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到青州府去
当我正在侘傺无聊的当儿,忽然有到山东青州府去办学堂的一事。
先是那一天,我妇翁陈挹之丈,来视其女,并对我说道:“昨天遇到彭诵田先生,详问你的地址,说是要来访你。”我觉得很为惊异,苏州彭氏,是吴门第一家大乡绅,状元宰相,簪缨不绝,其发甲还在潘氏之前。他们世居葑门,俗称旗竿里彭宅。所以称为旗竿里者,因他们住宅门前,有八根旗竿(清制,凡状元、大学士,门前都得竖有旗竿,可以悬旗),因是得名。不过到了清末,也没有人做大官了,但诵田先生,还是一位两榜,当了京官好多年,至今解组归田,在地方上当一名绅士。
那个时候,好像端方在当江苏巡抚吧,自命为开通人物,也想厉行新政。为了地方自治张本,请省内绅士担任公益事务。其中有一个节目,叫做“讲乡约”,在清代的皇帝的谕旨中,也常有此一条。几位绅士主其事,他们自己不讲,约了几位老学究来讲,每逢三六九,在玄妙观里寿星殿开讲。从前“讲乡约”,大概依照“圣谕广训”中词意,推阐一番,现在不免要变通一些了。我的岳丈,便是讲乡约老学究之一,而彭诵老则为轮值之绅士,他们所以相识。我这时急急问道:“为什么要访我?有什么事吗?”我岳丈道:“好像是关于办学堂的事,他未详言,我不大清楚。”
我想:办学堂的事,一定是彭氏小学堂的事了。彭氏小学,吾友汪棣卿等诸人在办,何须来问我?难道办女学的事,又有人发起了吗?胡思乱想了一阵,不过想到彭诵田先生到吾家来造访,我的房屋湫隘,他们是轿马出入的绅士,也许我不在家,有失迎迓,他是乡前辈、乡先生,既有所事,不如约了日子,我去拜访他。吾岳丈亦以为然,说:“你是晚辈,应当如此,明天我给你约定日子,你去见他就是了。”
两天以后,我去拜访彭诵老了。他是不住在葑门旗竿里老宅里,住居在他的丁香巷新宅里,招待在他的花厅会客室里。原来是他的一位亲家曹根荪先生(名允源),也是苏州人,丙戌进士,由部曹而外放山东青州府知府(当时中国府治尚未取消,故各省知县之上,有知府一级)。
满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谕令全国各省,每一府要设立一个中学堂,每一县要设立一个小学堂。青州府这个小学堂,已经设立了,但看看不像是一个学堂。曹耕翁是由京官而外任,已经很干练了,但是办学堂是个外行,他想请一位懂得办理学堂的南方人,整理此事。
那位曹耕翁便拜托了这位彭诵老了,要他在苏州物色人材,因为听说近来家乡风气开得很早,学堂也开得不少,最好聘请一位家乡中人,而于新旧文学都能贯通的人,来办理这个学堂,他可以放心了。彭诵老又说:“这个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事,我想阁下一定能够担任,所以我前天同你令岳丈说了。”我那时不免有些受宠若惊,这是我的自卑感,试思我是一个读私塾出身的人,从未进过洋学堂,一向坐那些冷板凳的人,忽然要我去当一个官学堂的监督,如何吃得消呢?什么叫做监督,监督就是现在所称的校长,在前清初办那些官立的大中小学校的时候,不称学校,而称学堂;不称校长,而称监督;这也很奇怪的。
这个到山东办学堂的事,忽然飞到我头上来了,真是睡梦里也不曾想到,正不知彭诵老何以看中了我?我当时辞谢了,我说:“我一则年轻学浅;二则我也没有办过学堂。现在我们苏人中,到日本去学习过师范回来的人很多,何以不请教他们呢?”但是彭诵老却一定要我去,他说:“我已考虑过了,觉得你去是最适宜的,我已问过几个人,他们也一致推荐你。老实说:到山东去办学堂,要比苏州容易得多,曹耕翁又是我们的同乡,你不必推辞了。”
我还说容我思考,彭诵老竟好像已经决定似的打电报到青州府去了。后来知道他也询问过别人,一则,他们因为不要那班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范生;二则,苏州人怕出远门,谁愿意老远到山东这个地方去,他们在苏州舒服惯了,起居饮食,都不方便,家乡有个职业,就安居乐业吧。还有,诵老有位公子,号彦颐,在日本留学多年,我和留日学生的苏同乡,常有接洽,也许是彦颐将我推荐,不过诵老并未说出来罢了。
回家与震苏商量:从前因为祖母老病,不能远离,现在祖母已逝世了,所谓男儿志在四方,正好向各处走走。恰巧有此机会,山东也好,山西也好,虽然没有办过学堂,粗枝大叶,约略也晓得一点。缩在苏州,觉得不大有出路,上海一时也没有机缘。不过现在去山东,不带家眷,往后再说。山东与江苏,虽为邻省,已是北方气候,起居饮食,一切都有些不同了。
决定以后,彭诵老去电,青州知府曹允源的关聘便来了。因为那个中学堂,是属于青州府的官立学堂,青州知府领有个督办名义,学堂里的一切经费,都是府里开支的。监督由府里聘请,这个学堂监督,好像与府主有宾主关系,似从前书院里的聘请山长一般。我的薪水,是每月白银五十两,因为青州地方,不用银圆,更无洋钱,还是以银两计算的(小数目即用钱票)。五十两银子,恰好是一只元宝,在南方可以兑换银圆七十元左右。我自从受薪以来,以每月束脩二元始,至此亦可算是最高阶级了,私心窃喜,学佛者也不能戒除这一个贪字呢。
随着关聘而来的,还致送了一笔川资,是五十元,那是彭诵老处代垫的了。以五十元的川资,从苏州起身到青州,大概是很敷用的了。那是从苏州乘小火轮至上海,在上海耽搁一二天后,便趁搭海轮到青岛,然后再由青岛坐胶济铁路的火车,便到青州,也可以算得跋涉的了。
那时候,我还有两位同行的人,却也不很寂寞。原来青州府中学堂,还聘睛了一位教英文的教员杜安伯君,那也是曹耕翁托彭诵老介绍的。那位杜君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先生,我在朱静澜师读书的时侯,他与朱师为老友,常来访问,早已识他,却已忘其名。现在这位杜安伯君,是上海南洋公学毕业的,年不过二十四、五,新结了婚,这回去青州,带了他的新夫人同行,有此伴侣,也是有兴味的事。
我到了上海后,急来抱佛脚,买了一点近来新出的关于教育的书,以供研究。自己想想好笑,我还是做教书先生,旧教育改换新教育,换汤不换药罢了,终究跳不出这个框子。安伯夫人是第一次到上海,虽然无多耽搁,也不免要稍事游玩。我没有携眷同行,也只有访问访问几位老朋友。第一件事,我们便要去定好到青岛去轮船。
那个时候,差不多大半个山东,全是德国人的势力。为了在曹州杀害了德国两名教士,他们便占据了胶州湾,开辟了青岛租借地,筑一条铁路,由胶州湾直达山东省城济南,这便是所谓胶济铁路,一切统冶管理权,都属于他们的。就是从上海到青岛的轮船,也是德国的商船办理的,非但侵夺吾国的航海权,连别国也不许问津。我们当时便托旅馆里的帐房,先去定好了船,那家船公司,唤作亨堡公司,有好几条船,在中国沿海驶行。上海和青岛的船,每星期对放一次,行走只有三十六小时,那船的名字,我已不记得了。船主当然是德国人,船上的买办,便是中国宁波人,本来德国的商业,在上海、天津,已经占很多数了。我在这时候,只乘过江轮,还不曾乘过海船,我的身体又很弱,惴惴然,怕的是要晕船。但想到反正只有三十六小时,无论如何有风浪,总还可以忍受吧?
我们定的是房舱,舱中共有四榻,两上两下。我和杜安伯夫妇共三人,空了一榻,也不招外来人了。我睡在上榻,让安伯夫妇对面睡下榻,这样的上下床,似乎很为适宜。安伯新夫人,不过二十一二岁,而且是缠了小脚,她从来未出过远门,上船下船,都要人扶持。一面要照顾行李,一面要扶持这位新夫人。不比我没有挈眷同行,行李较为简单,他们有了女眷,什么东西都要带了走。这也难怪,因为各处的习俗不同,不能不预为之备呀!
我们当时趁的那条船,是一个外国文名字。房舱每客十余元,连饭菜都在内,饭是到帐房里去吃的,全是宁波菜,好在我们都带了路菜。一出吴淞口,稍一颠荡,我已坐不起来了,不要说行动吧。我恐防要呕吐,把一只洋铁面盆,放在枕边,幸而还没有吐,但安伯夫人已掌不住了。那时只听东有呕吐之声,西也有呻吟之声,虽然茶房来招呼吃饭,只好敬谢不敏了。
好容易熬过了三十六个钟头,船到了青岛,我们都住在一家唤做悦来公司。这家悦来公司,也是宁波人所开设的,从前没有旅行社,而悦来公司却已有这个规模。他们从事转运事业,招待往来旅客也是一部份的业务,我们是在船上早接洽好的了,好在那几条船上,从买办以次,也全都是宁波人。近几年来,中国开辟商埠,第一个先到的便是宁波人,其次的方是广东人。
他们开疆辟土,勇往直前,这个功劳着实不小,商场里没有宁波人,就像军队裹没有湖南人一般,不能成事。并且他们乡谊极重,拔茅连茹,便自然而然的集合成市了。
德国人对于山东土著的人,太不客气了。名为青岛,其实是个胶州海湾,德国人没有来时,是一片荒寒的海滩。然而那个地方,冬暖夏凉,气候最佳,虽近北方,是个不冻海岸。为什么德国人一下子便挑了这个地方呢?可见他们觊觎已久,中国有此好地方,不加注意,别人家早已留意,一旦有事,乘隙便来攫夺了。德国人来了以后,斩荆除棘,便在这个区域以内,把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尽行驱逐出去,要建造西式房子,不许造中国式的房子,原来住在这胶州海湾的山东人,都移到一个唤做大包岛的地方去,真是喧宾夺主了。
山东人本来也是以强悍著称的,登、莱、青一带,绿林中人也很多,他们也不怕洋鬼子。据说:德国人待之尤酷烈,初来的时候,也曾吃过山东佬的苦头,后来他们定打了一把极大的剪刀,捉了强盗来,就把他齐颈一剪刀。有人说:“这太惨酷了。”他们说:“你们中国人捉了强盗来,也不是杀头吗?那里去找道地的刽子手,这不比更爽快,更筒捷吗?”这是悦来公司的帐房先生讲的。
他又说:“在青岛可分别出四等人来。”我问:“怎样的四等人?”他说:“第一等人,不必说了,自然是他们的白种人,尤其是德国的官商,志高气扬,不可一世。第二等人,中国的官员,或是济南省城来的,或是别省大官,经过此间的。第三等人,便是我们南方来的商人,和他们有生意上往来,他们好像客气一点。第四等人,对于山东的土著乡民,十分虐待,简直奴仆不如了。”听了这样的分成阶级,真令人痛叹不置的。
我们在青岛只躭搁了一天,明天便搭了胶济铁路的火车,到青州府去了。胶济铁路的火车,也分三个阶级,便是头等、二等、三等。购买火车票,我们早就托了悦来公司去办理,我们初来此间。搞不清楚的。原来购买胶济铁路的火车票,分用三种币制;如买头等车票,用银两;买二等车票,用银圆;买三等车票,则用铜圆(这种铜圆,是青岛特制的,他处不可通用)。
起初,我问悦来公司:“中国人也可以坐头等车吗?”因为我坐到青岛来的德国轮船,中国人就不能购最高级的舱位,如一般人们说的大餐间之类,故有此问。他们说:“很少,总是外国人居多,不过他们也没有规定不许中国人乘坐。”我想:既然没有规定中国人不可以坐,我们何妨坐一次,即使价钱贵些,究属有限(因为胶济路直达济南,在青州府只不过全路之半),但杜安伯不赞成,他的不赞成是合理的,因为我只是单身,而他带了夫人,却要出双份呢。
我们到了车上,我看了看头等车,颇为华丽,每间可坐六人,另有玻璃窗可以关住。二等车也还好,是长条的皮椅,亦甚清洁。但三等车便不堪了,三等车并无坐位,所有旅客,都坐在地上,行李杂遝。有的便坐在行李上,乡下人的鱼肉菜蔬,也杂乱地放在那里,腥臭难闻,那是别处铁路的火车上,从未有的。
头等车里果然都是外国人,可是二等车里也有不少外国人,在我们的车厢里,便来了一个德国兵,正坐安伯夫人的对面。这些德国小夥子。对于中国的妇女,不大有尊重的态度,目灼灼看着安伯夫人。但是你不去理他,他也不敢怎样无礼。安伯却是懂得英文的,他有些看不惯,便操着一句英语说道:“她是我的太太”。不想那德国兵,也戏谑地操着英语,指指自己的胸脯道:“不,她是我的太太!”这时安伯夫人已面涨通红,而安伯也弄得很窘。我忙说:不要理他,他们不过开开玩笑而已。果然后来那个德国兵,见我们不理,他也没有什么无礼态度,过一站,便下车去了。
不过德国人,在胶济铁路上,已是骄横成习了。数年以后,有一位黄中慧君,在胶济铁路头等车里,被德国人拖了出来,因为黄中慧是个名人,上海各报都登载了这则新闻。不知为了何事,也似我的要硬坐头等车吗?黄君愤恚,要与胶济路办交涉,小事一桩,有何交涉可办。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积弱之余,被外国人欺负的,岂仅黄中慧一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