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通论（五） 汉字的构造
我们在讨论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时候说过，文字学家主要是凭字形来辨别本义，这是因为汉字是属於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分析字形有助於对本义的了解。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有必要了解汉字形体的构造。
关於汉字形体的构造，传统有六书的说法。《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官名，掌教育）以六艺教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六书是六艺之一，但是没有说明六书的内容。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众注《周礼》，以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叙》以为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由此看来，三家对於六书的解说基本上是相同的。清代以后，一般人於六书的名称大致采用许慎的（只有形声有时也称谐声），於次序则采用班固的。这样，六书的名称和次序如下表：
(1)象形 (2)指事 (3)会意
(4)形声 (5)转注 (6)假借
许慎在《说文·叙》里解释六书时还各举了两个字为例。象形以日月为例，指事以上下为例，形声以江河为例，这都容易了解。会意以武信为例。武字本作，从止从戈，《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夫文，止戈为武"，意思是以武力止息干戈，保卫和平，这虽然是春秋时代的思想，但是可以说明武字是会意；信字从人从言，表示人言以诚信为贵。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以令长为例。令本是"发号"的令，后来借用为"县令"的令；长本是"久远"的长，后来借用为"县长"的长（zhǎng）（注：此据《说文解字·叙》段玉裁注。《说文》："令，发号也。"又："长，久远也。"汉律：县万户为令，灭万户为长。）。这也比较容易了解。最不好懂的是转注。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代的说文家对於转注的解释，争论最多，这里不需要一一列举。值得介绍的有三家：第一家是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如"凡木之属皆从木"），那就是"同意相受"。第二家是戴震，他认为转注就是互训（转相为注，互相为训），《说文》考字下说"老也"，老字下说"考也"，就是互训的例子。第三家是朱骏声，他在《说文通训定声》里说："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他不但修改了转注的定义，而且更换了转注的例字。按照朱骏声的说法，当古人从某一本义引申出另一意义时，不另造一字，那就是转注，他认为令长不是假借，而是引申，所以举为转注的例字。朱骏声的说法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不迷信古人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应该指出，古人并不是先定出六书的原则然后才造字的。文字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创造文字的并不是某一个人，不可能事先订好条例再着手造字。六书只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加以客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这种分析是合乎汉字实际情况的，它是汉字创造和应用的逻辑结果，在上古时代，人们能作出这种分析，是难能可贵的。正是由於分析是客观的，所以在文字教学上能起良好的作用，历来研究文字形音义的人必先讲究六书，不是没有理由的。
《汉书·艺文志》说，六书是造字之本，这是不够全面的说法。六书中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至於转注和假借，则是用字之法，因为根据转注和假借的原则并不能产生新字。
今天我们对於汉字的构造可以作更科学的说明。首先应该认为转注、假借和汉字的构造无关；其次，对於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还可以作更合理的分类：一类是没有表音成分的纯粹表意字（包括象形、指事、会意）；一类是有表音成分的形声字。现在从这个论点的基础上再加以阐述。
在文字的创造时期，象形是最基本的原则。象形文字以图画为基础，但图画决不是文字。原始社会的图画常常是画一样东西或是一件事情告诉别人或是帮助自己记忆，而不是简单地表示一个概念，更没有固定的读音。直到图画表示的概念固定了，线条简略了，成为形象化的符号，而且和语言里的词发生了联系，有了一定的读音（这一点很重要），才成为文字。例如：
马 鹿
（以上是甲骨文）这类象形字虽然还带有浓厚的绘形意味，但它和图画却有了质的差别。后来为了书写便利，进一步减少它的绘形意味，加强它的符号性，成为：
马 鹿
（以上是篆书）篆书笔画圆转，使得一部分字在一定程度上还保存着象形的意味。
我们说象形是基本原则，是因为会意和形声在多数情况下也都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所谓会意字，常常是两个象形字的结合。《左传成公二年》："故不能推车而及"，甲骨文及字作，金文作，画一个人和一只手（又），象追及之意。《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甲骨文从字作，画两个人，象相从随行。形声字也可以是两个象形字的结合，不过其中一个象形字不取其义，只取其声，用为表音的成分罢了。例如沐字，《说文》说："沐，濯发也；从水，木声。"水和木都是象形字，"濯发"的意义虽然和木无关，但是和水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上古汉字基本上是一种象形文字（注：注意：象形文字和象形字不同。象形文字是世界各种文字当中的一个类型；象形字则是六书之一。）。
概念有具体的，又有抽象的。抽象的概念是画不出来的，所以六书中有指事一类。但是真正的指事字是很少的。为什么呢？因为抽象的概念也可以不用指事，而通过会意字来表示，例如上文所举的武字和信字。抽象的概念还可以通过形声字来表示，例如恩字从心，因声。相反地，具体的概念也可以通过"象形兼指事"来表示，例如（本）字下面一画，表示树根之所在，（刃）字左边一画，表示刀刃之所在。这些情况更可以证明，汉字是以象形为基本原则的。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六书当中象形一类最为重要。实际上，形声才是一种最能产的造字方式。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形声字所占的比重日渐增长，就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形声字是由意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的。意符表示形声字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声符表示形声字的声音。意符相同的形声字，在意义上大都和意符所标示的事物或行为有关，例如以贝为意符的形声字财货贿资赍赠赏赐贷责贸赊贪费贵贱等等，都是和财物有关的字；以言为意符的形声字语谈请谒谋访许诺讽读训诲譬谕论议谏诤诛讨诽谤诬谗等等，都是和言语有关的字；谨谦诚谅等字虽然是关於人的品德的，它们和言语的关系还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我们所说的意义范畴是一个比较宽泛广阔的范围，意义范畴并不等於词义的本身。因此意符相同并不就意味着词义相同。这一点可以由下面这一事实来证明，就是全部以贝或言为意符的形声字并不都是等义词。有极少数的形声字，其意符可能是表示词义的，例如趋字，《说文》说："趋，走也；从走，刍声。"（《说文》又说："走，趋也。"）但是这种情况是个别的。就绝大多数的形声字而论，意符并不表示词义。我们不能从意符知道它们的本义。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某一形声字的几个意思，则可以根据意符来辨认哪一个是本义或比较原始的意义，哪些是引申义或假借义。上一节通论里所举的责字和发字，可以为例。现在再举几个例子如下：
(1)过。 《左传》隐公元年："大都不过参国之一"，意思是超过；《左传》宣公二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意思是过错，犯错误；《论语·公冶长》："由也，好勇过我"，意思是胜过；《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意思是走过、经过。《说文》说："过，度也；从辵（辶），咼声。"以辵为意符的形声字都和行走的意思有关，可见走过、经过是本义，超过、胜过是引申义，过错、犯错误则是较远的引申意义了。
(2)征。 《左传》僖公四年："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这是征伐；又"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这是旅行；《孟子·滕文公下》："什一，去关市之征"，这是征税。征是的异体字，《说文》说："，正行也；从辵，正声。征或从彳。"作为意符，彳和辵相通（参看下文），大都表示行走方面的意思，可见旅行是本义，征伐是引申义，征税是假借义。
(3)举。 《左传》僖公五年："晋不更举矣"，意思是举兵；《论语·卫灵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意思是举荐；《孟子·梁惠王上》："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意思是举起来；《楚辞·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意思是全（形容词）；《孟子·梁惠王下》："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意思是都（副词）。《说文》说："举，对举也；从手，与声。"段玉裁、朱骏声都说，对举谓以两手举之。以手为意符的形声字大都指和手有关的动作，可见举起来是本义，举兵、举荐是引申义，当全、都讲是假借义。
(4)叔。 叔字通常表示年少，所以叔父是比父亲年少的父辈。但是这是假借义。叔的本义是用手拾，《诗经·豳风·七月》："九月叔苴"，用的是本义。《说文》说："叔，拾也；从又，尗声。"以又（指右手）为意符也表示手的动作，叔字从又，段玉裁说"於此知拾为本义也"，段玉裁的话是对的。
由此看来，掌握形声字的意符，对於区别词义，加深对词义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在讨论形声字的意符的时候，有几点值得提一提：
第一，上文说过，意符是表示形声字的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的，因此它和假借义没有关系，和引申义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些形声字我们看不出它的意符和《说文》所提供的古义有什么直接联系，例如试字，《说文》说，从言式声，当用讲，这个意义和意符言字所表示的意义范畴之间的关系，实在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愿说试的本义可能早已消失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形声字的本义是被《说文》保存下来了，在文字结构上也有所反映，但是在古代文献里这个本义并不处於主要地位，上文提到的叔字就是一个例子。又如权字，《说文》说："权，黄华木也；从木，雚声。一曰反常。"权字在古代的常用义不是黄华木，而是反常，即权变的意思，例如《孟子·离娄上》："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由此引申为权诈，《战国策·赵策》："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权字在古代的另一常用义是秤锤，《庄子·胠箧》："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又用如动词，当称讲，《孟子·梁惠王上》："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以上都是假借义。显而易见，这些意义都和权字所从的木无关。
第二，从掌握意符辨认本义来说，我们要注意后起的形声字，后起形声字的所谓"意符"，不一定表示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试以悬字为例，看来这个字可以了解为从心县声。但是，悬挂的意思和心有什么联系呢？（而我们又很难说悬挂不是本义而是假借义。）其实悬本作县，《说文》说："县，系也；从系持（倒首）"，是一个会意字。金文更能说明问题，字作，象木上以系悬系着一个人头。由此可知县的本义是悬挂，假借为州县的县。后起的悬字从心，其实是无义可取的。又如影字，古书上一般写作景。《说文》说："景，日光也；从日，京声"（依段玉裁校），本来就是形声字，以日为意符是有理由的。《颜氏家训·书证篇》说："凡阴景者因光而生，故即为景"，这说明阴景是引申义。如果我们误以为后起的影字所加的彡是意符，那就会百思而不得其解。我们指出这一点，不是提倡写本字，是希望不必拘泥於所谓"意符"去深求本义。
第三，有些意符由於它们所表示的意义范畴关系密切，可以互相通用。例如《说文》说彳是小步的意思，辵是乍行乍止的意思，所以彳辵足走等意符有时可以相通。这就产生了一些异体字如征、徯蹊、趠逴、踣，等等（注：这是根据《说文》对彳辵二字的解释来说的。如果从形体看，彳来源於行，甲骨文行字作，象四通八达的路，《诗经·周南·卷耳》："嗟我怀人；实彼周行"，用行的本义。行作为偏旁常省作，就是彳；金文从彳的字往往加上止，这就成为辵了。）。又如言口欠三个意符也比较相近，所以咏咏、啸、訢欣成为异体字。言和心又有相通之处，所以誖又写作悖。异体字也可以是声符的替换，《左传隐公元年》："不义不昵，厚将崩"的昵字，李善《文选注》四十一引作昵，就是一个例子。《孟子·梁惠王上》："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於王"的诉字其实就是（诉），这就不仅是意符的通用，而且是声符的替换了。关於异体字，下一节通论还要作较详细的讨论，这里暂不细说。
讨论汉字的构造，应该提到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一则因为许慎的时代去古未远，古汉字的形音义很多赖以保存下来；二则因为许慎自己博学多闻，六书的道理靠许慎阐明的地方不少。今天我们看到比篆书更早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能够据以补充或修正许慎的解释（注：例如"为"字，甲骨文作，金文作，象手牵着一头象，表示"役象以助劳"，最初是劳作的意思，引申为作为的为。小篆变作，说文认为"为"的本义是母猴，从爪，下面画个母猴，那完全是推测之词。），但是如果没有《说文》作为桥梁，我们就很难接近比篆书更早的文字。《说文》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宝藏。
540部首的建立，是许慎《说文解字》的重大创造。许慎根据当时对文字形音义关系的理解，按照六书的原则，把篆文的形体构造加以分析和归类，从中概括出540个偏旁作为部首，凡同一偏旁的字都系属其下，例如桂松桃李等字都在木部。许慎又把形体相似或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这样540部首就像分为若干大类，成为有一定系统性的部首体系。
上文说过，形声字是由意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的，但是意符和部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意符对声符而言，部首对所统属的各个字而言（注：《说文》有少数部首如三、彔、燕、五、甲等没有所统属的字。）。由於形声字的意符同时又是形体构造上的偏旁，所以原则上意符都可以作为部首，但是部首不一定都是形声字的意符。这理由很简单，一则因为部首所统属的字不一定都是形声字，例如贝部的负赘质等字，言部的计讨设等字；二则因为有些部首本身就不是形声字的意符，例如部首冓放雔等等，在这类部首下，没有一个形声字。但是从《说文》全书来看，形声字约占总字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部首就是意符。
《说文》540部首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是文字学原则的部首，而不是检字法原则的部首。前者是依照六书体系的，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六书的体系。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把部首减为214部，具体字的归部也有很大的出入。在检字上，214部比540部方便些，后代的字典辞书如《康熙字典》《辞海》等，一般都按照《字汇》的部首归字，但是有些地方难免丧失《说文》部首原有的作用。例如舅字从男臼声，《说文》归男部，《字汇》归臼部；发字从弓癹声，《说文》归弓部，《字汇》归癶部，等等。研究文字学的人在讨论字的本义的时候，所根据的是《说文》部首，而不是后代的部首。当然，《说文》部首还不是尽善尽美，有的部首可以合并或调整。具体字的归部也有未妥之处。例如詹字，《说文》说"多言也"，但是不在言部而在八部；又如词字，《说文》说"意内而言外也"，但是不在言部而在司部（司部所统属的只有词一个字）。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隶书（楷书的前身）的产生是一次重大的改革，这种改革直接影响到汉字的构造，改变了篆书和篆书以前的古文字的面貌。象形字没有象形的意味了，会意字和形声字，有很多不容易分析了。例如香字，《说文》说："，芳也；从黍，从甘。"《春秋传》曰："黍稷馨香，"是一个会意字；又如书字，《说文》说："，箸也；从聿（笔），者声，"是一个形声字；但是香、书都不能根据隶变以后的构造来分析。我们研究汉字的构造，也应该有历史主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