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古时期之中国城市
一、中国城市之特征
中国城市的特征甚多。首先,中国城市是长时期存在的。普通来说,中国任一个城市即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
其次,中国的城市是兼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此与西方不同,西洋的城市,商业并不与政治连在一起。
第三,从经济方面言,它是乡村物资的集散中心。城市与乡村互为依存,因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西方的城市则是一种向海外发展的纯工商业,是海洋经济,而非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今日的世界,美、苏、中为三大自给自足的国家,将来的国家是由海洋经济变成大陆经济。农业依存于土地而非机械,中国因地理关系而较早发展。
六朝时以南京城为中心城市,六朝的吴、东晋、宋、齐、梁、陈都是建都南京,因此叫“六朝金粉”。孙权时,南京城已很像样,东晋宰相王导曾将南京重新整顿。讲都市应与市政连在一起讲。在中国历史上,市政问题大可以做研究,城市皆有其设计与规划。南京城的路是曲折的,将直变为曲折,北方人认为不好,但王导的设计有其优点,即使地方小,但也感觉到是大了,这是王导的了不得之处。英国城市的路亦是纡曲的,因为地方小,也是为了市容,故意要把路弄曲折。
南京的商业极盛,有“大桁”(即浮桥),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也。在《梁书·侯景传》中描写破坏南京城,可想见当时之繁荣景况。
又如广州,历史上最早称为“番禺”,商业极盛。当时有个说法,说到广州做官必可发财。《南齐书》中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即三千斤金)。”1因做商业的在城门口要抽税,收税一天即可获得三千。
中国的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同时亦是宗教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到处都建有寺院,例如九龙青山现在还可见到南朝时建的寺庙。此时由于庵寺兴盛,故当时的九龙和香港已相当热闹了,那时已建有青山寺,后又有车公反抗蒙军,可见当时已有很多群众。当时的九龙城已设有政府,名叫“衙前卫道”。
二、中国的四个大城市
中国大城市有四个。
首先是北京,古代并不大,近千年来才扩大了。
其次是南京。南京向来是大城市,梁武帝时南京城的直径是40里,当时有28万户口。
再说古代的大城市有长安(西汉)和洛阳(东汉)。三国时,洛阳城残破,有董卓军进入,十八州牧攻入,洛阳被焚。北朝建都大同,孝文帝迁都洛阳,洛阳就重建而复兴。有一书叫《洛阳伽蓝记》,是佛教的书,在此书中,我们可看出洛阳当时的气势和面貌。
洛阳城可分成八大区域,东有通商、达货二里(商业),西有退酤、治觞二里(宴酒),南有调音、乐律二里(娱乐),北有慈孝、奉终二里(丧事),另有准财、金肆二里(银行、当铺)。我国城市多分成若干区域经营其业务,如杭州是从汴州搬去的,具有北方商店的规模,即经营同一类业务的店铺都设在同一条街。
住在洛阳的外国人很多,可称为国际都市,自新疆迁来者达万余户,书上说西夷“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便是指此。
洛阳附近,城内城外有千余寺庙,即书上所说,“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其中最大的是永宁寺,中有一浮屠(塔),凡九层,高90丈,上有刹,又10丈,共1000尺,百里外即可见此塔。塔顶上挂的瓶,可容25石,瓶下有承露金盘,有30重(套),四周有金铎,全塔共挂有120个铎。塔有四面,每面有三门六窗,门是金漆的,窗上挂小铃,全塔共有5400个铃。此寺有僧房楼观1000余间,据说有一外国和尚曾游观各国,但未见有如此伟大之寺庙。
又有永明寺,住有百国沙门3000余人。其中有一尼姑庵,叫瑶光寺,有讲堂、尼房500余间。此寺有一释迦佛,每年四月四日要巡游街道,极为热闹。“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2
洛阳所有的寺众可能达10万人,皆不事生产,以千余寺庙来想象洛阳的大街,可见此城规模之伟大。
写《洛阳伽蓝记》者,记一入洛阳之所见,但当他离去时,已经是“今日寮廓,钟声罕闻”,因有北朝尔朱荣攻入。据历史记载,北朝时有僧尼200万,寺庙4万所,可见社会之富足,且其中有千余寺庙在中央之洛阳,僧寺可代表当时之繁华情况。
伊水附近有伊阙(“阙”者,两边是高的,中间有一洛水流过,有一条路),附近有龙门石窟,共有3窟,共用了80万工人。比龙门石窟更早的,有大同的云冈石窟,云冈有5所,最高的石像有70尺,矮的也有60尺高。
借着这些佛教的建筑,可以想象当时南北朝的工商业之兴盛,可见此时的中国并非是封建社会的经济。西方罗马时期,确是受罗马皇帝的压迫,要听耶稣讲的道,只能在地下洞中工作,那才是真正的封建与奴隶。
僧寺必须有社会经济养它,这社会在经济繁荣下,宗教、文学、艺术、建筑均极为进步。即是说魏晋南北朝的一切均是社会性而公开的了,而不是像汉代的艺术般埋藏在坟墓中。
《魏书》记载克东阳,只是一个小城而已,打胜仗要报功,共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张,箭十八万八千,刀二万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铜五千斤,钱十五万”,“城内户八千六百,口四万一千,吴蛮户三百余”。3可见其经济状况之繁荣。
三、中国社会的共同特点
中国的任何社会均有其共同点,如春秋是贵族社会,战国是游士社会,两汉是郎吏社会,魏晋南北朝是门第社会,唐代是科举社会等。以上各社会均有共同点,即均有统一的政府。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民主,其实,马克思所见之资本主义只是见其小而未见其大。他批评工厂资本家剥削劳工之现象,今日已改变了。马克思认为社会之进化是由渔猎社会进而耕稼社会,再而工商社会,而将农民搁置不谈。这是一大漏洞,如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
斯大林提倡打倒帝国主义,组织国际,不倡国家。今苏俄之能存在,是靠“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其实苏俄正是最厉害的帝国主义。苏俄剥削卫星国利益,与英、法剥削殖民地是同一办法。中国之经济所以繁荣(这指200年前的经济),是由于政治控制,若照生活上的享用说,是高于英、美各国的。
中国社会进展至工商业时期,但农业仍在。英国的商业以工业为基础,故要先讲社会学。
有一人说,“公卿社会”“士社会”“庶民社会”为社会三时期。陕西有一位先生说:“士农工商为古代的称呼,现在有一种新的士,这士包括农、工、商。”梁任公(梁启超)的朋友夏曾佑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只写到魏晋南北朝,他说中国自宋以下可称为“科举社会”。
中国自汉代起,选举制度是分区的,中央政府容纳各地区的人民参政,叫做“乡举里选”。因为是分科的考,“举”是选举,即“科举”也。
杜佑《通典》专说中国的政制,内有“选举篇”,说科举考试是古代之选举变出来的。“怀牒自列”者,必须要身家清白。科举制度维持了中国一千年的安定。
四、汉唐的郎吏社会和科举社会
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必须要有学术、生产与战斗三方面的配合方成。“学术”是思想知识,有关教育,是属于“士”的。“生产”有关赋税,是属于“农、工、商”的。“战斗”是武力,有关兵役与军队,是属于“兵”的。任何一个国家必须具备此三方面。
以此分配来思量中国社会,战国时期以前,贵族是学术与武装并重,二者皆掌握在贵族手中,平民则负责管理生产事业。战国以后,平民可管教育,也有学术,兵亦解放了,社会上各项职业成为平流竞进的。
到了汉代,进入郎吏社会,士人进入学校,进入政府。在中央政府是官长,属于“郎”;在地方政府是属吏,属于“吏”。在地方服务实习的,可选举出来进入中央政府,经考试合格后察看,然后分发任用,视服务成绩好坏而作出升黜。汉代是士人政府,十分理想,好过英、美今日的政制。天下的真理是属于历史的。
三国时代全国皆兵,成了战斗社会,是一大变动。到了门第社会,士的地位提高了,农、兵的地位则降低。
唐代则改成租庸调制,亦依旧用北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再加上科举制度。社会人士均可自由参加考试,大家可公开竞选,进入政府任职,此与地方的察举制度有别。唐代的科举制是用来考验人才,并非培养人才。唐代的出路有两条,除了考试以外,还有自学校出身的,但当时的社会则看重前者。
中国历史的优点和特点是缓进而非突变。
1 《南齐书·王琨传》。
2 《洛阳伽蓝记》卷一。
3 《魏书·慕容白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