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先公事迹〈欧阳发等述〉
先公为人天性刚劲，而气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尝有所屑屑于事。事不轻发，而义有可为，则虽祸患在前，直往不顾。以此或至困逐，及复振起，终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夺。四五十年之间，气象伟然盖天下，而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故历事三圣，尝被眷倚，遂托以天下安危之计。而公亦以身许国，进退出处，士人以为轻重。至于接人待物，乐易明白，无有机虑与所疑忌。与人言，抗声极谈，径直明辨，人人以为开口可见心腑。至于贵显，终始如一，不见大官贵人事位貌之体，一切出于诚心直道，无所矜饰，见者莫不爱服。而天资劲正高远，无纤毫世俗之气，常人亦自不能与之合也。平生学之所得，以至文章事业，皆明识所及，性所自得，不劳而至，无所勉强。而众人学之者，终莫能及。其于经术，务明其大本而本于性情，其所发明简易明白。其论《诗》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又云：“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公于经术，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务在勇断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数事，皆前世人不以为非，未有说者。如五帝不必皆出于黄帝，春秋赵盾弑君非赵穿，许世子非不尝药，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数，及力破汉儒灾异五行之说。《正统论》破以秦为伪闰，或以功德，或以国地不相臣属，则必推一姓以为主之说。以为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统者统一天下之不一。至于各据地而称帝，正朔不相加，则为绝统，惟合天下于一者为正统。统或绝、或续，而正统之说遂定焉。然亦不苟务立异于诸儒，尝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诋之不可也。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非好为异论也。”其于《诗》、《易》，多所发明。为《诗本义》，所改正百余篇，其余则曰：“毛、郑之说是矣，复何云乎。”其公心通论如此。
先公四岁而孤，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及其稍长，而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抄录未毕，而已能诵其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阅之，谓韩国太夫人曰：“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及举进士时，学者方为四六，号时文，公已独步其间。天圣七年，补国子监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试，皆为第一人，由是名重当世。及景祐中，在西京，与尹公洙偕为古文。已而有诏，戒天下学者尽为古文。独公古文既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间，天下以为模范，一言之出，学者竞相传道，不日之间，流布远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后进之士，争为门生，求受教诲。当世皆以为自两汉后，五六百年，有韩退之；退之之后，又数百年，而公继出。自李翱、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备尽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或过退之。如《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作《尹公洙志文》，以为尹公文简而有法，取其意而为之，即得其体。《石先生介墓志》，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与其大节气概，读之如见其人。作《集古录叙》，今王丞相以谓读之可辟疟鬼。
先公既奉敕撰《唐书·纪·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纪》，用《春秋》之法，虽司马迁、班固皆不及也。其于《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五行志》不书事应，悉破汉儒灾异附会之说。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请取以备正史，公辞以未成。熙宁中，有旨取以进御。〈按《神宗实录》，熙宁五年八月丁亥，诏颍州令欧阳某家，上某所撰《五代史》。
先公笔札，精劲雄伟，自为一家，当世士大夫有得数十字，皆藏以为宝，而未尝为人书石。
先公平生以奖进贤材为己任，一时贤士大夫虽潜晦不为人知者，知之无不称誉荐举，极力而后已。既为当世宗师，凡后进之士，公尝所称者，遂为名人。时人皆以得公一言为重，而公推扬诱进不倦，至于有一长者，识与不识皆随其所长而称之。至今当世显贵知名者，公所称荐为多。今湖州孙正言觉为合肥主簿，未与公相识。郡守怒之，欲捃拾以罪。时胡侍讲在太学以属公，公为作手书与其寮佐，令保全之，遂获免。福州处士陈烈，素不与公相识。公闻其名，知其行义，屡荐于朝，乞赐召用，朝廷即召烈为国子监直讲。
先公尝言：平生为学所得，惟平心无怨恶为难。故于事未尝挟私喜怒以为意，虽仇雠之人，尝出死力挤陷公者，他日遇之，中心荡然，无纤芥不足之意。尝曰：“孔子言以直报怨。夫直者，是之为是，非之为非。是非付之至公，则是亦不报也。”先公初贬滁州，盖钱明逸辈为之。自外还朝，遇明逸于京师，屡同饮宴，不以为嫌。其后公在中书，明逸罢秦州归，复用为翰林学士。近日小人蒋之奇妄兴大谤，及公移青州，其兄之仪知临淄县，为二司所不喜，力欲坏之，亦以托公。公察其实无他，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尝以矜人，而乐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长。诗笔不下梅圣俞，而尝推之，自谓不及，然识者或谓过之。初奉敕撰《唐书》，专成《纪》、《志》、《表》，而《列传》则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体不一，诏公看详，令删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书成奏御，旧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传，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书公名，而《列传》书宋公。宋丞相庠闻之叹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先公笃于交友，恤人之孤。梅圣俞家素贫。既卒，公醵于诸公，得钱数百千，置义田以恤其家，且乞录其子增。尹龙图洙已卒，公乞录其子构。孙先生复有《尊王发微》十五卷，有旨进内，未毕而卒。公乞令其家录进，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构、孙大年、梅增，皆蒙录用以官。
天圣初，胥公在汉阳，先公时年二十余，以所为文谒之。胥公一见奇之曰：“子当有名于天下。”因馆于门下，与公偕入京师，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为留守推官。一日，当都厅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归。文康曰：“勘兵士何谓未断？”公曰：“合送本处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处断过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须疑。”公曰：“若相公直断，虽斩亦可，有司则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问：“军人未断否？”公曰：“未。”文康曰：“几至误事。”明日，遂送所属处。
先公在河南，以文学负当世之名。前后留守，皆名公好贤，莫不倾身礼接。王文康自西京召归，谓公曰：“今来有例，合举馆职，当奉举。”遂用王文康公荐，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试。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贬知饶州。先公一日遇司谏高若讷于余襄公家，若讷非短范公，以为宜贬。公归，遂为书与之辩，且责若讷不能论列。若讷缴进其书，遂坐贬为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连坐被贬。蔡公为《四贤诗》述其事，天下传之。 先公既坐范公远贬，数年，复得滑州职官。会范公复起，经略陕西，辟公掌笺奏，朝廷从之。时天下久无事，一旦西边用兵，士之负材能者，皆欲因时有所施为，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贤下士，故士之乐从者众。公独叹曰：“吾初论范公事，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遂辞不往。其于进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二府，惟以忠义自得主知，未尝有所因缘凭藉。
先公在馆中，遇西边用兵，天下多事，诣阙上书，为三策，以料贼情，及指陈天下利害甚众。既而有诏，百官许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陈当时之患。仁宗增谏官为四员，先公与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尚书素同时迁用。是时陕西用兵已久，京东、西盗贼群起，内外多事。仁宗既进退大臣，遂欲改更阙失，方急于求治。公遇事感激，知无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献公、今司徒韩魏公、富郑公四人同时登用，公屡请召封访问，责以所为。既而仁宗降手诏，出六条以责诸公，各亦有所陈述。公言诸公所陈，宜力主张，勿为群言所夺。而王文安公为三司使，有为无名诗中之者。公请严禁止之，以绝小人流言，摇动朝政之渐，敕出官爵购捕其人。时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语言动摇，及敕榜出，自此遂绝。是后，上遂下诏劝农桑，兴学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贬，先公与余襄公等坐党人被逐，朋党之说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时名士皆被目为党人。公在谏院，为《朋党论》以献，群言遂息，大救当时之弊。时天下久安，上下失于因循，一旦陕西用兵，而群贼王伦、张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请遣使者按察州县，朝廷命诸路转运使皆兼按察。公言转运使苟非其人，则按察遂为空名，复条陈按察六事。于是两府聚议，尽破常例，不次用人。〈后来别因一札子中备言此事。〉其后州县多所升降，内外百职振举。及杜待制杞为京西转运使，与御史蔡禀同治贼事，公言杞可独任，无用禀。杞果遂平诸盗，京西无事。
时张温成方有宠，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绫罗八千匹。先公上言，乞裁损其恩宠，及其亲戚恩泽太频可以减罢，极陈女宠骄恣以至祸败之戒。 皇叔燕王薨，议者以国用不足，请待丰年而葬。先公乞减费而葬，以为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侈葬，徒成王之恶名，使四夷闻天子皇叔薨，无钱出葬，遂轻中国。有旨，减节浮费而葬。
澧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骚然，未见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则太平，失道则危乱。今见其失，未见其得，愿陛下忧勤万务，渐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于外。”庆历三年，御试进士，以《应天以实不以文》为赋题。公为拟试赋一道以进，指陈当世阙失言，言甚切至。 淮南转运使吕绍宁，到任便进羡余钱十万。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御刻剥。
前后所上章疏百余，其间斥去奸邪，抑绝侥幸，以谓任人不可疑，节制不可不一，当推恩信以怀不服，其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谏官除知制诰。故事：知制诰当先试。有旨更不召试，有国以来不试而受者惟杨文公、陈文惠公与公三人。公既典制诰，尤务敦大体。初作《劝农敕》，既出，天下翕然，人人传诵，王言之体，远复前古。 陕西兵役之后，河东困弊，粮草阙少。又有言者请废麟州，或请移于合河津，或请废五寨。朝廷命先公视其利害，及访察一路官吏能否，擘划经久利害，及计置粮草。公为四议，以较麟州利害，请移兵就食于河滨清塞堡，缓急不失应援，而平时可省馈运，麟州遂不废。又建言忻、代、岢岚、火山四州军，沿边有禁地弃而不耕，人户私籴北界斛斗，入中以为边储，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万石以实边，朝廷从之。此两事，至今大为河东之利。
自西事后，河东赋敛重而民贫，道路嗟怨。先公奏罢十事，以宽民力。〈文字见《河东奏事》，谓乞罢和籴米、三司银之类。〉先公自河东还，会保州兵叛，遂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别得不下司札子云：“河北宜选有文武材识转运使二员，密授经略之任，使其熟图利害，豫为御备。”保州既降，总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冯博文等亦往往效之。先公发博文罪，置狱推劾，昭亮恐惧，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后，河北兵骄，少不如意即谋结集，处处有之。上下务在姑息。先公屡乞主张将师每事镇重，以遏士心，河北卒无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胁从者二千余人，分隶河北诸州。富郑公为宣抚使，恐其复生变，欲委诸州同日诛之。方作文书，会先公权知镇府，遇富公于内黄，富公夜半屏人，密以告公。公曰：“祸莫大于杀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许以不死招之，今已戮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胁从，故得不死，奈何一旦无辜就戮？且无朝旨，若诸郡不肯从命，事既参差，则必生事，是趣其为乱也。且某至镇州，必不从命。”富郑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经营，凡一路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财产所出，兵粮器械，教阅阵法，一一别为图籍，尽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问公曰：“公以文章儒学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职，吾所愧也。系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纲司，通致粮运，以省入中之数。置都作院于磁、相二州，以省诸州兵器之费。既究见河北利害本末，乃一一条列，遍贻书于执政，将大为经画。未尽行，而公罢去。
庆历初，仁宗既复四谏之职，拔英俊贤能材德之士，并进于朝。公负天下之望而居其职，仁宗宠异之意独绝众人，尝因奏事，论及当世人材，仁宗不觉谓公曰：“如欧阳某，何处得来！”公乃尽心悉力，思所补报，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权贵，排击奸佞，怨怒随至，常欲大用而未果。是时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谓艰难之际，非公不足以办事，故自谏官奉使河东，委以一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转运使张p之得罪。公自河东还未数月，复出为河北转运使，及陛辞之日，仁宗面谕曰：“不久当还，无为久居计。有事但言来，无以中外为限。”公对曰：“在京师所言，尚以风闻，或恐失实，况于在外？”仁宗曰：“有所闻，但言来，行与不行则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举，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杜、范、韩、富同时罢黜，小人汇进。公上疏，极言四人忠实可用而无过，辨明小人诬罔之言，请加任用。于是群小益惧，相与造为谤辞。及诏狱之起，穷究无状，仁宗亦悟，止夺职知滁州。
南京素号要会，宾客往来无虚日，一失迎候，则议论蜂起。先公在南京，虽贵臣权要过者，待之如一。由是造为语言，达于朝廷。时陈丞相升之安抚京东。因令审察是非。陈公阴访之民间，得俚语，谓公为照天蜡烛。远而奏之，上方欲召用，而公丁太夫人忧。
先公初服除，还朝，惟除本官龙图阁直学士，而无主判。入见日，仁宗恻然，怪公鬓发之白，问公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公求补外，仁宗曰：“此中见人多矣。为小官时，则有肯尽言，名位已高，则多顾藉。如卿且未要去。”明日以责大臣，即以公判流内铨。是时小人忌公且进用，伪为公乞澄汰内臣札子，传布中外。内臣人人切齿，判铨六日，杨永德以差船及引见胡宗尧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议纷纭，论救者众。上亦开悟。适会刘公沆有札子，乞催宋公祁结绝《唐书》。上曰：“莫不须宋祁否？”刘公曰：“别未有人。”上曰：“欧阳某知同州，臣寮已有文字请留。”刘公曰：“乞自陛下宣谕。”明日朝辞，上殿。上曰：“休去同州，且修《唐书》。”既而曾鲁公自翰林学士换侍读学士、知郑州，刘公奏欧阳某见未有主判处，乞替曾某会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学士有人未？”刘公曰：“见商量。”上曰：“欧阳某不止一好差遣，亦好一翰林学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为史官，判三班院。上尝面问以唐学士院铃索故事，将议临幸，其于眷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从八年，知无不言，屡建议，多见施行。自初还朝，唐公介与诸公方居言职，所言久之未见听纳。公上疏言人君拒谏之失，请采听言者。其后上遂用谏官言，进退宰相。
时议者方以河患为意，陈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开横垄，回大河于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几，恭公罢去，新宰相复用李仲昌议，欲开六塔，全回河流。公两上疏争之，不听，河才成而决，滨、棣、德、博数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议者流窜远方，卒如公议。
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贵臣陈留郡王宗愿、惕隐大王宗熙、北宰相萧知足、尚父中书令晋王萧孝友来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愿、宗熙，并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尚父中书令晋王，是太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宁言：“自来不曾如此一并差近上亲贵大臣押宴。”嘉祐初，狄武襄公为枢密使。。狄自破蛮贼之后，方振威名。而是时仁宗不豫久之，初康复。而狄得士心，京师讹言。先公因水灾言武臣典机密，得士心，而讹言可畏，非国之便，请且出之于外，以保全之。未久，狄终以流言不已，罢知陈州。
嘉祐中，复用贾魏公为枢密使。先公言其为人好为阴谋，陷害良士，小人朋附乐为其用，前任相位，累害善人，所以闻其再来，望风畏恐，乞早罢还之旧镇。其命遂止。 先公在翰林，尝草《春帖子词》。一日，仁宗因闲行，举首见御阁帖子，读而爱之，问何人作，左右以公对。即悉取皇后、夫人诸阁中者阅之，见其篇篇有意，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自是每学士院进入文书，必问何人当直，若公所作，必索文书自览。〈先公每述仁宗恩遇，多言此事，云内官梁实为先公说。《春帖子词》有云“阳进升君子，险消退小人。圣君南面治，布政法新春”，至今士大夫尽能诵之。及温成皇后阁帖子云“圣君念旧怜遗族，常使无权保厥家”。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富郑公在中书，胡侍讲在太学，包孝肃公为中丞。士大夫相语曰富公“真宰相”，呼先公字曰“真翰林”，学士胡先生“真先生”，包公“真中丞”，时人谓“四真”。
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图，禹操奋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先公知开封府，承包孝肃公之后。包公以威严为治，名震京师，而公为治循理，不事风采。或谓公曰：“前政威名震动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风采。公未有动人者，奈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长，岂可舍己所长，勉强其所短，以徇俗求誉？但当尽我所为，不能则止。”既而都下事无不治。
开封府既多近戚宠贵，干令犯禁，而复求以内降苟免。先公既受命，屡有其事，即上奏论列，乞今后求内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内臣梁举直私役官兵，付开封府取勘，既而内降放罪，凡三次内降，公终执而不行。 嘉祐三年闰十二月，京师大雪，民冻馁而死者十七八。明年上元，有司以常例张灯，先公奏请罢之。
故事，国史皆在史院；近制，皆进入内。自是每日历成亦入内，而有司惟守空司。先公请录本付外，遂如公言，今史院之有国史。自公请也。 先公在密院，与今侍中曾鲁公，悉力振举纪纲，革去宿弊，大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远近，更为图籍之法，边防久阙屯守者大加搜补，数月之间，机务浸理。
台谏官唐公介、王公陶、范公师道、吕公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先公言四人刚正敢言，踪迹有本末，宜早赐牵复，其后四人遂复进用。 先公在侍从，因嘉祐水灾，凡再上疏请选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与诸公协定大议。而英宗力辞宗正之命，坚卧久之。诸公同议，不若遂正皇子之名，奏事仁宗前。顾问之际，公独进曰：“宗室自来不领职事，今外人忽见有此除授，皆知陛下将以为子，不若遂正其名。盖判宗正寺，降诰敕，得以不受。今立为皇子，只烦陛下命学士作一诏书告天下，事即定矣。”仁宗以为然，大计遂定。及英宗初年，未亲政事，慈圣垂帘。危疑之际，公与诸公往来两宫，镇抚内外，而公之危言密议，忠力为多。以至英宗亲御万机，内外睦然。
先公天性劲正，不顾仇怨，虽以此屡被谗谤，至于贬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顾惜，尤务直道而行，横身当事，不恤浮议。是时，今司徒韩魏公当国，每诸公聚议，事有未可，公未尝不力争，而韩公亦欣然忘怀，以此与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众议未合，公亦往返折难，无所顾避。尝一日独对，英宗面谕公曰：“参政〈英宗于先朝大臣，多不以名呼，而以官称。〉性直，不避众怨，每见奏事与二相公有所异同，便相折难，其语更无回避。亦闻台谏论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时语，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而公又务抑绝侥幸，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行，面为其人分别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多怨谤，而公安然未尝少恤，尝称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每亦曰：“贫贱常思富贵，必履危机，此古人之所叹也。惟不思而得，既得不患失之者，其庶几乎？”及濮园议起，非公所独专，朝廷亦未有定议。而言者妄以非礼之说，指公为主议，公亦不与之较。其后小人彭思永、蒋之奇等造为无根之飞语，欲以危公。自人主而下，朝廷名臣巨公，天下有识之士，皆知因公亮直不隐，得怨于小人，故上连降手诏，诘问思永、之奇，二人引服诬罔，悉皆贬逐。
自嘉祐以后，朝廷务惜名器，而进人之路稍狭。先公屡建言，馆阁育材之地，宜盛其选，以广贤路。遂令两府人各举五人，其后中选者十人。 尝因僧官阙人，内臣陈承礼以宝相院僧庆辅为请，内降从之。旧有著令：僧官必试而补。诸公相与执奏其事，先公进言曰：“补一僧官至为小事，但内降冲改著令，内臣干挠朝政，不可启其端。且宦女近习，前世常患难于防制，乞绝之于渐。”英宗即欣然嘉纳。 契丹降人韩皋谟者，自言太叔使来，言太叔谋取其国，乞中国出兵为应。二府会议其事，时有意主之者，将议从之。先公争曰：“中国待夷狄，宜以信义为本，奈何欲助其叛乱？使事不成，得以为辞。”主议者大笑曰：“迂儒迂儒！”公力争之不已，遂止。既而虏中太叔举事不成而死。
初枢密使阙人，先公以次当拜。时英宗未亲政事，二府密议，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见二相耳语，知其所为，问曰：“得非密院阙人，而某当次补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亲政，而母后垂帘，事之得失，人皆谓吾辈为之耳。今如此，则是大臣二三人相补置耳，何以镇服天下？”二公大然公言，遂止。及今致政张太师罢枢密使，英宗复用公，公力辞不拜。
京师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财用之类，皆无总数，中书一有行移，则下有司纂集。先公因暇日，尽以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一日上有所问，宰相以总目为对，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贵人就中书阁子取而阅之。
先公平生连典大郡，务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治存大体，而施设各有条理，纲目不乱。非盗贼大狱，不过终日。吏人不得留滞为奸。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多事，公至数日，事十减五六，既久，官宇阒然。尝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事弛废而民受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去其繁碎尔。”故所至不见治迹，而民安其不扰。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滁、扬二州皆有生祠。而公天性仁恕，断狱常务从宽，尝云“汉法惟杀人者死，后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杀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曰“此吾先君之志也”。其在河北一议，活二千人之命。及晚年在京东奏宽沙门岛刑名，设法减其人数，赖以获全者甚众。〈沙门岛罪人，寨主旧敢专杀，故数不多而易制。马默知登州，务全人命，举察甚严，稍优恤罪人。罪人既多而又不畏本寨，渐恣横难制，京东议者大患之。有司之意，多欲许令依旧一面处置。公以为朝廷既贷其命，岂可非理杀之，奏请将编敕州名合配沙门岛而情稍轻者，只配远恶州军，见在岛多年情轻者放远，遂以无事，而人亦获全。〉先公初有太原之命，令赴阙朝见。中外之望，皆谓朝廷方虚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坚辞不拜，而请知蔡州，天下莫不叹公之高节。
先公在亳，年才六十一，已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眷留，未听。及在蔡，勤请益坚，遂如素志。公既气貌康强，而年未及礼制，一旦勇退，近古数百年所未尝有，天下士大夫仰望惊叹。公虽退居于家，士论犹望以为轻重。
先公平生以直道见忌于群小，再被贬逐，而未尝以介意。初在峡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无名之谤降知滁州，治州泉为幽谷泉，作亭于琅邪山，自号醉翁。及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自为传以刻石。
先公平生于物少所嗜好，虽异物奇玩，不甚爱惜，独好收蓄古文图书，集三代以来金石铭刻为一千卷，以校正史传百家讹缪之说为多。藏书一万卷，虽至晚年，暇日惟读书，未尝释卷。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归荣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述十九卷，诸子集以为家书，总目八卷。其遗逸不录者，尚数百篇，别为编集而未及成。又奉敕撰《唐书·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馆职日，与同时诸公共撰《崇文总目》、《祖宗故事》。
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余读庐陵欧文新本，观其附录所载行状、谥议、二刻、四传，皆以先后为次。而此事迹者独居其后，岂以公诸子之所为而不敢以先于韩、吴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邪？此其用意已精，而为法亦严矣。然综其实，则事迹云者正行状之底本，而碑志、四传所由出也，向使直指先后之次而以冠于《附录》之篇，则彼数书者皆可见其因革损益之次第矣，是亦岂不可邪。间又从乡人李氏得书一编，凡十六条，皆记公事，大略与此篇相出入，疑即其初定之草稿。顾其标题，乃谓公所自记，而凡公字皆以丹笔围之。此则虽未必然，然于此本亦有可相发明者，因略考其异同有无之互见者，具列于左方。
经术李本云：“公尝谓世之学者好以新意传注诸经，而常力诋先儒。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其所得者固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诋之不可也。其语在《诗谱后序》。”又谓：“前儒注诸经惟其所得之多，故能独出诸家，而行于后世。而后之学者各持好胜之心，务欲掩人而扬己，故不止正其所失，虽其是者，一切易以己说，欲尽废前人而自成一家。于是至于以是为非，牵强为说，多所乖缪，则并其书不为人所取。此学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诗本义》，止百余篇而已，其余二百篇无所改易，曰‘毛、郑之说是也，复何云乎’。又其作《易童子问》，正王弼之失者才数十事耳。其极论《系辞》非圣人之书，然亦多使学者择取其是而舍其非可也，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取舍而尽信之则不可也。其公心通论常如此。”〈此与定本大旨不异，但书先后详略有不同者。“系辞”之说，则疑其诸子不敢力主而复自删之也。〉醉翁亭记李本“未有此体”下有“醉翁亭在琅邪山寺侧，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问作何用，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乃属于“公作《集古录目序》之上”。〈此条疑以其不急而删之。〉修五代史李本“乱世之书也”下有“吾用春秋之法，师其意不袭其文”十三字。又其“事备”下有“议者以谓公不下司马迁，又谓笔力驰骋相上下而无驳杂之说。至于《本纪》立法精密，则又迁所不及也。亦尝自谓‘我作《伶官传》，岂下《滑稽》也’”。〈“议者”以下，疑以不欲凌跨古人而删之。〉平心无怨恶李本云：“公自言学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无怨恶尔。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公，坐党人远贬三峡，流落累年。比吕公罢相，公始被进擢。及后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时吕公擢用希文，盛称二公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云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公叹曰‘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吾尝闻范公平生自言无怨恶于一人，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赘集中。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乎？父子之性相远如此，信乎？尧朱善恶异也。公为颍州时，吕公之子公著为通判，为人有贤行而深自晦默，时人未甚知。公后还朝，力荐之，由是渐见擢用。陈恭公执中素不善公，其知陈州时，公自颍移南京，过陈，陈拒而不见。公后还朝作学士，陈为首相，公遂不造其门。已而，陈出知亳州，寻还使相，换观文公，当草制。陈自谓必不得好词，及制出，词甚美，至云‘杜门却扫，善避权势以远嫌；处事执心，不为毁誉而更守’，陈大惊喜曰：‘使与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实也。’手录一本，寄其门下客李中师曰：‘吾恨不早识此人！’〈此段疑避吕、范二家子弟因并陈恭公事而去之。窃谓于此尤可以见欧、范之存心与吕、陈之悔过，恐皆不可遗也。〉惟称苏梅李本“自谓不及”下有“二人因此名重天下。公惟尝因醉戏亲客曰：‘《庐山高》他人作不得，惟韩退之作得。《琵琶前引》退之作不得，惟杜子美作得。《后引》子美作不得，惟太白作得。’公诗播人口者甚多，惟此三篇其尤自喜者也”。〈此段恐嫌于夸而去之。〉修唐书李本此段不同者三：一则首云“公于修《唐书》最后至局，专修《纪》、《志》而已，《列传》则宋尚书祁所修也。朝廷以一书出于两手，体不能一，遂诏修看详，《列传》今删修为一体”。二则“列官最高者一人”下有“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九字。三则“书宋名”下有“此例皆前所未有，自公为始也”十一字，乃属于“宋相闻之”之上。〈此段差详，疑定本欲删以从简耳。〉不从范公之辟李本大同小异，今不复著。 议不废麟州及许耕弃地李本大同而文差略，今亦不著。
不诛保州胁从之兵李本首著为政仁恕之语，大抵与定本别段旨意略同。其末乃云：“为河北转运使时，所活二千余人。先是保州屯兵闭城叛命，田况、李昭亮等讨之不克，卒招降之。既开城，况等推究反者，杀二千余人，投于八井。又其次二千余不杀者，分隶河北州军。诸事已定，而富相出为宣抚使，惧其复为患，谋欲密委诸州守将同日悉诛之。计议已定，方作文书，会公奉朝旨权知镇府，与富公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为不可，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许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胜其怨，况此二千人者本以胁从，故得不死，奈何一旦无辜就戮！’争之不能止，因曰：‘今无朝旨，而公以便宜处置，若诸郡有不达事机者以公擅杀，不肯从命，事既参差，则必生事，是欲除患于未萌，而反趣其为乱也。且某至镇州，必不从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时小人谮言已入，富、范势已难安。既而富公大阅河北之兵，将卒多所升黜。谮者献言：‘富某擅命专权，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军情，北兵不复知有朝廷矣。’于是京师禁军，亟亦大阅，多所升擢。而富公归至国门，不得入遂罢枢密，知郓州。向若遂擅杀二千人，其祸何可测也。然则公之一言，不独活二千人之命，亦免富公于大祸也。”〈此比定本为详，足以尽见事之曲折。又“谮言已入”之下所系更重，尤不可阙。疑后以不欲形迹当时听谗之失，而删去之也。〉春帖子李本云：“内臣梁尝言在内中祗候，见仁宗〈云云〉，末〈云云〉，是欧阳某必索文书自览，是他人当直则否也。”知开封府李本末后有：“韩子华谓公，曰外议云：‘余材可以更知一个开封府’。”〈似亦嫌太夸而删之。〉连典大郡李本曰：“公尝语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医之至人家也，仆马鲜明，进退有礼，为人诊脉，按医书述病证，口辩如倾，听之可爱，然病儿服药云无效，则不如贫医矣。贫医无仆马，举止生疏，为人言脉口讷不能应对，病儿服药云疾已愈矣，则便是良医。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故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或问公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者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尔；所谓简者，不为繁碎尔。’识者以为知言。”〈此比定本语意尤详备。〉濮议初不出于公，及台谏有言，公独力辨于朝，故议者指公为主议之人。公未尝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议为非，使我独当其罪，则韩、曾二公宜有愧于我。后世以濮议为是，而独称我善，则我宜愧于二公。”公又撰《濮议》四卷，悉记当时论议本末甚详。又于《五代史记》收晋出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礼事，及李彦询传，发明人伦父子之道尤为详悉。〈李本有之而此本无，疑公诸子后已不敢力主其父之论而删之也。〉蔡州妖尼于惠普托佛言人祸福，朝中士大夫多往问之，所言时有验，于是翕然共称为神尼。公既自少力排释氏，故独以为妖。尝有一名公，于广座中称尼灵异，云：“尝有牵二牛过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后者是一医人。官人尝失入人死罪，医人药误杀人，故皆罚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应。”一座闻之，皆叹其异。公独折之曰：“谓尼有灵，能〈此有阙文。〉万物之最灵，其尤者为聪明圣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罚之牛，乃能自知乎？”于是座人皆屈服。〈李本有之。所谓名公者，疑指富公。此本无者，盖为贤者讳也。〉公尝为《杜祁公墓志》，云“簿书出纳，为之条目甚密，必使吏不得为奸。及其施于民者，则简而易行”。公曰“我之为政亦如此也”。〈李本在《连典大郡》之后，此本无。〉梅龙图挚知杭州，作有美堂，最得登临佳处，公为之作记。人谓公未尝至杭，而所记如目览，坐堂上者使之为记，未必能如是之详也。〈李本在《醉翁亭记》之前，此本无〉。
右凡十六条，其十二条定本有之而详略先后或不同，其四条则定本所无而李本有之。其平心、保州、妖尼三事，尤非小补。盖公平生学问根源出处，大致言行本末，皆已略见于此而无遗矣。〈平心、保州、唐书三事，亦见于张邦基《墨庄漫录》，云得之公孙建世。望之者，则其出于公于叔弼之徒所记。而学道以下，尧朱以上，必是著手书本语无疑矣。但张误于陈恭公以下别为一事耳。〉独晚年守青州时，论执青苗一事，尤足以见其刚毅大节始终一致，不以既老而少衰。而公之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书，吴丞相作《行状》因亦不载，至韩魏公作《墓志》乃始见。其尝有乞不收息及罢提举官之奏，与其辞太原有守拙循常之语，元之为裕，录者又不载，志语于附传。至叶致还朱本之书出，乃反著其不俟报可，擅止散钱，而有特与放罪之诏。又至近岁洪景卢作《四朝史传》，乃尽见其以是深为王安石所诋，而遂决归老之计。盖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书阙焉。幸其有肯书者，然犹历三手，越百余年，而后首末得以粗备。然则士之制行不苟合于当时，而有待于后世者，岂不难哉！抑公之言曰“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盖俗情之爱恶虽有短长，而公论之光明终不泯没，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与因并记其语，以补此篇之阙，以为有志之士必将有感于斯焉。新安朱熹仲晦父书。
宋史本传〔元〕脱脱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入朝，为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城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欲废麟州以省馈饷。修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于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敌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十数事。
使还，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所纳妇。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隶诸郡。富弼为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于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弼悟而止。 方是时，社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惟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 旬月，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垄故道，回河使东流。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尔。横垄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台谏论执中过恶，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驭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东宫犹未定，与韩琦等协定大议，语在《琦传》。英宗以疾未亲政，皇太后垂帘，左右交构，几成嫌隙。韩琦奏事，太后泣语之故，琦以帝疾为解，太后意稍不释。修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复曰：“仁宗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久而之罢。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三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访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明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蔡州。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遂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子发，字伯和，少好学，师事安定胡瑗，得古乐钟律之说，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立论议。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补将作监主簿，赐进士出身，累迁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苏轼哭之，以谓发得文忠公之学，汉伯喈、晋茂先之流也。
中子，字叔弼，广览强记，能文辞。年十三时，见修著《鸣蝉赋》，侍侧不去。修抚之曰：“儿异日能为吾此赋否？”因书以遗之。用荫，为秘书省正字，登进士乙科，调陈州判官，以亲老不仕。修卒，代草遗表，神宗读而爱之，意修自作也。服除，始为审官主簿，累迁职方员外郎、知襄州。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倚声势来居襄，规占公私田园，强市民货，郡县莫敢谁何。至是，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请之。吏具成牍至，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却之。众共白曰：“泰横于汉南久，今求地而缓与之且不可，而又可却邪？”竟持不与。泰怒，谮于布，徙知路州，旋又罢去。元符末，还朝，历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阁知蔡州，蔡地薄赋重，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多取于民，民不堪命。会有诏禁止，而佐吏惮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曰：“州郡之于民，诏令苟有未便，犹将建请。今天子诏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诏止之，若有惮而不行，何以为长吏？”命即日行之。未几，坐党籍废。十余年卒。
论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烨如其光，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神宗实录本传〈墨本〉欧阳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询之后。询四世孙琮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万，为吉州安福令。其子孙或居安福，或居庐陵。万之八世孙观，修父也，徙居永丰。
修四岁而孤，母郑氏有女节，以荻画地，教修书字。稍长，从邻里借书读，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诵。举进士，有声，补西京留守推官。召试学士院，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
修为人质直闳廓，见义敢为，机阱在前，直行不顾。每放逐困，辄数年，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范仲淹贬知饶州，论救者众，谏官高若讷独不言。修以书责若讷，言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以闻，谪峡州夷陵令，徙光化军乾德令，改武成军节度判官。迁太子中允、馆阁校勘，修《崇文总目》、《礼书》。《总目》成，改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数论天下事。陕西用师，上三策以揣敌情，及指陈利害甚众。诏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敝五事，力陈当时之所宜忧者。以贫求补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谏院。是时西师久，京东、西群盗起，中外骚然。仁宗既进退大臣，欲遂改更诸事，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皆辅政。修屡请召对咨访，责以所为。仁宗降手诏，出六条，后遂下诏劝农桑，兴学校，多所更革。用修同修起居注，阅月，拜右正言、知制诰。 初，吕夷简罢相，夏竦为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等。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退奸不易，进贤之难，而终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仲淹、衍及修为党人。修乃上《朋党论》，其大略言：“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罢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是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语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所以为陛下惜之也。”为党论者，尤恶修异己，又善言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升天衢。‘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下则以国家爵禄为己私惠，上则朋党胶漆皆聚本朝。设使逐人私党，不过十数，同心丑正，已为五六十人，相依为重，将紊纪纲。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由察知？”赖仁宗终不之信。
修之使河东，以陕西用兵久，河东刍粮不足，言者请废麟州，或请移治合河津，或请废五寨。修为四议以较麟州利害，请移兵就食于滨河清塞堡，缓急不失应援，平时可省馈运，麟州得不废。又建言忻、代、岢岚、火山四郡有禁地，弃而不耕，民私籴虏中，以应军须，今悉耕之，岁可得数百万石以实边。又言河东民故贫，军兴以来赋敛尤重，行路嗟怨，条上可罢者数十事，以宽民力。
修自河东还，会保州兵叛，出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保州平，大将李昭亮私纳妇女，通判冯博文等窃效之。修捕博文系狱，昭亮皇恐，立出之。自保州之变，河北兵骄，小不可意则思乱，人情务在姑息。修乞假将帅权重，以消未萌。保塞之胁从者二千余人，分隶河北，夏竦为宣抚使，曰是去祸而遗根也，欲以便宜诛之。修权知成德军，遇之于内黄，竦夜半屏人以告修。修曰：“祸莫大于杀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许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胁从故得脱，奈何一旦杀无辜二千人？既非朝旨，诸郡且不肯从，缓之则籍籍必生变，是趣之为乱也。”遂止。河决澶渊，陈执中欲塞商胡，决横陇故道。修言功大必不可成，徒劳人。执中罢，文彦博复用李仲昌议，欲开六塔河。修言六塔河不能吞伏，且复决，再争之不得，既而滨、棣、德、博数千里皆被害。 初，修出河北，仁宗面谕曰：“勿为久居计。有事言来。”修对曰：“谏官乃得风闻，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职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闻，勿以中外为词。”为党论者愈益恶之。修妹适张龟正，龟正无子而死，有龟正前妻之女才四岁，无所归，以俱来。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张氏后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府，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乃以户部判官苏安世、内侍王昭明杂治之，卒无秋毫。乃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券，左迁知制诰、知滁州。久之，迁起居舍人、知扬州，徙颍州。复龙图阁直学士，知应天府，以母忧去。既免丧，入见，仁宗恻然，怪修发白，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内铨。小人恐修复用，伪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两省挟威令为奸利者。书腾都下，宦者人人切齿，杨永德者阴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议不平，论救者众。遂留刊修《唐书》，为翰林学士，加史馆修撰，勾当三班院。改侍读学士、知蔡州，未行，复为翰林学士，判太常寺。
修在朝，以奖进天下士为己任，延誉尉荐，极其力而后已。于经术，治其大旨，不为章句，不求异于诸儒。景祐中，与尹洙皆为古学。已而有诏，戒天下学者为文使近古，学者尽为古文，而修之文章遂为天下宗匠。蜀人苏洵尝论修文章“词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适当似陆贽”，而修之才亦似过此二人。人至修作《唐书·志》、《五代史》，叙事不愧刘向、班固也。权知贡举，文士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修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几尽，务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骂讥，中稍信服，已而文格变而复正。 拜右谏议大夫，判尚书礼部，又判秘阁秘书省，加兼侍读，辞不受。同修玉牒，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仪之后，一切循理，不事风采。或以为言，修曰：“人材性各有短长，实不能舍所长强其所短。”以给事中罢，同提举诸司库务，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为枢密副使，与曾公亮同力振举纪纲，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几何，地里近远，皆为图籍。未几，参知政事，预定策立英宗为皇子事，见《韩琦传》。
英宗初年，未亲政事，慈圣光献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佐佑两宫，镇抚四海，执政聚议事有未可，修未尝不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尝面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称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自嘉祐以后，朝廷务惜名器，而进人之路稍狭。修屡建言：“馆阁育材之地，人材既难得，而又难知，则当博采而多畜之，时冀一得于其间，则杰然出为名臣矣，余亦不失为佳士也。”遂诏韩琦、曾公亮、赵概及修各举五人，其后中选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京师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财用皆无总数，中书一有行移，则下有司考会。修因暇日，尽以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上有所问，宰相以总目对，修以奉祠假家居，上遣内侍就中书阁取而阅之。
蒋之奇言修帷箔事，事连其长子妇，修杜门请付有司案治。诏诘问之奇语所从来，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出于风闻，暧昧无实，尝戒之奇勿言。天子为其辞穷，降思永知黄州，之奇监道州酒，遣中使手诏慰安修。修遂称疾，力解机务，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从。迁兵部尚书、知青州。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辞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数上，乃为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赠太子太师。太常初谥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请谥文忠，乃用之。
方英宗亮阴，而修以治平元年五月，建议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礼，诏须大祥后议之。二年四月，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详议，而有司以为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朝廷以典礼未称，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而皇太后手书以议事诘责执政，于是手诏罢议，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御史吕诲等弹奏修首开邪议，琦、公亮、概附会不正，请如有司所议。而修论“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并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书，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皇，三夫人并称后。是日手诏，欲遵慈训称亲，而不敢当追崇之典。诲及范纯仁、傅尧俞、赵瞻、赵鼎论列不已。英宗问执政当如何？修对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责之太重”。蒋之奇者私论濮园事，与修合，修荐之。时已用王等所荐御史孙昌龄、郭源明、黄照，又特批以之奇为御史，论者以此短修。修议濮园事虽不叶群议，观修结发立朝，谠直不回，身任众怨，至于白首，而谤讪不已，卒以不污，年六十，以论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谓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修既为执政，行私以专宠禄，亦过矣。
修博极群书，好学不倦。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讹谬之说为多。所著《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外制》、《奏议》、《四六集》又四十余卷。 子：发、奕、、辩。
重修实录本传〈朱本〉叶涛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询之后。询裔孙万为吉州安福令，其子孙因家焉。至修父观，始徙居永丰。
修四岁而孤，母郑氏力教以读书为文。及冠，举进士，翕然有声。补西京留守推官，召试学士院，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时范仲淹以陈时政得失不顾避，忤宰相意，贬知饶州。论救者甚众，而谏官高若讷独含胡不言。修以书质责若讷，至以为“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大愤，连其书以闻。坐贬峡州夷陵令，徙光化军乾德令，改武成军节度判官，迁太子中允、馆阁校勘。预修《崇文总目》，书成，改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出通判滑州。
庆历初，吕夷简以老病在相位，主断既久，天下事积成扌元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后元昊盗边，陕右师老兵顿。天子忧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简罢相，夏竦为枢密使，既除复罢，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擢执政，收揽一时名士，增谏官员，而修首在选中，擢太常丞，知谏院。修极力左右时事，屡请召对执政，责以时所可为。于是仁宗开天章阁，给二府笔札，令具所以施行条上。其后下诏，劝农桑，兴学校，于侥幸多所裁革，修之发明居多。是时执政，皆修素所厚善，而修所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亦卒无怀利附会之实。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质行正直，颇推许之。于是小人自此侧目，而党人之论作矣。初，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其指以美杜衍等进而竦见黜也。竦既怀不满，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仲淹衍及修为党人。修乃上《朋党论》，其大略言：“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如《书》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亿万人各异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俄擢同修起居注，阅月，拜右正言、知制诰。于是为党论者，恶修レ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由察知”。然仁宗终不之信也。
会被旨使河东。河东自陕西兵兴，刍粮久不继，言者屡请废麟州。修请移兵就食滨河诸堡，使缓急不失应援，平时可省馈运，麟州以故不废。又建言忻、代州、岢岚、火山军，故时并边皆民田，潘美患虏入寇，乃使民内徙，空其地号禁地，自后虏人岁盗耕不已。请益募民赋田入租，岁可得谷数百万斛给边，仍计顷出丁为兵，不者，他日尽为虏所有矣。朝廷从之。 会保州兵叛，出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仁宗面谕曰：“勿为久居计，有事第言之。”修对以：“谏官乃得风闻，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职罪也。”仁宗曰：“事苟宜闻，岂可以中外为辞耶？”尝上疏言：“今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罢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败事，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者，盖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以一一求瑕，唯是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方可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之也。”于是为党论者愈益忌之。初，修妹适张龟正，龟正卒，无子而有女。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以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狱，狱吏因附致其言以及修。诏以户部判官苏安世、内侍王昭明杂治之，卒无状。乃坐用张氏奁中物置田立欧阳氏券，左迁知制诰、知滁州。久之，迁起居舍人、知扬州，徙颍州。复龙图阁直学士、知应天府，以母忧去。既免丧，入见，仁宗恻然，怪修发白，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内铨。小人恐修复用，乃伪为修奏，乞汰内侍挟威令为奸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杨永德者阴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议不平，仁宗复悟，留刊修《唐书》，为翰林学士，加史馆修撰，勾当三班院，改侍读学士、知蔡州。未行，复为翰林学士，判太常寺。
时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文体大坏。及是，修知贡举，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尽黜之，务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骂讥，已而文格卒变。
拜右谏议大夫，判尚书礼部，又判秘阁秘书省。加兼侍读，辞不受。同修玉牒，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以给事中罢，同提举诸司库务，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为枢密副使。尝因水灾，凡再上疏请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几，参知政事，与韩琦等协定大议，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辞宗正之命，修进曰：“宗室不领职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将以为嗣也，则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诰敕付阁门，故得不受；若立为皇子，则止降一诏书，大事定矣，不可辞也。”仁宗以为然，遂下诏。
及英宗以疾未亲政事，慈圣光献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未可，修未尝不抗是非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请，前此执政多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面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称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及上即位，御史蒋之奇言修帷箔事，事连其长子妇吴氏。修杜门，请付有司案治。先是修妻之从弟薛宗孺坐举官被劾，内冀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修切齿，因构为无根之言，苟欲以污辱修。会刘瑾亦素仇家，乃腾其谤，以语中丞彭思永，思永间以语之奇。之奇始以私议濮王事与修合，而修特荐为御史，时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于是诏诘语所从来，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以与瑾同乡里，且相习熟，故力抵以为风闻。天子为其辞穷，降思永知黄州，之奇监道州酒。遣中使手诏慰安修，修遂称疾，力乞解机务，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时修年六十，乃连六表乞致仕，不从。迁兵部尚书、知青州，以擅止散青苗钱诏特放罪，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辞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数上，乃为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卒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师。太常初谥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乃谥曰“文忠”。
初，英宗即位，按祖宗故事追赠宗室尊属，至濮安懿王，中书以本朝未有故事，请付有司详议。英宗谦恭重其事，诏须大祥后议之。后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详议，而有司以为王当称伯，改封大国，朝廷以典礼未正，再下尚书省集议，而皇太后手书以议事诘责执政。于是手诏权罢议，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御史吕诲等弹奏修首开邪议，琦、公亮、概附会不正，请如有司所议。修论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书曰：“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皇，三夫人并称后。”是日手诏，欲遵太后手书称亲，而不敢当追崇之典。诲及范纯仁、傅尧俞、赵瞻、赵鼎论列不已。英宗问执政当如何？修对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无罪，则惟圣旨是听。”英宗犹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后修著《濮议》，引《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报者，齐衰期也。谓之降服，亲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尔，丧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为之屈尔，屈于此以伸于彼也。生莫重于父母，而为之屈者，以见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义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临之以大义，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于至仁，则不可绝其天性。绝人道而灭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故圣人制服，为降三年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议者欲以为人后之故，使一旦反视父母若未尝生我者，其绝之已甚矣。使其真绝之欤，是非人情也；迫于义而伪绝之欤，是仁义者教人为伪者也。”所议大略如此。
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后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司马迁、贾谊、扬雄、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侵寻乎其相及矣。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惟恐不及，一时文字大变从古，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然至论《易》，则以《系辞》非孔子之言，论《周礼》，则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爱其文者，犹叹息于斯焉。
修性刚直，处善恶，黑白分明，于当路有权势者，虽知其设机阱见待，必直前触发之不顾。其放逐流离至数年者，屡矣，而复振起，志气故自若也。
修虽以文雄一时，然无忌前好胜之气，喜推毂贤士而身下之，一时闻人多出其门。嘉祐间，朝廷进人之路狭，修建言以馆阁多蓄人材，后诏韩琦、鲁公亮各举六人，欧阳修、赵概各五人，一时得士为多。
修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颇是正讹谬。所著《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外制》、《奏议》、《四六集》又四十余卷。
子：发、奕、、辩。 神宗旧史本传欧阳修字永叔，吉州永丰人。四岁孤，母郑，教读书为文。中进士第，补西京留守推官。召试学士院，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时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贬知饶州，论救者甚众，而谏官高若讷独不言。修以书责之，以为不知耻。若讷怒，连其书以闻。坐贬峡州夷陵令，徙光化军乾德令，改武成军节度判官。迁太子中允、馆阁校勘，预修《崇文总目》，书成，改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出通判滑州。
庆历初，吕夷简老病，在相位，天下事积成扌元弊。元昊盗边，陕右师老兵顿，天子忧之。一日，夷简罢相。夏竦为枢密使，既除复罢。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擢执政，收揽一时名士，增谏官员，修首在选中，擢太常丞、知谏院。修力□时事，屡请责执政以时所可为者。于是仁宗开天章阁，给二府笔札，令具所以施行条上。其后下诏劝农桑，兴学校，抑侥幸，修之发明居多。是时执政，皆修素所厚善，而修所言事一意径行，不以形迹嫌疑顾避。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质行正直，众颇推许。小人自此侧目，而党人之论兴矣。初，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难，其指以美杜衍等进而竦见黜也。竦既怀不满，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仲淹、衍及修为党人。修乃上《朋党论》，其大略言：“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如《书》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亿万人各异心，可谓无朋矣，而纣因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擢同修起居注，阅月，拜右正言、知制诰。于是为党论者恶修レ语其情状，使内侍蓝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四人得志，遂引襄为同列，以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转相汲引，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仁宗不听。
会被旨使河东。自陕西兵兴，刍粮久不继，言者屡请废麟州。修请移兵就食于滨河诸堡，使缓急不失应援，平时可省馈运，麟州以故不废。又建言忻、代州、岢岚、火山军，故时并边皆民田，潘美患虏入寇，乃使民内徙，空其地，自后虏人盗耕不已。请益募民赋田入租，岁可得谷数百万斛给边，仍计顷出丁为兵，不者，他日尽为虏所有矣。从之。
会保州兵叛，出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仁宗面谕曰：“勿为久计，有事第言之。”修对以：“谏官乃得风闻，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职罪也。”仁宗曰：“事苟宜闻，岂可以中外为辞？”尝上疏言：“今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罢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败事，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诬以专权。盖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一一求瑕，唯是指以为朋，则可尽逐。至如自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方可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所以为陛下惜之也。”于是为党论者愈益忌之。初，修妹适张龟正，卒，无子而有女。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以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与奴奸，事下开封狱，狱吏因附致其言以及修。诏以户部判官苏安世、内侍王昭明杂治之，卒无状。乃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券，左迁知制诰、知滁州。久之，迁起居舍人、知扬州，徙颍州。复龙图阁直学士、知应天府，以母忧去。既免丧，入见，修老矣，发白。仁宗恻然，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渥，命判流内铨。小人恐修复用，乃伪为修奏乞汰内侍挟威令为奸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杨永德者阴以言中修，出知同州。仁宗悟，留刊修《唐书》，为翰林学士，加史馆修撰，勾当三班院，改侍读学士、知蔡州。未行，复为翰林学士，判太常寺。时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修知贡举，深革其敝，前在高第者尽黜之，务求平淡典要，举子皆造言谤之。已而文亦卒变。 拜右谏议大夫，判尚书礼部，又判秘阁秘书省，加兼侍读，辞不受。同修玉牒，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以给事中罢，同提举诸司库务，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为枢密副使。尝因水灾，凡再上疏请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几，参知政事，与韩琦等协定大议，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辞宗正之命，修进曰：“宗室不领职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将以为嗣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诰敕付阁门，故得不受；若立为皇子，则止降一诏书，大事定矣，不可辞也。”仁宗以为然，遂下诏。
及英宗以疾未亲政事，慈圣光献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有未可，修未尝不抗是非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请，前此执政多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面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称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及上即位，御史蒋之奇言修帷箔事，连其长子妇吴氏。修杜门，请付有司按治。先是修妻之从弟薛宗孺坐举官被劾，内冀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侥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怨修，因构为无根之言欲以污辱之。会刘瑾亦素仇家，乃腾其谤，以语中丞彭思永，思永以语之奇。之奇始以私议濮王事与修合，而修特荐为御史，时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于是诏诘语所从来，之奇言得之思永，以与瑾同乡，故力抵以为风闻。上为其辞穷，降思永知黄州，之奇监道州酒。遣中使手诏慰安修，修遂称疾，力乞解机务，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时修年六十，乃连六表乞致仕，不从。迁兵部尚书、知青州。修尝荐王安石于朝，及安石执政，助神宗有为，修不悦。常平法下，乃以擅止散青苗钱，诏释其罪，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辞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数上，乃为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卒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师。太常初谥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乃谥曰“文忠”。
初，英宗即位，追赠宗室尊属，至濮安懿王，中书以本朝未有故事，请付有司详议。英宗谦恭重其事，诏须大祥后议之。后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详议，而有司以为王当称伯，改封大国，朝廷以典礼未正，再下尚书省集议，而皇太后手书以议事诘责执政。于是手诏权罢议，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御史吕诲等弹奏修首开邪议，琦、公亮、概附会不正，请如有司议。修论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理。已而皇太后出手书曰：“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皇，三夫人并称后。”是日手诏，欲遵太后手书称亲，而不敢当追崇之典。诲及范纯仁、傅尧俞、赵瞻、赵鼎论列不已。英宗问执政当如何？修对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非罪，则惟圣旨是听。”英宗乃令出御史。其后修著《濮议》，引《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报者，齐衰期也。谓之降服，亲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尔，丧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为之屈尔，屈于此以伸于彼也。生莫重于父母，而为之屈者，以见承大宗者亦重，此以义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临之以大义，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于至仁，则不可绝其天性。绝人道而灭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故圣人制服，为降三年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议者欲以为人后之故，使一旦反视父母若未尝生我者，其绝之已甚矣。使其真绝之欤，是非人情也；迫于义而伪绝之欤，是仁义者教人为伪也。”所议大略如此。
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后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章大变，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然至论《易》，则以《系辞》非孔子之言，论《周礼》，则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爱其文者，犹叹息于斯焉。
修性刚直，处善恶，黑白明，遇事直前，不避机阱。其放逐流离者屡矣，而复振起，志气犹自若也。尝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颇是正讹谬。所著《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外制》、《奏议》、《四六集》又四十余卷。子：发、奕、、辩。
史臣曰：《法言》变而有《离骚》。自是而降，相望千百年，其间虽有名世者，而马迁、韩愈莫能过也。宋兴承平百年，士生斯时多矣，然接五代雕琢之习，风声气俗尚在也。欧阳修奋然蹑二子之后，无愧焉。至其以《系辞》为非孔子所作，此道隐于小成，言隐于浮华者欤！
四朝国史本传〈淳熙间进〉欧阳修字永叔，吉州永丰人。四岁而孤，母郑氏亲诲之学。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韩愈遗稿于世，学者不复道，修游随，得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昼停餐，夜忘寐，苦志探赜，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留守钱惟演器其材，不撄以吏事，修以故益得尽力于学。
入朝，为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时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诒书责之，谓“不知世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劝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又上《朋党论》，其略以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同利之时，暂相党引，及见利而争先，则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
修天性疾恶，论事无所回隐，人视之如仇，而愈奋励不顾。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诏特除之。
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修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于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虏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
使还，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为间。”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之。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隶诸郡。富弼为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于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弼悟而止。 杜衍等相继罢去，修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小人欲广陷良善，必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诬以专权。盖善人少过，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今四人一旦罢去，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又有诈为修奏，乞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于是富弼、韩琦复用，庆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贺于朝。修乞蔡州去，帝复纳刘敞、赵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垄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耳。横垄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
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 嘉祐元年水灾，修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英宗未亲政，后太后御帘，大臣奏事，间有未可，修必力抗是非。台谏官至政事堂，所论或矫异，他执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请，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订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降三年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三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吕诲等六人争论不已，指修为主议，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访于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罢为观文殿学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蔡州。
修本以风节自持，既数困污蔑，才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钱，为王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不悔也。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学推韩愈、孟轲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篇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殆与《史》、《汉》相上下。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名言。
中子，字叔弼，广览强记，能文词。年十三时，见修著《鸣蝉赋》，侍于侧不去，修抚之曰“儿异时必能为此”，因书以遗之。用荫为秘书省正字，登进士乙科，念父老不肯仕，强之，乃调陈州判官，终不行。修所为文须人代者，多出其手。修薨，代草遗表，神宗读而爱之，意修自作也。免丧，始为审官主簿，官制局检详官，太常博士，主客考功员外郎。议者患选人员多，请令二十五岁而试于铨，又守选三年而后仕。进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调选。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议本意也。且所为议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选，是反害之也。所谓特奏名者非他，儒人老于场屋者也，闵其无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沾禄而后归。今乃授之虚名，是终穷之也。”遂得不变。元初，以集贤校理为著作郎，判登闻鼓院，复徙职方礼部员外郎、知襄州。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恃声势来居襄，规占公私田园，强市买，与民争利，郡县莫敢谁何。至是，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而请之。吏具成牍至，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却之。众共白曰：“泰横于汉南久，今求地而缓与之且不可，而又可却邪？”竟持不与。泰怒，谮于布，徙知潞州，旋又罢去，夺校理。元符末，还朝，历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阁知蔡州。蔡地薄赋重，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多取于民，民不堪命。会有诏禁止，而佐吏惮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曰：“州郡之于民，诏令苟有未便，犹将建请。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诏止之。若有惮而不行，何以为长吏？”命即日行之。未几，坐党籍废。十余年卒，年六十七。
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奏、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烨如其光，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乃复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修复起。阏百川之颓波，导之东注，斯文正传，追步前古，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此两人足以当之。愈不极于用，修用矣而不极其至。然国朝文风，彬彬至今，修之功，学士大夫相与尸而祝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