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总部
星期五，凌晨2点32分
国会在事后必定会展开调查，而调查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要弄清楚美国的情报机构到底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知道伦敦将发生一场大灾难的。答案就是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32分。
当时有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了弗吉尼亚兰利的中情局总部七楼的行政办公室，打电话的人只表明自己是fis，即外国情报消息源。那个消息源虽然一直没有查出来，但其实就是加百列。他的那个紧急电话打给了中情局行动处的副处长艾德里安·卡特。平时，那个电话肯定会自动转接到卡特在总部附近的马克林区的家中。但那不是“平时”，他们正在巴基斯坦山区开展一项性质敏感的行动，所以大半夜了，卡特还站在他办公室的窗前，焦急地等待行动结果。
除了能够看到波多马克河的宏伟景观之外，卡特的巢穴里没什么别的特征能表明，在那里办公的人就是华盛顿最庞大的情报机构中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卡特那张极为宗教化的脸也很难让人把他和这些联系起来。在华盛顿，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艾德里安·卡特能够流利地说七门语言，而能听懂的还有另外七门。
另外，在登上兰利那空气稀薄的七楼之前，他曾经是国内最忠诚的秘密战士之一。他参与了美国上一年代所有的重大秘密行动。他挽救过古怪的选举，推翻过古怪的政府，目睹过许多次死刑执行与暗杀场面，具体数目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楚。“道德”一词很少会进入卡特的考虑范围。卡特就是行动处。他不制定规则，他只负责执行。不然如何解释他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刚在波兰完成了“上帝”的工作，又前往萨尔瓦多支持“魔鬼”的政体又如何解释他向阿富汗地区提供大量的金钱和“针刺”防空导弹，即使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会用枪林弹雨置他于死地？
那段时间，能活下来就是卡特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兰利的那些聪明人喜欢开玩笑，说反恐战争中，行动处死掉的处长比“基地”组织里死掉的长官还要多。但卡特还活着。他挺过了血腥的清洗，熬过了“长刀之夜”，甚至连部门改组的恐怖时刻也扛过来了。他能幸存下来的秘诀，就在于他所做的正确判断远比他的错误决定多。
2001年夏天，他曾警告说，“基地”组织计划在美国发动一场重大袭击；2003年冬天，他也曾提醒说有关伊拉克武器的某些消息源是值得怀疑的，但是那一观点最终还是被处长给否定了。当战争逼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时，他还写过一张秘密备忘录，预测伊拉克将变成第二个阿富汗，成为下一代极端分子的试验场，而那些极端分子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加暴力、更加难以预测。
卡特并不认为自己有特殊的分析能力，他只是在分析敌人的意图时，能保持头脑清醒罢了。十五年前，在白沙瓦市的一个泥屋子里，一个留着胡须的男人告诉他，有一天，他们会把美国踏为平地。卡特相信他的话。
所以，就是这个卡特——秘密战士卡特、幸存的卡特、悲观的卡特——在十二月那个不寻常的周五的凌晨，疲惫地拿起电话，期待着从遥远的异地传回来的消息。没想到，他听到的是加百列的声音，警告说伦敦将发生一场袭击。卡特相信了他的话。
卡特匆匆记下加百列的号码，然后挂断电话，打给了行动处在国家反恐中心的办事处。
“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那边的副长官问道。
“可信到我要在凌晨2点40分打电话给你。”卡特试着抑制住自己的脾，“让大使馆的地区安全长官马上来接电话，告诉他把使馆和工作人员都先保护起来，等我们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再说。”
那边的副长官还没来得及问第二个愚蠢的问题，卡特就把电话挂了，他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感到极端无助。去他妈的国家反恐中心，他想，他可以自己来应付这些事情。他打电话给中情局驻伦敦大使馆的工作站，不一会儿，他就直接和凯文·巴内特副站长通上了电话，巴内特的语气显得很吃惊。
“每天早晨都有一小拨使馆人员去海德公园跑步。”
“你确定？”
&34;我也经常去。&34;
“还有谁？”
“首席媒体长官、联邦调查局联络官、地区安全长官……”
&34;天啊!”卡特喊了一句。
“还有更糟的。”
“谁”
“伊丽莎白·霍顿。”
&34;大使的女儿？”
“是的。&34;
“他们什么时候出发？”
“7点15分。”
卡特看了看手表，伦敦现在是7点36分。
“把他们带回使馆，凯文，快去海德公园，必要的话，你亲自去。&34;
那位伦敦副站长“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卡特也放下电话，过了十秒钟，又打给加百列。
“我们这边有一拨外交人员正在海德公园跑步，”他说，“你多久能赶到那里？”
电话那头又传来了一声“咔嗒”的声音。
他们从布鲁克门进入公园，朝南沿着步行大道跑到海德公园的中心，然后往西拐，沿着罗藤小道，经过玫瑰园和小山谷。路过阿尔伯特纪念碑的时候，伊丽莎白·霍顿加快脚步，跑到队伍的最前面，一个安全部门特工跟在她旁边，两人一同往北沿着兰卡斯特步行大道朝贝斯沃特路跑去。大使馆发言人杰克·哈蒙德悄悄地跑到伊丽莎白前面，费力地穿过维多利亚门，然后沿着西侧的马车道一路向下跑到九曲湖的湖岸边。等他们快接近湖边小屋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克里斯·佩蒂——地区安全长官打来的。
它们看上去与平常的自行车运动衫没什么区别，但其实不然。为了支撑爆炸物的重量，运动衫的侧边、手肘和膝盖处都进行了加固。可拆卸的把手也都连接着雷管。四个绑着炸药包的人骑车前往四个不同的目标:皮卡迪利广场地铁站、莱切斯特广场地铁站、查令十字街地铁站和大理石拱门地铁站。那些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他们愿意拥抱死亡，正如异教徒们热爱生活一样。他们四个人都戴着一块精工牌电子表，四块表将同时在7点40分准时响起闹铃。
两分钟后，加百列穿好衣服，拿上伯莱塔，然后用了一分钟下楼走到街上。他走到贝莱斯特路的时候，交通灯正闪烁着红光。他当作没看见，穿过来来往往的车流跑进了公园。就在那时，他听到地底下有一阵“隆隆”的爆炸声，脚下的地面在晃动，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稳住脚后，他转了个弯朝公园中心跑去。
克里斯·佩蒂在一个公交车站停下来，从运动裤腰部的内袋里掏出手机。
“你们先走，”他喊道，“走平时的线路，我过会儿来追你们。”
剩下的人转过九曲湖的湖岸，朝湖北面的那一排树跑去。佩蒂看了看手机的来电显示，是大使馆办公室打来的。他接起电话，迅速放到耳边。
“我是佩蒂。”
没有声音……
“我是克里斯·佩蒂。你听得到吗？”
没有声音……
“该死。”
他挂掉电话，去追其他的人。二十秒后，手机又响了。这次的信号很好。
那个穿着埃迪森&霍奇公司制服的人正在公园小路上清扫垃圾，他看着那拨跑步的人跑上了那条连通老警察小屋和改革者树林的小道。第二辆仿制的埃迪森&霍奇轿车停在小道的另一边，另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在那里耙地上的土。他们等待那一刻已经等了一年多了。“三十秒，”活动小组组长曾说过，“如果三十秒不能搞定，那你们别想活着走出公园。”那个人把手伸进提着的塑料垃圾袋里，摸到了一个冰冷的金属物：一把德国黑克勒·科赫mp7冲锋枪，弹夹里上满了四十发穿甲弹。他给枪上了膛，心里慢慢地倒数十下。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巧合，克里斯·佩蒂打完电话跑去追其他人的时候，电话并没有挂断。绕过老警察小屋后，他看见了他们。他们已经沿着小路往改革者树林的方向跑了一半，正在逼近两辆停在路旁的绿色福特轿车。一大清早在公园里看见工人并不奇怪——海德公园占地350公顷，几乎随时都要进行保养和维护——
但几秒钟之后他们的真实目的显露了出来，轿车的后门打开了，八个手持武器、身穿黑色连体衣、头戴面罩的男人冲了出来。佩蒂的大声警告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但他的声音连同接下来的枪声和尖叫声全都被录进了地区安全长官处的行动中心。佩蒂喊叫之后过了十秒钟，他被击中了，他临死前的痛苦呻吟通通传入了行动中心的电子答录机里。断气前，他费力地挤出一个词，大使馆里那些大惊失色的同事们几分钟之后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园丁”
加百列刚走到公园北端的一片开阔地，就听到了第一阵枪响。他冲过树林，拔出伯莱塔，跑到步行小道，朝改革者树林那边看。
在五十码外，他看到了梦魇般的场景：地上躺着尸体，几个穿着黑色连体服的男人正在把一个挣扎着的女人往一辆轿车的后备厢里拖。他举起手枪，但又有所迟疑：这真的是一场袭击吗？还是他冒冒失失地闯进了警察的演练场所，或是闯进了一个动作电影的拍摄现场？那些黑衣男子真的是恐怖分子吗？还是警察或者演员？三十码之外有一具尸体。尸体旁边散落了一部手机和一把瑞士西格-绍尔p226型九毫米口径手枪。加百列猫着腰快速地跑过尸体旁，查看之后发现血和枪伤都是真的，那对僵死的眼睛里透出的死亡气息也一样真实。他知道了，那不是演练，也不是电影片场，而是他一直担心会发生的恐怖袭击，而这场袭击现在就在他的眼前上演。
那帮恐怖分子没有注意到他。加百列半跪在地上，两手举起伯莱塔，瞄准了一个正在把女人往车里拖的黑衣人。三十码，一个他曾经发出过无数子弹的距离。按照平时训练的动作，他迅速地连扣了两下扳机，“嗒，嗒”。一道鲜血立刻飞溅了出来，那人没了生气，歪歪扭扭地倒下去，像一只被小孩放了气的玩具。接着，加百列把枪口往右移了一点，对准第二个目标打了出去。又喷溅出一道血，还有脑浆。又一个恐怖分子倒下了。
这时，对方还击了。加百列翻滚过小道，躲在一棵树后面，背后的子弹像冰雹雨似的飞来，把树皮砸成了碎片。等到对面停火了，他从树后闪出头来，看见那帮人已经把女人弄进了后备厢。一个人在关后备箱门，其他人在往另一辆车跑。加百列瞄准那个关车门的人打了两枪。第一枪打在那人的左肩胛骨上，他在疼痛中转过身来，于是 第二枪稳稳地打进了他的胸口。
轿车如箭似的冲了出去，飞奔过大草坪，朝大理石拱门和公园东北角繁忙的路口冲去。加百列站起身，飞速跟了上去，突然他站稳住脚，朝那辆他知道只装着恐怖分子的轿车后面连开了几枪。两辆轿车仍然继续朝着公园的外墙方向开去。加百列又往前追了几秒后发现，他不可能追得上了，于是折回来，回到刚才袭击发生的地点。
鲜血淋漓的步行小道上散落了九具尸体。六个美国人全死了，还有另外两个被加百列爆了头的恐怖分子。那个刚才还在把女人往后备厢里拽的人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虽然戴着面罩，仍然可以看见血不断地从他嘴角流出来。加百列把他手中的冲锋枪踢出去，扯下他的面罩，他瞪着加百列。加百列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有点面熟。他认出来了，是萨米尔·马斯瑞，那个从西阿姆斯特丹来的埃及人。
埃及人的眼神逐渐涣散开来。加百列想在他死前问出点东西。他抓住这个埃及人的衣服，把他提起来，用力地扇他耳光。
“他们把她带到哪里去了，萨米尔？告诉我，你们要对那个女人做什么！”
他的眼神突然集中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34;
“我什么都知道了，萨米尔。你们要把那个女人带到哪里去？”
他冷笑了一下：“既然你什么都知道，干嘛还来问我？”
加百列又打了他几拳，力度比上次重，这么激烈地摇动他，加百列担心可能会弄断他的脖子，但也无所谓了，萨米尔就快死了。加百列用枪顶着他的脸，吼道：“他们把她带到哪里去了？你个狗娘养的！告诉我！否则我把你的头打飞！”
但是萨米尔只是又笑了笑，这次不是冷笑，而是一个求死的人终于得偿所愿后所露出的那种悲壮的笑。加百列已经把他送到了鬼门关，但要真正把他推进门那头去，却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加百列把枪口顶在这个恐怖分子的脸上，正准备扣动扳机，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吼道：“放下枪，把手举起来！”
加百列放开手中的埃及人，把伯莱塔放在地上，慢慢地举起双手。后来的记忆很模糊。他记得被人推倒在地上，看见萨米尔那双濒死的眼睛盯着自己，然后有人打了他的后脑勺，很重的一下，感觉脑袋都要被敲成两半。他感到一阵剧痛，然后看到一道亮光。他看见一个女人，一个穿着深蓝色运动套衫的女人，被戴着黑面罩的杀手们拖往一个萧条的山谷。
凌晨3点14分，一个电话打进了白宫二楼的内宅。铃声刚响了一下，总统就一把抓住话筒，拿到耳边。他一下子就认出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塞勒斯·曼斯菲尔德，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伦敦那边又遭遇了一场袭击，总统先生。”
“情况怎么样？”
曼斯菲尔德尽力回答了这个问题。总统闭上眼睛，轻声叹了口气：“天啊。”
“英国那边正在尽全力封锁伦敦，防止他们逃走，”曼斯菲尔德说，“但是您可能也预料得到，那边的情况现在很混乱。”
“打开特情室，我五分钟后到。”
“遵命。”
总统放下听筒，从床上坐起来。他扭开床头灯，他的妻子醒了过来，看着他。她见过这种表情。
“情况很糟糕吗？”她问。
“伦敦又发生了袭击。”他顿了顿，“伊丽莎白·霍顿被掳去做人质了。&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