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延师课读

    自从迁移到桃花坞后，我的读书发生问题了。因为同居人家以及邻近，并没有一个私塾，而且因为我年纪太小，祖母及母亲不肯放我走出大门去，我那时不过七岁多吧，而生性懦弱，易被同学所欺，于是决定请一位先生在家课读。

    请的那位先生姓何，名叫希铿，这两个字是名是号，现在已记不清了。他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多岁，还没有娶过亲，是一个长长的身体，瘦瘦的脸儿，说起话来，低声下气的。

    何先生是没有进过学的，从前的文人，以进过学为本位，称为生员（即是秀才），没有进过学尚在考试中的，称之为童生。有五六十岁而尚未考取秀才者，称之为老董生（更有年高者，称之为“寿童”，其名甚可怪也）。从前苏州请先生，也有等级，这等级是根据于科举的。大概未进学的，等级最低，馆谷最少；已进学的高一级；补过廪，文才好的，再高一级；中过举人的，再高一级。至于中过进士的，也不会当一个处馆先生了。除非是那穷京官，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家里，教他们的子弟。

    何先生的馆谷，我记得只有三块钱一节。原来苏州致送教师的修金，不以月计，而以节计的。一年分为六节，便是清明、端午、七夕、重阳、冬至、年底了。三块钱一节，质言之，就是只有一块半钱一月，十八块钱一年了。后来父亲又送了他三节的节敬，每节两元。这个三节，又是什么日子呢？便是端节、中秋、年底，那末每年又多了六元，总共是二十四块钱一年。

    中国币制一向没有本位，在官家以银两计算，即所谓生银制度，在民间则都以制钱计算。许多有钱人家，如雇用工人、佣仆们，也都是讲定每月薪工几千几百文。但自从墨西哥银圆流行到中国来后，江南大都是用银圆计算了（俗呼之为“洋钱”）。当初每一银圆（银圆亦作银元），可以兑制钱一千有零，那时以何先生的资格，每年二十四元，待遇不算得太低，因为当时的物价太便宜了。

    并且江南当时的风气，出外处馆，也是一种清高的职务，待遇不靠这一点馆薪，而膳供似更重要。吴中向称文物礼教之邦，对于敬师之礼，非常尊重。家堂里还有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以为人生所最当敬重的五个字，师也占了一位。这正是“论语”上所说的“有酒食，先生馔”，所以人家对于先生的膳食问题，是相当注意而不敢轻忽的。

    有些大户人家，家里请了许多账房先生（大概是管理田地房屋事宜），称之为东席，而所请的教书先生则称之为西席。而东席不能与西席分庭抗礼，西席先生吃饭，往往另开一桌，比较优厚。学生年纪大的，就陪了先生吃饭，若是小学生，往往先生独自一人吃饭。更有人家于吃饭后，命厨子来请问：“师爷明天喜欢吃些什么菜”的（我曾经受过此种待遇，但要我点菜，那是大窘事，只好谢绝他道：“随便什么都好”，真是“孟子”上所说的“待先生如此其恭且敬也。”）

    我们供给何先生，不丰不啬，大概是两荤、一素、一汤。夜饭，苏州人家有饭也有粥，我们就加两小碟粥菜。那是何先生一人独吃，我不陪先生吃。我小时颇娇养，吃东西很麻烦，肥肉不要吃，多骨的鱼不敢吃，爱吃的只有蛋和虾，人也瘦弱，吃得很少，每饭不过一碗，祖母和母亲很以为忧，吃饭似须加以监督。

    我们学堂里，共有三人，一是我，一是姊姊，一是四姑母的儿子，我的姚氏表兄。姊姊比我大三岁，名蓉，祖母说：“给她读一二年书，能识得几个字罢了。”所读的什么“闺门女训”之类，也有好几种吧，她还在习女红，不是天天到书房的。我的姚氏表兄，年纪比我大两岁，但是他的资质太不聪明，我在前章已说过。所以在三个人中，我算是一位主角。

    论何先生的教法，远不及陈先生的认真，我是个小孩子，也自觉得。父亲虽是商业中人，觉得教小孩子只是死读书死背，颇不以为然。他以为小孩子要开他的知识，须从讲解入手，他意思要请何先生给我讲书。但这些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近乎哲理的书，小孩子如何听得懂？不但是我们听不懂，连何先生也有些讲不明白呢？

    于是父亲又去搜购了那种易于讲解的书，如“孝弟图说”（木刻本、有图画、刻得很精致），“儿童故事”之类，使小孩子易于明白的书。何先生讲是讲了，只是呆呆板板，使我们不感兴趣。而且有几段，何先生不讲，我亦懂得。何先生是住在我家的，每隔三、四天，回家住一次，到明天，往往告假一天。到了半年以后，我家方才晓得何先生是患着严重的肺病，照现在说来，只怕他的病历，已到第三期了。

    何先生家境不好，他又舍不得我家这个馆地。在我们家里，他曾咯过一次血，他却对我们的女佣说：“这是鼻衂。”祖母已经起疑心他有病了。及至有一次，他有三天不曾到馆，祖母派了一个女佣人到他家里去问候他，方知他病得很厉害，他的母亲（我的太师母），向女佣人垂泪。女佣人回来一说，祖母连忙命人送钱去，送东西去，并且安慰他，不必急急到馆，多休养几天。祖母又常常送藕汁，什么仙鹤草熬的膏子，说是专门治吐血病的，多方去慰问他。

    后来他的病有些起色了，颇想力疾到馆，我们家里，连忙去劝止他。那是有些私心的，当时也早知道肺痨病是要传染的，如何再能到馆与孩子们日夕相亲近呢？但过了一个月，何先生又病倒了，这一次，病很沉重，苏州人称之为“痨病上床”，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能再起床了。何先生也自知不起，但他在病中，还怀念他的馆务，怀念我们读书的荒废，他请他老兄大何先生来代馆。这位大何先生其貌不扬，学问也不好，我们的顾氏表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何仙姑”。何仙姑本为八仙中的一位，所以称为何仙姑者，因为他是何先生的哥哥，“仙”与“先”同音，“哥”与“姑”同音也。

    何先生之兄来代馆以后，未及年终，何先生已辞世了。可怜他的年龄，不过二十多岁。那个时期，苏州青年，患肺病者甚多，往往一家兄弟数人，互相传染，全患肺病。大概因为是慢性传染，不知趋避，其次则体力柔弱，失于运动，尤其那些富家子弟，更容易患此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