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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表——在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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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老舍

    我俩的卧铺对着脸。他先到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和茶房捣乱;非我解决不了。我买的是顺着车头这面的那张,他的自然是顺着车尾。他一定要我那一张,我进去不到两分钟吧,已经听熟了这句:“车向哪边走,我要哪张!”茶房的一句也被我听熟了:“定的哪张睡哪张,这是有号数的!”只看我让步与否了。我告诉了茶房:“我在哪边也是一样。”

    他又对我重念了一遍:“车向哪边走,我就睡哪边!”“我翻着跟头睡都可以!”我笑着说。

    他没笑,眨巴了一阵眼睛,似乎看我有点奇怪。

    他有五十上下岁,身量不高,脸很长,光嘴巴,唇稍微有点包不住牙;牙很长很白,牙根可是有点发黄,头剃得很亮,眼睛时时向上定一会儿,象是想着点什幺不十分要紧而又不愿忽略过去的事。想一会儿,他摸摸行李,或掏掏衣袋,脸上的神色平静了些。他的衣裳都是绸子的,不时髦而颇规矩。

    对了,由他的衣服我发现了他的为人,凡事都有一定的讲究与规矩,一点也不能改。睡卧铺必定要前边那张,不管是他定下的不是。

    车开了之后,茶房来铺毯子。他又提出抗议,他的枕头得放在靠窗的那边。在这点抗议中,他的神色与言语都非常的严厉,有气派。枕头必放在靠窗那边是他的规矩,对茶房必须拿出老爷的派头,也是他的规矩。我看出这幺点来。

    车刚到丰台,他嘱咐茶房:“到天津,告诉我一声!”

    看他的行李,和他的神气,不象是初次旅行的人,我纳闷为什幺他在这幺早就张罗着天津。又过了一站,他又嘱咐了一次。茶房告诉他:“还有三点钟才到天津呢。”这又把他招翻:“我告诉你,你就得记住!”等茶房出去,他找补了声:“混帐!”

    骂完茶房混帐,他向我露了点笑容;我幸而没穿着那件蓝布大衫,所以他肯向我笑笑,表示我不是混帐。笑完,他又拱了拱手,问我“贵姓?”我告诉了他;为是透着和气,回问了一句,他似乎很不愿意回答,迟疑了会儿才说出来。待了一会儿,他又问我:“上哪里去?”我告诉了他,也顺口问了他。他又迟疑了半天,笑了笑,定了会儿眼睛:“没什幺!”这不象句话。我看出来这家伙处处有谱儿,一身都是秘密。旅行中不要随便说出自己的姓,职业,与去处;怕遇上绿林中的好汉;这家伙的时代还是《小五义》的时代呢。我忍不住的自己笑了半天。

    到了廊房,他又嘱咐茶房:“到天津,通知一声!”“还有一点多钟呢!”茶房了了他一眼。

    这回,他没骂“混帐”,只定了会儿眼睛。出完了神,他慢慢的轻轻的从铺底下掏出一群小盒子来:一盒子饭,一盒子煎鱼,一盒子酱菜,一盒子炒肉。叫茶房拿来开水,把饭冲了两过,而后又倒上开水,当作汤,极快极响的扒搂了一阵。这一阵过去,偷偷的夹起一块鱼,细细的咂,咂完,把鱼骨扔在了我的铺底下。又稍微一定神,把炒肉拨到饭上,极快极响的又一阵。头上出了汗。喊茶房打手巾。吃完了,把小盒中的东西都用筷子整理好,都闻了闻,郑重的放在铺底下,又叫茶房打手巾。擦完脸,从袋中掏出银的牙签,细细的剔着牙,剔到一段落,就深长饱满的打着响嗝。

    “快到天津了吧?”这回是问我呢。

    “说不甚清呢。”我这回也有了谱儿。

    “老兄大概初次出门?我倒常来常往!”他的眼角露出轻看我的意思。

    “嗳,”我笑了:“除了天津我全知道!”

    他定了半天的神,没说出什幺来。

    查票。他忙起来。从身上掏出不知多少纸卷,一一的看过,而后一一的收起,从衣裳最深处掏出,再往最深处送回,我很怀疑是否他的胸上有几个肉袋。最后,他掏出皮夹来,很厚很旧,用根鸡肠带捆着。从这里,他拿出车票来,然后又掏出个纸卷,从纸卷中检出两张很大,盖有血丝胡拉的红印的纸来。一张写着——我不准知道——象蒙文,那一张上的字容或是梵文,我说不清。把车票放在膝上,他细细看那两张文书,我看明白了:车票是半价票,一定和那两张近乎李白醉写的玩艺有关系。查票的进来,果然,他连票带表全递过去。

    下回我要再坐火车,我当时这幺决定,要不把北平图书馆存着的档案拿上几张才怪!

    车快到天津了,他忙得不知道怎好了,眉毛拧着,长牙露着,出来进去的打听:“天津吧?”仿佛是怕天津丢了似的。茶房已经起誓告诉他:“一点不错,天津!”他还是继续打听。入了站,他急忙要下去,又不敢跳车,走到车门又走了回来。刚回来,车立定了,他赶紧又往外跑,恰好和上来的旅客与脚夫顶在一处,谁也不让步,激烈的顶着。在顶住不动的工夫,他看见了站台上他所要见的人。他把嘴张得象无底的深坑似的,拚命的喊:“凤老!凤老!”

    凤老摇了摇手中的文书,他笑了;一笑懈了点劲,被脚夫们给挤在车窗上绷着。绷了有好几分钟,他钻了出去。看,这一路打拱作揖,双手扯住凤老往车上让,仿佛到了他的家似的,挤撞拉扯,千辛万苦,他把凤老拉了上来。忙着倒茶,把碗中的茶底儿泼在我的脚上。

    坐定之后,凤老详细的报告:接到他的信,他到各处去取文书,而后拿着它们去办七五折的票。正如同他自己拿着的番表,只能打这一路的票;他自己打到天津,北宁路;凤老给打到浦口,津浦路;京沪路的还得另打;文书可已经备全了,只须在浦口停一停,就能办妥减价票。说完这些,凤老交出文书,这是津浦路的,那是京沪路的。这回使我很失望,没有藏文的。张数可是很多,都盖着大红印,假如他愿意卖的话,我心里想,真想买他两张,存作史料。

    他非常感激凤老,把文书车票都收入衣服的最深处,而后从枕头底下搜出一个梨来,非给凤老吃不可。由他们俩的谈话中,我听出点来,他似乎是司法界的,又似乎是作县知事的,我弄不清楚,因为每逢凤老要拉到肯定的事儿上去,他便了我一眼,把话岔开。凤老刚问到,唐县的情形如何,他赶紧就问五嫂子好?凤老所问的都不得结果,可是我把凤老家中有多少人都听明白了。

    最后,车要开了,凤老告别,又是一路打拱作揖,亲自送下去,还请凤老拿着那个梨,带回家给小六儿吃去。

    车开了,他扒在玻璃上喊:“给五嫂子请安哪!”车出了站,他微笑着,掏出新旧文书,细细的分类整理。整理得差不多了,他定了一会儿神,喊茶房:“到浦口,通知一声!”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谈风》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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