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光绪十八年，台湾创修通志，各州、厅、县编纂采访册；至二十一年五月，通志稿已十成其九。但那年四月，中国已败於日本，台、澎割让，全岛骚乱；大约即在此时，台湾通志被志士携往厦门。後被日本总督府出价收回；民国八年（大正八年），总督府图书馆又誊录一部。这南部，现都保存於省立台北图书馆。

    通志的卷十九和卷二十是「台东州采访修志册」。一部全省性的通志，附上了一部地方性的采访册，当然是不合体例的；但亦幸而有此不合体例之举，这部台东州采访册，乃得保存勿失。

    但对於这部采访册的撰人，只有日人伊能嘉矩曾加揣测。在他的「台湾文化志」中卷第八篇第二章，他说台东州采访册三卷，业已完成。关於编修人的姓名，他一方面说是「不详」；但另一方面却又怀疑或者是光绪十九年从台南移住卑南、在那里设塾教书的张之远所修的。可是，他的推测错了！

    民国四十年五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胡适之先生尊翁铁花先生（传）「台湾纪录两种」；书一出版，我立即翻读。当我读到上册「台湾日记」卷六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二日记说：『具台东志建置沿革稿』，我便怀疑是志书的开端；接着，又读到初五、初六日说：『为修志事采访一切』。最後读到三月初一日说：『是日采访修志册脱稿』。於是，我对於附在台湾通志中的「台东州采访修志册」找到了真正的编着人。同年八月十日公论报「台湾风土」第一四○期便有我的一篇「胡铁花先生与台东州采访修志册」，叙述这一段经过；我并认定通志卷二十七台东昭忠祠所附「文武员弁勇丁名册」，也是铁花先生所拟的；最後，我说明在通志其他卷内，还有转载台东州采访册的地方。我曾把「台湾风土」上的那篇拙作，和从台湾通志中抄录的「台东州采访修志册」、「文武员弁勇丁名册」，寄给远在美国的胡先生。胡先生读到我的短文和采访册抄本，非常高兴。他写信告诉我，他身边还有他父亲的文集抄本，不过不是自己编的；内有「记台湾台东州疆域道里表地方情形并书後」一篇，共二千五百余字，其中「书後」占七百五十字，和采访册的建置沿革相同，更足证明采访册是他父亲的遗稿。胡先生把他父亲的那篇遗文抄了一份，用采访册仔细校了一遍，然後寄给我，要我作一序或跋，送「大陆杂志」发表。可是我收到後，发现有些疑问；同时我又参考了光绪五年夏献纶的「台湾舆图并说」，於是我把铁花先生的遗文和胡先生的校语重抄一份，再寄到纽约。胡先生又校改了几处，再寄回给我，然後才决定付印。在这期间，我又发现台湾大学的传抄本有几处抄错。

    现在这本「台东州采访册」已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加以整理印行。其中原稿上有些错字，是该室吴幅员先生根据胡铁花（传）先生的台湾日记与禀启（台湾文献丛刊第七一种）和夏献纶的台湾舆图（同丛刊第四五种）等书校正的。本书从编纂到出版，相隔六十六年；撰人的姓氏隐而复现，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书末附有一篇陈英的「台东志」，是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所加的，应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下。

    中华民国四十九年五月四日，杰人方豪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