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4章 蕃区
“刘大人，本官虽然受命出掌雅州知府，但主要还以蕃务为主，各县政事还请刘大人一力襄赞。”刚刚从中枢调任雅州知府的诸葛枫叶冲着面前两名中年男子如是说道。“至于府城的管建，也拜托王大人上心了。”
对于这些土司，正与郑藩对峙下的清廷四川当局并无力掌握，但夺回了整个四川的华夏朝却并不愿意放弃对其的控制。武成二年九月十四日，也就是华夏朝正式设立西川行省之后的第二天，武昌行在即下令在成都设立总理蕃洋事务衙门西川分局，派遣蕃务大使。
明朝对西北、西南藏族地区，基本承袭元朝统治管理的办法，对西藏地区退行“多封众建”政策，先后分封三大法王和五大地方之王。同时，通过朝贡和回赐，互通有无，体现西藏与中央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武成二年十二月初，华夏朝又在明代松潘卫及清军松潘镇的基础上设立松潘宣慰安抚司，又在明代杂谷安抚司的基础上设立理番宣慰安抚司（理县），并以成都府通判各一人兼任兼任两地宣慰安抚使，对梭磨、卓克基、松岗、丹坝等嘉绒诸土司及大小金山乃至更远的甘孜、德格等地实施间接统治。
因此两人恭恭敬敬的回应道：“请府尊放心，下官等知道该怎么做的。”
诸葛枫叶点点头，目光转向两人的身后：“诸位大人，蛮夷畏威而不怀德，要镇肃噶木诸蕃，兵是少不得的，尽管何总镇已经派来一旅之众，但要想威慑诸蕃还多有不足，因此厘清府内户籍，核实田亩乃是要务，诸位大人万万不可懈怠。”
吐蕃建政之后，藏族和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有了很大的发展，吐蕃与唐朝的接触日益频繁，其中，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文成公主联婚，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赞普墀德祖赞又与唐金城公主联婚。两公主先后将唐朝的高度文明和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入吐蕃，唐蕃之间使节往还不绝，吐蕃派遣子弟赴长安学习，并迎请唐朝儒者和工匠艺人来到吐蕃，这对于密切藏汉民族关系、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和推进藏族社会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诸葛枫叶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居然是清丈田亩、清厘户口，这让在场的官员有些悚然，其中原任清廷南部知县的夏怀恩因为此事首当其冲，所以犹豫了一下便站了出来：“府尊，清厘人口、田亩虽然是朝廷国策，但是雅州府的情况与他处不同。”
明代中叶之后，明廷对藏区的控制日益削弱。明季，四世班禅邀请蒙古卫特拉部迁入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随后占领喀木（康区）、卫（前藏）、臧（后藏）并攻陷拉萨赶走了信奉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使得黄教最终确立了在蒙藏的最高宗教地位。
“镇之以静？”诸葛枫叶冷笑一声。“何镇就在成都，大人以为有谁敢冒大不韪。”
看到夏怀恩一副噤若寒蝉的样子，诸葛枫叶也不多说什么，只是冲着后排一人吩咐道：“毛司空，你这边更要辛苦一点，多去成都几次，向成都工部营造使汪涵真汪大人多讨要些水泥来，雅州府山多地少，唯靠茶马之利，这路就是关键呢。”
其中，在西藏西部，建立了历时较久的阿里地方政权；甘肃中部的六谷部以及青海东部的唃厮啰部首领，曾受中央政权的册封，并发展了汉藏两族间的茶马贸易。
此后整个藏族地区彼此不相统属，形成了向封建农奴制度过渡的分裂割据局面。
吐蕃征服了青海的吐谷浑和云南的南诏等政权，先后兼并了西北诸羌和西南诸蛮部，赞普墀松德赞时期武力深入到西域河陇，并趁唐朝“安史之乱”，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一度攻入长安。不过由于长期的用兵，致使吐蕃国内的人力物力遭到大量损耗，社会生产受到破坏，内部的矛盾日趋激化。五代末年，吐蕃王室分裂内讧，各个地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奴隶和属民大起义，极大动摇了吐蕃政权的统治，藏族奴隶制社会逐渐解体。
然而极盛的准格尔帝国也再无力量进一步染指康区，这样就在卫藏与中原王朝控制的四川、云南之间形成了若干缓冲区，由当地的土司和寺院行使统治权力，成为名义上服从拉萨但实际上独立的地方性小政权。
而在其余藏族地区，政治上逐渐出现了许多为地方豪族所把持的实力集团；经济上逐渐成了许多以个体小生产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居民点，交换有了一定的发展；早已从印度和汉地传入的佛教，吸收了藏族地区原始宗教本教的某些内容，受到了人们普遍的信奉，并逐渐形成为一种教派遍布各地的地方宗教，即所谓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渗透到藏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寺院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豪族紧密结合，产生了新兴地方势力统治下的政教合一制度。
隋唐年间，雅隆部落以武力兼并苏毗、羊同诸部，赞普松赞干布统辖了整个西藏地区。自此，他定都逻娑（今拉萨），设官授职，划分军政区域，创造文字，制订法律，统一度量衡，建成自称为“博”的奴隶制王朝，汉文史籍中称为“吐蕃”。
藏族最早聚居于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两岸，在聂拉木、那曲、林芝、昌都等地区考古发掘中，曾发现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根据古藏文历史文献记载，西藏山南地区最早由氏族组成了称为“博”的六牦牛部诸部落，在《后汉书·西羌传》中，称为“发”羌。中原南北朝时期，山南地区的雅隆部落首领成为当地部落联盟的领袖，号称“赞普”（王），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并与汉族和西北地区诸族部有直接的往来。
这话就有些杀气腾腾了，华夏朝对不从者的杀戮并不比清廷少多少，因此别说何乾的八万大军了，就是留驻在雅州府境内的区区一旅就足够让大大小小的汉蕃土豪担惊受怕了。
武成三年二月十五日，华夏朝又任命雅州知府兼任康藏宣慰安抚使对大渡河西的藏区进行控制；同日又在叙永设立总理蕃洋事务衙门西川分局及宁远宣慰安抚使，以宁远知府兼任安抚使对木里、盐源、盐边、会理、越嶲等地藏、彝实施羁绊……
这条路在诸葛枫叶的眼里不单单是联通成都的关键，更是华夏朝渗入康区的关键，甚至与拉萨的交往也有赖于这条路的畅通，因此他给予了十分的关注：“朝廷虽然不征调百姓劳役，但朝廷也没有说蕃人可以一体视之，本官这也算是试金石吧，看看有多少康区土司是俯首帖耳的……”
元朝把藏族地区的分裂局面统一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央设置宣政院（初名总制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族地区军政事务，以西藏萨迦教派第五世祖师八思巴为帝师并兼宣政院事。在藏族各聚居区分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别管辖西北、西南各省藏族地区和西藏地区，并在乌思藏（指阿里以东的前、后藏地区）设置了十三万户府，派员前往清查户口，建立驿站，厘定赋税。由中央颁发封地文书肯定各地封建领主对所属庄园的占有，封赐印信诰命以确立各级官吏的职权，史称元朝“郡县土番之地”，这是中央正式在西藏官建制的开始。明、清两代对藏族地区的施政，就是在元朝旧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华夏朝的地方组织架构跟历朝历代有所不同。其中，府衙设从四品知府一人、正五品同知一人、从五品通判根据府的大小分别设置一至三人，此外还有正七品的府主簿一人、从七品的照磨和经历各一人，吏目以下不等。其中同知应该算是知府的副手，通判是监临官，主簿、照磨、经历都应该算是办公室人员。至于吏房、工房、水房、刑房等九房及府库令等虽然也算是组成府衙的一部分，但却只是办事机构而已。而且根据郑克臧一早颁布的附郭离城的命令，（府）城市管理通常由通判负责，所以才有诸葛枫叶的这番话。
清廷入主中原之后，因为鞭长莫及一时也无力顾及遥远的青藏康卫，因此只能采用羁绊政策，通过册封达赖及承认和硕特汗王的权威才保持对高原地区的宗主权。然而随着准格尔帝国的兴盛，卫藏两地又落到了策妄阿拉布坦的手中。
所谓不同说得是雅州人口中汉蕃夹杂，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大乱，此外还有相当多跟随李思久迁来的川东军民也是让夏怀恩颇多忌惮：“卑职以为还是暂时镇之以静为好。”
但是唐蕃之间的和平并非是主流，两国曾经进行过长期的残酷战争。
通判跟知府的地位足有两阶，王通判自然唯唯诺诺，而刘同知也神态恭谨，这是因为尽管同知跟知府名义上只差一阶，但事实上这一阶其实极难跨过。一般而言，需要有各部员外郎及各直隶州知州的资序才能顺利前进一步，更不要说诸葛枫叶还兼任康藏宣慰安抚使，品阶更上一级，是等同于留守府留守的正四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