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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金粟斋译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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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年,我又从南京回到上海来了。原来蒯礼卿先生在上海有金粟斋译书处的组织,派我和汪允中到了上海。先是在一二年前,侯官严又陵先生,翻译出了一部斯宾塞尔“天演论”,震动了中国文学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这位严先生,本来是考送到英国去学梅军的。他是福建人,直到如今,好似福建人习海军是有传统的。回到中国,中国那有什么海军,严先生一无用武之地,他自己便研习起文学来了,所以他的文笔是很好的。

    他为了沟通中西学术,便从事翻译,天演论一出版,这个新知识传诵于新学界,几乎人手一编。第一是他的译笔典雅,他曾说:译外国书有个三字诀,便是信、达、雅。他既说到此,自然便循此三字而行。创立名词,如天演论中的“天择”“物兢”之类,亦至为切当。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曾流行,什么人读书、写文章,都要用文言。即如以后提倡白话文的鲁迅、胡适,最初作文译书,也用文言的。就因为他们译笔好,所以在当时的那两位福建先生,严又陵与林琴南,在文坛上走红。

    但严又陵那时是一位直隶(今河北)候补道,属于北洋,住居在天津。他虽然在文场上走红,在官场上却是走黑。照例,他是一位出洋留学生出身,熟悉洋务,应该是走红的了,其所以成为黑道台的缘故,据说:他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起,当然,这些候补道中,有些花了钱买来的捐班出身,肚子里一团茅草,火烛小心,而他对上司,也有藐视态度。况且自己又吸上了鸦片烟,性子更懒散了,试想一个做官的人,怎能如此的吗?

    他不但走黑而且闹穷了,他托人介绍,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后来他说:要他还债,他那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资本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饯。这些译稿,计共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

    其时还有一位叶浩吾先生,他是杭州人(叶葵初的令叔),曾到日本去习过师范教育,在上海当时也是新学界的人。回国后,译了许多日文书,并开了一个东文学堂,这位老先生,真是名士气太重,什么事都想做,而从不为自己的经济着想。他译了许多日文书,自己想印而又没有钱,把译稿售与人家,人家又不要,弄得很窘,以致生计缺乏,甚至断炊。在严冬时,为了棉袖子已付质库,早晨不能起身。于是友朋辈为他制了一件厚呢袍子,作为梯袍之赠。也由友人介绍,来向蒯先生借了七百元,也是把他的译稿作为抵偿。

    蒯先生收了严又陵、叶浩君的西文东文译稿一大部份,可有什么办法呢?新文学是有时间性的,不比中国的古书,可以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为了开风气起见,赶紧要把那些印出来才好。因此策动了他开办译书局的意念了。不过倘要印书,现在全国只有上海较为便利,并且出版以后,就要求销路,求销路必须到上海,上海四通八达,各处的购书者,都到上海来选取,各处的书商,都到上海来批发,因此他决定到上海来,办理这个译书事业了。

    这一个机构,就唤做“金粟斋译书处”,那个名称,是他自己题的,“金粟”两字,也是佛书上的典故吧?第一步,先派方漱六到上海去租房子,置家具,安排一切。第二步,便派汪允中与我两人去办理印刷等事。不多几天,方漱六在上海写信来,说房子已经租定了,在南京路的某某里(这个里名,我已忘却,其地址在云南路与贵州路之间,老巡捕房隔壁),于是我与允中两人,便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

    蒯先生的意思,却教我们两人常驻上海,方漱六则经理一切,或往来宁沪,管理业务上及财政上事,至于编辑、印刷、校对等,由我与允中两人分任之。譬如像严又陵先生的书,我们是不能赞一字的,但是校对这一件事,却要十分细心。蒯先生也谆谆以此为嘱。一部高深的书,只不过错了几个字,往往原意尽失,知何对得起人呢!至于叶浩吾先生的译稿,因为他的日本文气息太重,他是直译的,甚而至于就在日本书上钩鈎勒勒,不再另纸起稿,那非加以修改不可的。

    我与允中到了上海后,第一件事,便是寻访印刷所。那个时候,上海可以印书的还不多,我们所印的书,当然要设备完整一点的呢。第二件事,便是整理稿件,我们决定那一部书先印,那一部后印,虽然蒯先生给我们二人以全部处理之权,如果二人不能决定,还须请问于他。第三件事,那是商量版式、行款、字型等类,允中比我内行,全凭他的设计。当时还是流行线装书的,不流行两面印的装订的。

    寻访印刷所的事,我比允中较为熟悉,连日奔波,找到了两家较为合式的,一家唤作吴云记,一家便是商务印书馆。我们预备出书快一点,所以找到了两家印刷所,可以分部进行。两家比较起来,商务印书馆规模校小,而设备较新。它是开设在北京路的河南路口,也是一座平房,他们里面的工人与职员,总共不过三十人,经理先生夏瑞芳,人极和气,他们的职员都是出身于教会印书馆的。开办这家商务印书馆,资本金是三千元。除印教会书籍外,也搞一点商家的印刷品,后来又把英文课本(就是英国人教印度小孩子的课本,中西对照的翻译出来),译成了“英语初阶”、“英语选阶”等书,那是破天荒之作,生涯颇为发展。

    吴云记是一家个人所开的印刷所,地址在苏州河以北,号称北河南路,泉漳会馆侧面的对门。记得这时候,那边还有一条河浜,更有一座桥,吴云记就在桥堍下。那个印刷所,比较旧气一点,有几间大厂房,工人多,出书较快。当时为了先印什么书,我们讨论起来。我最初主张印叶浩吾的书,因为他从日文译的都是浅显易解,如关于政治、教育、法律等为现时所切用,篇幅不大,容易出版。严又陵的书,文笔很深,非学有根柢的人,不能了解,故不如先易而后难。

    但允中所主张者:也很有理由,他说:“叶浩吾所译的书,都是直译的,全是日本文法,非加以修润不可。但修润起来,也要相当时日,不若严又陵的书,立刻可以排印。况且自从严译『天演论』后,名噪一时,有好多人急于要看看严又陵续出的书。也已有人知道有严译许多书,将即由我们金粟斋出版了,倘若迟迟不出,不免令人失望,所以我们应该赶紧将严译排印出版。”后来写信到南京去,取决于蒯先生,回信说:“不论严译叶译,以迅速出版为主。对于那几部书的印刷费,我已筹备齐全了,不过我们是为了开风气,不是想在出版上获利。到出版以后,可以藉此周转最好,不然,我们到那时候,另想法子。”

    于是我们便与吴云记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我们两人便分工合作起来。大概是我担任校务,而允中还担任修改叶浩吾的译稿。严又陵的,大半是在商务印书馆排印的,我因此便风雨不改的天天跑商务印书馆了。严先生的稿子,他有自己刻好的稿纸,写的一笔很好的行楷,当然也有添注涂改的地方,但他的改笔,一例是红墨水的,鲜艳可喜。不比叶先生的译稿,真是一塌糊涂,我们说笑话,只怕问他自己,也认不出来呢?但是严先生的稿子虽然清楚,我总是小心翼翼,无论如何不敢擅改一个字的。倘有一点可疑之处,我惟有携回去,与汪允中揣摩商量,不敢有一点武断。

    我们对这译稿,要校对四次,头校、二校、三校之后,还有一次清样。清样以后,签了一个字,便算数了,即使再有错字,排字工人不负责任(除非校出来了,他没有改正),校对人负责任了。叶浩吾的书,也有几种,由汪允中修润以后,即以付印,大概由吴云记印行。叶浩吾是一位好好先生,自从我们设立这个金粟斋译书处后,他是常常来的。允中给他说,他的译槁要修改,他说:“很好!很好!我是直译的。”这个日文一长句中,便有很多的“の”字,他都把它译成中文的“之”字,那一句中便有七八个“之”字,这个句子就显得很别扭,很鲁苏了。我们有时搞不清楚,只好请他来,和他商量。

    叶浩吾先生本是一位教育家,开了东文学校外,又在“中外日报”担任东文翻译。年在五十左右,留着稀疏的小胡子,很似有一些道学气,可是我们常给他开玩笑。时常闹穷,但他有了钱“东手接来西手去”,只要身边有一点钱,人家向他借时,立刻借给人家,不管自己明日要断炊了。他孑然一身住上海,他的太太和儿子住杭州,不寄家用去,叶师母常常吵到上海来(他的这位公子,后来便是写“上海之维新党”谴责小说之叶少吾)。

    叶先生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因为我们所住的南京路这条弄堂,前面沿马路是三上三下的房子,到后面去,却都是一上一下的房子,可是里面便有不少的野鸡堂子(上海人亦称为雉妓)。到了夜里,便有许多野鸡妓女及女佣们,站在弄堂口拉客。那一天,比较深夜了,叶先生到我们那里来谈天,刚走到弄堂口,便被野鸡们拉住了,喊道:“老先生!到我们那里坐坐去!我们新到了一位小姐。”叶先生很窘,说道:“不是的!我到金粟斋译书处去。”她们以为金粟斋也是和她们一类的,便说:“我们那里比金粟斋好。”于是几个女人,把叶先生你推我拥的,拖到野鸡窠里去,那些女人蛮力很大,叶先生一个瘦怯老书生,那里抵挡得住呢?后来到底花了一块钱,方许他赎身出来。

    谈起金粟斋出版的书,严译的“穆勒名学”、“原富”之外,还有“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等,都是名贵之作,虽然比不上“天演论”,可也传诵一时。但是我们出版书中却有一种,颇受人訾议,还有人写信来骂我们的。原来在叶浩吾所译的日文书中,有一册“日本宪法”还附有“皇室典范”一卷,这不过几页书而已。这也不能怪叶先生,我们应担负这个责任。原来这个时候,中国已有主张立宪的动机,一班维新党的志士们,也在纷纷倡议,欧美各国都有宪法,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宪法呢?汪允中和我谈论:“现在大家闹着什么君主立宪,日本也是有皇帝的,这个日本宪法,不妨印出来给大家看看,以供参考呢。”当时我也并不反对,本来叶译的书,全由允中主张,及至印出以后,渐有人加以批评,说是日本的宪法,那里算得宪法,那是他们天皇颁布的,名之为“钦定宪法”。印出那种书来,将来贻害于人民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清廷专制,也没有一点儿宪法萌芽,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后来有几次大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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