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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木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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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说过:我们的励学会同志有两个志愿,一是由励学会出一种月刊,一是开一家小书店。现在东来书庄成立,开小书店的志愿已遂了,便想到出月刊的事了。但是出月刊第一件就发生麻烦的事,因为苏州没有铅字的印刷所,除非编好了拿到上海去排印,这有多么不便呀!这时候,杭州倒已经有印刷所了,而苏州还是没有,向来苏杭是看齐的,不免对此抱愧呀。

    后来我们异想天开,提倡用木刻的方法,来出版一种杂志。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来出杂志,只怕是世界各国所未有,而我们这次在苏州,可称是破天荒了。可是苏州的刻字店,却是在国内有名的。有许多所谓线装书,都是在苏州刻的。在前清,每一位苏籍的名公钜卿,告老还乡后,有所著作,总要刻一部文集,或是诗集,遗传后世,所以那些刻字店的生涯颇为不恶,而且很有几位名手。

    于是我们和苏州一家最大的刻字店毛上珍接洽了。毛上珍老板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长生意,也愿意接受。我们所出的那种杂志,名为“励学译编”,大半是译自日本文的。因为同社中有几位对日文也看得懂,对于国文素有根柢的,尤其容易了解。此外还徵求留学日本的朋友,给我们译几篇,是一种帮忙性质,我记得杨廷栋(翼之)、杨荫杭(号补堂,又号老圃,无锡人)都帮过忙,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那些译文,都是属于政治、法律的。至于稿费一层是谈不到,大家都是义务性质,而青年时代,发表欲也颇为强盛。

    “励学译编”是月刊性质,每期约三十页,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日报,无论时是杂志,都没有两面可印字的纸(日报的两面印,是上海“中外日报”创始的)。所以我说三十页,若以今日洋装书的说法,那要算六十“配其”了。那时洋装书在上海还少得很,何况是苏州呢。当时,稿子是要一个月前交给他们的,可以让他们马上刻起来。好在那些稿子,并没有什么时间性,都是讨论传述的文章,每期三十页,不过两万多字而已。

    我们和毛上珍订了一个合同,他们也很努力,刻字和排字一样的迅速,这三十页木板书,尽一个月内刻成。书是用线装的,纸是用中国出产的毛边纸印的,字是木刻,可称纯粹是国货,只是里面的文字,却是从外国转译得来的。刻版是毛上珍经手,印刷当然也是毛上珍包办了。可是木刻比了铅印、石印,有一样便利,便是你要印多少就印多少,反正木版是现成的哪。

    这个励学译编,也是集资办的,最初几期,居然能销到七八百份,除了苏州本地以及附近各县外,也有内地写信来购取的。我们也寄到上海各杂志社与他们交换,最奇者是日木有一两家图书馆向我索取,我们慷慨的送给它了。我想:这是他们出于好奇心吧,想看看中国人出版的木刻杂志,也算一种轶闻。当时虽然也曾轰动吴门文学界,至今思之,实在觉得幼稚而可笑呢。

    “励学译编”的总发行所,便是东来书庄,出版了这一种杂志,东来书庄也忙起来了。有批发的,有定全年的,有零购的,还有赠送的。批发是照定价打七折,各县各镇,颇多每期五本、十本来批发的。本来定价是每册二角,全年十二册的定户,只收二元,寄费酌加。但有许多外县乡镇,他们都是由航船上来取的。零购都是本城人,随意购取,看过了送与别人。我们赠送却不少,苏州的大善士敬送善书,写明有“随愿乐助,不取分文”八字,我们大有此风。这个木刻杂志,大概也出了一年吧?销数也逐渐减缩了,大家兴致也阑珊了,就此休刊完事。

    但是这个翻译日文的风气,已是大开,上海已经有几家译收处,有的兼译日文书,有的专译日文书,因为译日文书报较为容易,而留日学生导其先河,如洪流的泛滥到中国来了。最普及者莫如日本名词,自我们初译日文开始,以迄于今,五十年来,写一篇文字,那种日本名词,摇笔即来。而且它的力量,还能改变其固有之名词。譬如“经济”两字,中国亦有此名词,现在由日文中引来,已作别解;“社会”两字,中国亦有此名词,现在这个释义,也是从日文而来,诸如此类甚多。还有一个笑话,张之洞有个属员,也是什么日本留学生,教他拟一个稿,满纸都日本名词。张之洞駡他道:“我最讨厌那种日本名词,你们都是胡乱引用。”那个属员倒是强项令,他说:“回大帅!名词两字,也是日本名词呀。”张之洞竟无词以答。

    这个木刻杂志,不仅是“励学译编”呢,过了一二年,我又办起了“苏州白话报”来了。这个动机,乃由于杭州有人出一种“杭州白话报”而触发的。苏杭一向是并称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应与杭州看齐的。其时创办杭州白话报者,有陈叔通、林琴南等诸君。写至此,我有一插话:后来林在北大,为了他的反对白话文而与人争论,实在成为意气之争,有人诟他顽固派,这位老先生大为愤激,遂起而反唇也。至于反对白话文,章太炎比他,却还激烈。再说:提倡白话文,在清季光绪年间,颇已盛行,比了胡适之等那时还早数十年呢。

    这个苏州白话报,并不是苏州的土话,只是一种普通话而已。其实即就古代而言,如许多小说、语录,也都是用语体文的,民间歌谣等,更是通俗。当时我们苏州,有一位陈颂文先生,他在清末时代的学部(革命以后,改为教育部),就是极力提倡白话文的,可是当时的朝野,谁也不关心这些事。那时已在戊戌政变以后吧,新机阻遏,有许多杂志,由政府禁止,不许再出了,励学译编本是蚀本生涯,蚀光大吉,再辨“苏州白话报”,大家也没有这个兴致了。

    但我却跃跃欲试,还想过一过这个白话报之瘾。只是还不能与杭州白话报比,因为杭州已有印刷所,而苏州实到如今还没有呢。偶与毛上珍刻字店老板谈一谈,他极力赞成,自然,他为了生意之道,怎么不赞成呢?我又与我的表兄尤子青哥一说,他满口答患说:“你去办好了,资金无多,我可帮助你。”而且他还答应,帮助我编辑上的事。我有了他这个后台老板,便放大胆与毛上珍老板订约了。

    苏州白话报是旬刊性质,每十天出一册,每册只有八页。内容是首先一篇短短的白话论说,由子青哥与我轮流担任;此外是世界新闻、中国新闻、本地新闻都演成白话。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于社会的事,特别注重,如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求卫生等等,有时还编一点有趣而使人猛省的故事,或编几只山歌,令妇女孩童们都喜欢看。

    我们这个白话报,要做到深入浅出,简要明白,我和子青哥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不愿意销到大都市里去,我们向乡村城镇间进攻。曾派人到乡村间去贴了招纸。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销到七、八百份,都是各乡镇的小航船上带去的,定价每册制钱二十文(其时每一银圆兑制钱一千文),批销打七折,有许多市镇的小杂货店里,也可以寄售,为了成绩很好,我们更高兴起来了。

    子青哥创议:“我们办这个白话报,本来不想赚钱,我们只是想开开风气而已。我们可以像人家送善书一般,送给人家看,也所费无多呀。”苏州有些大户人家,常常送善书给人家的,或为道德家的格言,或以神道说教,他们算是“做好事”。有些耶稣教堂在苏传教,也是如此的。而且他们印书的成本,比我们的白话报也贵得多呢。但我则期期以为不可,我说:“送给人家看,人家也像善书一般,搁在那里不看。出钱买来看,他们到底是存心要看看的呀。况且我们的资本有限,藉此周转,也不够一送呢。”子青哥被我说服了,我还自诩子青哥学问比我高,经验却不及我呢。

    但是我可忙透了,编辑也是我,校对也是我,发行也是我,子青哥是难得出门的,稍远就得坐轿子,偶然步行到观前街,一个月也难得一二次,他也帮不了我什么忙。不过这种木刻杂志,只能暂济一时,岂能行诸久远。文化工具,日渐造化,苏州的所以没有新式印刷所者,却是为的离上海太近,人家印书印报,都到上海去了,因此也无人来开印刷所。我们也不能尽量开倒车,最惨者,不及三年,所有“励学译编”和“苏州白话报”的木版,堆满了东来书庄楼上一个房间了。及至东来书庄关店,这些木版又无送处,有人说:“劈了当柴烧。”有人还觉得可惜,结果,暂时寄存在毛上珍那里,后来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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