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唐代的宗教与学术

    一、佛教

    （一）佛教的宏布

    中国的传统思想，着重于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出世的宗教思想，自古就不发达。古代的儒家竭力避免谈及天命鬼神一类的事。西汉儒家虽然喜谈天变灾异，但对于鬼神的崇拜，尚有一段距离。西汉以后的儒家，更完全屏除儒家思想中的宗教色彩，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派。因此儒家不能称为宗教，也无法替代其他宗教。道教虽然相信神鬼，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但道士的业务，诸如祈雨、治病、捉鬼、炼丹，都是为生人解决问题；其主要理论，亦是在教人如何养生；对灵魂问题，并无完满的解释。既然中国的学派宗教不能满足人们对死后的种种幻想，外国的出世宗教乃乘虚而入，这是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能够日益昌盛的主要原因。唐时，天竺的佛教已渐趋衰微，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则到达最高峰。而唐人对佛学的研究，更有极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

    佛教虽于北周武帝时遭受禁断，但为时甚暂。宣帝时，又恢复佛教。到隋朝建立，皇室杨氏，笃信佛教，因而加意提倡。文帝即位之初，即下诏听任百姓出家，并计口出钱，营造经像；更命于京师及诸大都邑，由政府缮写佛教经典。于是全国风从，佛教大盛。炀帝虽然荒淫暴虐，但对佛教仍极其尊崇。他曾受佛门的戒法，对佛教经典的翻译整理也颇有贡献。由于文帝父子的尽力扶持，佛教得以迅速地恢复旧观。

    唐初，佛道二教都很盛行，并发生剧烈的争论。西晋王浮所作的《老子化胡经》，是道教徒攻击佛教的利器，其书捏造老子出函谷关西渡流沙之说，指佛陀为老子的弟子。佛教徒也著论对道教加以反击，如僧法琳的《辨正论》，缕述道教的荒谬举动。当时朝臣中有笃信佛教的，如萧瑀等；也有竭力排佛的，如傅奕等。高祖对佛道都不感兴趣，但最初仍抱容忍态度，直到武德九年（626），他下诏淘汰僧道。诏中列举僧道的过失，约有四点：一、妄自尊高，苟避徭役。二、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三、造作妖讹，交通豪猾。四、招徕隐匿，诱纳奸邪。淘汰的办法是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其余的寺观，都予罢除。［诏载《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但不久玄武门之变发生，高祖被迫退位，因此未及实行。

    第子与菩萨，隋，敦煌莫高窟壁画。图中菩萨持柳枝、净瓶，宝冠上饰化佛，具备隋代以降观世音造像的特征，弟子为迦叶。

    太宗比较尊崇道教，这与李唐皇室与老子同姓有关。当时道士、女冠（即女道士）的法定地位，在僧尼之上。但太宗对佛教始终未加摧残，相反的，对佛教经典的翻译，曾经热心的赞助。贞观十九年（645），僧玄奘自天竺游学归来，携回佛经六百余部，太宗特在长安设立译场，命他译经，并命房玄龄、许敬宗等，广召硕学沙门数十名相助。高宗、武后时，佛教益盛，这与武后的提倡有关，《老子化胡经》便于高宗时被禁止流行。武后之所以崇佛，主要由于她出身于佛教家庭，最后她更利用某些佛经作为称帝的理论根据。高祖、太宗、高宗时，有所谓“三教讲论”，也就是聚集儒、道、释三教的名流大德，同于皇帝或皇太子前相互讲述论难，以析理明教。其时集会的席次，皆以道士居首，沙门殿后。武后时，废除讲论，到玄宗，三教的理论渐趋调和。

    初唐佛像，敦煌莫高窟第332窟。

    玄宗时，虽曾淘汰僧尼，但民间信仰已坚，无法遏止。其后经肃、代、德、顺诸帝，佛教愈演愈盛。宪宗曾命人迎佛骨于凤翔（今陕西凤翔县），留宫中三日，以求福祉。朝臣韩愈上表论谏，被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县）刺史。韩愈辟佛的理论，主要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依据，所以佛骨事件实是儒与佛的冲突。但韩愈对佛学并无深刻认识，因此所言甚为俚浅。他的结论，只是认为佛教来自夷狄，非先王之教，不宜崇信；对佛家的因果报应之说，表示怀疑而已。这类批评，自然不会发生多大影响。宪宗以后，穆、敬、文诸帝，都奉佛教，至武宗才又有灭佛之举，德、宪、文、宣、懿五帝，均曾有三教讲论的召集。但当时三教的论调，渐趋平淡，讲论不过徒具形式（宣宗时，讲论改以沙门居首席）。宋代理学的产生，受这种制度的影响不小。

    武宗的灭佛，一来因为他本人奉道，亲近道士赵归真，对佛教早有成见；二来是想收没僧尼的产业，以裕财政。会昌五年（845），他下诏禁止道教以外的所有宗教，佛教自然首当其冲，除了在首都及诸州保留极少数的寺院，其余全遭拆除。总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僧尼勒令还俗的二十六万五百人，均收充两税户，按期纳税。此外拆毁招提兰若（私人建立的小型寺院）四万余所，没收膏腴上田数十万顷，僧尼所豢养的奴婢被收为两税户的十五万人。［参看《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武宗时，政治所以颇有起色，与此举不无关系。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也是这次灭佛事件的赞助者。德裕出身北方世家，崇尚经学，自然厌恶佛教。所以这次事件，可以说是道教与儒家对佛教的合力攻击。

    宣宗时，又恢复佛法，并杀掉劝武宗排佛的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懿宗佞佛益笃，施舍无度，政治因而日坏。其后直至唐亡，佛教未再遭遇任何严重打击，但武宗以前的盛况，则不可复见了。

    （二）宗派的兴衰

    佛教在南北朝时代，虽已有若干宗派，但大都在始创阶段，仅具雏形。到唐，佛教的成实、净土、三论、律、禅、天台六宗，都盛行于世。此外，又有不少新宗派兴起，重要的有法相、华严、密（即真言宗）、俱舍诸宗，前三者为大乘教义，俱舍则为小乘。这许多旧有和新兴的宗派，互争雄长，它们的兴衰起伏，把唐代的佛教，装点得空前灿烂。

    玄奘法师，选自清刊本《佛祖正宗道影》。

    唐代佛教各宗派的盛衰，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由唐初至玄宗，后期由安史之乱至唐亡。

    前期佛教，极盛于北方。唐初，法相、华严二宗同盛于京师。法相宗又名唯识宗，其宗师为玄奘。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市）人，十三岁时，出家于洛阳。贞观元年（627），他想赴天竺游学，当时严禁越境，他乃潜行出国。［玄奘出国年代，据梁启超考证，见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页七七至七九］他贯穿西域的伊吾、高昌和北道诸国，然后越葱岭至西突厥国境，再南下经西域西部诸国，终抵天竺。他游学凡十七年，历五十六国，于十九年（645）返国，其后译经说法，创立法相宗。他死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六十九。［玄奘享寿年数，据罗香林考证，见罗著《旧唐书僧玄奘传讲疏》（载《唐代文化史》）］法相宗的宗义在破除我执、法（诸事物）执，二者均为实有。二执既破，显示二空（我空、法空）。所谓唯识，乃指“识外无物”，宇宙万有，都是识的表现，必须用修行方法，方能“悟入唯识”，破除二执。它着重心理学（唯识）及论理学（因明）的研究，以因明的方法，分析心理，多至六百六十法，可以说是纯学理的探讨，全无宗教的意味。这派思想，在天竺有其甚久的渊源，玄奘则受教于天竺的戒贤大师。

    玄奘取经回长安，佚名绘。图为玄奘自天竺回到长安后，受到长安吏民的热烈欢迎。

    玄奘又是俱舍宗的建立者，此宗得名于天竺佛徒世亲的《阿毗达摩俱舍论》（简称《俱舍论》），俱舍为梵文音译，原义为“藏”，故俱舍论亦可译为“藏论”。此论倡行“无我”说，以为一切万有皆是因缘和合的假象，并非实在；既非实在，自然无我。由此推之，人死后亦无灵魂。陈时，真谛曾译《俱舍论》，但信者不多，至玄奘，复译此论，研究者日众，渐至蔚成宗派。但此派仅以注释《俱舍论》为务，未能发挥新义。

    华严宗以研究《华严经》得名，这个宗派，始创于天竺佛徒龙树，他的时代，约当中国的曹魏和西晋。其后，世亲继之。隋时，华严宗传入中国，初祖杜顺（即法顺），甚受炀帝及唐高祖的敬重，并赐号为“帝心尊者”。二祖智俨，居于长安城南的终南山，努力弘扬师说。至三祖法藏（即贤首大师），与玄奘同时，华严宗趋于极盛。此宗亦以研究心理学为主，但持论与法相不同，主张立一常恒不变的真心，为一切现象的根本，世上每一事物，皆是真心全体的表现。但它认为客观的世界，可以脱离主观而存在。

    当法相、华严二宗盛时，其他宗派均为之失色，只有天台宗流行于南方，但声势仍不足相抗。武后以后，法祖、华严渐衰，大概因它们的理论过于深邃，常人不易领会所致。继二宗而起的，则有北派禅宗和密宗。禅宗的始祖为菩提达摩，到武后时，分为南北派，北派的宗师为神秀，南派为慧能。密宗以秘密“真言”（即咒语）立宗，故又名真言宗。玄宗开元时，天竺僧侣善无畏、金刚智及金刚智的弟子不空，相偕来华，世称“开元三大士”。他们携有不少密宗经典，加以翻译，因而一时称盛。至唐中叶，密宗由日本弘法大师（即空海）传入日本，世称“东密”。此外，律宗自唐太宗时，道宣大师依四分律树立佛徒生活规范后，基础渐固，此宗虽未能极盛，但持续的时间则甚久。它的理论，也于玄宗时由扬州的鉴真大师传入日本。

    后期的佛教中心在南方。安史乱后，北禅衰微，而南派禅宗大盛于江南，天台宗受其侵逼，日趋没落。北禅的宗师神秀和南禅的宗师慧能都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而慧能又是弘忍衣钵的继承者，佛徒尊之为六祖。南禅的宗义，以顿悟为本，北禅则主渐悟，但两派思想的主旨，并没有多大差别。慧能和神会所提倡的修行方法，都以“无念”为主，亦即“于诸境上心不染”，“常离诸境”。禅宗的要义，大致可分三点：一、贵自求不贵他求。佛教的其他各宗，莫不重视拜佛，讲究礼仪，惟禅宗不然，它不但屏弃一切拜佛的礼节，有时甚至呵佛骂祖。它认为佛祖只是一种偶像，如对之礼拜，反为其迷惑。人人自有佛性，只须求诸自身，即可悟道成佛。二、贵行解不贵知解。它认为见性悟道是一种神秘的境界，必须人身亲自体验，而不是知识的研究可以求得的。三、贵超圣不贵住圣。它认为由凡入圣只是过程而不是终点。因为由凡入圣或由圣度凡，则凡与圣的对立依然存在，尚非博大完满的极致。而最高的“涅槃”境界，则是凡圣同泯，不见有佛可成，也不见有众生可度。［参看巴壶天《禅宗的思想》（载《中国文化论集》第一集）］

    禅宗思想，与天竺佛教的出世思想颇不相同，与法相宗的科学思辨，更不相类，倒是与中国儒家和老庄思想，有其相近之处。禅宗思想的光大，可以说是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它使佛教从繁文缛节、烦琐的思辨和天竺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加以简易化和中国化。中国人最注重结婚生子，传流后代；同时读书人必须读儒家经典，以应科举。这两点成为佛教在中国传布的最大障碍。但禅宗主张不必出家，也不必诵读佛经，即可悟道成佛，以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信者渐多。由此看来，禅宗的产生，可以说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妥协，也可以说是佛教衰落的现象。前期的法相宗，因崇尚细密的思辨，其宗派又渊源于天竺，因此其工作着重于留学和佛经的翻译。到禅宗昌盛，佛徒们大规模的译经和留学的狂热都告终止，继之而起的，是心性的讲求和生活的体验。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宋代理学的先驱。唐武宗灭佛后，各宗衰微，惟有禅宗以秉守简朴的宗风，受祸较轻，仍为士大夫所普遍崇信，渐至儒学几乎完全禅化。此外，净土宗也以宗义简单，得以流传于民间。

    （三）学术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便是佛教经典的翻译，天竺的佛教思想，借着这些翻译的经典在中国散播，使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从东汉末年到盛唐时代的六百年间，因翻译佛经而创造的新字汇和成语，便有数万之多，对中国语文的词汇和内容，无疑大有助益。同时，佛教思想也渐渐注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一种新文化。唐人的诗，已含有浓厚的佛学色彩；宋代的理学，更是佛学与儒学的结晶。总之，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另外一种外来思想影响中国人如此大而且久的了。

    佛教徒的译经工作，从两晋南北朝直到唐朝，从没有间断过。而唐代的译经工作，其规模的庞大，成就的高超，又远过前代。唐代第一位译经大师是玄奘，他于贞观十九年（645）自天竺返国，携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五千二百卷，多为大乘经典。同年，太宗在长安弘福寺设立译场，命他主持译经工作。重要的助译人员有二十余人，都是当时的高僧。次年，他任长安大慈恩寺住持，继续译经。高宗显庆三年（658），他移居西明寺。次年，又移居玉华宫（在今陕西宜君县），但译事始终不辍。麟德元年（664），他死于玉华宫。总计他从事译经，前后历十九年，共译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从译经的数量，可以看他的热诚和精力的超人。玄奘以鸠摩罗什等前人的旧译错误甚多，因此他译经专以传信为事。他的译品，文字不如旧译流畅，但忠于原著，务求存真，所以具有崇高的价值。华严宗的法藏，对译经则主张调和新旧译法，与玄奘的观点不同。

    唐代的译经事业，在玄奘时代达到最高潮，其后译事少衰，但仍有不少成就。玄奘以后著名的译经者，有义净、实叉难陀、不空等人。义净，范阳（今北京大兴区）人，于高宗咸亨二年（671）赴天竺，武后证圣元年（695）返国，携回经典四百余部。他曾译律藏百数十卷，并续译法相宗诸论，补玄奘之不足。实叉难陀，于阗人，于武后时重译《华严经》。不空，北天竺人，开元时来华，曾译密部经咒一百四十余种。安史之乱后，禅宗兴起，译经之风渐衰。德宗以后，直到唐亡，译经事业可以说完全中断，注释经典的作品，则仍有出现，其中以宪宗时河中府沙门慧琳所作的《一切经音义》最著名。此书共一百卷，书中引载失传的古书甚多，对于古代中国文字的训诂音义，也保存不少。

    除了经典的翻译注释，唐代僧侣在学术上尚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贡献。由于他们的长途跋涉，远赴天竺求学，他们的亲身经历，便是极好的地理书。唐代有不少僧侣，曾把他们所经历的国家和见闻记录成书。这类书籍，不但对唐人的地理知识大有助益，更成为后世研究唐代国际交通的重要资料。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传》，都是这一类的名著。

    唐代的天文学与数学，均受天竺的影响，而其媒介人仍是佛教徒。宗教与天文有密切关系，天文又与数学不可分，因此不少这类的书籍，随着佛教输入中国。唐代曾屡次改易历法，开元时，僧一行作《大衍历》，最称精密。医学也随着佛教输入中国，其中最为中国人士所赞许的是眼科医学。天竺的佛徒龙树大师，便擅长眼科医术，他并著有医论，流传中国。此外如催眠术、按摩法、长生术等，也都自天竺传入；并有不少天竺医籍，由佛教徒携带东来，译为汉文。绘画也受天竺画法的影响，例如天竺的晕染法（即阴影法）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对于唐代绘画的风格技巧，有甚大的影响。又如中国建筑中常见的牌楼，也仿自天竺。这类艺术，大都是随佛教东来的。

    二、其他宗教

    （一）道教与祅教

    道教在唐代，大体说来，是始终为皇室所尊奉的。它虽然没有像佛教在社会上那样风行过，也没有遭遇像武宗时佛教所受的那种打击。李唐皇室之所以支持道教，一来因为皇室与老子同姓，甚至自谓是老子的后裔。［参看唐太宗《令道士女冠在僧尼前诏》（载《隋唐文汇》页四七五）］二来因唐代皇帝多喜食丹药，以求长生，而这类丹药的制造，正是道士们的专长，因此他们能与皇帝接近而受其宠信。道教的缺点，在其除《道德经》以外，缺少益人智慧的经典，较之佛藏的渊博精微，相去甚远。而其若干仪节，亦不如佛教为合理。例如道教“救苦”的办法是“解发系颈，以绳自缚，牛粪涂身，互相鞭打”。［见傅勤家《中国道教史》，页二八七引《辨正论）］这种荒诞举动，不但无法博取知识阶级的尊奉，也难以获得平民大众的信仰。因此道教虽有皇室为后盾，其流布仍远不如佛教之广。

    隋文帝虽然信佛，对道教也甚尊崇，他曾下诏保护道教。唐高祖虽对佛道都不感兴趣，但也曾亲谒终南山的老子庙。太宗时，佛道都已盛行，太宗本人则对道教比较尊重。高宗乾封二年（667），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的地位益隆。到武后临朝，加意提倡佛教，她称帝后，更把佛教的地位提升至道教之上，道教的声势乃大为低降。

    到玄宗，又提倡道教，他一面淘汰沙门，一面尊崇道士。他一度命道士、女冠隶属于宗正寺，简直把他们看作宗室；又设崇玄学，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兼任，并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当时全国的道观，共一千六百八十余所，公主妃嫔，多入道院为女冠，受“金仙”、“玉真”等封号，可以说是道教的极盛时代。玄宗后，佛教又盛，但道教一直未遭受挫折。肃代二宗时，因国内战乱，对佛道都没有加意提倡。德宗与宪宗，则采佛道兼信的态度。武宗在藩邸时，即好道术。他即位后，宠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并因归真等人的怂恿，造成佛教的浩劫。其后不久，宣宗又崇佛教，道教的地位再度低降。但道教凭依其与皇室的关系，终唐之世，从未遇到严重的顿挫。

    道教之所以能结欢帝室，主要原因是进献丹药。唐代食药之风甚为流行，中唐以后益盛。有好几位皇帝，作了这类丹药的牺牲品，太宗、宪宗、武宗、宣宗的死，都与食“长年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祅教即拜火教，又名火祅教，为波斯人苏鲁阿士德（zoroaster）所创，他大致是前六百年到前五百年之间的人。祅是“神”的意思，祅教是一种二神教，它把世上万物，分为善恶两面，有阴阳二神司之，阳神代表光明，为众善之本，阴神代表黑暗，为万恶之门，两神时常争斗，但善常能制恶。它认为火是阳神的象征，因而拜火，对太阳也加以崇拜。据说祅教的祭祷仪式非常简单，凡欲祭神的，只需携一牺牲，前往净地，便可谒祷天神。但只许为全体波斯人或波斯王祷祝，禁止祈祷私事。同时必须有祅教教士“穆护”（magi）莅临其旁，祭祀才算合法。

    祅教于3世纪末期，为波斯奉为国教，其后流行于今中亚区域的西域诸国。北魏末年，祅教传入中国，当时称之为“胡天”，北魏胡太后、西魏文帝和北齐后主，均信奉之。北周也有拜胡天的仪式，由皇帝亲自主持，其目的在招徕西域人。到唐时，传布益广。高祖武德四年（621），敕立祅寺于长安，并置萨宝、祅正等官，以掌教务，皆以胡人充之。其后东都洛阳以及碛西诸州，亦均有祅寺。唐平西域后，由政府每年两次派人祭祀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祅，以羁縻教徒，但禁止汉人信奉。其教徒来中国的，也没有传教举动。武宗时，祅教与其他外教，同遭厄运，教徒被勒令还俗者二千余人。宣宗时虽弛教禁，但祅教日趋衰落，南宋以后，便不再见于中国的记载。

    （二）新教的输入

    外国宗教于唐代输入中国的，有景教、摩尼教和回教。

    景教，唐人或称为弥施诃教（弥施诃messiah是叙利亚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称耶稣的名字，义为“救世主”），为基督教别派，其创始人聂斯托里（nestorius），原为东罗马君斯坦丁（constantinople）东方教会的大主教，他的时代，约当我国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他主张人神两性分离，认为耶稣兼具人神两性，其母仅产生耶稣的身体，不产耶稣的神性，因此不能称为神母。这种说法与正统派的理论发生冲突，而被视为异端。宋元嘉十二年（435），他被东罗马皇帝下令放逐。他与门徒逃往波斯，设堂传教，其后渐传至中亚一带。

    太宗贞观九年（635），波斯人阿罗本（alopen）携景教经典至长安，太宗命他译成华文。十二年（638），太宗下诏建景教寺，当时名波斯寺，并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时，诸州各建波斯寺。玄宗天宝四载（745），以景教出自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因而诏改波斯寺为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寺僧景净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陈述其教德业之盛。景教碑于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出土于西安，碑额两旁有基路冰（有翼的天使），正中有十字纹，都是基督教的特征。碑文除叙述自高宗至肃宗一段时间景教流布的情形，并言及若干教义及仪节，诸如“三一妙身”（三位一体），“娑殚（撒旦、魔鬼）施妄”，“室女诞圣于大秦”（“室女”指玛丽亚，“圣”指耶稣），“七日一荐”（礼拜）等。至于景教经典，唐时译成中国文字的，数达三十五种。武宗时，景教与其他外教同遭禁止。宣宗时虽弛禁，但其教务日渐衰微，至于废绝。

    摩尼教为东汉末年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其教义以祅教学说为基础，并参酌佛教和基督教的哲理，糅合而成，有二宗（明、暗）三际（过去、现在、未来）之说。摩尼最初颇得波斯王的崇信，四出布教，后遭祅教僧正的嫉妒，于西晋咸宁三年（277）被诛死。之后信徒四散，其教传播益广，传布的范围，大致在今地中海东岸及中亚一带。武后延载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携《二宗经》来朝，是摩尼教传入中国的开始。玄宗开元十年（722），曾一度禁断，但仍准西域人信奉。其后安史乱起，回纥入援，回纥人多信摩尼教，因此其教日盛。代宗大历三年（768），敕令置摩尼寺于长安，名大云光明寺。其后回纥使者请于荆、扬、洪、越诸州置寺，宪宗时，又请于河南及太原二府置寺，均许之。摩尼教立法，有如下特点：一、严行制欲，信徒不嫁娶，男女不交言语；二、不祭祖；三、不茹荤酒；四、白衣白冠；五、尸身裸葬；六、能祈雨。

    唐室的设置摩尼寺，纯为联络回纥。武宗初，回纥为黠戛斯所灭，唐室乃敕停江淮诸地的摩尼寺。至排佛事起，摩尼寺也随之罢废，摩尼及景、祅教徒，被勒令还俗的三千余人。摩尼教在诸新教中实力最强，其教徒也较为顽悍。自遭武宗禁止，各地纷起反抗，以致京城摩尼教徒死者七十二人，诸道死者过半。其后摩尼教与其他秘密宗教为唐室所特禁，但人民仍私组教会，相互传习，西北及东南地区信徒尤多。直至五代初期，仍有叛乱发生，而其秘密活动，到宋代仍未止息。

    回教原名伊斯兰（islam）教，教主为阿拉伯人穆罕默德（mohammed），约于陈宣帝太建初年（570）左右生于阿拉伯商业和宗教中心麦加（mecca）城。当时犹太教及旧有的多神教和拜物教均流行于阿拉伯，基督教也开始在那里传布。他大概受了这些宗教的感染刺激，创立了一种严肃的一神教。其经典曰《可兰》（quran），其教旨是信奉宇宙间惟一的神阿拉（allah），阿拉是全知全能大慈大悲的，而他本人便是阿拉在人世间的代表。同时更确证有来生之说，凡无信仰或为恶的人必受天罚，忠义的人必享极乐。他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以其宗教力量在麦地那（medina）城建立政府，以神权手段统治人民。其后又征服麦加，于是回教在阿拉伯急剧的发展。他死于贞观六年（632），其后数年间，他的继承者征服叙利亚及波斯，形成一个庞大的帝国，就是唐人所称的大食。

    回教约于高宗初年自海道输入中国，最初只在广州一带流行。安史乱后，大食人自海路来华经商者日多，请于互市地区建寺布道，于是传播益盛，但仍限于南方。另一方面，回教随着大食势力的东渐，传入中亚及天山南路。唐末，回鹘（即回纥）灭亡，其残部避居西州者，逐渐发展至天山南路的西域诸国。唐以后，回鹘人多奉其教，回教即由此得名。从此回教在天山南路，继佛教而日益流行。

    三、经学与史地

    （一）经学的演变

    东汉以后，传统的儒学渐趋衰微，继之而兴的是玄学和佛学。虽然如此，儒学却始终有它自己的领域，仍有不少的人去研究它。玄学和佛学远不如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来得密切，儒家政治理论的完整，更非玄学与佛学所能及，因此它们无法取代儒学的政治地位。历代的中央政府，无论尊儒与否，总有借重儒家儒学之处。所以无论玄学或佛学如何在社会上流行，儒学终能衰而不绝。魏晋南北朝时代如此，隋唐也是一样。

    东汉的儒学，以郑玄集大成，他治经兼重古文和今文。其后曹魏的王肃，极端相信古文，风尚所趋，所有古文家的学说，都有人研究，而汉代古文经学未立学官的，魏时也都列入学官。古文盛行以后，诸家又各分派别。例如《周易》有王弼、郑玄二家，《毛诗》有郑玄、王肃二家，《左传》有服虔、杜预二家，立说颇多不同。东晋以后，经学又分为南北两派，各有所宗。南派《周易》宗王弼，《尚书》宗孔安国，《左传》宗杜预；北派则《尚书》、《周易》宗郑玄，《左传》宗服虔；《诗》则同宗毛公，《礼记》同宗郑玄。大体说来，南人多宗魏晋人的传注而其间杂以玄学者，北人则犹宗晚汉经说。两派的治学方法也不相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见《北史》卷八一《儒林传上》］

    隋统一后，南学渐盛。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偏重南学，风行一时。至唐太宗，以经籍文字谬误甚多，乃于贞观四年（630）命颜师古考定《五经》。七年（633），颁行全国，是为《五经》定本。十二年（638），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太宗诏改名为《五经正义》。复经考正损益，至高宗永徽四年（653）始颁行全国。“五经”指《周易》、《尚书》、《左传》、《毛诗》、《礼记》，《正义》于前三者的注疏，均采南派，因此经学统一，北并于南。每年明经的考试，便以《正义》为依据。此外又有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均宗郑玄注。

    《五经正义》颁行后，经学定于一尊，明经考试，不能与《正义》的学说相违背。因有此拘束，反而阻碍经学研究的进步，因此唐代除孔、贾外，竟没有卓异的经学家。但一部书绝不可能毫无错误，也不可能永远为人尊奉，因此渐有反对《五经正义》的立论出现。武后长安三年（703），王元感上《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等书，皆与《正义》立异。武后命弘文、崇贤两馆学士、成均（国子学）博士等加以审查，以其书非诋先儒，多不以为然。但若干朝臣，喜其议论新奇，对其书评价甚高，武后下诏褒美。此后《正义》渐不为人所重，遂形成一种怀疑旧注、崇尚新说的风气。

    代宗大历以后，经学者多标新立异，不守旧说。例如啖助作《春秋集传》，杂采三传，各取其长。陆淳作《春秋纂例》等书，抨击三传，自以臆说解经。此外如成伯屿的《毛诗指说》，李翱的《易铨》等，皆尚新说。这类著作，因过逞私意，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但影响所及，遂开宋人怀疑古经的风气。

    唐代又有石经的刊刻，此举创议于太和四年（830），始事于九年（835），事成于开成元年（836），故名“开成石经”。石经包括十二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共刻二百二十八石，计六十五万二千零五十二字。凡经文不从注疏的，皆有依据。其后五代雕印九经以及宋代石经，均以之为蓝本。

    至于唐代的儒家思想，也呈现衰落状态，甚少创见。这主要由于佛学发达，才智之士，群趋佛学的研究，而对正统的儒家思想，反少兴趣。韩愈是中唐时代的大文豪，同时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曾作《原性》一文，约略谈到人性问题，其持论主张发挥孔子性说之长，并无特殊的创见。同时文中对于杂用佛老学说而言性者，表示不满。其后他被贬至潮州，与高僧大颠往还，颇受影响，其排佛的态度，渐不如以前的强厉。但他对心性之学，仍没有显明的收获。他的弟子李翱，也曾与高僧惟俨论学，颇有警悟。翱曾作《复性书》，表面远攀儒家经典，不及佛书，实际其中已杂有许多佛家理论。这部书被认为下开宋代理学的先河，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儒家思想与佛学的关系。［参看罗香林《大颐惟俨与韩愈李翱关系考》（载《唐代文化史》）］

    （二）史地的著作

    史学自两汉以后，下至隋唐，始终发达。除了历朝官修的史籍，私人著作也异常繁多。魏晋南北朝时代完成的重要史书，有晋陈寿的《三国志》，宋范晔的《后汉书》，梁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都流传至今，列为正史。其中尤以《后汉书》、《三国志》最称良史，与《史记》、《汉书》合称“四史”，为后世所传诵。此外如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骃（松之子）的《史记注》，梁刘昭的《后汉书注》，都是史注中的名著。

    隋因国祚过短，并无重要的史书完成。到唐初，朝臣令狐德棻建议修撰前代历史，高祖从之，命朝臣分修南北朝各朝的历史，数年未成。太宗贞观三年（629），再度下诏修史，以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北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征、孔颖达修隋史。十八年（644），又命令狐德棻等改撰《晋书》。计先后修成《晋书》一百三十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隋书》八十五卷。魏晋南北朝各代历史，连同前人所修者，至是全备。

    以上诸史，惟晋、隋二书，出于众手。参加《晋书》修撰工作的朝臣，除令狐德棻，又有房玄龄、褚遂良、李淳风、许敬宗、来济、李义府、上官仪等。而晋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人的论赞，则出自太宗手笔，因此总题曰“御撰”。书中天文、律历、五行三志，为李淳风所著，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因此三志最为可观。至于《晋书》的缺点，则是好采诡谬碎事，内容颇嫌琐屑荒诞；其所评论，又竞为绮艳之词，而致失其平实。《隋书》的修撰者有魏征、颜师古、孔颖达、李延寿等，其书也以志见长。其他四书，大体均够水准。至于私人所撰的前代历史，则以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为最著。以上八种史著，均为后世列为正史。但《北齐书》久已亡阙大半，今本是后人取《北史》及其他各书补缀而成的。此外，《周书》也残缺不全。

    除了修撰前代历史，唐室并有自身的记述，如《起居注》、《实录》一类的著作。唐初，温大雅撰《创业起居注》三卷，述高祖自起义至代隋一段时间的史实，甚有价值。唐初的历史纪录，因太宗加以窜改，若干事实颇有隐讳之处，《创业起居注》虽不知是否也被窜改，但它仍保留若干事实的真相。例如高祖起义，史书多谓系太宗敦促而成，惟有《创业起居注》说是高祖本人的意思。贞观时，许敬宗与敬播合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贞观十四年（640）。其后敬播又撰《太宗实录》二十卷，记贞观后期史事。播在当时有良史之目，但事实上《高祖太宗实录》，对“玄武门之变”仍不敢据事直书，于太宗曲加回护。后世撰修唐史，因根据实录，致使此一事变的真相，隐埋达千数百年，直到近代才被发现。太宗以后各朝，均有实录，可惜唐代历朝实录，因经安史、黄巢两次大乱，益以北宋的“靖康之难”，而致散失殆尽，惟有《创业起居注》流传至今。实录为编年体，至于纪传体的国史，亦代有修撰。到肃宗时的韦述，勒成一书，共一百一十三卷。其后唐室曾二修国史，仍以韦述的《国史》为蓝本，但《国史》亦以战乱关系，而告失传。

    有关典章制度的纪录，最著名的有玄宗时官修的《唐六典》，杜佑的《通典》，苏冕的《唐会要》，杨绍复的《续会要》等。唐时，门第仍为社会所重视，因此“谱学”甚盛。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路敬淳的《著姓略记》，太宗命学者所撰的《氏族志》，柳冲、魏知古等的《姓族录》，韦述的《开元谱》等。关于史学方法的著作，则有刘知几的《史通》，其书凡四十九篇，评论史学典籍，商讨史体及史法，见解精辟，议论中肯，实为空前的创作。此外唐代为前史作注的风气也很盛，其书流传至今的，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章怀太子（名贤，高宗子）的《后汉书注》等，对古代典籍，均有辑录之功。

    地理学方面，地图至迟起源于战国，地志则至迟起源于西汉。但古代地图大都粗具形式，直到西晋初期的裴秀，定立六种体例，而后制图始渐趋精审。裴秀的观点与今日的制图方法，在原则上已大体一致。［参看《晋书》卷三五《裴秀传》］汉成帝时，朱赣著《风俗记》，条录各地风俗，已具地志的雏形。东汉时，班固作《汉书·地理志》，对州国郡县的山川风习、区域户口，都有详细的叙述，至此始有比较完备的地志。至于汉时四裔诸国的地理状况，除《史记》、《汉书》等史书附带述及外，尚无专著。魏晋南北朝时，地理的著作渐多，如西晋周处的《风土记》，东晋僧慧远的《庐山记略》，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是其著者。有关外国的地志行记，则有三国时康泰的《扶南记》，东晋僧法显的《佛国记》和僧道安的《西域志》等。

    隋时，政府曾编制《诸州图经集》和《隋区域图》，此外裴矩曾作《西域图记》，地图之外，均附说明。地图与地志合流的新体例，自此创始。唐时因版图扩张，佛教流行，地理学大为发达。当时的定制，州府三年一造地图；域外国家，则由鸿胪寺派官询问各国使臣侨民，记录其山川风俗，然后制图奏上。高宗时，许敬宗撰《西域图志》，详载风俗物产，凡六十卷。德宗时宰相贾耽，尤精地学，所绘的地图甚多，但多失传。他所制的《海内华夷图》，广三丈，长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他又作《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亦已亡佚，但从其他史籍，尚可窥见其书的一部分内容，至今仍是有关唐代对外交通的珍贵资料。［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此外，宪宗时李吉甫曾撰《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图已佚失，但志至今犹存。

    四、文学与艺术

    （一）骈文与古文

    魏晋时代的文学，在文章方面，因受汉赋的影响，渐有骈俪的体裁出现。这种文体，至南北朝时趋于极盛。当时的文章，无论抒情记事，甚至议论，大都以骈俪出之。所谓骈文，其特征约有三点：一是文中每一前句与其后句的字数，必须整齐划一，不可参差。二是前后句的内容，须有对仗，形成联语。三是前后句的声韵，必须协调。骈文的声韵，最初并无一定的规律，虽然若干作品，声韵协调，但只是自然而然，并无固定的格式。直到齐梁时代的沈约等人，标明四声（平、上、去、入），而后作者始有规矩可循。所以四声的定立，在当时确是一大发现，这件事不但掀起中国音韵学史上的巨变，也为中国的文学开拓了广大的领域。

    魏晋南北朝时代以骈俪体写成的文章，主要有赋、论及笺牍等类。魏晋的重要赋家，有王粲、曹植、左思、陆机等。他们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可以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为代表。但其中仍不乏长篇巨制，如左思的《三都赋》，曾构思十年始成，其雄浑闳博，可以上追两汉。而陆机的《文赋》，论列修辞布局之法，尤为后世所重视。到南北朝，汉魏的大赋不再出现，代之而起的，为一种轻松简短的小赋，如宋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梁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小园赋》、《春赋》等，大都文笔轻倩，为前世所未见。论则以魏晋为最盛，如曹丕的《典论》，嵇康的《养生论》，干宝的《晋纪总论》，刘孝标的《广绝交论》，都是千古名作。至于笺牍一类的小品文，则以南朝人最为擅长。这类文字，通常不过百字至数百字，但流利俊逸，妍雅自然，梁代的吴均、庾信和陈代的徐陵，都是作这类小品文的能手。庾、徐二人的作品，可以说集骈文的大成，当时有“徐庾体”之称。他们的文笔，虽仍侧重轻倩，但能自创新意，不同流俗，用典属对，尤奇妙自然；而骈文中四六句属对的形式，也自他们所倡导。

    南北朝时代，开始有文和笔的划分，文是指抒情写景的美文，笔是指立论述事的散文。梁昭明太子萧统（武帝子），曾根据这种观点，专辑古代美文，成《文选》三十卷。这部书为后世研习美文的人，奉为宝典。此外，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作品，以文笔论，也是骈文中的杰出著作。

    北朝的文学，远不如南朝为盛。北魏自孝文帝励行汉化后，才崇尚文学。南方的文风，渐渐流播到北方。到北齐，文士多取法于江左，当时的文章名家如邢邵、魏收，都经常模拟南士的作品。［参看《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北朝末年，绮靡的骈俪文辞，笼罩着整个北方文坛。西魏虽有苏绰等模仿《尚书》文体，提倡复古，但终无法抗拒来自南方的洪流。就政治而言，是北朝征服南朝；就文学而言，却是南朝征服北朝。隋代的文学，仍然承袭骈俪的风习，并无特殊的风格，知名的文人也不多，薛道衡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唐代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三期：［参看《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传序》］第一期由高祖至睿宗（618～712）。这段时间内，仍以骈文为最流行，可以“四杰”的作品为代表。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的骈文，大都措词绮丽，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并多用四六句法。其缺点则是过于堆砌雕琢，有时且不易索解。四人的作品，以王勃的《滕王阁序》和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最为后世所传诵。

    第二期由玄宗至德宗（713～804），可以说是由骈文转至古文的过渡时期。此期的作品以制诰文为代表，作家最负盛名的，首推玄宗时的张说、苏。二人均以名相而擅文章，所作雄浑凝重，虽骈俪的形式未除，但风格大为改变，当时号为“燕许大手笔”（张说曾受封为燕国公，苏曾为许国公）。此外，德宗时的陆贽，也擅长制诰。德宗在奉天（今陕西乾县）时，所颁诏敕，多出于贽手，皆曲尽情理，诚挚动人。据说当时的武夫悍卒，读之无不流泪。此外他的奏议，剀切详明，一扫前代浮靡的积习。

    第三期由顺宗至唐亡（805～907）。顺、宪二宗以后，古文兴起，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所谓古文，乃是效法古代经典以及秦汉时代文章的体制，也就是非骈偶的散文。唐代古文的提倡，并不始自韩柳，唐太宗时的姚思廉，武后时的陈子昂，玄宗时的元结，代宗德宗时的独孤及、梁肃等，都曾力主复古。直到韩柳，这种复古运动日益兴盛，才为古文派奠定了基础。韩柳的古文，实际是一种新的创作，他们以纯文学的情趣，纳入短篇的散文中，与古代的学术著述和朝廷文字，在精神上大有不同。同时他们于短篇散文中，又自创许多新体，如赠序、杂记、杂说等，内容则纯凭作者的兴会，恣意发挥。他们的这种创作，为中国的文学开辟一个新园地。此外他们又主“文本于道”之说，但从他们的作品，并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高深的道。［参看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载《新亚学报》三卷一期）］韩柳以外，如张籍、白居易以及韩的门人李翱、皇甫湜等，都以古文相尚，一时蔚成风气。

    韩柳的古文运动，只是一种开风气的举动，实际并未能取代骈文的地位，骈文依然盛行不废。李德裕与武宣时代的大诗人李商隐、温庭筠，都是骈文的名家。而当时政府的文告和朝臣的章奏，仍多半采用骈体。唐末骈文益盛，专以典丽华艳为尚，格调益卑，其风至五代而不衰。古文的真正大盛，是北宋时代的事了。

    （二）诗与词

    东汉末年，北方的诗风大盛，名家辈出，而以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为领袖。这时五言诗已至成熟阶段，他们所吟咏的方面，较前大增。其作品气味深厚，犹有古意，后世称之为“建安体”。建安诗大都为五言，四言、七言者甚少。魏晋时代的诗，也以五言为主，其风格也与建安诗相近。魏和西晋的著名诗人，有阮籍、左思、陆机、潘岳等。东晋一代，并无伟大的诗人出现。当时清谈盛行，风气所被，因而有所谓“清谈诗”。其内容或谈老庄，或谈佛理，读之令人乏味，如孙绰、许询等人，都好作这类诗。直到晋宋之交的陶渊明，诗风才为之一振。他的诗以描写田园景色见长，饶有风致。陶渊明以后，风景诗大为盛行，继起的诗家如宋的谢灵运、颜延之等，都以写景见长。

    南齐著名的诗人有沈约、谢朓等，他们的诗，虽仍以五言为主，但用字华美，且讲求声韵对仗，世称“永明体”（永明为齐武帝年号）。唐代的律诗，便渊源于永明体诗。但当时诗的用韵，尚无一定的标准。到隋初，陆法言等参酌古今及各地方言，撰《切韵》一书，而后诗韵才渐统一。至于北朝的诗，和文一样，只是南朝的附庸。隋代仍承袭南北朝的诗风，诗人的杰出者，仍以薛道衡为最。

    唐代诗风大盛，这与国家的安富和政府的提倡都有关系。唐诗大致可分古诗、律诗、绝句三大类。古诗主要分五、七言，篇章的长短和句法的结构，并无严格的规定。五言古诗，上承汉魏，其佳作较之古人，并不多让。七言诗最迟起源于曹魏，到唐时才大盛。唐七言诗内容的丰富，气势的雄浑，都非古人可及。此外又有乐府诗，五、七言都有，也有字句长短不齐的，是一种可以入乐的诗。律诗又称今体诗，有五、七言之分，每首限八句。这种诗有其一定的格律，必须平仄互调，用韵只限一种，不能转韵；其第三句与第四句，第五句与第六句，又必须对仗。此外又有一种不限句数的律诗，其布局与古诗相似，但除起头两句和结尾两句不必对仗外，其他各句，均须排成联语。这种律诗，后世称为排律。律诗虽渊源于南朝，但到唐才有完备的形式与格律，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创作。绝句每首限四句，也分五、七言，并有古体、今体的区别。“绝句”一词起源于南北朝，为“短句”或“断句”之意，原是一种小型的古诗，并无一定的格律。到唐代，绝句的意义变成了小型的律诗，其格律与律诗的前四句或后四句相同。

    根据明人的意见，唐诗可分为四期：［参看明高栋《唐诗品汇自序》］

    一、初唐，高祖至睿宗（618～712），共九十五年。唐初的诗，仍不脱六朝谶丽的余风，可以“四杰”的诗为代表。到武后时的陈子昂，仿效建安体，风气稍有改变。中宗时，沈佺期、宋之问首创唐诗的新声，从他们起，唐诗才有律诗及古今体之分。七言古诗，也于此时渐趋兴盛。

    二、盛唐，玄宗至肃宗（713～762），共五十年，是唐诗的极盛时代。这个时期的名家极多，各有所长。例如王维、孟浩然长于风格淡雅的田园诗；高适、岑参长于气韵悲壮的边塞诗；张九龄擅长古诗，诗格温柔敦厚；王昌龄擅长七绝，尤善作描写宫中情景的“宫词”；但最伟大的诗人则为李白、杜甫。李白擅长古诗和绝句，律诗甚少。他颇有道家思想的倾向，他的诗现存约七百七十余首，率多神仙饮酒之作，气势雄放，格调俊逸。由于他的诗才横溢，后世不易模拟，因而学者不多。杜甫为李白的好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忠君爱国、悲天悯人的情怀时常流露于诗中。杜诗描写的方面甚广，风格技巧变化无穷。他尤好吟咏时事，因而他的作品有“诗史”之称。他现存的诗共一千四百余首，诸体兼备，尤以古诗、律诗为最佳，而排律一体，更是由他首创。他对后世诗坛的影响最大，为后人尊为“诗圣”。

    李白、杜甫，佚名绘。

    三、中唐，代宗至敬宗（763～826），共六十四年。代宗时，诗风颇盛，著名的诗人有刘长卿、李端、韩翃、钱起、卢纶等。他们都善五言诗，诗格稳和清秀，号称“大历体”。大历以后的诗人，名家者也甚多，如韦应物、柳宗元，诗与王、孟同调；韩愈则追摹李杜，格调奇险，气势雄健。又如白居易、元稹的诗，皆平夷浅近，易于诵读。他们并有“新乐府”的创作，唐代中期以前的乐府诗，大都刻意摹古，内容狭隘；到元白，专以之吟咏当时的民情时事，境界乃大为拓宽。白诗流传极广，不但为当时国人所喜好，并远传至高丽、日本等国。此外孟郊、贾岛，诗体古奥，用字蹇涩冷僻。他们的诗，多咏叹穷苦之作，每有真性情流露其间，后世批评他们的诗格为“郊寒岛瘦”。又有李贺，其诗瑰奇而富想象，人称“鬼才”；刘禹锡和李益，则擅长七绝。

    四、晚唐，文宗至哀帝（827～907），共九十一年。这段时间，政治日非。风气浇薄，文学方面的表现，也远较盛唐、中唐为贫弱。当时绝少雄篇大作，诗格也日趋卑下，元气淋漓的作品，已不可复见。晚唐的大诗人有温庭筠、李商隐、杜牧等。温古诗多艳丽绮靡，今体则较清疏。李诗精于修辞，好用含义深奥的文字典故，因此读者常不知其意之所指：但他学杜甫，颇有神似之处。杜牧也学杜，其诗豪迈艳冶，兼而有之。他擅长绝句，其咏史怀古之作，最为人所传诵。此外，司空图诗格高雅，有承平遗风，但暮年因饱经丧乱，多寄慨之作。他的死与唐亡在同一年（907），可以说是唐代最后的一位大诗人。

    词是一种长短句的组合，因为它综错诗句，配合乐谱，故而又称“诗余”。词的乐谱甚多，各有其一定的格律，作者必须按律填词，不可逾越。词的起源，说法不一，大概与乐府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兴起时代，约在中唐，如韩翃、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皆善创调填词。晚唐的温庭筠，尤为杰出，他的作品甚多，从他起，诗和词才有正式的区分。但词在唐代，始终不盛，到五代才大盛。五代词人，祖述温词的甚多，因此温在词史上的地位，无疑为唐代的第一人。

    （三）小说与书画

    先秦时代的学派中，虽有所谓“小说家”，但其作品久已全部亡佚。现存的汉人小说，也大都为后人所伪托，比较真实可靠的作品，最早只能上推到三国时代。魏时，邯郸淳曾作《笑林》三卷，魏文帝曹丕也曾作《列异传》三卷。两书今已不全，但由其残篇看来，可以知道全是些荒诞神怪的小故事。其后自两晋至南北朝，小说渐盛。最著名的作品，如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宋刘义庆的《幽明录》、《世说》等，其中虽也不乏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但大都是片断简记，疏于布局。到唐，小说的体裁才变得曲折而有组织，与律诗同为唐代文学的特有创作。就体裁而论，唐代的小说可分传奇与变文两大类。

    传奇是一种有组织的短篇小说，文体虽仍倾向骈俪，但较规律严整的骈文已解放得多。传奇又可分三类：一、神怪类，代表作有李朝威的《柳毅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等。二、艳情类，代表作有元稙的《莺莺传》，白行简（居易弟）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三、豪侠类，代表作有杨巨源的《红线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其中又以艳情类的传奇最为精彩，而《莺莺传》更为后人谱为戏曲，传诵至今。

    变文本是佛教僧侣用以宣传教义的一种文体，一篇之中，骈散诗歌杂而有之，率多俚俗口语，求其易于通晓。这种文体，可能来自印度文学，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文体，渐为文士所采用，以之讲唱民间故事。其起源的时代，约在中唐，但其作品流传于后者绝少。直到清末，才在敦煌大量发现，重要的有《列国志变文》、《明妃变文》等。俗文是一种用俚言口语写成的散文，约起源于唐末或五代，可能自变文演化而成。以俗文写成的故事，在清末发现的有唐太宗《入冥记》等。这种文体，是宋代“话本”、元明“演义”的先驱。

    秦统一后，盛行小篆及隶书。到汉，草书和楷书相继兴起。东汉时，杜度善草书。王次仲善楷书，其后日见风行。魏晋时代的善书者则有钟繇、卫瓘、王羲之等，其中卫瓘善草书，钟王则博精群法。到南北朝时，北方喜尚钟繇，其书方严遒劲，长于碑榜；南方喜尚王羲之，其书疏放妍妙，长于简札。隋统一后，书法的作风也渐趋融和。到唐，因政府的加意提倡，书道大兴；风格方面，也能推陈出新。

    唐初，王羲之的字最为风行，这与太宗的酷爱王书有关。当时的书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学羲之，但皆兼寓北风。玄宗时，名家益多，最著者有贺知章、张旭、颜真卿等。知章善草隶，旭善草书，真卿则草隶之外，尤精楷书。穆宗时的柳公权也善楷书，与真卿并称“颜柳”，为后世所师法。颜柳的楷书，自创新格，以严整劲婉见长，与唐前期书家的风格大不相同。钟王的书法，也因颜柳的风行而渐趋衰落。

    中国的绘画，起源极早，由近代发现的古代遗物可知，在商代即已有绘画。但古代图画多为壁画，常随宫室的倾圮而毁灭，因此周秦遗画，流传者极少。汉代亦多壁画，所绘多为人物故事。其绘于器物上的，近代间有发现，笔意简朴，稍嫌呆滞。到魏晋时代，绘画开始发达，绘于绢或纸上的也渐多。三国时，吴曹不兴以画名。东晋顾恺之，为不兴再传弟子，善绘仕女，其《女史箴图》在中国初期绘画史上极有地位。到南北朝时代，绘画趋于极盛，著名的画家，有宋陆探微、齐谢赫，梁张僧繇及北齐曹仲达等。谢赫并创“六法”，阐述图画的气韵、骨法、赋形、位置等理论，甚有创见。印度、西亚的画法，也于此时随佛教传入中国。西方的画法，着重明暗凹凸，对中国的人物画，影响甚大。又因佛教流行，佛像画也因而兴盛，张僧繇与曹仲达都善画佛像。

    唐高祖、太宗以及玄宗等，都善书画，宗室擅绘事的尤多。由于皇室的爱好，因而绘画大兴。唐初，人物画仍极盛，名家有阎立德、立本兄弟。立德善写生，无论中外人物、奇禽异兽，绘来莫不精妙。立本曾任右仆射，善画像，曾绘太宗御容及凌烟阁功臣图等。至盛唐，山水画兴，名家有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及王维。思训画尚工丽，善用青绿，杂以金色，号称“金碧山水”，开后世北宗一派。昭道稍变父法，以细致见长。思训曾于开元时任左武卫大将军，故时称昭道为“小李将军”。王维擅长水墨，笔意清润，以超脱秀逸为尚，号称“破墨山水”，开后世南宗一派。另一名家为吴道玄（字道子），他的画，山水人物，无所不工，号称“画圣”。此外曹霸、韩干，皆以画马著名。

    安史乱后，绘事仍发展不已，但造诣则不逮盛唐。名家有周昉、边鸾，皆德宗时人。周昉工于人物，衣纹简劲，色彩柔丽。边鸾长于花鸟，精于设色，浓艳如生。唐末，因国内战乱不已，绘事也随着步入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