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一、女学校教书
自从到了时报馆，从事于记者生涯以后，我是决计放弃了教书工作了。我自从十七岁父亲故世后，即开门授徒，做了一个小先生，一直处馆教书，坐热了那只冷板櫈。以至脱离私塾制度，又踏进了新式教育，什么吴中公学社咧，又是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监督咧，真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一回，到了上海来，上海也正在各处兴办学校，一到上海，就有人来请我去当国文教员，我实在对此厌倦了，便一概加以婉辞。
然而到底不能脱去这个范篱，第一个破我戒的，便是史量才。量才在西门外高昌庙地方，开了一座女子蚕业学校，除了养蚕时期，女学生都要服务以外，其余时间，便同别的女学校一样，只不过加一点与蚕桑有关系的学科而已。他是常常到时报馆息楼里来的，时报馆的几位编辑先生，如陈景韩，雷继兴、林康侯等被他拖去教书了，我初到时报馆，他便以我为鹄的了。
我起初拒绝他，我说：“我已教了十余年书了，旧的、新的，都已教过，对此渐少兴味，我现在要换换方向了。况且我现在也没有工夫教书，时报馆，小说林之外，偶有余闲，还得要写一些小说。”但量才百方劝驾，他说：“你镇日埋头写作，也未免太闷损了，必须换换空气。况且我不是天天要你来，一星期来三天或两天，每星期担任五六个钟头的课，终可以抽出这工夫吧？时报是在夜间，小说林在上午，那末下午你有工夫了。”
他又说：“山东青州府蚕桑学堂中教员，都是我的老同学，我知道你在青州办学堂，很为吃力，但是上海的学堂非青州之此，尤其是女学堂。你不曾到女学堂来教过书，何妨来试试呢？把山东的男学生，和上海的女学生，作一比较如何？并且我们学校里，到四月里就要养蚕了，蚕忙的时候，便不上课，现在到养蚕时节，至多只有两个月，那是很轻松的事，况且景韩、继兴，他们也来教过呢。
我为他说动了，我的确不曾在上海教过书，尤其不会在女学堂里教过书。我当时又动于好奇心，凡是没有经过的事，我总想去经历一番。又想到量才所说：他的学校，四月里就要养蚕，过后至多再读一个月书，接着便要放暑假了，那末总共也不过教三个月书吧！
而且我当时正想写社会小说，搜集各种资料，商务印书馆又来接洽，要我写教育小说。无论是社会小说也好，教育小说也好，各方面的情形的都要晓得一点，这个女学生社会，也是应该晓得一点，作一个实地观察呢。
回想我十七岁开始做小先生的时候，曾教了一个女学生潘小姐，以后就没有教过女学生。但现在所要教的不是一个女学生，而是成群的女学生了。我问史量才：“你是女学校的校长，何妨传授心法”。他说：“也没有什么方略，但是你不可太嫩，太嫩了，压不住她们，便吱吱喳喳的吵起来。虽然不必板起面孔来，但至少也得装起老气横秋的样子，方可以吃得住。”量才这话，正说中了我的病，我就是太嫩，尤其对于女人。其实我那时也有三十岁出头了，人家看我，却不过二十三四光景。
我所教的这一班女学生根整齐，全班不过十余人，年纪都在十八岁以上，因为这是一班最高级，快要毕业了。女子蚕业学校里没有太年轻的学生，因为他们在招考的时候，就规定要十六岁以上，方能报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在养蚕时期，有一个很辛苦的服务，时常要轮流守夜，而且很沉重的蚕匾，要掇上掇下，非幼稚女生所能胜任。第二、在育种的时候，须用显微镜，子细观察，而且对于蚕蛾的交配，详细解释无遗，在交尾中，还要辅以人力，这也是那种幼稚女生所非宜。
大概从前女学堂里的女学生，顶会吵的是十四五岁，到了十六七岁，便渐次沉静了，一过了十八岁，便不会吵闹了。还有的在初进学校的女学生，最是会吵，在将毕业的女学生，便不大会吵的了。更有一说：在男先生的课堂里会吵，在女先生的课堂里，她们便不大敢吵了。在她们不大佩服的先生，自然吵得更加厉害，在她们佩服的先生，就不大吵了。这些都是当年在女学校教书的经验之谈。
在上海教会里所办的女学堂，像“中西女学”之类，他们对于中国的国文，不十分注重，所请的国文教员，都有些冬烘气息，女学生们常常开他的玩笑。我记得有一位国文教师是松江人，督责学生们倒也很严。教她们读“古文观止”，那班学生们读到苏东坡的“赤壁赋”，中有句云：“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她们大声朗诵道：“松江猪猡！松江猪猡！”先生正把她们无可奈何。又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学生，不知如何触犯了先生，那位先生便拉着她，要到女校长那里去申诉，她大呼：“男女授受不亲。”（礼记上语）吓得那位教师急忙缩手。可是对于那些外国女教师，虽然背后也骂她老太婆，或给她提出丑恶的、可笑的绰号，然在当面，却甚畏惧她，非常服帖。
我在女子蚕业学堂未及一月，而城东女学校校长杨白民，又来劝驾了。意思说：一样的朋友，能在女子蚕业尽力，也希望在城东女学帮忙。我说：“我的工夫来不及。”他说：“每星期只要来三天，不到女子蚕业的日子，便到城东女学来好了。”我一时面软，也就答应了。但是女子蚕业，在西门外过去的高昌庙，城东女学，则在南市的竹行弄，自己却住在租界里的爱文义路，一面在极西，一面在极东，这样的终日奔波，很为劳累。并且高昌庙与竹行弄，都在华界，到了那边，便得更换人力车，但是我那时很有勇气，觉得教女学生，很有兴味。
城东女学这一个学校的学生，却是复杂得多了。我这一课堂中，约秆有三十多人，年龄小的不过十三、四岁，年龄大的已有三十余岁，已是太太型的人了。就像黄任之的太太王纠思，也在我的课堂里，同学们都呼她为黄师母，因为这时候，任之也在城东女学授课呢。还有他的两位令妹黄冰佩、黄慧兼，也在一课堂。年龄最轻的就像袁观澜的女公子袁世庄，不过十三四岁，程度自然参差不齐。但在这个时候，实在出于无法，只要有志向学的，便是来者不拒，所以这个班次，只好勉强合并了。
我初在这些女学堂教书时，的确有些儿面嫩，她们似乎此你老练得多，不过她们也并不使我受窘，就是喜欢多说话，常常说到功课以外去。有时，她们说：“今天先生不必讲古文，请说一段故事给我们听。”她们以为我常写小说，必定有一肚皮的故事，藏在心中。我只好说：“故事今天不曾预备，下一课期讲故事。但是我口讲故事，请你们把我所讲的故事，用笔记起来，那也是习练作叙事文的法子呢”。她们听了，觉得不大写意，后来就不请我讲故事了。其实记出来不是很好吗？而她们视为强人所难。
我从青州府回到上海来，衣服很不入时，上课时，用粉笔写黑板，有一位女学生最喜欢多说多话的，便道：“喂！先生！你的袖子管太长了。”我只好说：“是的！我的衣服不入时了。”我以为她没有什麽说了。但是又继续说道：“先生！你的指甲也太长，要剪去它，写粉笔不大便当。”那时我真有些窘了。幸而和她同座的一位同学，怒之以目，别的同学则俯首掩口而笑。后来我告诉了杨白民，她说：这人素来如此，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十三点”脾气。
后来我想：她所劝告我的并不错，我的袖子管的确太长，我的指甲确是好久未剪。大概别的学生，也在这样批抨我，而她却忍不住，心直口快的便嚷出来了。下一次上课，我把指甲都剪光，衣服也换了件袖子短的。上了课堂以后，我就伸出手来给她们看，我说：“我是从善如流，听你们的劝告，把指甲都剪平了。”那位女学生，反而面胀通红，俯首无言。
两三个月以来，我便老练得多了，我对于上课并不怕，但是对于这个改课卷，实在有些怕。试想：女子蚕业近二十人，城东女学有三十余人，每星期就有五十余本作文要改，而且不能积压，一积压就要拖下去。我那时把课卷带回家中，预备开夜车，可是一吃夜饭，睡魔便降临了。
而且那时候，时报已登了我的连载小说，明天的稿子，也要预备。把课卷带到报馆去吧？发稿已毕，可有余闲，但报馆里朋友多，谈谈说说，庄谐杂作，谈笑风生，早已把学生的课卷，置之脑后了。
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来，将学生的作文课本，安放在学校的教员休息室内，上课以前或以后，倘有余闲。即行改卷。再在学生作文的钟点内，她们在作文，我在课堂里监视的时候，便是改课本，这样觉得好一些。不致积压起来吧？
然而我的朋友中，有几位，一天要上好几个学堂的课，都是按着钟点，方始赶到（那时上海各教员，也是按着钟点计值，一天要跑几个学校）。他们的口号，叫做“下车上课，下课上车。”那个情况，就像后来上海的说书先生，按着钟点赶电台一样了。
在我们从爱文义路迁居到西门敦润里以后，上海民立女中学校的校长苏本喦女士，又光临寒舍来了，她又要请我到她那个学校里去教书。苏家开了两个中学校，一个民立中学校，属于男学生的；一个民立女中学校，属于女学生的。民立中学校是苏颖杰主持，民立女中学是苏本喦主持，他们原是兄妹，为上海望族（苏女士已嫁，其夫为王孟缘）。这个民立女中学，也开在西门，西门可称是女学校的大本营，最大的务本女塾。
也是开设在西门，是人材最多的。
我这时女子蚕业学校已不再去教书了，城东女学校却还是去的。苏本喦女士到我家里，和我妻说：“我知道包先生很忙，但是你们不迁居到西门来，我不好意思来说，既已迁居到西门来了，离我们学校很近，可否请包先生屈就一下？”又笑说：“我是奉学生之命来的，有几位学生，都推荐包先生。因为她们的姊妹同学们，有的在女子蚕业，有的在城东女学，都欢迎包先生教得很好，所以我来敦请，务必俯允。”
这样的高帽子戴上来，我又只得答应了。不过我的教书，不是过于自卑感，实在自己觉得不甚高明。但我以为在这一代的女学生，却是在启蒙时代，当以启发她们的知识为首要，能多懂得一点新知识，就是好的。启发了这一代的女学生，然后使下一代的女学生，更注重于种种学问呀。我在民立女中学教的这一班学生，颇为整齐，一共只有十人，年龄都在十八至二十岁，是称为卒业班，程度也相差无多，课堂里沉静无哗，与城东女学的学生，正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