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与中国历史重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书写，但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新史学的输入，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歧。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如章炳麟、梁启超等就开始考虑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建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只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们的这些认识除了体现在夏曾佑那本并不太成熟的《中国古代史》之外，似乎还没有多少理想的成果。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方才相继出现张荫麟、钱穆等人的中国通史著作，尝试着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构。

    张荫麟是民国时期的天才史学家，具有极高的天赋，思想深刻、功底扎实，曾经受到梁启超、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家器重，给予相当高的期许，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张荫麟与钱钟书齐名，他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国史纲》虽说是个未完成的作品，但却使中国新史学别开生面，使中国历史的书写与重构走上正轨。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自己民族的历史饱含温情与敬意，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以丰富可信的历史文献作依托，以轻松自由、流畅粹美的文字，以举重若轻的行文风格描述了远古中国至东汉初年的历史。全书没有繁琐冗长的引文考据，没有故作高深的新奇道理，作者只是以行云流水的文字如实讲述那段历史那些故事，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获取新知，增长见闻。

    作者能够有这样的表达，这样的成就，当然与其所受教育有着直接关系。张荫麟生于1905年，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张荫麟有着良好的家庭环境，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翌年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肄业。入学仅仅半年时间，张荫麟就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说质疑》，就中国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是老子更老还是孔子更老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直接质疑对象是著名学者梁启超。

    张荫麟的这篇文章受到学界重视，也得到了梁启超的激赏。由此，张荫麟开始在学术界如鱼得水，仅仅几年时间就在当时各有名刊物诸如《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等上面发表四十多篇论文，在范围上几乎涉及了整个中国史。这些论文使张荫麟少年得志，暴得大名，迅即被一些八卦人物列为清华“文学院四大才子”之一（另外三人为钱钟书、吴晗和夏鼐）。

    1929年，张荫麟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业，因成绩优异可堪造就旋被选派公费赴美留学，入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使其学术眼界和学术方法又获得了一次大提升。短短四年，张荫麟完成了应修课程，获得了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返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哲学系讲师，兼任北大历史、哲学系课程，成为当时国内新史学的中坚人物和学术新秀。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教育部在规划高中历史教材时，因傅斯年推荐，邀请张荫麟执笔撰写中国史，这就是《中国史纲》的来历，时在1935年，即张荫麟回国第二年。

    按照作者的计划，《中国史纲》是一部多卷本著作，现在留给世人的只是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可惜作者英年早逝，天不假年，这部未完之书竟然成了绝响，成为史学天才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著作。

    根据教育部规划，这部高中生阅读的中国历史，由张荫麟拟定写作纲目，将中国几千年历史分解为数十个专题，然后由他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写作。汉代以前由张荫麟亲自操刀，唐以后按照计划由吴晗负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交给千家驹去编写，近百年来的中日战争和中日关系，则由对中日关系有很深研究和资料积累的王芸生负责。各方面负责者将稿子完成后再由张荫麟按照总体构想统筹改定，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个良好规划并没有获得执行，只有张荫麟本人在1940年初完成了自己承担的东汉之前这部分。

    《中国史纲》开始写作，据张荫麟的说法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两年即1935年，完稿时间在全面抗战开始三年后即1940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这部书当然难以避免时代影响，对于这一点张荫麟并不忌讳。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现在发表的这部《中国史纲》是一部用新思想新的史学观念写作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来说，还是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这部书都是恰当其时。

    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在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意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作登山，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个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1930年代的十年可以算作一个新纪元中的一个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传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学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但不幸的是新的史学工作在战时不得不大受限制。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张荫麟觉得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汇集起来，综合出来，并在种种新的史观提示指导下，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也许是这个特殊时代的恩赐，也许是史学家应有的责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是应该的，问题主要在于究竟应该怎样写，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一种取舍标准。换言之，中国通史不可能容纳全部的中国历史事实，不可能将什么事情都写进去，一定要有取舍，一定要有放弃，否则细大不捐，这就是不是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而是供人查阅检索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了。当然，反过来说，中国通史也不能是历史学家凭借记忆或涉览所及，或个人兴趣而决定取舍。这对于许多写作者来说，或许便捷，但也不是理想的通史。

    所以在张荫麟看来，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当然是能够提纲挈领，只能记录和讲述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至于什么样的事情才重要，张荫麟根据东西方历史学实践提出五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张荫麟叫做“新异性的标准”。所谓“新异性”，其实说的就是“内容的特殊性”，就是在历史上的是否具有新意，由此而讲究的是“社会动力学”而不是“社会静力学”，所以记录到通史的里面的就是历史上过去所不曾有过的。至于新异性的具体条件，张荫麟在这里还提出了五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标准，张荫麟叫做“实效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苦乐即幸福感、痛苦感越大，那么这样的史事无疑就越重要。

    第三个标准叫做“文化价值的标准”。张荫麟强调，所谓文化价值标准就是真与美的价值。按照这个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们写思想史、文学史或美术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详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恶劣的作品，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一句这个标准。

    第四个标准，张荫麟叫做“训诲功能的标准”。所谓训诲功能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按照这个标准，训诲功能愈大的史事愈重要。旧日的历史学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标准，只是到了近代，新历史学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个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够做得到。张荫麟认为，即便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但在新通史中，作者应该对此抱有警惕，要知道随着学术分工日趋严密，历史学无法将一切训诲都纳入自己的考察范围，比如历史人物的成功与失败的教训，虽然很值得研究，但在新史学的通史概念中似乎不应该有地位，应该归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的“领袖学”的范畴。

    第五个标准可以叫做“现状渊源的标准”。张荫麟指出，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这就有点“历史发生学”的意思，就是要探究一个历史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怎样演化的。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间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所以历史学家往往强调详近而略远。

    张荫麟的五个标准虽然是说一般通史的大原则，但其实也是对自己这部新通史的期待，由此反观张荫麟的这部通史，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其特点、意义和价值。首先，作者在这部通史中，充分融会前人研究成果和作者玩索历史事实而获得的心得，以说故事的方式进行表达，没有繁琐引证，没有过程考据，不引原始文献，因而这部通史没有阅读障碍，最有利于青年学生阅读。其次，作者在写作之初谋篇布局，选择了少数节目为主题进行讲述，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性地涉及以为背景，这样不仅节省了篇幅，压缩了规模，而且避免了枝蔓避免了衍生，利于青年学生从大背景大环节上把握中国历史的精髓。第三，作者对于社会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许多重大历史人物的性格，也参照自己所立的五项标准兼顾详略，使读者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有个大致平衡的理解和掌握。所以这部通史出版之后受到各方面欢迎，好评如潮，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一版再版。直至今天依然是青年学生乃至许多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历史一个简洁清晰的读本，就在过去二十年曾多次印刷，拥有多个版本，成为同类作品中流传最广泛的一种。

    这部《中国史纲》共有11章，从中国的史前文明写到东汉的建立。第一章概略叙述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用了四节讲述了商代文化、夏商大事及以前的传说、周朝的兴起和周代与外族的关系等。

    接续第一章，《中国史纲》第二章为《周代的封建社会》，只是张荫麟在这里所说的“封建”是中国史上的本意，是“封邦建国”，是把土地分给皇亲国戚功勋大臣，让他们在各自领地建立邦国。这个制度与后世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社会”是根本不同的。在这一章，张荫麟讲述了封建帝国的组织、奴隶、庶民、都邑与商业、家庭、士、宗教、卿大夫、封建组织的崩溃等。这就是作者所期许的社会变迁方面的写作。

    周代的历史比较复杂，有西周有东周，而在这其中又被称为春秋和战国，《中国史纲》对此作了区分和处理，在第三章《霸国与霸业》中讲述了春秋各国争霸的历史，共五节，分为楚的星期、齐的兴起（附宋）、晋楚争霸、吴越代兴、郑子产。这是一般政治史的叙述，也是传统中国史学的强项。

    接续政治史的叙述，第四章为《孔子及其时世》。这是作者对重大历史人物性格及其思想贡献的表彰，六节分述了鲁国的特色、孔子的先世与孔子的人格、孔子与其时世、孔子与政治、孔子与教育、孔子的晚年。作者的史料依据不出《史记》和《论语》，但作者的现代观察在这里显得非常重要。

    春秋之后是战国，《中国史纲》第五章为《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内容如题就是讲述战国时代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共五节，即三晋及田齐的兴起、魏文侯李克吴起、秦的变法、经济的进步与战争的变质、国际局面的变迁。作者用比较简洁的语言文字将战国时代的政治大势作了交代，为下一章《战国时代的思潮》作了很好的铺垫。

    在《战国时代的思潮》（第六章）这一章中，作者用六节篇幅讲述战国时代的思潮发展，向读者呈现了战国时代思想界丰富多彩的思想画卷，各节主题是新知识阶级的兴起、墨子与墨家、孟子许行及周官、杨朱陈仲庄周惠施老子、邹衍荀卿韩非。

    叙述了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之后，《中国史纲》下一章又是政治史，专讲《秦始皇与秦帝国》，从吕不韦与嬴政说起，说到六国混一、新帝国的经营，直至帝国的发展与民生。紧接着秦帝国的结束，是楚汉相争，是汉王朝的建立，《中国史纲》第八章为《秦汉之际》，第九章为《大汉帝国的发展》，以两章篇幅描述汉帝国之所从来以及至汉武帝时期的帝国政治和政策。在第八章《秦汉之际》，作者讲述了陈胜吴广起义的源起及消失，讲了项羽与巨鹿之战，刘邦之起与关中之陷、项羽在关中，还讲了楚汉之战及其结局。在第九章，作者讲了纯郡县制的重建、秦汉之际中国与外族、武帝开拓事业的几个时期以及武帝的新经济政策等。这些政治史的叙事应该说与传统说法区别不大，只是更平实更温和而已。

    在秦汉之际政治史讲述之后，《中国史纲》第十章为《汉初的学术与政治》，侧重于讲述黄初黄老学说的由来、全盛及其影响，探究儒家学派究竟是怎样走上官方意识形态宝座的，以及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究竟有怎样的影响。至于《中国史纲》最后一章即第十一章，为《改制与“革命”》，主要讲述了外戚王氏集团的专权、哀帝朝的政治、王莽再度崛起直至称帝、王莽的改革、新朝的倾覆，最后一节则是东汉的建立及其开国规模，只是对东汉初年历史有一个简单交代，为后来的正式叙事作铺垫。遗憾的是，张荫麟在抗战那个特殊的艰难日子，随改任的浙江大学迁往黔北遵义，于1940年不幸病逝，年仅三十七岁，《中国史纲》第一部也就是成了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