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1968年5月作。此篇系“文革”中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写交代材料。此次出版为第一次公开发表，保持原貌，没有做任何改动。

    在解放后的大事记

    1949年　56岁

    在大中国图书局工作。

    应诚明文学院院长蒋维乔聘，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南京临近解放时，朱家骅逃赴台湾，经过上海，要求和我一见，我急遽避开，实在这十余年里，他害得我够苦了。

    许多逃往台湾的人把“共产党斗‘三资’（资产、资格、资望）”的话恫吓我，要我随他们走，我不为所动，因为我确实不愿为国民党殉葬。

    有人听北京广播，要我不离开大陆，又在报纸上看到人民政府的布告，说是从前任过国民参政员的、国大代表的，都不要走，我心更定。

    5月25日，上海解放，我到淮海路上看解放军入城，市廛不惊，闾阎安堵。

    上海市市长在旧中央研究院中，接见张元济和我。

    是年春，台中大学招我任教，又吴康所办的中国文化学院迁到香港，亦来招我，陈可忠主持中山大学亦来招我，均未接受。

    秋，到北京，开设大中国图书局北京分店。归途游蚌埠及怀远，登荆山、涂山，入禹庙，观启母石，望禹会村。

    将抗战中所作笔记，整理为《浪口村随笔》六卷，油印百册，分赠同好，作抗战八年之纪念。

    我家迁居武康路袁帅南家。他逃往台湾，要有可靠的人住，由叶揆初介绍，于3月中迁入。

    出资，交张雁秋、姜又安开北海油店以自活。

    1950年　57岁

    在大中国工作。

    上半年在诚明文学院任教。秋，该院并入“上海学院”，我但任教，不兼主任。由王善业任中文系主任。

    1955年6月，顾颉刚与于省吾、陈梦家等人在一起。

    “苏州人民代表大会”选我为特邀代表，回苏开会，晤潘昌煦、屈伯刚、谢孝思等。

    夏，上海市长陈毅聘我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该会的主任委员是李亚农，副主任委员为徐森玉，委员有沈尹默、尹石公、汪旭初、程演生、柳翼谋等。李亚农常和我讨论古史问题，使我稍稍知道新史学的方向。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成立，推举周谷城为主席，我和吕思勉等为常务理事。

    作《昆仑传说和西羌文化》一文未毕。山东大学《文史哲》索稿，因将其中一章《〈穆天子传〉的著作时代》寄与。

    秋，与静秋同到北京，住西郊公园北平研究院历史所尚爱松室。前，燕京大学对每一教职员扣工资百分之五，校中再加上同样数目，并交美国保险公司存储，做养老金。我在该校任职8年，加上离校13年的利息，以美金折合人民币，约有1000万元（即7000元），来信嘱我前往领取。我因出席出版总署召集的出版会议，因偕静秋到京接受。我因组织农业挂图稿件，与辛树帜同到西北农学院，商定合作办法。她回上海后，听信人言，在黑市中购买黄金廿余两，而所托匪人，竟买得假金，外面镀金而本质为铁。这是不信任人民币的结果。

    抗美援朝志愿军大量开赴东北，我从西安上铁棚车，席地坐。夜中不堪严寒，饮白酒取暖。

    1951年　58岁

    在大中国图书局工作。我独自住入多伦路，闭门读书。

    在上海学院任教。

    在上海文管会工作。

    开始与章巽合编《中国历史地图》。

    译《尚书》中《周诰》五篇，未发表。

    上海《大公报》王芸生召集各校教授批判胡适，我被邀参加。同会有沈尹默、周谷城、林同济等，约八人。批判文即在该报发表。

    是年春，与静秋、潮儿同游西湖，遇张儒秀，她在浙江大学任教，请我至其家饭，同座有钱宝琼等。

    我的妻兄张雁秋在旧社会历任县长，因他不贪污，不向上级送钱，曾为河南省主席刘峙监禁。后到黑龙江，与马占山共同抗日。失败后，流转桂、蜀，卖油条度日。抗战胜利后，连云市长张振汉请他做秘书主任。今年《反革命登记条例》公布后，他往登记后被捕。又我的姨甥姜又安曾任连云市公安局长，登记后亦被捕。姜又安查无劣迹，且曾保护地下党员四人有功，不久即行释放，判令回乡生产；但他迷恋都市，依我为生。张雁秋因历史较为复杂，判刑12年，他的家中用度亦由我担任。我每为不平，因连云市长张振汉逍遥法外，而令幕友张雁秋代负责任，我一时想不通。

    抗美援朝战士到上海，讲战事的艰苦过程，如说该地气候严寒，衣服里边是汗，外面是冰，而偶一停止活动，则内衣的汗亦已成冰，我听了十分感动。上海学院叫我向战士献旗。

    1952年　59岁

    在沪参与职务如前。

    夏，在大中国图书局参加“五反”运动，因我只负编辑责任，名为资方而实是劳方，所以只批判了一次。他们为我造一“ ”字，读音如“糟”。

    在上海学院参加“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我直陈我和胡适、朱家骅、蒋介石的关系，因我所说比较彻底，运动完毕时得领导的表扬。

    运动后，上海学院解散，教员分配到各大学，我仍归复旦。我因住居徐家汇区，离江湾太远，所以和校长陈望道说明，未开课程。

    《中国历史地图》编竣。

    1953年　60岁

    工作同前。

    秋，李亚农到京，开“中国科学院院部”会，议决令我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冬，我同丁君匋夫妇及林兰同到京，与尹达、刘大年会晤，接受这项任务。因上海有经手未了事项，约定明秋到京供职。

    和尹、刘见面时，他们问我在上海收入多少，我答500元。他们以为我要求到京后工资要这许多，周总理把这事提到了国务会议，说他要五百就给他五百。北京各方面传播开来，就成为我勒索高价。

    大中国图书局前曾由我编辑《历史小丛书》二十余种。这时出版分工，将书籍部门的资产与广益书局合并，组织“四联出版社”，因此我亦被分配到该社，名为编辑主任，实际只每星期前往开会一次。

    大中国的地图部分已于上年合并到地图出版社，其制造地球仪部分亦划出，设立“大地文教用品社”。所以这书局只编印生产、生活、农业、牧业、生理、卫生、历史、地质等挂图，出版达40种。

    1953年4月，顾颉刚和夫人张静秋及儿女们在一起。

    1954年　61岁

    上半年，结束苏、沪各事。

    自北京传说我要求500元工资的事传到了上海，我觉得这将给人一个恶劣的印象，即嘱静秋到京，面向尹达致意，说该给我多少就给多少，不要特殊化。尹达答应了，所以定我的工资为200元，这是当时最高的薪给。尹达并说，如不够用，可以写稿补助，所以我一到北京，古籍出版社姚绍华就来和我接洽，要我担任很多的工作。

    9月，到京，任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当时范文澜、吴晗接受毛主席交下的任务：（一）标点《资治通鉴》，由北大教授周一良、齐思和、聂崇岐、张政烺、邓广铭等先点，由我校定；（二）改编杨守敬《历代疆域图》，由谭其骧主持，我助之。但《通鉴》是一部300卷的大书，而要一年完工，时间太促。我请求尹达展期，他说：“这事已上报毛主席，不能改了。”我急遽校定，而各人所点有长句、短句的不同，更有少错与多错的不同，要一一整齐，费工实多。我本性急，又任此急事，致怔忡病又发。

    标点者，除上列数人外，又有王崇武、容肇祖、何兹全，委员共十人。他们学校事忙，大率在夜间做，故所点甚随便，平常又不易见面，无从商讨。

    1975年4月，顾颉刚与叶圣陶、俞平伯等人在叶圣陶家。

    1954年9月，顾颉刚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这一年，他参加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

    参加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

    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任我为第二届特邀委员。

    旧著《汉代学术史略》改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首加一长序。

    尹达见了我，说：“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这句话，我今天固然懂得，他是讽刺我只钻业务，不理会政治，只白不红，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但那时我不懂，我以为科学院要我来，是为了我掌握了若干资料，这些资料正是为国家工作的基础，它怎么能害我呢？他也没有向下说去，使得我莫名其妙。

    他又一次见我，说：“你是在上海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现在看我们的政权稳固了，你才肯来了。”这句话太刺痛了我。我倘使真是拥护蒋介石，为什么不跟他到台湾，而要在大陆上等候？上海固然近海，蒋介石妄想登陆是一个目的地，但天津也近海，难道能说天津人也在等待蒋介石吗？再说，我不早来北京，因为上海有业务，而北京方面尚未找我，科学院中也尚没有设立历史所，那么，要我放弃了上海的业务而到北京来空等干什么？

    1955年　62岁

    《通鉴》工作，由聂崇岐独力完成。

    1956年9月，顾颉刚与学生童书业夫妻在一起。

    我开始整理《史记三家注》。嘱贺次君到北京图书馆，遍校《史记》各种版本，我每月给以50元，希望将来作成一部《史记三家注集证》。

    《古籍考辨丛刊》（即抗战前在朴社出版的《辨伪丛刊》）第一辑在中华书局出版。续编第二辑，未付印。

    夏，在所参加“肃反”运动，侯外庐领导。

    秋，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自是经常到会学习。

    我自到历史所，尹达初问我要研究什么，我开了一个研究题目的单子去，却如石沉大海，不见回答。又一次开会，要我把稿子送给他看，我捆了四捆送去，依然不得消息。两个月后，我忍不住了，到他办公室里取了回来，原来是原封不动，他竟没有看。我问他究竟怎样，他只说一句“大而无当”，就把我几十年的工作批倒了。我有一次到中国书店去，看见一部书，我自己力量不足，想请所里买，他却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对我关了门。又有一次，我对他做一个建议，他回答我：“顾先生，我们所中的事请你不要管。”这和毛主席的要人民当家做主的方法是背道而驰的。如果在旧社会里，碰到这样的上司，我早已投向别处去了。因此，我心里总是郁郁不乐。

    1956年　63岁

    继续整理《史记三家注》。《三家注》的解释不同，以此标点就必须费一番思考，才可决定取谁舍谁。

    夏，与全国人代、政协同仁参观东北三省的工、矿、农、林各方面的建设，直至北大荒、牡丹江诸地，开始看到新中国的光辉成就，使我无限兴奋，一洗在旧社会经历的各地阴暗印象。历时一个半月。

    冬，参观广西各县的农田水利建设，并观“各民族民间文艺会演”，又到兴安观“秦渠”。历时两月，最远至隆林县。

    这年，民进选我做中央委员，参加开会更多。

    夏末秋初，到青岛，住杨向奎家，到童书业家饭。整理《浪口村随笔》，与童君商酌。约住两个月。

    春，民进开会，予在小组上说：“我本来看学问很难，从来不敢以学术骄人。现在领导对我，他有过分的政治优越感，这就逼得我也激发了技术的优越感来了。”徐伯昕听得此语，他要为尹达和我调停，约好了一天，由尹达派车接我去，我吐了一肚皮牢骚，但他没有说话，此后依旧对我冷冰冰的，使我失去了到所工作的勇气。

    1957年　64岁

    春，将广西参观所得写了7000字，在政协大会上作书面发言。

    1957年11月，顾颉刚和李四光等人在一起。

    这次政协大会历时两月之久，在会上亲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言。

    会后病肺炎，痰中带血，先到小汤山疗养，后转青岛，住科学院新建宿舍。

    由侯仁之约，与谭其骧、任美锷合编《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我任《禹贡》部分，说明其著作时代，交科学出版社出版。

    30年前标点的姚际恒《诗经通论》由中华书局出版，予自校一过。山东大学中文系招我演讲，因讲《诗经》。

    为山东大学《文史哲》作了一篇《息壤考》。

    自珍挈其次子育宜来青探予，住十余日归。

    予因严重失眠，转入青岛疗养院，住居庸关路，与李四光对门，丁瓒夫妇亦时往来。静秋以予病，亦来，住至冬日始归。

    这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为工农群众揭发，其中熟人颇多，为之怵惕。回京后，即参加民进的反右整风运动。

    1958年　65岁

    与政协同仁分次参观杨柳青、徐水、安国、信阳、遂平、安阳等处的农业建设，天津、武汉等处的工业建设。

    在民进参加交心运动，各中委都做自我批判，将近一年。

    “民间文艺研究会”开大会，选我为常务理事。我将所存的通俗读物百数十册捐与该会。

    北大派朝鲜留学生李址麟来，嘱我帮助他做“古朝鲜史”的研究，因此，我也只得赶做这方面的研究，总共经过了四年。

    历史所迁至旧海军大楼，我的工作室在三楼北屋，冬间寒冷，始病肠炎，卧床数月。

    是冬，《史记二家注》标点完工，交付中华书局。该局因我分段太细，占了许多空格，又每段上立一题，亦嫌麻烦，交宋云彬重点一次，颇有以不误为误的，殊不惬意。

    1959年　66岁

    开始整理《尚书》。这个工作是我50年来的积愿，承领导上交给我这项任务，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但其中问题繁多，有古今本子的不同，有古今人解释的不同，有可用甲文、金文做比较而审识其意义的，有无从得旁证而没法解决的，有西土人的方言与东方截然不同的，有写假借字而无从认识其本字的，有本来写错或脱简、错简而无法连贯成文的，要做彻底整理须费绝大功夫。因此，先选《大诰》做麻雀解剖，为的这是周公对西土人说的，完全是西土的语法。这一篇做得好，那最难读的《周浩》八篇就迎刃而解了。

    春，与政协同仁参观湖南省工农业建设，并到韶山冲谒毛主席故居，游洞庭湖，上君山，遇暴风雨，宿民家。归途到河南省观三门峡水库工程。

    西藏叛乱平定，我为政协同仁讲“西藏历史”，参观宗教罪行展览。

    5月，我请求尹达，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承他面允，民进和该院接洽好了，但学部领导认为我年老，不必学习了，从此我就自安于“白专”道路，把全副精力用在《尚书》研究上，连民进的开会也感到勉强。

    我当选第三届政协委员，列入民进代表。秋，政协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周总理派我做副主任委员（主任范文澜，副主任杨东莼、申伯纯、李根源等），并亲嘱我写文，但我已用全力研究古代史和古文字学上，没有余力兼治近代史。会中派秘书吴采君来，我只叫她抄我的《尚书》稿。

    冬，苏联专家越特金为译《史记》为俄文事来京，本所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帮他解决问题，我也参与其事。（五人为王伯祥、胡厚宣、赵幼文、高志辛及予。）

    1960年　67岁

    春，哲学社会科学部开“团结跃进会”，潘梓年发言，说此后各所应当注重资料工作，不再把整理资料工作者看做低一等的人，使我自信为我的工作是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为抗议美帝劫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政协开会，令我发言。

    与人代、政协同仁参观湖北工、农业建设和丹江口水库工程。

    夏，到北戴河休养20天，静秋、潮儿偕行。到山海关、秦皇岛等处。（政协组织）

    秋，到庐山休养，近两个月。下山后参观九江、南昌、吉安、景德镇各地建设，又登井冈山，谒革命圣地，认识到毛主席当年创立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归途经上海，留一日；到苏州，留一星期（科学院组织。）

    冬，与文联同仁到西山长安寺，学习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历三星期，由王朝闻、蔡若虹领导，同学习者为吴镜汀、吴作人、查阜西、汝龙、蔡芳信等。

    译就《大诰》，并作《周公东征史事初探》。

    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出版。

    为文史资料会写《中国社会党与陈翼龙之死》，发表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

    为灾荒不易买到荤菜，与吴语区的朋友约定，每两星期上饭馆一次。

    1961年　68岁

    作成《大诰译证》及《周公东征史事考索》十余万字，送至中华书局，该局集合专家讨论，提出不少意见，使我更加深入研究。

    始作《逸周书·世俘篇》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心小组学习会上，潘梓年、刘导生多次提出培养干部问题，要用十年工夫从研究生培养到副研究员，嘱在场的人开出进修书目。我因自己是研究西汉以上的历史，就为本所第一组开出一个参考书目，分量较多。自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我受到批判，方知这个书目是不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的，我应当检讨。

    夏，政协为了三年灾荒，招各委员到海拉尔避暑一个月，多进营养。静秋同行。以彼地气候和北京大不同，静秋下车受寒，当夜即病，翌日不省人事，当经医师治理，注射葡萄糖，得渐恢复。

    政协同仁要我演讲，为讲《东北史概略》。

    上海“辞海编纂处”要我审查“经学”和“历史地理”各条，我带去做了。

    在海拉尔，参观了谢尔塔拉图国营牧场、鄂温克自治旗锡尼河生产队、南屯蒙民定居点，认识了蒙民生活的改进和畜牧业的发达。

    调查了当地的民间文艺，归后口述与民研会，由吴超笔录为《海拉尔散记》。

    冬，为民研会讲“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

    李址麟毕业北大研究所，归国。

    1962年　69岁

    1月，与人代、政协同仁到广东，参观工、农业建设，又到湛江市和海南岛，观归国华侨所经营的农场。

    与范长江、周扬在广州相遇，他们要替我配备《尚书》工作的助手，我即开一名单与之。

    到从化疗养院休息一月，将《世俘》整理。

    4月，“历史研究编辑部”承黎澍之命，派人来抄《大诰今译（摘要）》，发表于《历史研究》。

    6月，蒋匪帮声言要反攻大陆，政协、民进及学部中心小组都开会讨论。7月，到大连度夏，见沿海诸山均已挖洞，知蒋军决难登陆。

    秋，中华书局征得科学院南京档案整理处同意，调刘起钎来京，助我整理《尚书》。其后和他商定，《虞夏书》、《商书》9篇归他整理，《周书》19篇归我负担。

    10月，我到中华书局办公。后因天寒路远，仍在家工作。

    冬，民进开五届三中全会，我因病未得终会。

    学部《文史》征稿，将《世俘篇的校订和批评》交之，登入第2期。

    6月，中宣部为我工作事，由康生同志召集一会讨论。第二日，又到他家，与之商讨，并招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共同讨论。决议秋后我到局办公。

    春，政协开扩大会议，要求会中同仁畅所欲言，即说错了话也不扣帽子。我因上年民进秘书长徐伯昕告我，尹达和他及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商定，说：“顾颉刚的学习由民进领导，业务由中华领导，工资归历史所发给。”把我同历史所的关系局限在工资，不要我为本所做一点工作。又在这八九年中，尹达对我的说话永远是讽刺性的，从不做正面的领导，把这些气愤话全在小组里讲出了。会将闭幕时，碰见陈毅同志，他说：“想不到你有这种境遇。”当时即把我的事交给康生同志，请他处理。

    国务院参事廖华介绍他的同乡林剑华来，助我抄写，我见他能写篆、隶各体，古书也念得较多，介绍与尹达。经他派李士敏调查后，说他有些政治问题，但问题不大，可以用，就任他为临时雇员，做了我的助手。这是本所给我用的，我和本所的关系就不限于领工资了。

    印度侵华失败，我国将获得的军火退还，使我气壮。

    1963年　70岁

    《尚书》二稿送中华后，该局又提意见，重写为三稿，牵涉的问题益多，分量益重。凡不易用文字说明的，都列成图表插入。

    1975年10月，顾颉刚与助手刘起釪在干面胡同寓所。

    《史林杂识》（即《浪口村随笔》的改本）初编，中华已印就，因其中涉及少数民族，多方审查，未见违碍处，得于明年发行。

    “全国文史资料会”召集全国主持文史资料人员在社会主义学院开会，嘱我讲“中国史料的范围及其已有的成绩”，我写了8000字念了。主持这会的是申伯纯。

    黎锦熙自告奋勇，为作《大诰语法图》，杨伯峻为作《大诰词类》。我以为如能把全部《尚书》这样做了，就可以提到科学性的高度，连带可以解决甲金文和其他古籍的问题，欢欣地接受了。

    山东历史学会派人来邀我到济南，参加“孔子学说讨论会”，我因孔子的偶像早已在我的头脑里打破，没有答应。

    9月，政协同仁出外参观，我因静秋病近于食道癌，未参加，只在北京市区参观了工矿卫生诸建设和官厅水库。

    学部开扩大会议，我未全部参加。

    10月，政协开大会，我发言，题目是“为了迎接社会主义文化高潮，应建立中国古籍研究所，并大量出版古籍，供应全国以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大大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复古思想，比了我在本岗位开书单更为反动。

    以两月积劳，得便血症，至12月底进北京医院治疗。

    政协开大会，我因和中华书局往来两年，深知他们人力不足，大多数依靠外稿，而外稿水平不齐，水平高的很少，一般须大量加工；该局职工替它加工，没有研究的时间就做不好，因此名为出版古籍，而重要的古籍则都搁置没有动手。于是我在大会中建议设置“古籍研究所”，希望集中局外可以工作的人士互相讨论，共同提高，以应出版的需要。自经这次运动，我才觉得这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崇古思想，应当批判。

    1964年　71岁

    1月、2月住医院，因院中汽炉温度高，生活轻松，便血自愈。医生检验数次也未获结果。3月初出院。

    北大“古典专业”要我去讲“经学”已历数年，我皆以病未应；本年有一班毕业，该校教授阴法鲁到医院来看我，要我必去，并说已和历史所领导说好。我想便血已止，就答应下来。3月初去，每周四小时，分两次讲。哪知不到一个月，病又发了，方知我这身体已经不起劳累，当即停课，就在北大招待所里整理《尚书》。

    自夏至秋，到青岛休养，改作《周公东征史事考索》。一经劳累，依然发病。

    冬，到济南，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游趵突泉、大明湖。

    我所住的干面胡同宿舍，天花板高至一丈三尺，四面玻璃窗，又是统间，冬天生了火炉也不暖，我的气管支炎症每年必发，有时转为肺炎，甚为苦痛，曾请学部设法，另找一四合院子居住。学部说北京房屋紧张，不如把旧屋修理，派董谦等看过，他们也感到确实不适居住。当时有一个懂得建筑的朋友来，他说：玻璃门窗多，可以装在南面，成一走廊，后边造墙，并把天花板降低，如此用料不多，就可保暖御寒，当即由他画一图样。那时建国门外宿舍刚盖好，学部党委副书记张仲才来，说：“你的书多，可给两个单元，不必改造了。”他陪我去看，我看到那里有暖气、煤气的设备，可省劳动力，当即答应迁去。后来尹达和学部商量，为了照顾我，还是修改，至浪费国家资财达一万余元。这充分说明我惯享特殊待遇，和工农兵的差距太远，而我所以要住大房，就为书籍太多，这些书除了祖父和父亲的遗留外，都是我一生取高工资、领兼薪剥削人民的财富得来的，我想待运动结束后还之于人民，使我减少内疚和负担，得以轻装前进。

    这年，李址麟到京，告我去年到中国东北考古，发掘到许多古物，足以证明中国东北是古朝鲜族住居之地。他送我一本他所著的《古朝鲜研究》。我虽不懂得朝鲜文，但看书中插图直把中国东北和朝鲜联成一片，深恐将来成为国际纠纷，因此写了一封长信，把这本书一同送到中华书局，请他们送给高级领导，做一个适当的处理。

    1965年　72岁

    1月开政协大会，在小组会上，李平心问我对尹达态度有改变否，我又把六二年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归后，告家中人，妻子儿女齐向我斗争，我当夜写一检讨，翌日在小组中宣读。隔了几天，我到尹达家请罪，说：我自到所以来，不认识你是无产阶级，我是资产阶级；你是领导者，我是被领导者，以致犯了许多错误。他说：在所里，你没奈何我，我也没奈何你。但你要想，这十几年里是你一生中最安定的生活了。

    参加反帝、反修学习，自4月至8月，政协和民进不断开会，便血病迄不能痊。我自想，年龄和疾病成正比例，我天年已届，还不容我安心结束工作，偏要天天开会，本年8月又特别热，常在百度左右，我简直受不了，狂妄地宣称我不愿改造了。

    9月，会毕即病倒。卧床上看革命小说《红岩》、《红旗谱》等，吸取革命精神。

    10月，透视结果，知结肠有肿瘤，即住北京医院。11月动手术，割去结肠一尺多。12月，到香山枫林村疗养。

    这年，因病及开会多，《尚书》工作仅做文字上的修改，但亦有意外的发现，如“有攸不唯臣”等。

    秋间，历史研究编辑部派张允侯来组织稿件，拟作《从烝报资料看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发展》。稿未完，以集中学习而停写。

    1966年　73岁

    在香山，将主席著作从头读过。看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稍有理解。

    1966年初，顾颉刚在北京香山公园。

    5月，回城，中华书局来索稿，继续修改《周公东征史事考索》，尚未完。

    8月，接受历史所革命群众的揭发，参加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每日上班，而这时公共汽车挤得不能上，只得带着冷饭，步行来往。为了劳顿，11月中降结肠气囊肿复发，请假医治，历三月方愈。

    8月20日后，湲儿所在之女附中革命学生张汩等到我家造反，将我家所藏照片数千张，信件数千封，烧了三天。所中来封我家书室的门，留三间做住所，予遂与线装书绝缘。终日学习主席著作，改造思想。

    从8月末到9月初，所中斗尹达，予陪斗三天，才知道群众有无比的威力。九十八人贴我大字报，可见我在所中已犯众怒。

    9月全月，予每晨到所扫地一小时许，用劳动改造自己。10月初停止。

    四儿均到外省串联，潮、洪、湲到延安、成都、重庆、遵义等地，一日步行百余里，堪儿到郑州、上海、杭州等地。家中劳动力缺乏，予参加家务劳动，学习做饭，上街排队购物，和工农群众站在一起，世界观渐有改变。自知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头脑里根深蒂固，非得如此大震荡是不能改变的。

    8月，张雁秋夫妇、姜又安、林剑华均驱逐回籍，尹如濬是自己逃回老家的。

    1967年　74岁

    夏，书室启门。西边三间让出，由三家住入。我的书重叠在后屋，无法启视。准备运动后，逐步捐献国家，只留一些必要的书籍，则负担可轻。

    8月，学部斗争潘梓年、王恩宇，呼声震天。予在楼上闻之，为之心悸，怔忡病又发，请假一个月休养。

    外孙李育宜来，过国庆节，在我家留宿数天。

    通过一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读主席著作和有关大革命文件，我初步认识，人是不能离开政治的，我一生中的超阶级的读书治学的幻想是不存在的。解放以前，我和胡适、朱家骅一班反动派接近，证明我已成为附属于他们的反动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敌人。解放以后，我虽欣幸地生活在新社会里，但依然重业务而轻政治，没有很好地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封、资、修的遗毒依然存在，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在这回空前伟大的革命潮流里，我愿意脱胎换骨，接受改造。希望通过革命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把我这个根深蒂固的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今后我下定决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1979年5月，顾颉刚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同仁在民族文化宫。

    顾颉刚不仅创立了“古史辨”学派，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之一。

    为惩去年便血事，不敢多走路，上下班由三轮车工人王明德接送。

    为了年余不曾斗我，心又放松，每日下午好看旧书。静秋强行制止，每致争吵，予常用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话反对她。由今思之，真是“打了红旗反红旗”也。

    1968年　75岁

    1月3日，杨升南将我一生日记取走。

    1月杪，工农兵医院查出我有严重的糖尿病，当即留院诊察。2月中旬出院，控制饮食，吃绿豆或豆面，尿中即无糖流出。但人身不能缺糖，故亦间吃米、面。血糖入院时为159，至5月中高至180（正常的人，血糖为80～110）。特效药买不到，此病恐将日剧。

    5月3日，夜中起来小便，突然晕倒，尿流满地，医云是酮中毒的现象。

    5月10日，受本所斗批，在会议室。予先就解放前事作一提纲，逐条念出，群众不同意者起来驳斥。自上午9时至11时，予体尚能支持，唯脚痛耳。群众将我日记中语质问我，故能深中予病。

    2010年，《顾颉刚全集》出版。图为书影。

    《顾颉刚全集》分8集、59卷、62册。它的出版对我国历史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以及近现代学术史都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5月13日，革命联络站贴出予大字报三份，前两份数说予与胡适、朱家骅的反动关系及仇视革命先驱鲁迅之反动言行，后一份说予自到历史所后之错误行为，如主张设立古籍研究所，要配备助手整理我的著作，以及改修房屋、浪费国家财力等。静秋及洪、湲往观后，均对我严厉批评。

    予自悔一生心力费于古书，致不努力于思想改造，即日起不再看古书，一心一意地致力于人生观之转变。每日把读新书心得写出来，庶可夺旧学在脑中的阵地。

    3月20日后，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及戚本禹等反革命分子，予一震惊，怔忡症又发。此皆毛主席之身边人，怎么会堕落到这样！

    2月中，历史所揪出坏头头傅崇兰，逮捕法办，组织革命派联络站，处理运动事务。

    3、4月中读《鲁迅全集》，吸取他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