂修的书籍，其数量更远过于康雍时期。
乾隆时代编书的盛举，要算修《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因安徽学政朱筠的奏请，特开四库全书馆，以纪昀、孙士毅等为总纂官，分任编纂的有戴震、邵晋涵、姚鼐等人，皆当时著名学者，由政府搜集古今已刊未刊的书籍，命他们加以校订。四十七年（1782），全书告成，凡包罗书籍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七十卷。缮写七部，分藏各地。每书并作提要，述其内容，评其得失。但高宗修《四库全书》的另一目的，是借修书的机会，大规模的搜求遗书，以根绝汉人的排满思想。修书的十年间，先后销毁违碍的书籍共五百八十三种，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其中不但对有关明清之际的事实，任意窜改，甚至关涉辽金元史事的记载，也多所删削。
清的乾隆，正如唐的开元、天宝一样，是由极盛转趋衰落的时期。乾隆时，国库的充裕，远胜于康雍时代，国势也到达巅峰状态。但高宗为人好大喜功，因务立边功，消耗了庞大的军费。此外他奢侈多欲，巡游的频繁，寿典的铺张，也虚靡了无数的库帑。虽然当时国家的财富，足以支持他的挥霍，但对政治和社会的风气，则有非常恶劣的影响。他的行为，象征着清室甚至整个满族奋发精神的消失，也象征着清帝国的国运开始走下坡路。由于清政权的日趋稳固，满人自身的缺点也逐渐显露，满族官僚的贪污，日甚一日，高宗晚年的宰辅和珅，便是当时最大的政蠹。和珅为高宗所宠信凡二十年，擅权纳贿，私产多至数万万两，由于他的倡导，内外官吏也贪黩成风。而国家因长期安定，户口激增，民间的经济情形已不如前，再加上政治败坏，社会乃渐趋凋敝。乾隆末，国内已开始发生叛乱。
乾隆时代的变乱，由苗民首先发动。苗民自改土归流以后，地方官的贪污者，经常对之敲诈剥削。加以移殖苗区的汉民，因言语习惯的不同，与苗民时生冲突，苗民反感日深，乃发起驱逐汉民的运动。乾隆六十年（1795），贵州省东部及湖南省西部的苗民，先后叛变，四川、湖南、贵州三省边境，同时戒严。清室派兵进剿，历久无功，而调兵转饷，数省骚动；各地失业者增多，人心浮动，因此苗事未平，白莲教的叛乱又起。明熹宗时，曾有白莲教徐鸿儒之乱，虽经平定，但其党徒仍秘密传教。乾隆四十年（1775），白莲教首领安徽刘松被捕，其党刘之协、宋之清等，分赴四川湖北等省传教，煽动百姓，准备乘机起事。五十八年（1793）事觉，其党全被捕获，惟刘之协逃逸。清廷严缉之协，河南、湖北等省，按户搜缉，各地汹汹者数岁。六十一年（1796）正月，高宗禅位于皇子颙琰，自为太上皇。颙琰即位，是为仁宗，并改元嘉庆。就在这一年，湖北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宜昌（今湖北宜昌市）一带的白莲教徒，公开叛变。满洲的旗兵，因累世养尊处优，渐流于骄奢颓靡，早已于三藩之乱时，失去战斗力；其后汉人组成的绿营代之而兴，至此也渐趋腐败。乱事一起，军队毫无削平的能力，战争动辄蔓延数省。乾隆以后，清帝国便在一连串的内乱下，步入衰运。
惠龄关于镇压白莲教起义奏折（局部）。奏折记载湖北巡抚惠龄等清军大将采取围堵的战术清剿义军，其中夹有嘉庆帝的朱批。
三、清前期的武功
（一）蒙族及回部的征服
明末蒙古族势力蔓延的地区，共分为四大部：一、漠南蒙古，又称内蒙古，分布于今内蒙古境内。二、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分布于今蒙古国境内。三、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分布于天山北路。四、青海蒙古，分布于今青海境内。漠南蒙古，早于明末为清室所吞并，其余三大部，是在清室统一中国后，经康雍乾三朝陆续征服的。
漠南蒙古最东的一部为科尔沁部（今内蒙古东部及松辽平原西北端一带），因邻近满洲，双方曾于明神宗时发生冲突。科尔沁为努尔哈赤所败，遂遣使通好。这时内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士马强盛，横行漠南，并东侵科尔沁，于是科尔沁部降清，漠南诸部也相率与清通款。明室岁赂林丹汗，命其夹攻辽东，但因林丹汗诸部不协，终于无济于事。明思宗崇祯十一年（1638），清太宗会合蒙古诸部，突袭林丹汗，林丹汗走死青海，其子额哲降，漠南悉定。其后三藩抗清，察哈尔复谋独立，圣祖发兵平之，并徙其余众于大同（今山西大同市）、宣化（今河北宣化县）边外，设都统以辖之，号内属游牧部，其地遂空为牧场。
漠北喀尔喀蒙古又分三部，即土谢图，据今土拉河流域；车臣，据今克鲁伦河流域；札萨克图，据今杭爱山以西、阿尔泰山以东地。清平漠南后，喀尔喀三部震于清的兵威，也遣使朝贡。内外蒙古诸部的酋长，大都是明代蒙古达延汗的后裔。
漠西蒙古分布于今新疆天山北路地区，为明代瓦剌的后裔。自瓦剌衰落后，其族分为四部，即和硕特（据今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带）、准噶尔（据今新疆霍城县一带）、杜尔伯特（据今新疆阿勒泰市一带）及土尔扈特（据今新疆塔城市一带），清人称之为厄鲁特四部。清初，漠南及漠北蒙古相继归降，惟厄鲁特以地远不服。康熙十二年（1673），准噶尔汗噶尔丹即位，统一四部，兼并青海蒙古及天山南路的回部，势力大盛。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突击漠北，喀尔喀三部，同时溃散，奔至漠南，于是漠北亦为噶尔丹所有。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复率兵南侵，圣祖亲征败之。其后圣祖又于三十五及三十六年（1696～1697），两度亲征漠北，噶尔丹兵败自杀，阿尔泰山以东皆平，喀尔喀三部均还旧地。
噶尔丹兵败时，准部的根据地伊犁（今新疆霍城县），为其兄子策妄阿拉布坦（以下简称策妄）所夺，回部及青海也都叛变。噶尔丹既死，策妄请降，准部暂时归附。十数年后，准部复盛，乃再度为患。康熙五十四年（1715），策妄东侵哈密（今新疆哈密市），清廷屯军于哈密附近以防之。次年，策妄又遣兵突入西藏。这时和硕特部据西藏，准部兵遂袭杀和硕特部的拉藏汗。五十九年（1720），清军由青海、四川两路进兵，逐准部兵出西藏，并拥立达赖六世，西藏遂定，但清军对准部并未能深入攻击。
昭莫多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康熙三十四年（1695），准噶尔汗噶尔丹率三万骑自科布多东进，侵至车臣汗部后，沿克鲁伦河东下，进抵巴颜乌兰一带，停顿不前。清军遣使往诱不逞，康熙遂决定亲征。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集九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进击：东路萨布素西出克鲁伦河牵制性侧击；西路以费古扬、孙思克分出归化、宁夏，于翁金河会合后北上，拟断噶尔丹西逃之路；中路主力由康熙亲率，出独石，拟于东、西两路合歼噶尔丹于克鲁伦河一带。五月，康熙闻知东、西两路不能如期至，但判定噶尔丹会负克鲁伦河抵抗后，仍决定主力向北突进，并兵分东西两路，企图钳击噶尔丹军。噶尔丹军不敢应战，连夜西逃。康熙前锋向西追至拖诺山而返。噶尔丹逃遁至昭莫多时，西路军及时赶上，采用以逸待劳、设伏截击的方针，先以轻兵诱敌，待噶尔丹主力赶上时，伏兵发动。并以一部向东迂回至噶尔丹阵后，攻击其家属、辎重。噶尔丹军大乱，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西逃，后在清兵追击之下，自杀身亡，准噶尔平定。
世宗时，策妄之子噶尔丹策零（以下简称策零）嗣准噶尔汗位，复东侵喀尔喀，连为三音诺颜部酋策凌所重创。三音诺颜部原属土谢图部，世宗以策凌击败准噶尔，封之为亲王，使独立为一部，牧于杭爱山以南，自是喀尔喀蒙古乃有四部。雍正十二年（1734），准部请降。至乾隆二年（1737），清室始议定以阿尔泰山同为喀尔喀与准部的分界。十年（1745），策零死，因诸子争立，准部渐衰。十九年（1754），策妄外孙阿睦撒纳率二万余人降清。次年，清遣军偕之西征，遂定准部。其后阿睦撒纳欲总长厄鲁特四部，清廷不许，乃举兵反。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以兆惠讨之，阿睦撒纳败死，天山北路底定。清室于伊犁、乌鲁木齐（今新疆乌鲁木齐市）等地派兵驻防，并设伊犁将军以统治之。阿尔泰山以北的乌梁海部（即明的兀良哈部），也自此内附，清分其地为三部，即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而准部以西的哈萨克部，也大部臣属于清。
青海蒙古是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一支。明末，和硕特部甚盛，其酋固始汗进占青海地。清世祖时，封之为汗。圣祖时，又封固始汗子达什巴图为亲王。世宗时，达什巴图子罗卜藏丹津谋并西藏，于雍正元年（1723）叛清独立，世宗命年羹尧、岳钟琪讨之。次年，丹津众溃，逃往准部，于是青海平定，清于西宁设置办事大臣以统治之。
回部在天山南路，这个地区，元时本属于察合台汗国，其人民则多信回教。明中叶时，回教谟罕默德的后裔马默特，逾葱岭东来布教，得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汗的信仰，于是回教益盛。后喀什噶尔部又以兵力平定诸部，回教势力遂遍及天山南路，渐代元裔而握政教之权，通称回部。清初，回教分为白山宗、黑山宗（俗称白帽回、黑帽回）两派，互相攻击。康熙时，准酋噶尔丹助白山宗，攻破黑山宗，尽捕元裔诸汗，并以准部人征收诸城赋税，威行回部。其后准酋策妄又排白山宗，并挽留白山宗玛罕木特（马默特曾孙）二子大小和卓木。乾隆初，准部内乱，回部黑山宗乘机独立。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定伊犁，释大和卓木，并以兵助其平定回部，而以小和卓木居伊犁，掌北路的回教。其后，小和卓木曾助阿睦撒纳为乱。二十二年（1757），清兵既平阿睦撒纳，大小和卓木于回部继续抗清，清遣兆惠、富德进讨。二十四年（1759），大小和卓木败死，回部遂平。清设参赞大臣于喀什噶尔，以节制诸城。二十九年（1764），乌什（今新疆乌什县）回民又叛，但不久即平。自是清的声威及于葱岭以西，浩罕（在今中亚锡尔河流域的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都通贡内附。
（二）西藏的内属与苗疆金川的开辟
西藏也就是唐宋时代的吐蕃。自唐代喇嘛教传入吐蕃，日益盛行，喇嘛渐至干预政事。元室崇奉喇嘛教，赋予喇嘛对吐蕃的统治权，于是吐蕃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元时，吐蕃又称乌斯藏（乌斯指今宁静山以西的拉萨、山南等地，藏指今日喀则地区）。明代乌斯藏一词更为流行，至清始称西藏，其范围除今拉萨、山南、日喀则地区外，尚包括今青海、四川西部雅安地区及日喀则以西的拉达克部（今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东南一带）。元时，于西藏本部设乌斯藏宣慰使司以统之，但事实上西藏的内政是自治的。明代沿袭元代的办法，尊崇其宗教，许其自治。当时西藏的喇嘛教，分红黄二教，红教据后藏，黄教据前藏。明末，黄教首领达赖五世在位，大臣桑结主政，招引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与红教为敌。固始汗发兵入后藏，驱逐红教，而奉黄教的另一领袖班禅统治后藏。于是黄教统一全藏，固始汗则因而据有青海及喀木（今四川康定、巴塘、理塘等地与西藏昌都一带）之地。
驻藏大臣令牌。驻藏大臣始设于雍正五年（1727），代表清延同达赖喇嘛监理西藏地方事务。图为嘉庆六年（1801）驻藏大臣令牌。
抚远大将军西征图卷（局部），清人绘。这是一幅描绘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出兵平定准噶尔军队在西藏叛乱的画卷。图中所绘为平叛大军强渡拉萨河后，大军进入拉萨，出现在布达拉宫与大昭寺之前。
清崛起东北，达赖五世曾与清太宗通使；世祖入关后，达赖并曾入朝。清室仍思以喇嘛教怀柔蒙藏，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礼遇甚隆。圣祖时，桑结厌恶和硕特部干涉藏事，召准部酋噶尔丹，暗袭青海，杀达颜汗（固始汗子）。康熙二十一年（1682），达赖五世死，桑结秘不发丧，操纵藏局，并嗾使噶尔丹内犯。噶尔丹败后，桑结为和硕特部的拉藏汗所杀，清遂以拉藏汗镇藏地。其后拉藏汗所拥立的达赖六世，与青海藏族所拥立的达赖六世争位，相持不下。当时准部酋策妄的兵力正强，突于五十五年（1716）引兵入藏，杀拉藏汗，西藏大乱。五十七年（1718），清室命皇子允禵等，统大军入藏，驱逐准部，并迎立青海所拥戴的达赖。世宗初年，置驻藏大臣于拉萨，统兵分驻前后藏，自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乾隆五十五年（1790），西藏的南邻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五十七年（1792），清以福康安击破之。此后清室禁止藏人与四境交通，并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一切与达赖班禅平等，政务的办理，必须禀命于驻藏大臣。清室对西藏的控制，乃益趋巩固。［参看周昆田《汉藏两族的传统关系》（载《西藏研究》）］
苗族分布的地区，主要在湖南贵州二省的沅江流域，尤以沅江上游为中心，此外更散处于云南及两广境内。沅江流域本汉时武陵蛮地，下至唐宋，逐渐开辟。元时，于其地设立府、州、县及宣抚司，以苗族酋长为世袭长官，自理其政。明清均沿袭元制，所有苗地，悉属土官。苗有熟苗生苗之分，熟苗多与汉人杂居，生苗则居于深山，与汉人甚为隔阂，时生叛乱。康熙四十三年（1704），湘西苗人为乱，清发兵平之，并于其地设乾州（今湖南吉首市西南）、凤凰（今湖南凤凰县）二直隶厅，以招徕汉人。至于苗人聚集之地，则仍归土官统辖。雍正间，永顺（今湖南永顺县）等地的土官，自请纳土，清籍其地一府四县，并增设永绥厅（今湖南花垣县南）及松桃厅（今贵州松桃县北），于是沅江流域，几于全辟。贵州的苗族，分布于东南部与湖南、广西交界之地，以古州（今贵州榕江县）为中心，周围三千里，统称苗疆。此外，广西、云南地区的苗人，也时常杀人掠货；而云南南部各地的苗人土官，又与缅甸及老挝等种人勾结，时为边患。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改土归流”，即以流动的官吏，治理苗地，以代世袭的土司，世宗从之。鄂尔泰于两三年间，招服黔边生苗二千余寨，开辟苗疆二三千里，并平定云南澜沧江以东的苗区，建普洱府（今云南普洱县）以治其地。广西诸土司，也都缴印归附，三省苗区粗定。这次改土归流的运动，大大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的内地化，使它成为中国本部的一环。
苗疆平定后，鄂尔泰去职，贵州苗人因不堪地方官吏的压制剥削，再度叛乱，至乾隆初，始以张广泗平之。清室并豁免新辟苗疆的赋税，以笼络之。其后至乾隆末年，苗乱始再起。
金川本四川西边土司，居今四川省小金、金川二县境，旧属于吐蕃。明时，以其俗信喇嘛教，乃封其酋哈伊拉本为演化禅师，以镇抚其众。其后分为大金川（在今四川金川县一带）、小金川（在今四川小金县一带）两部。清初，两金川归顺。世宗时，大金川酋长莎罗奔（哈伊拉本孙）从征西藏有功，清以之为金川安抚使。高宗时，莎罗奔渐强，于乾隆十一年（1746）夺小金川土司印，并侵吞邻部，攻击清军。次年，清以张广泗及纳亲合力进讨。金川地势险阻，加以土人善守，以致久攻不下。十三年（1748），张、纳以无功被诛，高宗继命傅恒督岳钟琪往讨，清军深入，声势大振。次年，莎罗奔降。至十九年（1754），大金川首领郎卡（莎罗奔兄子），复与邻部构衅，当时清廷方有事于西北，无暇兼顾，郎卡遂日益猖獗。其后郎卡死，子索诺木与小金川首领僧格桑，联合入寇。三十六年（1771），清以温福讨之，于三十八年（1773）败死。清以阿桂继其任，至四十一年（1776）始平。金川之役，可以说是清代最艰巨的开疆战争，其地不满千里，人口不满五万，而清室用兵五年，兵费逾七千万两，然后平之，其损失也不为不大。
平定两金川得胜图，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四十六年（1781）内府铜版画，故宫博物院藏。
（三）藩属的经营与对俄的交涉
清代与中国邻近的诸国中，东方的朝鲜，早于明末臣服于清。其后经康雍乾三世，西北蒙回诸部敉平，中亚诸国，相率通使纳贡。至于南方印度支那半岛的缅甸、暹罗、安南等国，西藏以南的廓尔喀以及东南海中的琉球，也都称臣内属。这里略述南方诸国内属的经过。
缅甸古称骠国，与云南交界。元时曾数度征之，未能得志。明末，颇为边患。清初，吴三桂镇云南，以桂王在缅，以兵迫之，缅酋莽应时执桂王以献，三桂以其恭顺，始终未加侵扰。高宗初，缅甸入贡称藩。乾隆十九年（1754），缅甸发生内乱，土司瓮籍牙自立为王，建新缅甸国。其子莽纪觉、孟驳相继嗣位，声势日盛，屡次侵掠滇边，虐杀华人。三十二年（1767），云南总督杨应琚征缅失利，清以明瑞代之，师亦无功。次年，明瑞战死，清乃命傅恒、阿桂等大举深入。三十四年（1769），清军进至缅甸首都阿瓦，但不能取胜，许和而还。不久，缅人又与清抗，当时清室正讨大小金川，无暇南顾。四十一年（1776），金川平，清再命阿桂赴云南，筹划征缅。这时缅甸又乱，并与暹罗交恶，新缅甸王孟云遂遣使入贡。五十五年（1790），清封孟云为缅甸国王，规定十年一贡，自此缅甸遂为中国的藩属。
暹罗即今泰国，其地原为罗斛及暹二国。元时，二国常入贡。后罗斛强，并有暹地，遂成暹罗国。明时，暹罗曾入贡。暹罗与缅甸为世仇，清高宗时，暹罗为缅酋孟驳所破，首都陷落，国王被逐。暹罗旧臣郑昭，本广东澄海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起兵驱逐缅人，自立为王，都于曼谷，并遣使来华告捷。其后不久，郑昭死，其婿华策格里嗣位。五十一年（1786），遣使入贡，表称郑华，清封之为暹罗国王，于是暹罗亦为中国的外藩。
安南为今越南地，自秦汉以来，久为中国的领土。唐时曾于其地置安南都护府，安南即由此得名。五代以后，叛服不常。明宣宗时，有黎利者，起兵叛明，建大越国。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为其臣莫氏所篡。而黎氏之臣阮氏，拥黎氏之后，割据南方，成南北朝并峙之局。北朝莫氏都河内，仍号大越；南朝黎氏都顺化，号广南；相持六十余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黎氏灭莫氏，恢复河内。而阮氏子又据顺化自立，仍号广南，与黎氏互不相下。清军定云南，黎氏遣使劳军。康熙五年（1666），清封大越国王黎维禧为安南国王。高宗时，广南土豪阮文岳及其弟文惠等举兵灭广南。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文惠逐安南国王黎维祁，安南大乱。清室命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讨之，先胜后败，改以福康安代之。这时阮文惠正与暹罗构兵，恐两面受敌，乃奉表乞降，并改名光平。五十四年（1789），高宗封阮光平为安南王。
廓尔喀即唐代的尼婆罗，今尼泊尔之地。乾隆中，为廓尔喀人所并。其后廓尔喀势力日炽，渐有侵略西藏之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廓尔喀乘后藏内乱，举兵入寇，班禅等告急于清，高宗遣福康安、海兰察率兵往讨。五十七年（1792），福康安等自青海至后藏，深入敌境。廓尔喀大惧，一面遣使乞降，一面派人至印度，乞援于英人。英军未至，而清军继进，廓尔喀遂降清，从此成为中国的藩属。
疏球（今冲绳岛），自明代为中国藩属，定时朝贡。及明亡于清，琉球又受清册封，称琉球国中山王，定二年一贡。此后每当琉球新王即位，清室即派使者前往册封。但琉球自明以后，又与日本交结，实行两面外交，其后日本吞并琉球，即伏机于此。
雅克萨反击作战经过示意图。自明崇祯十六年（1643）开始，不断有沙俄侵略者侵入我国领土，后在雅克萨筑城盘踞，预备长期掠夺。清政府多次与沙俄交涉未果，决意进兵清剿。经过数年的准备与侦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清军三千多人在彭春的率领下，自瑷珲出发，五月兵临雅克萨，置陆师于城南，战船集于城东南，激战不久，侵略军不支乞降，彭春平毁雅克萨城，并准许他们返回尼布楚。同年秋，侵略者不甘失败，又重筑雅克萨，再度盘踞。次年七月，清军再临雅克萨，于城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次年，侵略军不支请降，清帝答应其请求，侵略军残部退回尼布楚，雅克萨反击战胜利结束。
明末，欧洲人多由海道东来；其由陆路东向发展，渐与中国发生交涉的，则为俄罗斯国。俄人原居东欧，为蒙古所征服。明末，俄人乘蒙古中衰，逐之而复国。其王伊凡四世（ivan 4），锐意经营西伯利亚，发展甚速。至清初，俄人已进至黑龙江沿岸，清人称之为罗刹人。顺治八年（1651），俄人在雅克萨河口筑城（城在黑龙江北岸），屡次劫掠黑龙江沿岸诸民族。十五年（1658），俄人又建城于尼布楚河口，以为经营黑龙江上游的根据地。次年俄人为清宁古塔（今黑龙江海林市西南）将军巴海所败，相率逃去，至康熙四年（1665），俄人又集中于雅克萨，积极经营。八年（1669），尼布楚城复为俄人所占，对黑龙江地区蚕食日甚。清室既平三藩，乃积极备战，以御俄人。二十一年（1682），清室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击俄将于瑷珲（今黑龙江黑河市南）附近，尽俘其众。二十四年（1685），复命都统彭春，水陆并进，直抵雅克萨，俄将不支而降，清兵毁其城而还。既而俄人又于雅克萨复筑新垒。次年，清军又围之。
是时俄皇大彼得（peter the great）在位，以战地辽远，不便应援，亟思媾和。清廷也久厌兵事，乃听从荷兰人的斡旋，与俄议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以索额图等为使，与俄使费要多罗（feodor alexivitch golovin）会议于尼布楚。同年，和议成，双方订约，是为《尼布楚条约》。条约的要点如下：一、东以外兴安岭，西以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上源之一）为界。二、毁除雅克萨城，所居俄罗斯人民及诸物，尽行撤去。三、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违则以其人数多寡及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惩处或正法。四、中国所有的俄罗斯人，俄罗斯所有的中国人，不必遣还。五、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及往来文书者，许其贸易。中俄数十年的纷争，至是始告平息。雍正五年（1727），又与俄订《恰克图条约》，以恰克图（即买卖城）为两国通商之地，许俄商三年一至北京贸易。并划定蒙古与西伯利亚的疆界，西起沙毕纳衣岭（萨彦岭的主脉），东至额尔古纳河，南属中国，北属俄国。至乾隆二年（1737），停北京贸易，集中于恰克图。清并设库伦办事大臣以理之。其后恰克图贸易时开时停，直至五十七年（1792），中俄增订《恰克图续约》五款，始重开互市，于是两国相安无事者垂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