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辑 思念亲人及家书选录

    思亲记[1]

    十四年春，漱溟既自曹州还京师，客清华园，始谢绝外务，出先公遗稿校理而纂次之。事既，又成年谱一卷，并付印，敬以布之当世；其去公之捐生遂志，盖已七年矣。呜呼！漱溟之不肖负罪，顾胜言哉！顾胜言哉！每于理稿次，辄手遗稿俯思而痛，作思亲记。呜呼！漱溟之负罪吾亲也，独在今日哉？吾亲肫爱人也。孝于其亲，慈于其子，胞与乎天下，靡在不致其肫肫款款；则儿子之仰被顾复，其奚待于申说区数？吾亲又周匝谨细人也。每事无在不运以神思，躬其琐屑。吾兄弟姐妹四人，盖一一长于公之手。溟生而瘠弱，又多罹灾病，公之育之也，独难矣！六岁踬于石阶，洞其额骨，绝焉，既苏，养息之。公为多列玩具枕前，引与嬉笑。此景思之常在目。十岁生疖疡，在额，在臂，在股，在足，隆起如枣大者七数。不得坐，不得立，并不得卧，日夜啼。公煮白米粥哺之半年。此景思之常在目。呜呼！公之育之也，为独难矣！公之于少子，又所深爱焉。溟年十四五以迄十八九间，留心时事，向志事功，读新会梁氏所为《新民说》、《德育鉴》，辄为日记，以自勉励。读广智书局印行《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独慕胡文忠、郭筠仙，每称道其语。公喜曰：“是何其肖我少年时所为也！”为书以嘉之，锡字曰“肖吾”；（是己酉春间事。时漱溟年十七，肄业顺天中学，寄宿校中。）爱之至矣。然语四子之侍亲，则至悖无状者漱溟也。噫！痛已！方公幼失怙，受吾祖母刘太恭人教，礼法綦严。恒终日侍立，不敢发一语。有不庄，诃谪扑责无少贷。由是持躬立品，植其基础，然天机才慧亦以是不无窒损。其后公有省于此，念之而自惜。既壮有子，则一意宽放之，亦入于新教育家言，不加扑责。溟兹追忆从前，盖竟不得遭扑抶 者一事也。然因是儿辈无复知有悚惕敬礼。迨晚年，尝一日饭罢燕谈，儿辈或转在上座，而公在下。公乃太息曰：“我昔不以礼相督，不图尔曹遂亡知如此！”呜呼！儿子平日之无状可知已！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长又出国游。两妹则女儿稚弱，健言者，唯漱溟。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顾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迕。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亦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持。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呜呼！痛已！儿子之罪不可赎已！而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溟又以慕释氏故，辄从其戒条，茹素不婚，以出世自励。于时吾兄既成室十年而无子；公垂老，又怀决然遗世之隐志，终不得见嗣续之延。虽曾无一语示督责，而于邑含忍在衷者从可想。儿子之罪，不益以重耶！后三年纳妇，庙见，率新妇拜公遗像而哭。呜呼！是乌可赎哉！始在宣统间，溟年十七八，辄不愿有室。时先妣久病，自知不起，挽儿手而泣，开喻叮咛，情词甚切。儿重违母意。请如教，而有难色。公旁坐独无语。明日以书示之曰：“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盖公于子女一身前途，但有自度于其衷者，则发虑陈情无弗纳。其或未可，则公固自有意向，隐然诏示，力持不移，俾之旋省平思，潜移默转，而不欲强其相从，大都类是。释氏之教，公所不喜也。溟年二十，日诵其言，公未尝一言止之。其时溟才卒业中学耳，学业半途无成，竟不更为升学计，公未尝一言督之。然而公之所以为教者至已！其卒不率教者，则儿子乖谬，不能承公志耳！吾国礼教之极弊，既于子女诎抑过当，致拳曲无以自立其人格。家庭间或外观仪雅，而内各茹痛于隐，隔阂不仁。比及挽岁，又被欧风，篡乱旧俗，亲子之分际至难已。公之为教，独使情余于礼，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间分际斟酌，盖有足为一世法者。世其无以漱溟之负教不才，而没公之楷则焉，则儿子之罪或少纾耶？戊午十月，公既不惜以一死寤世人，遗言诸稿皆心血所在，纂辑之责溟既引之于己。顾迟之七年而后辑印行世，是岂可以人事羁牵相诿谢耶？盖不能以公之心为心，于公之精诚未云有喻。喻矣，于公精诚之所诣未能澈达无间，则犹未喻也。故虽时时在念，终赴之不急。而谬博时名，外缘日以缠绕；所与接者既在彼而不在此，故虽念之辄怀疚，而旋念旋忘。七年之间，卒卒役役，诚不知其所为者何事，竟置此一大事于不顾！呜呼！公在天其不瞑目矣！儿子之不肖负罪极矣！即欲自诛自责，诚不识当做何语。每于理稿次，辄俯思而痛；虽百死其安赎也！虽然，往事不可追，敢不知勉于今。窃自循省，起年十四五知有思想以来，尝数变其宗旨，顾二十年间，实未尝敢一妄自菲薄，然一向以浅衷矜气行之。盖无往而不负罪抱疚矣。去岁之冬，赖朋友之力，寤其昔非，始一一有悔心焉。公在天之灵其相之矣！既谢外务读公书，日夕回环，所得有在二十年趋庭侍膝之外者。或者自今其始为奉吾亲之教耶？呜呼！天下溺矣！公之志苦矣！饥溺恻怛，精诚之所诣，终启儿子矣！儿子虽劣，自今以往，其敢忘吾亲之志？不孝漱溟记于勉仁斋。

    [1] 作于1925年春。借住在清华园时。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1]

    在我的夫人故后第三天，我凝敛心神，要写一篇悼亡的文章。因为白话文似较浅露，不如文言能做到深厚沉重的意境，于是就用文言来写。但卒以琐事牵扰，文言又比较费事，现在乃改用白话来写。想先将我和我夫人的感情关系，我夫人的为人，大略叙出，俾开吊时得以分给亲友看。

    我夫人姓黄，原名婧蜷（听说是她故去的大哥给她起的），民国十年与我订婚，我提议改用靖贤两字，就以此为定。她家是北平汉军旗籍人。二十八岁时和我结婚，时为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卒于山东邹平。得年四十二，跟着我共十四年。我尝为文讲中国伦理之义，有几句说：“人必亲其所亲也。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心理共鸣，神形相依以为慰，斯所谓亲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

    起初我为倾慕佛家出世的道理，吃斋素，年近三十不娶。民国十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后，始有意室家。友人伍庸伯先生（观淇）问我择妻的条件如何。我回答说：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伍先生面有喜色，说：你真能这样彻底吗？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想介绍的人，倒或者可以当意的。于是他就介绍他夫人的胞妹给我，————就是靖贤。黄氏先世，作过旗籍武职，她的父亲，大哥，三哥故后，又以民国渐不发旗饷，家况甚苦。她没有什么求学的机会，不过粗识几个字。年纪已到二十八，还不曾说定人家。我平素极不喜旗人，当时对伍先生表示怀疑。伍先生说她没有“旗习”，他们亲戚两家合租一小房住，朝夕见面，他十分知道的。我又要求会面，先作朋友再订婚。伍先生说她家里守旧，恐怕做不到。但伍先生见我非会面不愿商量，终究设法介绍我在他家见一次面。她的衣履装饰，极不合时样，气度像个男子，同她的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颜色比姐姐反见老大。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就在这匆匆一面后，我们便订了婚。

    这婚订的这样容易，在我自己家里人和一般亲戚，都觉得诧异，而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我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我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禀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先生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先生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半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同时我想到，我先父假令在世，一定乐意这事。因为先父的脾气，每喜对于真有点价值可取的人，埋没风尘，众所不识者，特别识拔，扬举出来；他要主张我娶这女子，是可揣想得知的。第三我想到：我们那天会面时，伍先生当下径直点破见面为的议婚，而他则盼望我们一议而成，马上结婚，实在太唐突了这女子。如果婚姻不成事实，殊觉对不住她。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既婚之后，渐觉得新妇不符合我的希望。她于妯娌姑嫂或其他人之间，仍不免以小事生气，至于气得心痛，不见有越过一般人的宽大气量。而妇女们好时髦装饰的心理，似亦不能完全超越过去，而无所计较。我慢慢觉悟我以前的要求，太涉理想，实是与妇女太少接触，缺乏经验。妇人天然是要心量比较狭窄的，妇人天然是多注意外表的（此理均另详），一例皆然，不能怪哪一个。又觉悟择妻只注意其天质一面，不注意后天条件，失之太偏；后天的读书为学，未尝不可扩充心量，变化气质。且如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亦是不应该的，因此在婚后的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大体在她对我先后差不多，总是爱惜照护；在我对她的感情，则好恶升降，多有转变不同；总是在一处，日子多了不免有怄气时，离开一阵又好一些。但一年一年亦趋于稳定。一面由日久我慢慢认识出她为人的长处，一面我亦改正了我自己不对的地方。不想到年纪越大，彼此爱情倒增加起来，在四十岁过后的两三年，是我们夫妇间顶好的时代。

    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见好于人，向人献殷勤，是她最不作的事。于平常人所贪慕的一切，她都很淡；像是没有什么是她想要的东西。在这两点上，我自省都不如她（即我有时不免向人献殷勤，我不免有所贪慕）。说了话便算，打定了主意便不犹疑，遇事情有判断，说什么就干什么，亦是她的长处。她常常讨厌我反复，说了话不算，遇事没有准主意。我真是徘徊顾虑性最大的人。我常常胸中空洞无一定的意思，计虑周至，能看见正反两面的理，左右不同的路，一时倾向于此，一时倾向于彼，诚亦事所不免。这爽利与徘徊，几乎成了我们十几年每次起冲突的症结所在。然而靖贤的爽利，毕竟可爱呀！和刚爽相联的就是正直，少弯曲，坦白，干净，信实与信义等好处；我恒愧不如。

    我虽受许多朋友的推崇奖掖，以至许多不曾见面的人或不熟识的人，过分推想我人格如何伟大；但在家里我夫人眼中看我，却并不高。她眼看我似乎是一个有夸大的志愿，而不甚踏实的一个人；虽说有心向善，向善心到底不强。她常常指摘我的毛病，除了上面所说好反复一点外，大概有三点是时常说到的。一点是我说话太狂夸，自视太高，自信太强，她极表示反对。一则认为这是没有理由可以承认的；一则认为这于个人德性是不很好的。一点是我做事待人不真忠厚，不过大体像忠厚罢了。还有一点是我永不认错，碰了钉子仍不回头，执拗不听人话。她指摘我的，都不算冤枉。说我不真忠厚，有时亦能说得我心服。惟有夸大与执拗，我虽无法否认，但无奈这两点似乎是我生命中的要素呢！（我相信这是从我的长处而来的流弊）从她对我的批评态度，见出她读书虽少，而胸中有义理境界；虽是妇人，而气概不凡。尤其是她说我不真忠厚，向善心到底不强两点，使我敬惮。

    我们的感情的好转而稳定下来，就在我认识得她的长处，而肯定她的人格价值的时候。以前亦有很要好的时候，但似多从两性相互的需要上来，以及其他的彼此辅助照顾而来的好感；但总有一个使我们不好的因素在，所以总不稳定。这个原因，就是我未发见她的人格价值，意识隐微中有点不满，看见旁的异性有时生羡慕心。她的好处，是天生的，不从学问来；但非有学问的人不能认识她的好处。前些年我尚没有如今的眼光；而初婚几年，男女情欲重，家庭俗务多，种种琐碎的刺激牵忧，又遮蔽我的眼；还有择婚时不注意后天条件的后悔意思，为遮碍不小。及到遮蔽渐去，我自己亦有点长进，对她的人格价值，暗暗点头，感到满足，反而觉得只有她配做我的妻子，不知怎的，从前对她女性的羡慕心，以至好色冲动，仿佛都没有了，心理改归纯正，只有一片好意对她，非常单纯。这时她感觉到我待她和以前不同，曾痛哭过一次（似在民国廿一年或廿二年），责数我以前待她的不对，像是多年积闷，为之一吐。在这里我真是负着非常的愧歉呀！如果她不死，我还可以补赎；她死了，我怎能补赎呢！呜呼！

    所以最近两年，是我们最好的时候；也许到了最好的时候，就是要分离的征兆。然而在最好的时候分离开我们，我怎能不痛呀！呜呼！天哪！

    她这次的死，亦是我对不住她。她从民国十九年冬间，廿年春间，连续两度小产之后，身体亏弱万分，曾表示不要再生产，我亦同意，因此有三年多不曾怀孕。不料去年身体渐好，未免大意。我戏言：我们有两个男孩，本已满足；但我更希望得一小女儿，到我年老时侍候我。于是有这次的怀孕。怀孕又是难产，西医说是“前置胎盘”，最不好办的，卒以不救。呜呼！这不是我害的吗！

    除了上面所说歉罪处之外，我最大的愧歉，是以她这样天生的好质地，而十几年间未能领她作一点学养工夫。将日子都空过了！将好质地都白费了！这真是我对不住她之大者！

    我转回来想，在天安排我两人的关系上，亦许靖贤是纯粹落在牺牲地位以成全我的吧！她最先成全我的，是到我年近三十才来我家，给我很大的机会为思想上创造努力（不必多，假令早结婚三五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未必能成）。婚后的十四年间，使我借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际，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为社会服务。————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蹋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将有以用我这机会，改变我的生活。所以我今后为社会的努力，任何一分的努力，我将使知交诸友都认识这是出于我靖贤的成全。这或者是我于万分对不住靖贤之中，求得一个补赎的路吧！

    1935年8月24日

    [1] 作于1935年8月。

    家书选录

    一、寄晓青甥[1] （1930年）

    （上略）我十六七岁（二十岁时又热心社会主义）时如汝今日者，最嗜言政治，慷慨大言救国，于世俗之好，未能真淡于心，而恒矫然有以异于流俗。往事汝不及见，且言今日事。我今日若没些狂者胸襟，则我早不在此外县野乡吃苦受累，而安居北京，享我家庭幸福矣。（我十三年赴曹州办学，比今日苦多，又曾写信回来，惹得二姊大哭。）若非别有原因，元宵前尚不肯回家（非不想念家人）；回家矣，终不肯听戏（亦不肯叫你们听戏）；盖在外县地方，看见老百姓之苦，觉得我们一听戏，随便就是几块或十几块（包厢十块不止），实属太过；而此心恻恻焉亦不生贪玩乐之心也。古人愿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范文正公）。又有云：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顾亭林先生）。我亦有些像这样，尚不大恰合。我只是被自家少年来一些狂志大愿鼓着向前，而耳闻目见，又刺激自己向前，大家朋友又牵拥着向前，而一念外公在天对这民族文化之毁亡，民生之惨祸不肯暝目之心，尤使我不能懈这口气也。（下略）

    二、寄晓青甥（1951年）

    青：

    你不够了解我！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譬如我文内说：“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一旦料知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要无非自行其所信，一贯而不移。”其所行如此而不如彼者，自是其所知所信如此；而其所以能坚持乎此，力行乎此，不怠不懈者，那就是责任心了。在我这里虽不能无人情，却不许有俗肠。像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心理，可说自幼没有。像小资产阶级的逐求趣味心理，像革命党人的仇恨反抗情绪，在我这里如不能说完全没有，亦只是洪炉点雪。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在最大的问题中，我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作。例如：抗战之时，莫要于团结，就致力于团结；当建国之时，莫要于和平，就致力于和平。一旦和平似乎有成（1946年1月底）而事情有比参加政府更要紧的，马上就转移其致力之点。又一旦料知和平无望（1946年10月底），而事情有比武装反蒋更要紧的，同时自己又不赞成武装斗争，亦就马上转移其致力之点。总之，从来不作第二等事。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作；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慨，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责任演到这步岂是偶然？固然没有什么“天”降之命，而正有其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在。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自然如你所云“背了包袱”是要不得的；但你如其离开这个有特殊任务在身之念，又怎能了解我！

    [1] 写此信时作者工作于河南村治学院，学院在河南辉县百泉，故信中说“在此外县野乡吃苦受累”。邹晓青，著者大妹之长子，1938年随著者赴延安访问，留陕甘宁边区学习工作。

    这是不免于自大的；这样说话是难免引起人家反感的。然而我的生命正在此。我在危难中所以不怕死，就是觉得我不会死。特别是像香港脱险之时，那时《中国文化要义》还没有写出来，万无就死之理的。现在虽然不同那时，然而亦还有没有完的事（非我作不可的事）。这话不对旁人说，但对你却希望你了解，而不怕你说我说大话。

    漱溟

    10月21日

    三、寄昭侄（1972年）

    顷间收到昭侄来信，兹分别答复如下：

    （一）关于黄玮[1] 结婚事，我有一信给他，你们看后转去。同时即速将地址开给我，我将兑六十元给他，为婚后添置衣物之用。

    （二）关于昭侄日常生活，我有些嘱咐的话。这话可从我的精神身体状况说起。我现在身体这样好，全从精神好而来。我思想通畅，丝毫没有什么窒碍迷闷之处。同时精神振作，有用力的方向，有充分信心地在写《人心与人生》一书。饮食起居有节制、有规律（饮食要少不要多，完全素食），同时身体每日有一定的活动，不偏于用脑。心气很壮，便把身体带着健康起来。我非要昭学我，此非昭侄所能学。但要以心（即精神）带动身体则是一条不易之理。你终日忙忙碌碌于琐碎事务，心要超出来，不要埋头去干活。此须于人生有较深较高的认识，而后心境才得超脱旷远。我写的《儒佛异同论》之中有些对人生的说法，你可以把它作为问题去思索玩味，求其理解，当能有助于人生的认识。认识人生在反身而体认之。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必须有心静之时（或静息或静思）。如此才能渐渐养成手脚干活时而心能超出来。此外可以寻陶诗来看，亦能养心。心得其养，自然身体会好。政治问题难望解决[2] ，置之度外可也。《儒佛异同论》艮庸手中有存稿，陶诗可设法觅借。艮庸的心境，我能了解，不需要我说什么话。但望他能帮助培昭耳。

    日内提取一百元存款，以四十元兑你们，六十元寄玮。余不尽。

    漱手字

    1972年6月30日

    四、寄昭侄及黄艮庸（1972年）

    6月16日回我信收阅。我的生活也是天未明即起，午饭后小睡。身体常活动锻炼，精神至佳。起床即工作，写《人心与人生》一稿，已写成十五章，近十万字。此书之作发于1927年正月。当时曾为北京学生寒假讲演会讲过半部（学生会派人请我讲演，我应讲一个月，即以此为题。但虑听讲人不能坚持一个月，特提出售听讲证的办法，每人收费大洋一元，计售出一百十多证）。后来在邹平还讲过此题，现存有颂天笔记两本。1960年开始正式着笔，全不用旧稿。至1966年写成前七章，适遇抄家之事，手稿及储备资料尽失，无法继写。1970年乃重理旧业，至今两年半，续成后八章。从1927年至今四十五年矣。在我有生之日必须完成此书；大约尚需二至三年时间也。此书写出，今生大愿乃了。最近在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均在北京医院仔细检查身体一次。据检查结果，我要算最好的一个人。血压完全正常，不高不低。在心电图上显示心脏有力，同年轻人一样有力。我自度可再活五六年。假如到九十，便算多活了。再多亦无所取。无疾而终，最好了。

    漱溟手字

    6月20日

    五、寄志昭两侄及宽恕两儿[3] （1938年）

    志侄昭侄并转宽恕两儿：

    我于1月1日乘飞机到西安，5月赴陕北，路上奇冷，25日返回西安，29日赴开封，30日即旧历除夕深夜到达，住河南旅社，即如此过年矣。

    2月2日赴曹州，4日南来，5日到徐州，约住一星期仍回武汉。我前托银行兑上二百元收到否。汝等生活情形如何，可写信告我。信寄武昌即妥。余不尽。

    即问大家均好！

    漱手字

    2月8日

    六、寄宽恕两儿（1939年）

    宽恕两儿：

    前自西安、洛阳所发之信当收到。我们在此已多日、因黄河北岸敌人甚多，不能通过，等候机会，等了很久。

    在此等候之中，我们到洛阳附近游玩。先到“关帝冢”，离洛十五里，是关公的头经孙权送给曹操，操埋葬在此。前面是大庙，后面是坟，殿堂树木都很好，我们向坟前行最敬礼。

    从关冢再过去十五里便到伊阙龙门。伊是“伊水”，阙是大山中间断开一个门，伊水从中间流通过来。龙门就是西边的山。山崖有唐代刻的佛像，小的很小，有好几千，大的很大，有九尊。我在释迦佛前照一像，是张云川先生照的，佛高于我的身约二十倍。佛像甚好看。

    我们明天要走了，是从洛阳到襄城，换船经郾城、周家口，到阜阳，随于学忠军队同行，何时到山东，不能知道。

    父手字

    3月17日

    七、寄宽恕两儿[4] （1939年）

    宽恕两儿：

    我们自河南漯河、周家口，乘船到皖北阜阳（都要看地图才行），从阜阳即与军队同行，我骑马，有时亦步行。因军队人多，走得慢，每天不过七十里，并不累，身体却因之甚好。但脸色红黑，是风吹日晒的缘故。

    我的随行人员现在是六个人，一是艮庸，二是王靖波，三是王福溢，四是翟茂林，五是李健三， 六是张荫平。翟是邹平研究部毕业生，作过游击队长。李是河南村治学院毕业生，亦带过队伍，都很好。张是王靖波的朋友，自洛阳跟我们同行。他们招呼我都很周到，并且翟、李、张三个人都佩带手枪，随侍身边。六个人都穿军装，为是行路方便，只有我一人便服。路上有敌军伪军阻截，所以迟迟不得前进。到山东恐怕很晚了，那么，回四川更不定在何时。关于宽儿升学问题，富先生、张先生当能决定，不必待候我。

    父字

    4月7日

    八、寄宽恕两儿（1948年）

    宽恕两儿：

    日前寄你们一信，内附南京田先生信，计应先此到达。宽1月29日来信，内附青岛、广州两信阅悉。兹先答复宽前次及此次所提问题，然后再谈其他琐事。

    宽前问我为何认他求学已上了道。不错的，对你确已放心了，不再有什么担忧的。其所以使我如此者，自然是你给我很多印象都很好，非只一时一次，亦不可能一次一次来说。总括言之，不外两点：一、你确能关心到大众到社会，萌芽了为大众服务之愿力，而从不作个人出路之打算。这就是第一让我放心处。许多青年为个人出路发愁，一身私欲得不到满足，整天怨天尤人、骂世，这种人最无出路，最无办法。你本非度量豁达之人，而且心里常放不开，然而你却能把自己一个人出路问题放开了，仿佛不值得忧虑，而时时流露为大众服务心愿。只这一步放开，你的生命力便具一种开展气象而活了 ，前途一切自然都有办法了。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你个人出路亦早在其中，都有办法了，毫不成问题。）二、你确能反省到自身，回顾到自家短处偏处，而非两眼只向外张望之人，这就是让我更加放心处。许多青年最大短处便是心思不向内转，纵有才气，甚至才气纵横，亦白费，有什么毛病无法救，其前途亦难有成就。反之，若能向自家身心上理会，时时回头照顾，即有毛病，易得纠正，最能自己寻路走 ，不必替他担忧了，而由其脚步稳妥，大小必有成就，可断言也。

    培恕可惜在这两点上都差（他虽有热情，但一日十二时中其要求似是为他自己的要求多），我对他便放心不下。更可惜他的才气你没有，若以恕之才而学得这两点长处，那便不可限量了。

    宽此次问：学问与做事是否为两条路，及你应当走哪条路，好像有很大踌躇，实则不必。平常熊先生[5] 教育青年，总令其于学问事功二者自择其一。择取之后，或再令细择某学某事，这自然很有道理，亦是一种教法。但我却不如此。假如你留心看《我的自学小史》，看《朝话》，应可觉察到此，我根本不从这里入手。

    但我是经过想走事功一路那阶段的。此在自学小史内已叙及。因祖父痛心中国之积弱，认为文人所误，所以最看重能做事之人，极有颜李学派之意味，自小便教我们练习做事。因此我曾一时期看轻学问，尤看轻文学哲学以为无用。其后经朋友矫正（见自学小史），破此陋见，乃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 行 ，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当出世之要求强，则趋于佛法，不知不觉转入哲学，固非有意于研究哲学也。当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而解决社会问题之要求强，则四方奔走（革命、乡村运动、抗战、团结）不知不觉涉足政治界，亦非有意于事功。及今闭户著书，只是四十年来思索体验，于中国旧日社会及今后出路，确有所见，若不写出，则死不瞑目，非有所谓学术贡献也。说老实话，我做学问的工具和热忱都缺乏，我尝自笑我的学问是误打误撞出来的，非有心求得之者。

    你自无须循着我的路子走，但回头认取自己最真切的要求，而以他作出发点 ，则是应该的。这还是我春夏间写信给恕和你，说要发愿的话。愿即要求，要求即痛痒，痛痒只有自己知道。抓住一点（一个问题）而努力，求学在此处求，作事在此处作，就对了。因为现在任何一事没有不在学术研究之内的。做学问固当研究他，即做事亦要先研究他才行。举例来说，假如你最真切的要求是替大众解决生计问题，而又认为合作社为最有效之路，那你即应先研究合作，而致力于合作运动。合作研究是学，合作运动是事，没有充分之学术研究，恐怕事情作不好，而在从事之中，亦可能于学理或技术有发明贡献。即事即学，即学即事，不必太分别他而固执一偏。又如你重视心理卫生这门学问，而发愿谋学此学与中国古人学问之沟通，那自然是做学问了。而其实亦还是一种运动，尤其是要有一种实际功夫，从自己而推广到社会众人，亦未尝不是事功。我以为末后成就是在学问抑在事功，不必预做计较，而自己一生力气愿用在哪处（哪个题目上）却须认定才好。

    以我看你，似是偏于作事一路，即如你来信不说“事功”，而说“从事实际，服务群众”，这就宜于作事之证。说事功，不免有“建功立业”之意，而有此意念在胸，倒未必能建功立业；倒是以“从事实际，服务群众”为心，可能有些功业说不定。总之，你为大众服务作事之心甚诚，随处可见，即此就宜于作事。但究竟作什么事还不知，俟你有所认定之后，当然要先从求此项学问入手，嗣则要一边做，一边研究，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终身如此努力不已。至于成就在事抑在学，似可不管，即有无成就，亦可不管，昔人云：“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也。

    我在做事上说，至今无成就。乡村建设虽是我的心愿，能否及身见其端绪，不敢说也。你的路子似于民众教育乡村运动为近，假如我所未实现者，而成于你之手，则古人所谓“继志述事”，那真是再好没有了。不过你可有你的志愿，我亦不以此责望于你也。

    父手字

    2月8日

    九、寄宽恕两儿（1948年）

    前寄恕儿信，希望他取出陶先生[6] 纪念册一厚本来看，并嘱他不要忘记是陶先生的学生。他来信总没有答复，昨日曾就恕来信批答。大意要他自觉自决，计应在此信前收到。本来我对你们说话，总不外要你们自省自决，甚少具体指出你们应该如何做，现在我从这一面说一些。

    我觉得发愿 是根本，前寄恕信似已提及。陶先生可敬处，只是有愿力，他真是有愿力，旁人均说不上了。你们若有一种心愿发出来，则一切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心愿要出于感触亲切，在自己感触亲切之问题上为大众而发愿，奋不顾身，不顾一己力气单薄，只将大众问题一力承担起来，放在自己肩膀上 ，心中念念只此一事，则凡百问题都成小问题，都不成问题，都不费力而解决。一则因为相形之下，其他问题自然小了，一则因为解决问题之智慧与勇气却不知不觉大了；就在这一面缩小一面长大之情势下，再无什么事纠缠你，使你困于碎屑，使你犹豫忧闷，你自然而然，从内里生出力量来 。像是培恕学画不学画，入新闻专科不入新闻专科，像是培宽如何求学，改系不改系等等问题，将无困难重压之感，并且把事情看得很活。

    所谓自己感触亲切之问题，举例言之。如武训感触于自己没受教育，看见大多数人受不到教育，而发愿之类；如陶先生决心改造教育，普及教育，把偌大问题，放在自己肩上，一心干去，不问成就。又如道宗学政治，不知其出发点是什么，假如他感触到中国几十年内战内乱不息，老百姓之苦不堪言状，总解决不了，总无出头之日，而奋然下大决心，要弄明白，中国之乱到底为什么乱？为什么政治不能走一条路去？我一定要弄明白它，我一定要把中国之乱解决它，使全国人享受到安居乐业，那么，他就是发愿了。

    此时只见问题，不见其他，专心致志，坐卧不离。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眼光放远，而起脚不妨自近处起脚，胸怀胆量放大，而做事亦不忽略碎细，心里绝不焦急。但心思亦不旁骛，于是在学习上自然滴滴归根，一切见闻知识都归到这里，不知不觉系统化、深邃化。此时学问亦绝不再是书本上学问，而自然是自家的心得了。

    我想你们的问题都应该从这里求解决，不要枝枝节节，不要左思右想，只有自己真发愿之一天，才是真有了自己的一天。此寄宽恕两儿，念之念之。

    父手字

    5月12日

    此1946年春间（编者按：应为1948年）写寄宽恕两儿书信两通，于今检视盖不觉忽忽二十六年矣。计其时愚适以参与国内和谈，先（2月）则在重庆，后（5月）则在南京，两儿则在北京谋升学中，多有书信往来。此两信寄出后即不复省忆，不意其乃为儿辈所保存，全国解放后愚来京，家于小铜井旧居，儿辈或求学或工作均不随我同住。但各有一部分书物存放家中。1966年8月红卫兵小将来抄家，一切书物（连同儿辈之件）无存。比及1970年、1971年迭经领导上为我查寻，前后有所发还者三次。顾书籍衣物什九不复可得，而此两信竟杂于乱纸堆中检得之，非所意料矣。审阅之后似觉可存，因付装裱。窃谓二十六年来国势升进变化最大，要以全国人思想暨作风之变化为其根本力量所在。方我写此信时，犹是国民党的天下，凡后来盛倡之毛泽东思想尚未有闻，而信内思想倾向隐然若不相悖，是可以自慰者。若加校核，信内述熊先生教育青年必当于学问事功二者择一，未免意图个人成名成家，良非无产阶级思想，然我未曾取之。其有不符合者独在称引及武训之一点乎？是固由于我夙乏阶级观点。我之言发愿，原本佛家而来。人或不知，必须自白之。

    1972年2月

    漱溟识于装裱后

    十、寄宽恕两儿[7] （1966年）

    宽恕两儿：

    两信均收阅。知父莫如子，知子莫如父。你们生长起来数十年皆在我跟前，我完全懂得你们，你们亦应当懂得我。既然懂得，我就不必须多说什么话了。

    事情发生的初期几天内，我稍有些不自然外，却从内心到外表基本不改常度。几天之后到现在就完全平平常常了。————此指精神亦指身体说。你们不必挂念。

    计自8月24日至今三十六天，始终不明白我的问题究竟何在。三十天来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只9月14日政协来电话，嘱我去领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一次而已）。我曾写去一些信件（底稿附去一阅，勿失），亦无回音。我只有静候消息。当前事无能为力，所能自勉者只在今后而已。

    昨日（9月28日）午前午后多次电五五·三三四○ 皆不得通，不解何故。

    此信颂华、胡真同阅之，阅毕寄回给我！

    我颇挂念艮庸的情况如何。他本人无问题，但恐受你二姊和我的牵联影响耳。你们能去看他吗？他似住在民盟内。问阎秉华可以知道。

    其余不谈。

    父手字

    9月29日旧中秋节

    三十六天内既无人来，我更未出门去，亦未与任何人通电话。

    十一、寄恕儿（1976年）

    培恕吾儿：

    春节过后，我便是八十四岁人了，虽身体轻健，精神旺盛，非他人所及，然人寿毕竟有限，且吾此生所负历史使命大致已可了却，未见得再活几多年（多也，少也，一切无所容心）。对于身后之事颇拟略作交代部署。你们两兄弟中，培宽有病在身，又居处稍远，不如你方便，所以先向你讲一讲，希望你空时多来我处多作一些谈话。

    父手字

    1976年2月4日

    十二、寄颂华儿媳[8] （1957年）

    颂华：

    你真是辛苦了！好在而今危险和痛苦都已过去，你好好养息吧。

    世间最最宝贵的是人才。作为人才的生产者，其贡献不是最大吗？你认识到这一点，是可以自慰的。

    我已给此儿命名钦元，即国家元首、新年元旦之元，亦就是领先之意。我不去看你，写此致意！

    父手字

    24日

    [1] 黄玮，梁培昭幼子，时在新疆。

    [2] “政治问题难望解决”，指梁培昭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押解回乡监督劳动事。

    [3] 作者此信寄自徐州，写于1938年1月访问延安后不久。是时宽恕两儿随培志、培昭两侄生活，尚滞留在为日军占领不久之北平。国民党政府此时已由南京撤至武汉，故此信中说“仍回武汉”。

    [4] 以上两信系作者自大后方四川重庆赴山东敌后，途经河南、安徽时所写。

    [5] 熊先生即熊十力先生。

    [6] 陶先生即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40年培恕曾就读于陶先生创办之育才学校（四川合川）。

    [7] 1966年8月24日著者遭抄家。“事情发生”，即指抄家事。“颂华”、“胡真”，著者儿媳。“未出门去……”，指失去行动自由。

    [8] “颂华”，著者长媳，因难产施剖腹产手术，幸母子平安，故信中说“而今危险和痛苦都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