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卷十三上

    宋哲宗一

    丙寅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户部言，，『准敕，府界诸路耆长壮丁之役，欲乞应府界诸路自来有轮差及轮募役人去处，并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损事件，亦依役法增损条施行。』从之。甲辰，监察御史王岩叟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为灾，变异甚大。陛下于天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奸，已悟而复疑，将断而又止也。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莫如茶盐之法，流毒数路。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贼狠戾，陛下反容而留之，此天意之所以未开也。』集贤校理黄廉为户部郎中。廉提举河东路保甲凡六年，虽在团教场，未尝易儒服，故比陕西、河北独不赐战抱。元丰它路保甲拥兵入县镇，贼杀官吏，独河东保甲不为犬吠之盗。司马光闲居，往来陕、洛间，闻河东民言甚美，因熟问治状。吕公著亦言：河东军兴，边民德廉甚厚。故有是除。辛亥，以时雨稍愆，今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躬诣中太一宫集禧观祈祷。朱光庭言：『蔡确、章惇、韩缜不恭不忠不耻。议论政事之际，章惇则明目张胆，肆为辩说，力行丑诋，以害政事；蔡确则外示不校，中实同欲，阳为尊贤，阴为助邪；韩缜则每当议论，亦不扶正，唯务拱默，为自安计。』癸丑，太皇太后驾出祈雨。丙辰，上幸大相国寺祈雨。侍御史刘挚言：『臣累弹奏宰臣蔡确，乞行罢免，至今未蒙指挥。今再论安危所系之大体。伏自圣明临御之始，首起司马光，使之执政。光以至诚直道，独行孤立，庙堂同列，略无诚心助光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利于己也。陛下虽有仁惠之政，为确等所艰难，而不得纯被于民。下则士大夫虽有忠义之节，为确等所胁制，而不得自竭于君。今光病羸已甚，万一不能支持，则陛下之仁政遂不立矣，生民之疾苦遂不复苏矣!』产部言：相度河北盐法所言，乞废罢见行新法，复行旧法通商。从之。司马光以疾谒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属，移书三省曰：『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张者，莫如免役钱。光见欲作一文字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同心协力与赞成。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苏息疲民，先须十八路各得好监司一两人，忠厚晓事，忧民忘私，使之进贤退不肖，兴利除害。前日所草监司资格及委官荐举文字，愿诸公坚执此格，始为有益也。国家所赖为根本者，莫若农民，农民者衣食之原，国家不可不先存恤也。』又手书与吕公著曰：『比日以来，物论颇讥晦叔谨嘿太过。此际复不廷争，事蹉跌则入彼朋矣。愿勉旃勉旃！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惟国事未有所付，今日属于晦叔矣。』

    二月辛酉，诏：『大名府自经水灾，民田多渰浸，耕种未得，人户艰食。可委安抚使韩绛询访赈济』。

    《大事忆》曰：『此祖宗以仁立国之意，暂息于熙宁而复续于元祐。使元丰、紹圣相传袭，中间无元祐数年之泽，则靖康之祸，岂止如今日之所叹哉!

    乙丑，命宰臣蔡确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以邓温伯、陆佃并为修撰官，林希、曾肇并为检讨官。先是，司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此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此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事发则挈家亡去，此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此其害四也。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此其害五也。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免役钱并罢，其诸色役钱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定差[1]，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乡有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若犹以为衙前户难以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在屋业者，并令随贫富分等第出助役钱，遇衙前合当重难差遣，即行支给。』乙丑，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奏。初议役法，蔡确言：『此大事也，当与枢密院共之。』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丙寅，刘挚弹奏蔡确、章惇，章十余上。丁卯，诏内外待诏大中大夫以上，各举曾历一任已上、聪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监司者二人。若到官之后才识昏愚，职业隳废，荐才按罪，喜怒任情，并举者加惩责。韩维言：『范镇往在仁宗朝尝为谏官，率先群臣，首唱大义。择宗室之贤，预建储副，以安国本。凡上章者十九，贻执政书者二。献《大合祭赋》者一，所言忠切，至忘其身。自此大臣始继有论奏，英宗皇帝遂自藩邸入继大统。先帝追录忠言，如文彦博、富弼，皆身被褒宠，赏延其嗣；刘沆、王尧臣虽已殁，犹推恩官其子，而恩赏独不及镇。伏望圣慈察镇先识首议，有劳宗社，特降明诏，褒显厥功，使天下知朝廷之行信赏，虽久而不废，人臣之抱忠计，虽隐而必录，足使为善者劝，上助风化。』司马光以病在告，亦移书三省，趣同列进呈。维疏优与推恩。己巳，以光禄大夫致仕范镇为端明殿学士致仕，仍以镇子平西县令百揆为宣德郎。

    二月辛未，刘挚试御史中丞。诏起居舍人依旧制，不分记言动。癸酉，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右司谏苏辙始供职。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则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其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忘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甲戌，上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臣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司马光言：『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有小小利害未备，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

    《讲义》曰：仲淹主事，所以行之而遽变者，以章得象为相而仲淹为参政也。司马光所以能变新法于数月之顷者，以光为左仆射而其权重也。使天假之年得以尽行其志，则岂有后日之祸哉？

    苏辙言：『蔡确憸妄刻深，韩缜识暗行污，章惇虽有应务之才，难以独任。司马光、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迨心。至若张璪、李清臣、安焘，皆斗筲之人。愿早赐罢免，别择大臣负天下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者代之。』先是，知枢密院章惇言：『近奉旨与三省同进呈司马光乞罢免役行差役事札子，臣晓夕反覆看详，方见其间甚多疏略。光初言上户以差役为便，以出免役钱为害。到十七日札子内，却言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旬日之间两入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必是讲求未得审实，率尔而言。以此推之，措置变法之方，必恐未能尽善。」惇又常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八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御史中丞刘挚言：『窃虑五日之内，仓猝难了。乞特与展限作一月。』右司谏苏辙言：『窃见州县役钱，所在例有余剩，犹足支数年。欲乞将见在役钱臣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却于今年之内催督诸处审议差役，令的确可行，更无弊害。』始，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余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

    《国是论》曰：司马光在元祐改免役法，蔡京知开封府，即日改为差役，光乃不疑其异而称之。杨畏改熙丰而从元祐，吕大防喜其材，苏轼，苏辙亦不疑其事已而荐之，卒之叛元祐者，畏与京也。安石欲人同己而能恶翻悔之人；元祐诸贤善安石之失而反用翻悔之辈，然则欲人同已之言，未可专以责安石也，持天下之衡者难矣哉!

    尚书左丞吕公著札于：『勘会司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今章惇所上文字，大率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望选差近臣三数人，专切详定闻奏。』是日，诏：『司马光建明役法，尚虑其间未得尽备，宜差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切详定以闻。」初，范纯仁自庆州召入，闻光议复行差役法，纯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盖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有司之事，所谓宰相，当为天子搜求贤才，布列庶位，则法度虽有不便于民者，亦无所患。苟不得人，则虽付以良法，失先后施行之次，亦足以为民病矣。』光弗听。纯仁叹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复折简遗之曰：『此法但缓行而熟议则事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今公宁欲扰民而且将疏略之法使谬吏遽行，则其扰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以愚思之，不类公之所举。今纯仁画计不改公之法，而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扰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弗听也。

    吕中曰：世率谓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段为便。荆公、温公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然差、雇二役轻重相等，利害相半，非关于风土然也，盖尝推原二法之故矣。夫差役之法行，民虽有供役之劳，亦以为有田则有租，有租则有役，皆吾职当为之事，无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门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宫网费用责之供，农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农民免任，则民乐于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虽出役之直而阖门安坐，可以为生生之计，亦无怨也。其可去者，宽剩之过数耳。实费之用固所当出，额外之需非所当诛。苟以宽剩之数散而不剑，下户免常，则乐于雇之说矣。因其利而去其害，则二法皆可行也。然士夫进用于熙宁之时以雇为是，进用于元祐之时以差为得。公心不立，随声是非，可叹也。善乎史氏之言曰：『苏、范、温公门下士，以差役为便；章惇、荆公门下士，以雇役为未冬。虽贤否不同，各不私所主。若蔡京则贤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信哉斯言。

    闰二月己丑朔，王岩叟尝入对，极言蔡确阴邪巧佞，祖宗遗戒不可用炎人，两汉以来，仗节死义、立功立事，皆中原人。上曰：『为是旧臣。』岩叟曰：『熟非旧臣？』上曰：『近日颇旱。』对曰：『以圣德如此，无致灾变之理，惟是执政间有此人，所以致旱。』上曰：『待便行。』庚寅，蔡确知陈州，从所请也。台谏累有章疏论确，朝廷讫不肯正其罪，世以为恨云。司马光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光方以疾再乞宫观，未报而有是命。光固辞，不许。诏已差官详定役法，各递与限两月，体访的确利害闻奏。先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天下钱谷皆总于三司。自改官制以来，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不能尽知天下钱谷之数，无由量入为出。欲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诸州钱谷、金帛，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欲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如此，则利权归一。』是日，诏尚书省立法。命宰臣司马光提举编修神宗皇帝实录。司马光言：『天圣中，诸路止各有转运使一员，亦无提点刑狱。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诸路始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增转运副使、判官等，皆选年少资浅轻俊之士为之。』诏诸转运使只置使一员，副使或判官一员。其诸路提举官并罢。提点刑狱分两路者合为一路，共差文臣两员。本路钱谷财用事，悉委转运使；刑狱、常平、兵甲、贼盗事，悉委提点刑狱司管干。丁酉，王岩叟入对：『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则奸人有以迎意进说。』又奏：『乞察贤不贤，去留不可缓。贤者亦留，不贤者亦留，贤者耻而不乐为用。』上曰：『何如得民一归厚？』岩叟曰：『示以厚则民归厚，示之一则民归一，顾在上者何如耳。』又奏：『圣人不以无过为美，而以改过为美，不以无谏为美，而以从谏为美。」又奏：『两宫垂帘，杜绝内降。』太皇太后曰：『这个则极是，决然不到得，不消忧也。』刘挚言：『保甲罢团教，臣窃有私忧过计者。夫乡野之民，其性易于转习。今之保甲，衣必华细，食必酒肉，固已变其向者布麻粗粝之习矣。群众而笑喧，奋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鲁劳苦之习矣。臣愚以为宜有法以敛制之，若保甲之技艺强弱高下，州县皆有等籍。今按取优等之人，取其情愿，刺以为本州禁军，自余中下艺等亦召愿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为弓手、手力、耆户长之役。』苏辙言：『愿于元丰库或内藏库乞钱三十万贯，上以为先帝收恩于既往，下以为社稷消患于未萌。河北之民喜为剿劫，近岁创为保甲，驱之使离南亩，教之使习凶器，今虽已罢，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复锄，酒肉之口不可以复茹蔬。既无所归，势必为盗。故臣愿乞三十万贯为招军例物，选文武臣僚有才干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诸路，于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为禁军，随其人才，以定军分。』刘挚言：『知枢密院章惇素无才行。近者差役乃是三省、枢密院同共进呈，惇果有所见，当于是时敷陈讲画。今待敕命宣布，方始退而横议。惇非不知此法之是与非也，盖宁负朝廷而不忍负安石，欲存面目以见安石而已。』甲辰，刘挚言：『臣伏见户部尚书曾布在熙宁初，王安石托以腹心，故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造于布之手。臣时为御史，曾以此告之于先皇帝曰：「大臣误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盖指布辈也。』朱光庭奏：『今日庙堂之上，司马光未出，只有吕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余皆奸邪。伏望圣慈早进范纯仁，庶得贤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辅圣政。』程颐为校书郎。先是，王岩叟言：『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頤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顥俱以德名显于时。陛下方欲用颢而颢卒，陛下复起颐而用之，四方俊乂莫不翘首乡风，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处之者当否。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诏英州编管人郑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书吏部先决注旧官与合入差遣，从监察御史孙升、左司谏苏辙所奏也。辛亥，诏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宜解机务，可守本官知汝州，与放谢。其制辞曰：『鞅鞅非少主之臣，硁硁无大臣之节。』言者既数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与同列于帘前争论喧悖，有『它日安能奉陪吃剑』之语，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王岩叟尝入对言：『治天下之道无他事，只在合人心而已。』上曰：『会得。』岩叟曰：『既荷陛下听纳，臣等不敢不极尽忠虑，惟在陛下久而不厌，常赐收采。』上曰：『甚善。』乙卯，同知枢密院事安焘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兼侍讲范纯仁同知枢密院。权给事中王岩叟言：『伏睹画黄，除同知枢密院安焘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者。臣谨按：焘资材阘茸，器识暗昧，立朝以来，无一长为人所称。焘之不才，旧位且非所据，况可冠洪枢，颛兵柄？所有画黄谨缴连封进。其范纯仁除命，伏乞分为别敕行下。』岩叟又言：『臣两次论驳除安焘，窃闻已有指挥，门下省更不送给事中书读，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夺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夺也；身可忘也，而爱君之心不可忘也。陛下既重改成命，必欲施行，则愿指挥别差官权给事中，以全孤臣之守。』苏辙言：『安焘自同知枢密院除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孙觉言：『安焘材能不为士大夫所称，臣以为岩叟封还，稍为举职。』刘挚奏：『焘备位执政以来，未闻有一善见称于人，亦不闻有一言少补于国。』又同孙升奏：『伏闻除安焘事，因给事中两次封驳，特降指挥，更不送本官书读，直下吏部施行。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门下书读省审而后行，所以审重防察，示至公于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驳不当，遂废给事中职业不合书读，则是命大臣而以私矣。私门一开，将何以振肃公道，维持纪纲乎？』丙辰，左司谏王岩叟、右正言朱光庭进对，太皇太后曰：『知卿等公正，朝廷有阙失，一一言来，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垂帘，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时。若非台谏公正忠孝及执政得人，一耳目何由得尽天下事？卿驳安焘甚当，但以顾托，不欲尽去。』又曰：『神宗时，执政若一一进言，安得有今日天下许多事？』又曰：『知人为难，尧舜犹病之。』又曰：『民间已苏息未？爱民当如赤子。』丁巳，安焘辞免新命，不允，敕黄付岩叟书读，岩叟又封还。诏：『应内外见监理市易官钱，许以纳过息罚钱充折。如已纳及官本，即便与放免。并坊场净利钱亦依此。或正身并保人孤贫者，权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余分限三年，随夏税带纳。』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君子小人之分辨则王道有成，邪正杂处于朝则政体不能纯一。太皇太后保佑圣嗣，安养生民，召用一二旧老，与之裁正法度，缉正纪纲，然大臣之异议者，则不能尽诚竭力，以称太皇太后之意。推原其情，盖有三说，一曰先帝之法岂可遽改；二曰国家用度至广，非取于民何以足；三曰司马光老且病，将不能终其事。当熙宁、元丰之际，小人之党棋布于天下，争利者争敛财，急功者争用兵，结民怨，起边祸，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无所补报而有以成之。』

    三月己未，左司谏王岩叟言：『陛下用范纯仁虽骤，何故无一人有言？盖赏贤也。一进安焘，则谏官御史交章论奏，盖非公望所与也。今进一非才于极高之位，轻朝廷名器，一当论也；告命不由门下书读而行之，损朝廷纪纲，二当论也。』庚申，刘挚言：『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陛下何故自隳典宪？』庚申，详定役法所言：『乞下堵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司马光言：『伏睹朝廷改科场制度，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今国家大议科场之法，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气》、《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谷粱》、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光以奏蒿示范纯仁，纯仁答光曰：『《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纯仁更有一说：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议。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更俟众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责议者少矣。[2]光欣纳之。戊辰，苏辙言：『陛下用司马光为相，虽应务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贤愚同敬。至于韩缜，以屠沽之行使与光同列，以臣度之，不过一年，缜之邪计必行，邪党必胜，光不获罪而去，则必引疾而避矣。去岁辽使入朝，见缜在位，使副相顾，反唇微笑。缜无状，举祖宗七百里之地无故与之。北辽地界之谋出于耶律用正，今以为相。辽以辟国七百里而相用正，而朝廷以蹙国七百里而相填，臣愚所未喻也。』庚午，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常文士，少吏干。或疑其不胜任，以问司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望风，揞刻之患，庶几少患。』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起居舍人苏轼免试为中书舍人[3]。军器监丞王得君添差监亳州永城县仓。先是，得君上书言：『应臣僚上章与议改法，但许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诏曰：『予方开广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无状若此，可罢职，与外任监当。』司马光言：『今计论经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合为二十卷，名曰《稽古录》。伏望看详，送秘书省正字范祖禹筹令缮写上进，候读祖宗宝训了日，乞取此书进读。』从之。

    三月壬申，诏安焘坚辞知枢密院事，特依所乞，依旧同知枢密院事。刘挚、吕陶进对，太皇太后宣谕曰：『近除胡宗愈、苏轼如何？』挚等对：『甚合公议。』又曰：『尽是此中自除，兼苏轼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滞。』又曰：『每执政来，常说与凡差除须是公正，外人自无言语。』礼部尚书韩忠彦等言：『今参详如有祥瑞边捷，宰臣已下紫宸殿怀贺。』诏刘挚、王觌、刑部郎中杜纮将《元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挚言：『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削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难犯，放至筒至直而足以尽天下之理。后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尖也，故多张纲目，而民于是无所措其手足矣。世轻世重，惟圣为能变通之。』己卯，司马光言：『圣旨问臣程颐上殿当除以何官职，臣窃惟崇政殿说书足为超擢。』辛巳，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颐进札子三封，一曰：『皇帝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朝廷遴选贤德之士以待劝讲，讲读既罢，常留二人直日，夜则一人直宿，以备访问。』其二曰：『三代必有师傅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只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择内臣十人充经筵衹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其三曰：『窃见经筵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刘挚言：『布衣程頤之逊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今有誉而不试，每辞而加进，臣于是知颐之不敢受也。若颐者，特以迁阔之学邀君索价而已。乞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养其亲，又使受之有义。廉耻不立于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当于义，则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为事，岂不重哉』颐卒留经筵，挚所言不用。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颐闻帝宫中盥而避蚁，因讲毕，请曰：『推此心以及四诲，帝王之要道也。』帝称善。孙觉言：『韩缜不可用为相，臣所闻所见者凡十有二，实封而上进者八九，登殿而口陈者再，而臣所言犹未效。』王岩叟又言：『韩缜无天下之望。』

    夏四月己丑，右仆射韩缜为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内批：『缜自以为不才，恐妨贤路，故乞出。视矜功要名而去者，缜得进退之体，故有迁官之异。宜于制词中声说此意。』矜功要名，盖指蔡确、章惇也。诏赐守太师致仕文彦博肩舆赴阙，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马光除左仆射，固辞以疾，乞召用彦博。及将罢韩缜，太皇太后以御札付光，欲除彦博太师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光奏：『彦博官为太师，年八十一。臣比彦博，乃是后进，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伦也。』不听。王岩叟奏乞罢三舍法。苏辙言：『礼部欲复诗赋，司马光乞以九经取士，二议并未施行。欲乞先降指挥，明言来年科场一切如旧，但所对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罢律义。然后徐议，未为晚也。』从之。御史上官均言：『请令学者各占三经，杂以《论语》、《孟子》，不必专用新义。试策以二，一问历代，一访时务。』后诗赋与经义讫参用云。司马光乞令提点刑狱司指挥逐县令佐专一体量乡村人户有阙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报，即将本县义仓及常平仓米谷直行赈济，将来夏秋成熟，令随税送纳：一斗只纳一斗，更无利息。逐县令佐有能用心存恤并不流移者，优与酬奖。其全不用心赈贷，致户口多有流移者，取勘闻奏。三省进呈，依奏。癸巳，荆国公王安石卒。司马光手书与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扆前力主张更，全仗晦叔也。』三省言：『尚书六曹职事闲剧不等，今欲减定：以主客兼膳部，职方兼库部，都官兼司门，屯田兼虞部，定为三十五员。』从之。

    五月丁巳朔[4]，吕公著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先是，执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故为长者得以专决，同列难尽争也。光尝恳确欲数会议，庶各尽所见，而确终不许。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为故事。河东节度使、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文彦博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诏令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如遇有军国机要事，即不限吋日，并令入预参决。韩维守门下侍郎。苏辙言：『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享天地，从祀百神。自后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礼。丁卯，刘挚言：『学校之制，主于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欲望罢不许相见之禁，教诲请益，听其在学往还。』戊辰，诏孙觉、顾临、程颐同国子监长贰看详修立国子监太学条制。乙亥，右司谏苏辙言[5]：『吕惠卿怀张汤之辩诈，兼卢杞之奸凶。王安石初任执政，用为心腹。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雠敌。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扼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致死地，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肝，托妻子，平居相结，惟恐不深。一日一争利，遂相抉擿，不遗余力，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乞陛下断自圣意，略正典刑，纵未以污斧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以御魑魅。』先是，刘挚言：『王安石以道义文学起而辅政，先帝举天下听之。吕诲独以为不然，曰：「安石居庙堂，天下必无安静之理。」又曰：「误天下苍生必此人。」诲坐是贬官于外，后安石变乱祖宗法度。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皆如诲言。欲望哀其志节，特赐褒赠。』吕大防、范纯仁言：『吕晦忠于先朝，极陈谠论，致忤时宰，谴死外藩。今其家贫甚，诸子仕于常调。』诏诲特赠通议大夫，男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

    六月，刘挚言：『吕惠卿公违诏敕，擅出师旅，其罪不可以不治。』王岩叟言：『陛下登极赦书，不得侵扰外界。吕惠卿两次擅发兵入西界，不可不诛也。』苏辙言：『中外士大夫见惠卿独得不诛，皆谓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螘，脱遗鲸鲵。』诏自今科场程试毋得引用《字说》，从林旦言也。吕惠卿落职，降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韩川言：『市易之设，虽曰平均物直，不免货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补所费。请结绝见在物货，尽日更不收买。』从之。王觌言：『先帝令常平钱斛存留一半，遇斛米价贵，减市价出粜，收成时，添市价收籴，诚务在于平谷价。郡县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于为利，故于青苗新令则竟务力行，于粜籴旧条则仅同虚设。伏望朝廷罢散青苗钱，行旧常平仓法，以成先帝之素志。』丙午，王岩叟、朱光庭、苏辙、王觌等言：『吕惠卿罪恶，责授分司南京。窃以执鲸鲵于漏网，稍正邦刑；蓄虎豹于近郊，终贻后患。臣等岂不知降四官、落一职为分司官，在于常人不为轻典乎？盖以尧之四凶、鲁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当复用常法治也。』戊申，吏部尚书孙永等议：『神宗辅相之臣，有若文忠、富弼，秉心直亮，操术闳远。历事三世，计安宗社。以配享神宗皇帝庙廷，实为宜称。』诏从之。初议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吴充。太常少卿鲜于侁曰：『勋德第一，惟富弼耳。』辛亥，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佥书公事。从谏官王岩叟等四人所奏也。苏轼草制词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已共为欺君，喜则磨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贼狼籍，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交，止为疑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甲寅，诏曰：『先帝讲求法度，爱物仁民，而缙绅之间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边事，或连起犴狱，久乃知弊，此群宵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惩革也。敕正风俗，修振纪纲，盖不得已。况罪显者已正，恶钜者巳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应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状者，一切不问，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归美俗。』始邓绾责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下诏慰存反侧，吕公著以为当然，遂从之。或谓公著曰：『今除恶不尽，将贻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乙卯，祟政殿说书程颐上疏曰：『臣以为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已。周公作立政之书，举常伯至于缀衣，虎贲以为知恤，兹者鲜一篇之中，丁宁重复，惟在此一事而已。《书》又曰：「仆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仆从，罔匪正人。」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离正人也。盏所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故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思虑偏好生于内，众言辩口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也。今讲读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职，独臣不领别官，近差修国子监太学条制，是一兼也。乃无一人专职辅导者，执政之意可见也。盖惜人材，不欲使之闲尔。又以为虽兼他职，不妨讲读，此尤不思之甚也。今夫钟，怒而击之则武，悲而击之则哀，诚意之感然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斋戒而告君者，何谓也？臣前后两得进讲，未尝敢不宿斋，豫戒潜思存诚，觊感动于上心。若使营于职事，纷纷其思虑，待至上前然后善其辞说，徒以颊舌感人，不亦浅乎？此理非知学者不能晓也。今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罢，且乞免臣修国子监条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诚，专在辅道。陛下擢臣于草野之中，盖以其读圣人书，闻圣人道，臣敢不以其学上报圣明？窃以圣人之学不传久矣，臣幸得之于遗经，不自度量，以身任道。不虞天幸之至，得备讲说于人主之侧，诚使得以圣人之学上沃圣听，则圣人之道有可行之望，岂特臣之幸哉？』

    《讲义》曰：人主之学，非徒涉书史而已，凡起居动作之间，无非学也。讲学之地，非徒曰经筵而已，凡宫闱之中，九重之邃，无非学也。讲学之人，非徒曰师保而已，凡侍御仆从，■衣趣马，无非正人而后可也。是以古先圣王兢兢业业，虽在纷华波荡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对神明，如临渊谷。虽深居禁密之地，而凛然若立乎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叶以天子之尊周旋讲读之间，而视若严师父之临乎其前，此学之所以成也。伊川经筵之说，其古今圣贤之端本培根乎？

    秋七月丙辰朔，尚书省言：『旧制，中外学官并试补。』诏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司业各举二员，宜罢试法。苏轼奏论衙前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尝白司马光，光不然之。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不悦而罢。辛酉，宰臣司马光言：『知人之难，圣贤所重，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可为师表科，二曰可备献纳科，三曰可备将帅科，四曰可备监司科，五曰可备讲读科，六曰可备顾问科，七曰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科，九曰善治财赋科，十曰能断请谳科。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从之。乙丑，夏国主秉常卒。左仆射司马光等言：『欲乞今后凡有诏令降付尚书省者，仆射、左右丞签讫，分付六曹誊印，符下诸司及诸路、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书省，仆射、左右丞签讫，亦分付六曹，本曹尚书、侍郎及本厅郎官次第签讫，委本厅郎官讨寻公案，下笔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书。非六曹所能专决者，听诣仆射、左右丞咨白，或申都省，或上殿取旨。若本曹显不当即行纠劫。所贵上下相承，各有职分，行遣简径，事务办集。』上官均亦奏：乞尚书省事类分轻重，某事关尚书，某事关二丞，某事关仆射。从之。是月，刘挚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诏改复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敝，并用旧制施行，曾未累月，复变为青苗之法。其后又下诏切责首议之臣，而敛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之？且改之易之诚是耶，君子犹以为反令，况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过举于天下，则曷若谨之于始乎？』辛卯，司马光札子：『勘会青苗钱利民甚少，害民极多。今欲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其青苗钱更不支依，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除放，只一元支本钱随见欠多少，分作料次，随税送纳。』诏从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育苗钱。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皆不报，光寻具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者，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朝，于帘前争曰：『不可。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太皇太后谕辅臣曰：『谏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当。』司马光言：『朝廷近诏臣僚举可任监司者，既令各举所知，必且试用，待其不职，然后罢黜，亦可并坐举者。』吕公著曰：『举官虽是委人，亦须执政审察人材。』光曰：『自来执政只于举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韩维曰：『光所言非是，岂可直信举者之言？今不先审察，待其不职而罚之，甚失义理。』公著曰：『近来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资格。』光又曰：『资格岂可少？』维又曰：『资格但可施于叙迁，若升擢人材，岂可拘资格？』司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竭告，自是不复入朝。

    八月己亥，王岩叟、朱光庭入对延和殿，岩叟进札子，论及人材之难。上曰：『只为难得全者，有材者无德，有德者无材。』对以为：『执政大臣须当用材德兼备者，自余各随合用处用之。若当局务之任，则用材可也；若当献纳论思之地，须用德方可。』帘下甚然之。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颐再辞之，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尝质钱使，或疑禄薄，问知，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寻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頤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为朝廷待士，便当廪入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苏辙言：『上官均上言，极论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给舍、左右司看详施行。臣伏见今之自文职人流者凡四：进士、补荫与夫纳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计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纳粟、胥吏不如补荫，补荫不如进士、武举。又进士科所谓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滥者，但曾一次预荐，仅及三十年即该推恩。臣以为有可罢者，纳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资萌胥吏是也。』

    九月丙辰朔，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光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

    吕中曰：天将禄人之国，必先祚其君子。天将以元丰为元祐，则使司马光获相于初元。天将使元为祐紹圣，則不使司马光慭遗于数岁。当是时，新法已多变夹，然君子未尽用也，小人未尽去也。公薨于今日，而党议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则君子尚有所立，必无朋党之祸，必无报复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

    太皇太后闻其丧，哭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明堂体毕，皆临奠。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辽中者，辽必问光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切毋生事开边隙。』及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画其像刻印鬻之，时画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苏轼尝论光所以感人心、动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君子谓轼知言。轼尝载光语晁补之曰：『吾无过人，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始光当国，悉改熙宁、元丰旧事。或谓光曰：『旧臣章惇、惠卿辈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朋党之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谓光之勇，孟轲不如。若曰当参用熙、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光所不取也。

    《大事记》曰：变熙宁之法者，乃神宗末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论也。司马光谓『先帝之法善者，叶百世不可改。若安石、惠卿等所建，非先帝意者。改之当如拯焚救溺。』此正孔子三年无改于道之本旨也。然谓太皇以母改子，则它日章、蔡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说进者，此绍述之论所由起也。当时吕公著之言曰：『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俱非朝廷本意。当一切罢去。』则是当变之法，皆出于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则无绍述之虑矣。

    吕公著又谓：『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少取宽剩之数，别无下户虚纳之患。保甲之法，只令农隙教刁，则不至有妨农之惠。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此以所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推此意而行之，则无反覆之虑矣。故曰：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尽去，而熙、丰之法则不可以尽变。去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則不容以太急。膏苗、均输所可罢，而雇役之法未可以遽罢也。保马、户马所可罢，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罢也。新经字法可度，而取经义先论策之意不可废也。然司马光之变法如拯焚救溺，四患未除，死不暝目。至于言朋党之祸，則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此又司马光至诚至公之心质之天地而无愧也。后世闻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己未，荐享景灵宫。辛酉，大享明堂。丁卯，苏轼为翰林学士，鲜于侁为左谏议大夫，梁焘为右谏议大夫，苏辙为起居郎，王岩叟为侍御史，朱光庭为左司谏，王觌为右司谏。诏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纳免役钱，并与减放五分，余并全放。仍自元祐二年为始。傅尧俞言：『资助役人，臣未敢详定。如以差法为非，自可复为雇法，不须无事徒此纷纷。』己卯，中书侍郎张璪为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郑州。台谏章交上几十数，璪乃请外，竟从优礼罢去。孙升奏：『祖宗之用人，如赵普、王旦、韩琦，此三人者，文章学问不见于世，然观其德业器识，功烈行治，近世辅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为一代文宗，进居大任，趋近利，无远识，施设之方一出于私智。由是言之，则辅佐经纶之业，不在乎文章学问也。愿陛下选任左右辅弼，必先乎德业器识，无取乎文学声名。』贴黄言：『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今为翰林学士，可谓极其任矣。若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

    冬十月丙辰，鸿胪卿孔宗翰奏：『先臣孔子之后世袭封爵一人。欲乞今后不使袭封之人更兼它职。』臣寮言：『孔子庙貌，国家之所常奉。欲厘定典礼，命官以司共用度，立学以训其子孙，则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合袭封衍圣公，专主祠事，添助田百亩供祭祀，赐书，置教授一员。改衍圣公为奉圣公，及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颁赐施行。』从之。乙巳，赐范镇诏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冲，譬之麟凤能服猛鸷。朕虚怀前席以致诸老，非敢必以事诿也。苟得黄发之叟皤然在位，则朝廷尊严，奸宄消伏。卿虽笃老，乃心王室，毋惮数舍之劳，以副中外之望。已降敕落致仕，除兼侍读。诏书到日，可发来赴阙。』戊申，宗正寺丞王巩奏：『宗正寺条例，皇帝玉牒十年一进，修玉牒官并以学士典领。玉牒自范镇等一进之后，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类谱》自张方平庆历年进书之后，仅五十年，并无成书。请别立法：宗正寺修纂寺书，其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缴进。如会问未足，不得过进期两季。类谱等亦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类聚修纂成书进呈。』从之。刘挚言：『太学条例独可按据旧条，考其乖戾太甚者删去之。若乃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非以无补，而又有害。欲望圣慈指挥罢修学制，所止以其事责在学官、正录以上，将见行条制去留修定，所贵因革不失其当。』挚言：『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盖指程颐也。颐所立条制，辄为礼部疏驳，颐亦自辨理，然朝廷讫不行。 十一月乙卯，礼部言：『将来冬至节，命妇贺坤成宫例改笺为表。』从之。程颐建言：『神宗丧未除，节序变迁，时思方切。恐失居丧之礼，无以风化天下。乞改贺为慰。』不从。

    戊午，刘挚为中大夫、尚书右丞，吕大防守中书侍郎，傅尧俞为御史中丞，仍兼侍读。戊寅，起居郎苏辙、起居言舍人曾肇并为中书舍人，肇仍充实录院修撰。王岩叟言：『肇天资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权用事，朝廷美爵，如取于家，故肇因缘得窃馆职，素无吏能而擢领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实录。』岩叟凡八上章，皆不听。范镇提举崇福宫，以镇力辞新命也。朝廷起镇，盖欲授以门下侍郎，镇固不欲起。又移书问其从孙祖禹，祖禹亦劝止之，镇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为者，司马君实已为之，何用复出也』御史中丞傅尧俞初视事，与侍御史王岩叟同入对。上谕尧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执政，以卿公正不避权贵。如朝政阙失，卿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张。』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下议。从之。吕陶言：『保甲之法虽已更张，犹有二弊。』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从陶请也。

    十二月庚子，傅尧俞、王岩叟同入对。太皇太后问曰：『天下政事如何」尧俞称善。

    又曰：『保甲、保马须是先罢，其余闲慢者且休，嫌于更改太猛。』岩叟进曰：『若果是闲慢则可，若于民有害，则亦不可不改也。』应曰：『害民则须改。』岩叟进第一请废葭芦、吴堡二寨札子，尧俞奏曰：『大率昨来新取者城寨皆可废。』太皇太后曰：『此尽是向来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施行。』遂进第二言曾肇札子。上曰：『且安心言事，待这里主张。』岩叟进曰：『若言事省力，则不在陛下主张，只缘有如此之难，所以须赖人主主张耳。』壬寅，朱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人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谓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

    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今来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反以偷刻为议论。乞特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轼闻而自辩，诏追回放罪指挥。傅尧俞、王岩叟各上疏论轼，吕陶言：『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友而亲，苏轼常戏薄程颐，光庭为程颐报怨也。」』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校勘记

    [1]役钱  《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九《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作『役人』。

    [2]少矣  原脱『少』字，据《长编》卷三七一补。

    [3]起居舍人  原作『为起居舍人』，『为』字衍，据《长编》卷三七一删。

    [4]五月  原作『丑月』，据《长编》卷三七七改。

    [5]右司谏  原作『官司谏』，据《长编》卷三七八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