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我的晚年生活
六十 漫游大江南北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招待在京特赦的第一、二、三批人员及其妻子。饭后，总理宣布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即明年春暖花开以后，所有在京特赦人员可以携带家属先去东南、后去西北参观游览一次，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的新面貌。最后，总理和大家合影留念。那时大哥溥仪已和李淑贤女士在1962年4月30日结婚，溥仪夫妇以及我们夫妇站在最前排。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作为珍贵的纪念。
会后，浩一直以欣喜的心情等待着这次游览。她说：“中国地大物博，可我自回到中国后，很多地方还没有去过呢？”1964年3月10日，我们这些人由北京乘火车出发，先到南京，然后沿沪宁线去上海。每名专员可以带妻子，没有妻子而需人照顾的可以带一名子侄作陪，每人还发200元零用钱。我们这个团命名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参观团”，政协指定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此生带队，随行还有工作人员多名及医生一名。
我们去南京、无锡、苏州，所到之处政协组织都热情接待，食宿安排得很周到。在苏州，我和浩都被玲珑秀丽的园林景色迷住了，浩对苏州市政协的领导人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常说一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日一见，真是名不虚传。”我们离开苏州到上海，又到杭州，杭州西湖风光又使我们流连忘返。我们在花港观鱼，龙井喝茶，岳庙谒坟，到“柳浪闻莺”公园散步时，意外地发现那儿有一块乾隆御笔亲题“柳浪闻莺”四个字的石碑，我和溥仪都恋恋不舍地在那里徘徊蹀躞，用手摸了又摸。清王朝已经结束了，但是人们仍然正确地评价乾隆皇帝的功绩，也妥善地保护着有关他的文物。我俩很受感动。从杭州，我们又溯富春江而上，参观了新建的新安江水电站，由那里又到世界闻名的黄山风景区。爬山的那一天下起小雨，我们夫妇俩爬了半天才到半山寺，下午费了很大劲才到文殊院。我们夫妇和杜聿明、宋希濂等被劝阻不再登山。有句俗话：“不到文殊院，黄山未见面。”我们已经到了文殊院，也算是看到黄山了。离开黄山，我们乘浙赣铁路火车，于4月18日抵达南昌，我们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等处，然后又到井岗山瞻仰革命圣地。因为参观团成员很多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年他们率领了装备精良的军队几次攻打井岗山，都铩羽而归。今天却坐了汽车被请上井岗山，被安置在精致的宾馆里。大家畅谈感想时，我不禁脱口说出：“这不正说明了共产党人心胸伟大，不念旧恶的崇高表现吗？”大哥在旁也说：“杰二弟说得对！杰二弟说得对！”
我们由井岗山回到南昌，又乘火车去长沙。到了湖南，大家自然想早点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和刘少奇主席的故居。4月19日，我们坐车来到宁乡花明楼，参观了刘少奇主席的故居。然后到韶山，没有吃饭就急着去参观毛主席故居。毛主席诞生的那张木床，用绳子拦着，不让人靠近的。在大哥溥仪的要求下，故居管理人员解开了那条绳子。我们大家走上前去，在那张床上摸了一遍又一遍，久久不愿意离开。我们这种心情，别人不易理解，只有我们这些获得新生的人，饮水思源，感谢给了我们新生命的人才会有呀！第二天，我们又回到长沙，游览毛主席青年时代游憩过的桔子洲、爱晚亭。浩诗兴大发，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诗词吟诵起来。
4月22日，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游东湖，参观长江大桥。4月27日，我们又登上北上的火车，从武汉回到北京。
回来以后，稍事休息。8月4日，我们这一行又整队出发，前往西安。这时领队换了吴敢群，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也有所调整。
8月4日，我们到了西安，参观了碑林。我这个喜欢书法的人，在碑林看了又看，舍不得走。8月6日，我们由西安去延安，去杨家岭和枣园，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在延安，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政协领导安排我们住了一次设备较好的窑洞。我对浩说，浩归来后周恩来总理曾经对她讲过王宝钏的故事，说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浩等我也等了十六年，和王宝钏差不多。这个寒窑就是现在我们住的窑洞。不过现在的窑洞比王宝钏那时的窑洞要强多了。由延安我们又去临潼，在杨贵妃洗过澡的“贵妃池”内洗了澡，又回到西安，参观了八路军办事处。然后我们去洛阳，参观了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最使浩感兴趣的是洛阳桥附近的白居易墓，因为浩喜欢中国文学，读过白居易的诗，她就格外喜欢这个肃穆雅致的古墓。离开洛阳，我们到了郑州，又从那里返回北京，正好是国庆十五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了庆祝国庆的游行观礼活动。
漫游大江南北，一共两次，计时约100天。参观结果确实使我们大开眼界，亲眼目睹了祖国的大好形势，从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政府、政协的隆重接待，有的地方还专门从外地抽调高级名厨来为我们做饭。我后来听说有些地方的群众有意见，认为对我们这样罪恶深重的人不值得这样招待。领导就对他们耐心解释，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接受改造，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将来对祖国的统一大业还要发挥作用，所以应该很好招待我们这些人。我听到这些情况后明知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意图，在目前群众生活水平尚低的情况下，把过多的钱用在我们身上，难怪群众会有意见。如果不是周总理的亲自安排，别人是不会这样热情接待我们的。我自己从这次旅行中想到领导愈是关怀我们，我们愈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能搞特殊化，要学习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作风，以便劳动人民能够逐步改变对我们的看法，这是我应该身体力行的。
此次漫游大江南北归来，我沿路做了一些诗，后来辑入《溥杰诗词选》一书。
六十一 在大灾难的日子里
正当我和浩安居乐业，我在文史专员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时候，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像疾风骤雨一样，我们被停止办公，所有稿件都被查封了。我们必须每天参加揭发批判的活动，而这些揭发批判又往往都是要接触到自己的。第一个批判的对象是“三家村”成员廖沫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我们是他手下的残兵败将，必须揭发廖沫沙是如何纵容牛鬼蛇神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我们不过是特赦之后才认识廖沫沙的，廖沫沙以统战部长身分来指导我们学习时，也不过开头讲几句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个别接触，叫我们揭发什么呢？第二个批判的对象是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他的罪行之一也是利用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写大量大毒草，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对这一点我们更是无话可说，不知道我们秉笔直书而且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史料怎么会是“大毒草”呢？所以一开头，我们揭发不出什么有分量的材料，我们只能套着文件说空话，应付差事。当时，最不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是溥仪。有一次，我们正在阅读新发下来揭发和批判《三家村》的文件，他迟到了，一进专员室的门就哭着说：“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行。他是个好人，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扶下来，替他解开绑。但车开得快，我跟不上，我只能叫几声……”他哭得说不下去了。我们都被他那真诚的态度所感动，也为他那直率的态度而担忧。掌握会的王耀武很勉强地劝他不要太激动，要相信党和政府。溥仪表示他相信廖沫沙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接触过廖沫沙，他相信廖沫沙是个好人。到8月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被勒令解散。我们这些被周总理任命为文史专员的人一律免职，停止学习，不管老、弱、病、残都去参加体力劳动。工资也减发，我每月由100元减为70元。天晓得造反派居然也知道对我们“区别对待”，在劳动时，溥仪和我、杜聿明、宋希濂四人可以干些轻活；对有些人则存心要他们干累活，像康泽就得干他力所不能及的活儿，因为他是“特务头子”。我还很荣幸被造反派挑中，除了打扫厕所外，还用毛笔给厕所重新书写牌子。这种情况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听说他很生气，下令不许扣发我们的工资，于是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工资。在我参加劳动的期间，我们护国寺街的家也受到了这场暴风雨的冲击。一天一群“红卫兵”学生冲进我们的家，那天正好我也在家。这群学生冲我们高呼口号：
“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站出来！”
“伪满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赶快低头认罪！”
我懵然了。按过去说法，这几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也可以，可我的特赦证书上明明写明“确实改恶从善”，我是改邪归正了的呀！而且我正在努力工作，将功补过，怎么老算旧帐，抓住辫子不放呢？我个人受攻击无所谓，但是党的改造政策不能否定呀！我想着想着，这帮学生动手了。他们冲进厨房，看到厨房里摆着贴着日本商标的酱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砸个稀巴烂。在这种情况下，浩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动弹。我知道这决不是中央的政策，我忽然上来一股勇气，冲着这伙学生，大喝一声：“谁在耍野蛮！你们有什么理由，得到谁的允许，跑到这里来胡闹？”
我看不见自己的样子，也许当时也是气势汹汹的。我这副样子，居然把学生镇住了。他们在刹那间不知所措，停下手来，互相顾盼起来。为首的那个学生说：“你是汉奸，你罪大恶极，……”但已经没有刚才那股气焰了。
另一人说：“你不认罪，我们誓不罢休！”
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撤走。临走时虚张声势地对我们说：“明天我们再来，我们跟你没有完！”
学生走后，我们看着满地的玻璃碎片和酱油汤，真是感到迷惘。这就是造反！在那满天乌云的日子里，我们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该怎样过。我们只有插上大门，关了灯，在黑暗中躲藏着，等待着厄运的到来。第二天，果然这帮学生又来了，在门外叫嚣了一阵：“汉奸特务滚出来！”
他们砸了一通门，没砸开，走了。
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派人保护了我们，学生再也不来骚扰我们家了。在关键时刻，总是周总理拯救我们。
周总理也同样保护了溥仪，使他免于抄家挨斗。但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大哥毕竟还是死在这场浩劫中。1965年大哥已查出得了肾癌，6月7日做了左肾及输尿管的切除手术。住院期间每天由我和老万为他送报及信件；出院以后，政协领导一再嘱咐他休息，不要工作。但他闲不住，很快和我制订了审查清史稿件的计划。以后，他的肾癌扩散，需要住院治疗。本来文史专员看病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可以得到一些优待，此时完全取消了，而且挂号时还要审查你的出身成分。像我们这些人不但看不上病，而且被认为“死一个，少一个，回去等死好。”沈醉看不惯这些，为大哥的病担忧，他找到政协领导，一直反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让中央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立即召集名医抢救溥仪的生命。当时天下大乱，中央统战部的几位部长以及申伯纯等都被押上街头游斗。大哥听说后痛哭失声，他问：“究竟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这是谁的主意呀！”重病缠身的大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惦记着国家的兴亡，这是难能可贵的。对溥仪的疾病，总理虽然作了指示，但医院不愿收留他，即使住了院，也不认真治疗，几进几出，他的病变得更严重了。到1967年10月初，大哥因为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床上打滚。大嫂李淑贤急得没有办法，又跑到政协请求，最后又是周总理下令，人民医院才接收了他。但他的尿毒症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挽救。到1967年10月17日凌晨2:30，他终于走完人生的道路，与世长辞。终年60岁。我是在他临终前两分钟赶到医院的，亲眼看他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
六十二 旧地重游访日本
“文化大革命”临结束前两年，对外活动有些放松，加以当时中日已经复交，1975年我被周恩来总理批准，和浩一道访问了日本。这几年内，我的岳父嵯峨实胜、岳母尚子夫人都已病故。我想念当年待我如亲子女般的老人，我的女儿嫮生住在日本，我也怀念同窗旧友，所以很愿意旧地重游。1980年，我又赴日本访问。1981年我参加中日友好第二次访问团赴日本访问。此后，1988年、1990年、1992年我都访问过日本。
第一次访日的时候，我虽然很高兴，但是远离日本很久，旧地重游，碰到很多亲友，我该如何说话呢？感到心中没有底。我向全国政协的领导请示，希望他们为我作些指示。领导说没有什么好说的，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于是我就为自己归纳了两条主意：1．我此次来日本，只是个人探亲，没有别的政治任务。2．我来日本，是为了增加中日两国的友好亲善，不作任何批评，不发表任何议论。我想这样说话总比较圆满吧！
一下飞机，我首先看到伪满洲国的旧军人组织“兰星会”打着大旗来欢迎我。这些都是我从前在伪满洲国的伙伴，我很高兴地会见他们。我和他们一一握手。记者拥上来问我：“请您谈谈您此次访日的感想吧！”很多话筒一直伸到我的嘴边。
我想这好说，我就模仿溥仪的说法。溥仪特赦以后，常常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新生的溥仪。”我也说： “过去的溥杰已经死掉了，现在的溥杰是获得了真正生命的新溥杰。我此次来日本访问，是为了看望我的亲人和朋友，谢谢诸位的盛情美意！”
大家觉得我的回答既得体又新颖。
我在东京安排好时间看望我们的亲戚和朋友，一般不认识的人就没有什么来往。西园寺公一先生专门替我安排了看望日本天皇的时间。记者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来采访我。记者问：“您这次拜访天皇，有什么任务？”
我说：“我什么任务也没有，就是看望一下，表示敬意。”
“是不是所有华族，您都要去拜访？”
“不是的。我只拜访我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就不去了。”
聪明的记者真是步步进逼，他们总以为我此来必定有某种政治任务，总想套出些材料来，其实我确是私人访问，没有政治任务，而且我事先已经有了应付记者的思想准备，他们没有从我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旅日华侨的组织请我吃饭，席间他们要我讲几句话。我望着眼前那些熟悉的祖国同胞的面孔，不禁激动起来。我说：“我对日本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来过这里。那时我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弟，又是日本嵯峨实胜前侯爵家的长婿。我到这里来人家对我很客气。可是当时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殖民地，我也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多年培养的傀儡，所以我见了日本人总觉得自己比人低一头，总觉得是殖民地奴才来朝拜宗主国。这次我重访日本，就觉得不是这样，我是新中国的主人翁，尽管我以个人资格探亲访友，在日本朝野人士的眼中，我仍是十亿人民泱泱大国的代表，所以对我刮目相看。我自己也觉得走起路来挺胸凸肚，往日那种自卑感一扫而光了。”
我的话讲完后，旅日华侨中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完全同意我的讲话。有的侨胞还流下了热泪。
战后日本经过几年奋斗，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到处高楼林立，汽车成龙。有人问起我访日观感，我总说：“日本变得很可爱，但我的祖国更可爱！”
记得1975年初访日本，有些日本朋友出于好意地对我说：“像您这样的人在那里恐怕没有个人自由可言吧？您今后还是在日本长住吧！我们可以帮您的忙。”
我听了总是微微一笑，说：“谢谢您的好意。请你们想一想，像我这样的人，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没有自由能行吗？我也希望你们能到中国去看一看，我在那里等着你们。”
他们听了，都说：“我明白了。”
有一个时期，日本还流传着“溥杰在中国生活潦倒”的谣言，于是先后有三个人赠给我巨额日元，有的人甚至不留姓名，把钱放在我的寓所，我都打听清楚后把钱还给他们，并且说明我生活很好，欢迎他们到中国作客。
我的亲身经历使我觉得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有着深厚的骨肉之情，我们要珍惜中日两国人民这种世世代代一脉相传的友情，决不允许军国主义者破坏这种永恒的友谊。1980年我访问日本时，会见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47期同学杉木，我们握手言欢，回首往事，共话沧桑，恍如隔世。当年我们这个中队的同学，如今尚健在的只有杉木、船木繁、我和润麒、张挺等几个人了，其余的同学有的死亡，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同学已经死于那场令人痛心的中日战争中。为了使历史不再重演，我赋了一首诗：
庚申再作蓬瀛客，
譬彼忘羊固有因。
欲为子孙筹大计，
自应世代结芳邻。
关山戎马浑如梦，
书剑芸分外亲。
伏枥敢忘千里志，
还需我辈识途人。
我们都相互表示了愿为中日友好竭尽绵力的决心。那一年我还应日本在乡军人“借行社”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组织的集会。我在会上说：“‘偕行’这两个字是取自中国《诗经·秦风》的‘与子偕行’句，意指在春秋争霸的混乱时代，人们要团结相处。我们不能把‘偕行’只看作中国春秋争霸的‘偕行’，更不能看作对外侵略时日本军队的‘偕行’。我们的‘偕行社’，要把‘偕行’作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封建主义的‘偕行’！”大家都拍手叫好，觉得我把“偕行”两字解释出了新意。
1988年日本的伪满洲国旧军人组织“兰星会”招待了我。我说伪满洲国已经结束了，现在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欢迎你们到新中国去看看。1988年2月7日我在日本竹内旅馆会见了日本国会议员山口淑子。50年前她在中国的名字叫李香兰，是伪满洲国颇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和歌星，我们那时常有来往。如今相见，都已白发苍苍。我说：“以往的中日战争，对中日两国都带来了灾难。”山口淑子也说战争对两国都带来了不幸，但她在战后曾三次访华，高兴地看到新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祝福中日两国在和平环境中和睦相处，永远友好下去。
1975年我们访问日本时，嫮生已经与福永健治结婚。福永是个健壮的小伙子，正在经营一家工厂。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五个孩子。那一年访日时正好第四个外孙出生，我为孩子起名“浩伸”，就是中日联谊之意。我还高兴地写了一首诗：
七绝
一九七五年仲春重访扶桑，爰录喜闻浩伸外孙生诗，以示健治吾婿、嫮生吾女。
一姐二兄宜父母，
更欣回索庆男生。
谊联中日宜名浩，
喜志吾心此日情。
1975年我们第一次重访日本回国时，浩向我说，为了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表示敬意，她和嫮生商量，一定要送给周总理一点礼物。我们知道总理不会收受贵重的礼物，只置了一扇日本小屏风和一束新鲜的玉兰花。回到北京，总理正因病重住院，我们立刻把礼物送到医院。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他只收下玉兰花，以表心意，屏风退回，请我们自用。总理廉洁之风，于此可见。但不幸第二年春（1976年）总理终因操劳过度，病重逝世。我和浩从新闻广播中听到噩耗后痛哭失声，全家都处在极度悲痛的气氛中。总理不但赢得了我这个曾当过战犯的人的心，而且使浩这样出身异国的女子也把总理视作再生父母。从此我们家中一直挂着总理的遗像。我在遗像下面写了“音容宛在”四字。面对着总理慈祥的遗像，我们相约，中日友好是总理一再要求我们做好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努力从事这项事业，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六十三 污水归大海
在这几年出访日本以及在家接待大量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常有记者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怎样接受共产党洗脑筋的？”
我听了总是要笑，我说没有洗脑筋的事，准确地说，只能说“感化”。我在战犯管理所中，从没有人打骂过我，连大声呵斥都没有。我的头脑已经顽固得像一块冰坨，共产党的谆谆教导像温暖的阳光，终于把我这冰坨融化了。一次在日本，有一位记者和我谈起天皇制度，问我：“你见过新天皇吗？”
我说：“见过，他是个很开明的人，与过去的天皇不太一样。”
又谈到皇太子浩宫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我说：“从昭和、明仁以及浩宫三人的关系来看，日本皇室正在发生变化，与民众的距离愈来愈缩短了。天皇是个象征，民众对天皇的看法正在不断地改进。”
记者就问到我对日本天皇制的看法，我说这是日本国自己的问题，我不好说什么。记者却由此问到我对清朝的看法。我说：“历史是在前进，清王朝已经完结了。我们只能迎着历史的潮流前进，绝不能开倒车。如果我想要恢复清朝的话，一定要受到群众的反对。我绝没有这个想法。我和溥仪都是一点污水，本来早就应被晒干了，但是我们却溶入十亿人民的汪洋大海，成为它的一部分。”
我说这话时按捺不住新生后的兴奋心情。那位记者赶紧把我的话记在采访本上。后来我在接待国内很多报纸刊物记者采访时，也常常说这句话。我自己觉得我虽是皇室贵胄，却也是个废弃的旧物，不过是一滴污水，共产党把我改造好了，使我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而且尽量发挥我的作用，虽然只是大海洋中一滴水珠，渺小不足道，但已是一滴新鲜活泼有用的水，这是我应该引为自豪的。
六十四 “我的浩！我的浩！……”
浩回来以后，我们一起相伴着，过着宁静的生活。常有记者问起我和浩怎样在一起生活的。我踌躇了一会儿，就告诉他“相依为命”这句常用的成语。的确，晋代李密《陈情表》中形容他和祖母的生活状况也很能说明我们夫妻俩今日的状况。不久，疾病终于破坏了我和浩的平稳生活。
浩得了肾病，并且逐渐恶化。1980年春，我和浩第二次访日时，她在飞机上就感到不适，一下飞机，我把她送到东大医院。医院检查后认为需要紧急治疗，不然肾脏病引起心脏病并发，会有危险的。要做透析，一周透析三次，对浩来说，这就是沉重的负担了。感谢皇太子（现明仁天皇）夫妇亲自持花来医院慰问。浩得到安慰，病也好得快一些，到4月中旬就逐渐稳定了。浩回到中国后，在北京友谊医院治病，大约每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浩有时还要回到日本，那时北京和成田之间有直航班机往返，两国医院可以互调病历和检查资料，密切配合为浩治病。浩无论在日本或中国，都可以安心治病，当然在友谊医院治疗的时间要多些。到1987年，浩的病愈来愈重了。她两肾功能亏损，长期住在医院里，医院甚至为她配备了人工肾。我几乎每天都在医院陪着她，我不能离开她。夜阑人静的时候，浩拉着我的手说：“我有一句话和你说：我死以后，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婆家————中国，一半送回娘家————日本，让我和我的慧儿在一起吧！”我不等她说完已经泪如雨下，我说：“浩，你会好的，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治好你的病。”但我已经预感到她好像要离我而去了。1980年我和浩回到日本曾经到京都二尊院————慧生长眠的地方去看望过我们的女儿。本来1961年浩回到中国时已经把慧生的遗骨带回来，慧生生前曾经以自己是醇亲王家的后代而自豪，我想把她的骨灰安葬在我家的墓地里。但是十年动乱的教训使我提心吊胆，我不能让慧儿再经受可怕的折磨，她的遗骨必须安放在一个宁静、安全的地方。于是我们又把慧儿遗骨的一部分带回日本葬在二尊院。外祖父、外祖母非常疼爱慧儿这第一个外孙女，慧儿也喜欢疼爱她的外祖父、外祖母，还是让他们在一起作伴吧！
当我扶着当时已经有了肾病的浩走上墓地的台阶时，我发觉她在颤抖。当我们走到慧儿的墓前，我俩双手合掌，闭上双目，我流泪了，我发现浩已经泣不成声。她想念的慧儿当是个19岁的苗条的带有忧郁感的少女，而我印象中的慧儿还是那个拉着手提琴，年方6岁的天真烂漫的小女孩，然而她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如果她要活到今天，也已是40多岁的妇女了。这几年来我的内弟嵯峨公元在大阪市下关修建了中山神社，把中山宗光家的祖先遗骨移到这里，在中山神社里又修建了爱新觉罗社，宽有2米，深16米，慧儿的遗骨也从二尊院移到这里。中山神社面向着京都天皇所在地，中山家本来就是捍卫天皇的勇士；爱新觉罗社又面向着北京，那里也是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因为爱新觉罗·慧生是中国人啊！她的父母还在中国啊！
浩毕竟离开我走了，那是个宁静的清晨。1987年6月20日上午7:50，她走完了人生的道路，终年73岁。我在8:00就打长途电话告诉嫮生，我只哭着说了一句：“母亲今天上午走了，马上来！”就说不下去了。嫮生和福永是在21日来到北京的。浩病故后，国外报纸都刊登了“流浪王妃病逝北京” 的消息。按照我们这里的安排，6月29日上午9:00举行了向浩的遗体告别的仪式。感谢我们亲爱的党，那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杨静仁、杨成武以及首都各界人士数百人都来向浩告别，邓颖超大姐等领导同志敬献了花圈。我不免又想到敬爱的周总理，我想告诉周总理：您关心过的那个华籍日本女人也追随您去了，她在临闭目前也是想着如何做好一个中国人，如何推动中日友好这一伟大的事业。
眼看着和浩诀别的时刻到了，我留恋地俯下身去，在她耳边像往常一样地低声呼唤着：“我的浩！我的浩！”然而她听不见了。我老泪纵横，嫮生扶我离开了浩。
那一天，我回到护国寺的家里。嫮生、福永都来安慰我。我轻轻地闭上眼，仿佛我俩又在30年代日本稻毛的海滨漫步，迎着那惊涛拍岸的海浪，交谈一天的生活；我俩又仿佛在北京护国寺大街溜达，边走边和沿街摊贩打着招呼。这些善良的人们都认得我们这一对由中国人、日本人组成的夫妇，都乐意和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一睁开眼，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浩，我的浩……”我又呼唤起来，“失去了你，我将怎样生活呢？”
正当我痛不欲生，整天痴痴呆呆、百无聊赖的时候，我的老朋友沈醉来看我了。我俩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已经共事25年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关心着我，勉励着我。他向我说出了一句使我惊心的话：“溥二哥！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我清醒了。是的，交给我们整理核实的史料还有很多没有整理呢！我的《自传》还没有写呢！我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我还要为人民尤其为我们满族服务呢！我没有理由自暴自弃，我要振作起精神，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那以后，跟我一起生活的秘书金子忠（我的侄儿）和保姆步阿姨帮我料理生活，我又打起精神每天去从事繁忙的工作，在工作中摆脱哀愁，寻找新的欢乐。
六十五 探望满族家乡
在我晚年的生活中，我经常接待着来自东北满族自治县的代表，他们携带着人参和各种烟酒等土产来到护国寺我的家里，一次次地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溥老，您什么时候回到家乡看一看呢？我们等着您。”
眼看我们满族故乡的生活好转了，满族子弟的生活也逐渐提高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很想回故乡看一看。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
1987年8月，我应承德地区同志的邀请参加了承德满族文史研究会和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参观了承德市。这里的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是当初清朝康、乾二帝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安塞固疆而建造的大型宫苑，附近的外八庙是充分反映满族文化特色的宗教寺庙群，我作为满族子孙，非常希望有机会去瞻仰一下。8月20日，我偕四弟溥任等来到承德市，下榻于山庄宾馆。那个宾馆的匾额是我题写的。几天内参观了避暑山庄桥堤纵横、亭榭掩映，风光旖旎的美景以及雄伟巍峨富有民族特色的外八庙。在普宁寺参观千手千眼大佛时，喇嘛们还为我诵经祝寿。我记得伪满时期我来过承德，那时这里是个兵营。这些可以与汉唐离宫相媲美的皇家园林完全成了断垣残壁，到处野蒿丛生。只有在解放后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它才得到保护和修复，以其独特的园林艺术和精湛的建筑艺术博得中外游客的青睐。我在承德参观期间，完全沐浴在民族团结平等友爱的气氛中，深感满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的光荣，逐渐消除了由于清末腐朽衰败给满族人民带来的自卑感。我和溥任四弟给承德博物馆捐赠了我家保存的先祖康熙皇帝书写的《畅春园记》手卷和对联等文物。
我对满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的平等感、安全感、光荣感随着我回到满族王朝的发祥地————新宾满族自治县而加强了。
1988年7月底我应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了大连服装节。陪我同行的有四弟溥任、女婿福永健治，还有正在日本上大学的外孙女。我让他们随同看看当初满族的发祥地，慧生在世时是曾以她是爱新觉罗家的后裔而引以为荣的。在大连住了三天，参加了服装节的开幕式，观看了时装模特儿的精彩表演。李先念、雷洁琼等领导都参加了这个服装节的活动。然后由大连去新宾满族自治县参观，途中参观了沙儿湖，在附近的罗台宾馆用餐。我在沙儿湖参观时不由得遐想联翩，三百多年前这里是努尔哈赤领兵入关打过决定性胜利的一仗的地方，当时这里叫“大伙房”，意即一群起来举事起义的人，后来这里修了水库，就叫大伙房水库，又叫沙儿湖。历史变幻，疾如迅雷，白云苍狗，沦海桑田，满族由兴旺走向衰落，又由衰落归入民族大家庭的大海洋，我为它的现状感到高兴。来到新宾，我走在街上，看到这里高楼耸天，商店林立，一派繁荣兴旺景象，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我想，我们满族能有今天，都靠党的民族政策好，是党的民族政策，使各族人民能够获得发展，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道路，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敌视对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宾满族自治县的领导请我们一行来到距县城21公里的永陵参观。1598年，努尔哈赤选定这里为祖辈修建陵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终于修成一组雄伟的陵宫。现在这里埋葬着清肇祖、景祖、显祖等三位帝后的陵墓，陵墓保存良好。从前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曾经踏着黄沙大道先后四次来这里祭祀祖先。今天我来到盘龙踞兽、饰金绘彩的殿堂前，双手抚摸着记载先祖清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儿等人事迹的功德碑，内心充满了感激的心情，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尊重各民族历史上曾经做出贡献的人们，因此当我和四弟溥任双手合十，向自己的祖先行礼时，我既向自己祖辈表达了后辈尊敬的心情，也向共产党表达了满族子孙感激的心情。
新宾有座满族职业高中，我是那所学校的名誉校长，学校请我去参观。我来到校门前，全校数百名师生在门前列队欢迎，学校的大楼装饰一新。我听了校长的工作汇报，观看了校舍和师生的作业。他们要我题词，我挥笔写下了：
“学以致用，勤贵有恒，热爱祖国，众志成城。”
新宾满族自治县领导也要我题词，我写了：
“祝愿满族同胞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为祖国家乡经济建设多做贡献。”
这是我的心里话，满族子弟只有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才有光明的前途。
我离开新宾县时，县领导一再邀请我下次再去。我说：“我要再来的。我是满族人，我不会忘记家乡……”我们一行又来到沈阳，参观了沈阳故宫以及东陵、北陵等地。同样的，来到那些满族发家的旧地，我都有景仰尊敬的心情以及昔不如今的感觉。让我们满族子孙永远不要错过当前这大好机遇，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努力工作，一显身手吧！
1989年5月，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又请我参加满族大辞典的编辑工作，我又来到沈阳辽宁大学住了两天，也曾在北陵招待所小住。
1991年10月28日，我遇到了一件令我兴奋的事————日本立命馆大学授予我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授予学位的仪式是下午4:00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小礼堂举行的。仪式由立命馆大学法学部教授火田中和夫主持，立命馆大学的理事长西村清次亲自来华授我学位，学生代表向我献花，我致了答词，还有各界代表祝辞。仪式举行完后，立命馆大学在仿膳食堂设宴招待我们。我知道，我得到这种荣誉是因为我长期以来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结果。我今后要继续做好中日友好工作，为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往来做出贡献。
六十六 做一个中日友好的使者
1983年5月，我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我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分工担任了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的副主任。我对于人大召开的各种会议都准时参加，并积极发言。我很感谢政府采纳了我在人大提出的关于教育青少年、加强法制建设等建议。1984年8月31日，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赵朴初任会长，孙尚清、韩树英、沙里、赵安博和我任副会长。成立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对中日关系史作深入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合作。我作为和日本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员自然非常重视这个组织的建立。我在成立会上发言说，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历史，尽管在后来的一个时期里发生过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提出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为了两国人民的永世友好而必须做的一件大事。尤其我们和日本的社会制度不同，风俗、历史也不同，为了东亚的和平、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幸福，研究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确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自从周总理向我提出要做好中日两国友好的工作后，我和浩就努力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每次访日，总是和各界人士接触，宣传中日友好。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我：“为什么你要做中日友好的工作呢？”我对他说：“中日两国之间的小磨擦会有的，但是中日两国携起手来，子子孙孙，永久睦邻，和平相处，难道这不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想法吗？”1981年春节时，我和浩向日本朋友印发了如下的贺年卡：
恭祝
辛酉新春康疆百宜，曩岁重访蓬瀛，备承热情款待，无任铭刻衷怀，谨肃寸笺，聊志衷心感戴微忱。
更望今后在昔般基础上愈益协力同心为中日两国人民子孙永世友睦而共同奋励前进。
一九八一年新正元日
溥杰
爱新觉罗 顿首
浩
我们的护国寺家院内有棵枣树，高约六米，每年树梢结满了红色的枣儿，这是从旅顺郊外水师营的枣树嫁接过来的。1904年2月8日，日本军队向占领东北旅顺口的俄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爆发了那场臭名昭著的日俄战争，结果是日本取代了俄国在中国的利益。日俄战争以美国斡旋订立了朴次茅斯条约而告终。订立条约后日本乃木大将得意扬扬地在水师营枣树下照像，那里的枣树就成了中国的耻辱、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的象征。现在我和浩的结合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我就把那里的枣树嫁接到我们家院内的枣树上，让它变腐朽为神奇，让屈辱一去不复返，友好之树永远长青！
六十七 尾声：写成自传
我的晚年一直有一件心事萦绕在心头，那就是撰写自传的问题。我知道像我这样过去罪孽深重的人现在能够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个转变过程一定是大家乐于知道的。我愿意告诉大家我的过去。我不忘记过去，才能有我的今天和明天。但是我一直事务繁忙，除了要参加人大常委会等各种活动外，我还要为很多喜欢我的书法的人写字。字写得不好，但为了使求字者不感失望，我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就总是抽不出时间来写我的自传。国内外很多记者都知道我在写自传，常常关心地询问我，我总是不能回答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我的自传。1989年1月9日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对我说：“听说你在写自传。”我说：“是的，我已经82岁，记忆力衰退，我恐怕写不成这个自传了。”1990年我在访问日本时，日本作家陈舜臣问我：“你是不是在写自传？”我说：“是的，我作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也有这个任务。但我没有写完，一方面忙，一方面我也有点懒呀！”我只能这样解释。我真着急，什么时候我能写完我的自传呢！
很高兴的是1991年全国政协领导请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叶祖孚帮助我整理自传。整理的方法是我口述，他录音整理成文字，但是常常正在录音时来客拜访，或有人求我写字，我们的口述只好中断。所以更大的程度是他阅读资料，替我作些调查，弄清事实，再由他写成文字，我来修改定稿。我俩合作了两年多，经过多次的座谈讨论，这部自传终于写成可以交给读者来阅读了。
像在自传一开头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我的自传能够对读者有所裨益。旧社会是个罪恶的深渊，一个人在黑暗的社会里走上了曲折的道路，而且走得很远，但是中国共产党把他挽救过来，他还能为人民为国家做些好事。大家读后如能从中得到启发，热爱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努力去建设社会主义，那就是我这个垂暮老人所热切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