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与世界文化新生
一
孔子思想，在世界人类各项大思想中有其一份独特之地位与性格；此一层，我们当首先认取。
世界人类各项大思想，其表现方式，不出两大型：一为宗教，一为哲学。
孔子思想，乃针对世界全人类，无古无今，无地域之隔阂，无种族，无国界，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愚，无贵贱贫富，无种种职业阶级，无一切分别而设教。在此方面，孔子极似一大教主。孔子思想，应可成为世界一大宗教。
但全世界每一宗教，必先有一超世绝俗之大前提，于人类之外有一上帝，于现实世界之外另有一归宿，如所谓“天堂”者是。佛教虽无上帝信仰，而亦同有其一套离世绝俗之归趋，即其所谓“涅槃”境界。故世界一切宗教信仰，必与现实人生相判别，相隔离，而后其种种教言，乃有所根据而安设。惟孔子思想，于现实人生外，不需先有一信仰。其种种教言，乃不需一离世绝俗之前提。故孔子思想乃不成一宗教，而孔子亦非一大教主。
说到世界人类各项哲学思想，更是千差万别，然亦同归一致。他们虽不要人先立一信仰，但在他们各自间，则必同有一套思想方法；换言之，乃是他们一套各别的思想格律，要人接受。凡属哲学思想，必然有其层次，有其曲折，有其体统，有其组织，外于人生实际，而先自完成其一套。因于为此一套层次曲折体统组织所限，而各派哲学思想之内容，乃亦如宗教般，在其相互间极难有会通合一之可能。全世界古今各项哲学，其出发点各不同，其归宿点亦各不同。虽各自探求“真理”，而真理终不免为诸家哲学所分裂。除共同必有一番思想方法、思想格律外，论其思想内容，则无可资人以共守。
孔子思想，不需人先立一信仰，此层极似哲学。但孔子思想，乃若无层次，无曲折，无体统，无组织，似乎并无一套特定之思想方式与思想规律，而使孔子思想终亦不成为一套哲学的思想。
孔子思想，有其一番宗教精神，而终于为非宗教。有其一番哲学智慧，而终于为非哲学。吾侪必循此求之，庶可见孔子思想在人类其他思想中所具有的一份独特地位与性格。
二
孔子思想，扼要言之，乃在即事论事，即人论人。极具体，但可达于极玄远。极亲切，但可达于极超脱。极平实，但可达于极幽深。极分别，极零碎，但可达于极会通，极圆成。论其出发点，则人人尽知尽能。求其归宿处，亦人人易到易达。而其中间过程，则可以极广大，极多端。
人类观念，本可有种种分歧，乃至于种种对立。但融入孔子思想中，则无不可以达于圆通而合一，无对立，乃至无分歧。
在宗教上，必有一“天”“人”对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则“天人合一”，融为一体。既不尊天而抑人，亦不倚人而制天。
在哲学上，每有一“心”“物”对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则“心物合一”，融为一体。既不尊心而蔑物，亦不崇物而贱心。
在现实人生中，每见有“大群”与“小己”之对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则“群己合一”，又自融为一体。每一小己，莫不可为大群之中心；而每一大群，亦莫不成为小己之外围。非外围无以立中心，无中心亦无以见外围。群之与己，乃共见为一体，不见为对立。
在现实人生中，又每有“自由”与“规律”之对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则“自由”与“规律”之二者又自合一，融为一体。即在相互自由中见规律，亦即在规律中涵有相互之自由。
此只略举其大者。其他人类各项观念与各项思想之分歧与对立，就孔子思想言，乃无不可以交融合一，见其相成，泯其相反，而整个人生乃只见一大道。
今试问：孔子思想何以能到达此境界？简言之，实只有“就人论人、就事论事”之两语。惟其如此，所以能极亲切，极平实，极简易，极单纯，不烦先立一项隔离人生之高远信仰，亦不需一番摆脱实际之曲折思辨。孔子思想，乃得成为一项普遍的常识，不需任何条件，不历任何阶段，而为尽人可知、可行，与夫可信而可守。
孔子思想，乃是一种“人文本位”者，或说是“人文中心”者。孔子只就此本位、此中心来论人事，来求人文之实际。一切人文，则无不从天地大自然来，亦仍必在此天地大自然中。一切人文本身，则仍是一天地大自然。换言之，天地大自然，亦即在人文中见。故即人自可见天，即人生可以见自然。而孔子思想，则并不拘碍在此人文小圈子之内而违蔑了天地与自然。但亦不远离人文圈子之外，而单独向于天地大自然中任何一项目、一场所，个别追寻，个别深求；必待从此觅得一观点，一理论，然后再回头来向于人文实际作领导，施束缚。孔子思想，始终并不曾脱离人生，而先向远处绕大迂回，然后以此等迂回回头来安放在实际人文本位之上。此乃孔子思想之最大特出处。
然孔子思想，亦并不曾要先破弃了在他以前人类社会所曾有的各项宗教观念与宗教信仰，来独自创建其一套人文理论。更不要先把人文事实放在一旁，来先创建他一套新的宗教信仰。孔子思想之最大贡献，不在其有所排拒，而在其多所会通。
又如在实际人生中，有物质的人生，亦有心灵的人生。此事尽人反躬自知，明白易见。然在一切实际人生中，何时何处，则应以物质为重？何时何处，又应以心灵为先？孔子亦只就事论事，并不曾要先超脱了实际，凭空定下一原则，究竟当重心，抑重物？更不需要冥搜穷索，究竟此天地大自然，与夫人生大群，乃始于心，抑始于物？其终极本质，系属唯心，或唯物？或是心物对立，或是心物合一。如是种种，皆可成为哲学思辨上的大问题，而在孔子思想中，则不需重视。
又如在实际人生之心灵活动上，粗略言之，有情感，有理智，有意志。此三者，究系三分，抑系合一？究是谁为主，而谁为从？究应孰在先，而孰在后？孔子就事论事，亦不在此等问题上先作思辨，先下结论，先绕了大圈，然后再来向实际人生作一硬性的，而又是悬空的，不切各种情实的指导或规律。
孔子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则只在每一人之实际人生即其日常人生而来作示范举例。既不就某一人来抹杀另一人，亦不就某一事来抹杀另一事。其思想范围，与其思想项目，似乎极零碎，极多端，但其间有一共通大原则，即每一人之人生，则必在天地大自然中，又必在人类大群集体中，而获得其各自个别之人生。而极其所至，则每一个别人生，乃亦各得为其大群集体人生乃至为天地大自然一中心、一基点。
盖孔子思想，虽只是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极平常，极切实，但就每一人，而可推而通之于任何人；就每一事，而可推而通之于任何事。故虽极平常切实，又极高远圆通。既可从任何一人一事推而通之于大群，亦可推而通之于宇宙；又可从任何时任何境而通之于一切时与一切境。故曰：每一人与每一事，各别可以立为人群与宇宙一中心、一基点。
三
试粗举《论语》中几项浅显之例以为证。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可见孔子论大群人生，论政事，则主先“富”后“教”。论个别人生，则“衣食”虽若先要而转居次，“志道”之心虽属后起而当为主。此即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有其通则，然更不烦凭空立论，必求衣食与道，即物与心之孰重而孰轻。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此又见每一人居家事父母，与其居国从政事有不同。孝父母，决不能脱离物质生活之奉养；然曰“敬”，曰“色难”，则是一种心的表现。虽不抹杀物质人生，而仍以每一人之心之所表现者为尤要。
孔子思想重言孝。无男女，无老幼，每一人之对其父母，则必当有一番温暖亲切之情；此乃就于人心之大同，而此心则起于自然，非由任何人凭空建立一番理论而强人人以如此。然能推此心则为仁为爱。能推此仁爱，则又必有义、礼、智种种诸德从之而生。人心之种种活动，皆当以孝为本。故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思想，乃建本于每一人心之自然，而又使其相互间可以达于大通合一之境者。故奉以为人道之大本也。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孔子志欲行道于天下，自亦必以政治为重。然政治非人人所得为，又非时时所得为。不如在家孝弟，则是人人得为，又时时得为者。每一人之在家庭中，亦有种种事。干此种种事，亦可谓即是在家庭中为政。为子女者，本此孝友心，在家庭中干种种事，其事亦即一家之政，其人亦即不啻是一家之主。家庭固以父母为主，然就子女之孝心孝行言，此子女之孝心，亦即不啻各自为其家庭中一主，一中心。推而极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此心之一贯而畅遂。人人具此一片孝心，一片仁爱心，亦即是其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种种大事所从出。而此一片孝心，一片仁爱心，则居中而为之主也。
天地大自然生此人类，在天地大自然中是否有一上帝？若有此上帝，此上帝又何为而生此人类？在孔子思想中，此等皆可不加深论。惟既有此人类，则就人论人，必求在此人类大群中，各各有家可齐，有国可治，而求此人类群居之天下亦各得其平。孔子则只望人人能参预此工作，人人能负担此责任。就事论事，则在人与人间从其各自具有之一番温暖亲切之仁孝心情做起。而孔子又专就人之自幼俱有之一片孝心作指示与教导，以求人类之共登此大道。有子在孔子弟子中，孔子没后为群所推奉之一人，其“孝弟为仁之本”之遗言，骤视若浅显易知，推而求之，实有其深义之存在。
孔子思想，务使每一人能具有人生崇高之意义与价值，务使每一人在每一时每一境中对每一件事，能各自对于其群体广大人生有其一分之贡献；而又求此项贡献之可以不朽而常在；而在其相互间，又求其可以和协而一致。必如是，乃可使人类文化日进无疆，以达于圆满成就之理想。而孔子所指导于人者，则只就每一人之日常人生中，就其易知易行，可守可信者而加之以指导。
兹再举曾子所言一条以为证。曾子、有子，皆在孔子身后为群弟子所推尊；而此两人之言，即上引有子一条，与此引曾子一条，乃同列于《论语》之首篇，与孔子之言交错并列。此乃七十子后人，编纂《论语》，自具深意，非偶而然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此处曾子所提出人心之“忠信”，亦如前引有子所提出人心之“孝弟”。此皆人人所具有，与生以俱来，不学而自能。而且孝弟、忠信，其实只是一心，非有孝、弟、忠、信之许多各别心。人之幼年，在家庭中对父母兄长知孝弟，及其稍长出门，在社会自知对人对朋友有忠信。人类孝弟、忠信之心，其对大群人生贡献何在，此可不烦深论。但若人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则人类大群文化，断无理想之前途，此层已尽人可知。而且孝与不孝，弟与不弟，忠与不忠，信与不信，此项辨别，亦可不烦他人指点，人人可以反省而自知。孔子思想，即在此等日常生活，人人可知可行处，亲切平易，指示出了人生之大道。
所谓孝弟、忠信，不专存于一心，亦必从而表现出种种事。其事不专限在每一人心之内部，而必牵连到其对人、对外之种种。而此种种，则在每一时每一境中，又可有各不同之相异。此种种各不同之相异，虽同出于一心，而千差万别，千头万绪，乃不能用一语道尽；而必待于各人自凭此心以善尽其所表达，以各求其至善至美之所在。于是在人人所可知可行可信可守中，乃有不断之学问与斟酌，选择与抉别。故孔子思想，在其发端处，虽若人人可知可行，可信可守，极平实，极亲切，极简易，极单纯；而在其各自前进之过程中，及至其各自所欲到达之终极点，则需要学问上极广大、极精微、极高明之无穷追寻与研究，而有待人人各自之努力。
在《论语》第一篇之首章，孔子即教人以“学而时习”。曾子之三省吾身，其第三项亦曰“传不习乎”。孔子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故在孔子思想中，乃蕴藏有一项极广大、极精微、极高明之学问境界。此一境界，论其最后所到达，孔子乃从不举以教人，抑且孔子亦从不以其一己之所学而自满自足。在孔子，只教人以“学而时习”，其所自许，则曰：“吾学不厌而教不倦。”又曰：“下学而上达。”其所学，则只在每一人之日常生活中之平易亲切、可知可行处，故谓之曰“下学”。能下学，则自能“上达”。而其上达所到之境界，则孔子从不轻易凭其想像或曲折立论，而故为高深以示教。子贡在孔子弟子中，乃最敏锐、最能感受之一人。子贡有言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所谓“文章”，乃具体之事而散见乎外者。此皆可以下学，可以与人俱知。而“性与天道”，则待每一人之上达而自得；高下深浅，可以各自不同。故孔子平日不轻以此教导指点人。遂使孔子思想，乃与世界人类中其他所表现之各大宗教、各大哲学、各大思想，俱有其不相似。颜渊在孔子弟子中为孔子所最称道，许其最能得孔子之传者。然颜渊有喟然之叹，其叹曰：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孔子只称颜子一人为“好学”，然亦惟颜渊一人，乃知孔子之教有其终于高不可及之一境。
孔子亦尝自叹：
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此乃孔子由于不断“上达”，而终极于人文境界中无穷尽而最高之一境；此一境已是不能与人共知，故孔子自叹，谓知我者惟天也。孔子思想，本从人文境界而上达于宇宙大自然之最高原理处。孔子之所谓“天”，即是此宇宙大自然之最高原理所在与其所从出。故曰：只有天或许能知我。若此宇宙大自然中之最高原理，果有一上帝为之主宰，或由上帝而建立，则亦可谓惟上帝为能知孔子。故孔子思想虽不成为一宗教，孔子虽非一宗教主，但孔子本人，则有一番极伟大、极崇高之宗教精神，至少当与举世人类其他各大宗教之各大教主相彷佛。
但孔子则只是一教育家。惟孔子之所教，实可以遍及于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之任何人。凡属信受孔子之教者，皆可使其黾黾勉勉，不懈不息，而在其各自之实际人生中，各有一番最高、无穷尽而不易到达之境界。此亦是孔子与全人类中其他教育家若相似而实不相似处。
故在孔子思想中，其所指导，乃具有两境界。一则尽人可知可行，即在其日常人生中，可以当下即是。每一起点，同时即可是一终点。人人可到达，亦即可以当下各得一圆满之成就。此即如上之所举，由每一人之孝弟、忠信之由内以及外，本之心而见之事者。此虽若小道末节，然使人人可以下学而自得其性，人人可以上达而自通于天道。人生至是，亦几可以无憾。但此一境界，同时乃是一无穷尽、无终极之境界。乃使人人在此境界中，永当上进，永无休止，日新不已；而人生则只在此一不懈不息之过程中向前。
四
自孔子没后，中国社会上自由思想风起云涌。由孔子思想展演而成者为儒家。其他举其最主要而拥有甚大影响力者有墨、道两家。墨家注重于群体人生，其理论根据，则上推而本之天。墨家思想与其行动，极为接近于一种宗教团体。墨家思想之缺点，则在每一人之心理上，只提倡一种宗教情感而忽略了其他自然情感的多方面。并在个人生活中所应有之多种自由方面，亦未被重视。举天来压低了人，举团体来压低了个人，使人人崇拜其伟大，而终于为不可行。其次为道家，展演出一种自然哲学与个人主义。其自然哲学之展演，成为一种极透彻的无神论。其个人主义之展演，成为一种极端的个人自由，而趋向于无政府。道家思想与墨家适处于相反之两极端。道家之所谓天，乃成为一种纯自然。而道家之所谓人，则成为一纯个人。孔子思想在墨、道两家间，则适成一“中道”。若谓墨家属于宗教性，则道家属于哲学性。此两家思想，皆在人文圈子外先建立了一套理论，而回头来指导人生，拘束人生。其在实际人生中，有选择，有排拒。而孔子思想则即人生论人生，乃可于墨、道两家有调和，有折衷，使墨、道两家思想可以相互间有其相通而不至于相反。因此在以后之中国思想中，终于接受了孔子思想，而道家退处于次要，墨家则成为不重要。
于墨、道两家外，尚有法家，则过分重视了政治与法律，而忽略了天与自然之一面；又其在人文圈子内，只由政治上层来统制了社会下层。又有农家，则过分重视了社会下层之经济与生产，以普遍劳动来实现经济平等；重视了社会，而忽略了政治，又忽略了人文界其他种种之活动与意义。此两家亦适处在相反之两极端。而且法家从道家转出，乃放弃了道家最重视的个性自由。农家从墨家转出，乃亦放弃了墨家最重视的尊天精神。所以法、农两家，虽从墨、道两家转出，而都丧失了其所从来的高一层向往。而孔子思想，则既保有墨家的尊天精神，又保有道家的个性自由精神，而皆不走上其两端之过分而相反处。墨、道两家，已从孔子思想各走上了一极端。而农、法两家，又从其极端处落于低浅。由于农、法两家之偏滞与固执，而更益显出孔子思想乃为人文思想中之一“中道”。
除上述四家外，又有名家，专在名字与观念上推演其思辨工夫，形成为一种纯哲学的，而乃至陷入于诡辩。又有阴阳家，专务于观察自然，而把道家之纯自然哲学变成为一种多神或泛神论。此两家，名家近于墨，阴阳家近于道，而较墨、道两家思想则远见为褊狭与浅俗。又且名家由墨家之宗教性转向了哲学性。阴阳家由道家之哲学性又转向了宗教性。不归于此，则归于彼。总是走向违离人文之极端。只有孔子思想，不离人文，一务平实，只是一种常识的。既不要先建立一个玄远的信仰，也不要演绎成一番幽深的思辨。非哲学，非宗教。只在日常人生之亲切处见玄远。只在日常人生之平实中见高深。只成为一种普遍通俗性的常识，而在此常识中，蕴藏著无限真理，可以与人共见；又使人人若为不可及，而有待于学问上无穷之追寻。把孔子思想与名家、阴阳家相比，更易见得孔子思想只是在人文本位上一条平易的中道。而其宏大高深，则又远出于名家、阴阳家之上。
除却墨、道、法、农、名、阴阳六家以外，其他尚有各家思想，更属自《郐》以下，不烦指数。秦 汉以下，中国大一统，中国人终于选定了孔子思想奉为一尊，而孔子思想终成为中国思想之大宗与主流，把此来消化融会了其他各家思想之长处，又把此来修饰裁改了其他各家思想之短处。而“孔子思想”乃与“中国思想”成为异名同实之一体。
魏 晋以降，佛教东来。中国僧人，先以庄 老道家思想与之相迎合，继以孔子儒家思想与之相扶会。迄于隋 唐，中国佛教宏昌。天台、禅、华严，皆由中国僧人自立宗派，自创教义。而尤以禅之一宗，在中晚唐、五代以及宋初，几于掌握了中国思想界之最高领导权。循禅宗之主张，即尘俗可以证涅槃，即日常可以成正果，即身而即佛，即现前而即究竟。不烦玄远之信仰，不经曲折之思辨，即就日常人生中，作一言片辞之指点，不立文字，单就一心，即可使人自证自悟。化宗教信仰为现实常识，使人人当下有一入门，并使人人当下得一归宿。禅宗实可称为是孔子思想之一种借尸还魂。所不同者，孔子思想究竟重在入世；而禅宗设教，终是未能把佛家传统之出世精神尽情洗涤。于是乃有宋代理学之代兴。
宋代理学，可谓是孔子思想之复活。理学家指导人生，亦从日常现实中获得最高真理。从各自内心启键开钥，进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种种广大的人生实务，而一以贯之。每一人，在其一切时，一切境，种种条件下，各可获得人生最高真理。而相互配合，以完成一人之最高理想与最高境界。不待人生大群之俱得跻此境界，而无害于每一人之先自各达此境界。而每一人之先自各达此境界，乃即为大群全体之跻此境界开辟了一条亲切、平实、简易、单纯之大道。可以融化各种宗教、各种哲学于实际人生中，而实际人生中一切干济事为，皆可在此一大道上配合无间，无冲突，无扞格。不弃一法，而万法归宗。只有一套教育方法，可使人人“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群己一体，天人一体，以共赴此人生之大理想。
五
今天的世界，则正已走了一条群言庞杂、思想纷歧的道路。各地旧文化各就衰颓，而各地的新文化则尚待萌茁。举世遑遑，莫知所向。举要言之，有宗教与科学之冲突。宗教注重心灵启迪，科学注重物质驾驭，而不免内面的心灵世界与外面的物质世界相冲突。就内部心灵世界言，纵使人人皈依一宗教，人人信仰一上帝，人人追寻一套哲学，但在其相互间，则又不胜相异，不胜冲突。就外部物质世界言，科学真理，其相互间，虽若可以相通合一；但此科学上相通合一之真理，只可凭以对付物质界，不能用来对付心灵界。在物质方面，今日的世界固已突飞猛进；而在心灵方面，则益形纷歧，益形晦乱。其间则有国与国之冲突，民族与民族间之冲突，又有每一行业间之冲突。物质愈进步，冲突愈尖锐，亦愈紧张。冲突愈复杂，愈扩大，而愈难有解决。
在此种种冲突中，所谓人生真理，乃益形晦乱，益形分歧。而实际人生，乃益见有种种不可调和之对立，不复再有相互融通之协调。其最大者，有“唯心”“唯物”之各趋极端，有“大群”“小己”之互不相容。主张集体人生者，每把大群集体来吞灭了小己自由。主张个人人生者，又把小己自由来淹没了大群集体。而物质人生与心灵人生，尤难调和合一。各项宗教信仰，则已逐渐衰退，不能再用来诱导实际人生，而获得一亲切平易简单之解决法，而徒启相争。而各项哲学思辨，则又各有立场，各有演绎，各有组织，各有结论。虽若各自有其曲折深微之处，而要之分歧割裂，乃使哲学思想几若成为人类智慧一种争奇斗胜之游戏与玩艺。而此项游戏，乃亦有不可复继之势。要之在下面，既脱离了大多数人之自然心灵，而各自进展；而在上面，亦无法接触到人生与宇宙自然相融合的最高真理之共通面，以相与而有成。
若说要退后一步，主张保守，则人类思想已往业绩，如各项宗教与各项哲学，已成为强弩之末，支离破碎，无可凭之以求应付世界人类当前之局面。若说要向前一步，主张进取，则今天人类在继续前进上所犹可期望者，只剩有科学一项。单就物质方面谋进步，而使人生其他各方面，全得追随在物质进步之后而亦步亦趋，喘息以赴。此项进步，最多亦只是物质的，而非全部人生的。而全部人生则转将因于物质进步，而反见其紊乱与后退。
今天的世界人类文化，不仅如上举，有宗教、科学冲突，有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冲突，有心物冲突，有群己冲突；而且复有贫富冲突，即资本与劳工间之冲突；有新旧冲突，每一社会上中老年人与青少年人起冲突；而甚且有男女冲突，夫妇冲突；如是等等，纷见迭出。人与人间，一若惟有冲突之存在。人类之所由犹得以相互团聚，犹得人与人间相互结合以成为一体而不致于急激破碎、分离以去者，则惟赖各种经济机构。其背后则纯属物质的，而非心灵的。又一则为政权组织，拥有强力加以控制。则只见为强迫的，而非自由的。要之都只是在外面加以一种黏合，而非由人类本身内心深处之自有其黏合与融和之所在。
今天的世界，由于物质进步，而使全世界人类日趋于接近。而正为此物质进步，人类日相接近，而使全世界人类在其心灵上，乃失却其黏合融和以共成为一体之主要成分，而更走向各自离散与敌对之一途。于是人心苦闷，恳切要求能有一转变。而此转变之曙光，则不幸而日益黯淡，日益渺茫。不仅无可接近，甚至无可瞻望。
今天的世界大问题，正本清源，首应著重于“教育”问题上。而今天人类所能寄望之教育，将是一套崭新的教育。此项新教育，则不能单一寄托在古老之宗教信仰上，亦不能单一寄托在古老之哲学思想上，更不能单一寄托在专限于物质方面之各项科学的知识与技能上，更不能寄望在狭义的国家与民族之各别相争上。此项新教育，则必当以全体人类为其共同对象，不问国别、种族别、职业别，乃至男女、老幼、富贵、贫贱种种人生境遇中之种种差别相，而有其一套共通的教育宗旨与教育方法。更不能有种种条件限制，如所谓小学、大学，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等，应使人人有接受此新教育之可能。只要其是一人，即应包括在此新教育之对象中。纵是种种人间相千差万别，此一教育理想与教育方法则纯一无别。不论种种零碎事项，都能在片言只语之指点下，可以使其各自反于心，各自达于外，而共同趋赴于同一目标，而不见有冲突，不见有差歧。
求之人类以往之教育宗旨与教育方法，能符合此一理想者，则惟有孔子思想。
六
孔子思想并不是宗教，但在孔子思想中，具有极深厚的宗教精神，与尊天敬神的观念。孔子思想虽不曾由此推演出一套宗教信仰，但在宇宙大自然中之具有一项最高真理，与夫此项真理之是否出于一上帝？或由一上帝为之主宰？苟有人在此方面探索，只要其探索所得，无碍于实际人生之向前，在孔子思想中，亦不曾对此加以深闭固拒之态度。不惟佛教为然，其他如回教、耶教等诸大宗教，均能在中国社会上和平相处，不发生严重冲突。此即为孔子思想对于诸大宗教富有包容性之一个具体明证。
孔子思想并不曾完成为一套自然科学，但亦并不反科学，抑亦容许各项科学有其各自之发展。如《大学》言“格物穷理”，《中庸》言“尽物性”，《易传》言“开物成务”，又言“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及《书》之言“正德、利用、厚生”，都只在自然科学所能完成之种种事物上标示出一个人文目标，使自然物质与人文理想相得而益彰。抑且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有自然科学方面之专家，如算数、天文、历法、水利、建筑、农业、音乐、医药种种专门人才，皆曾有其伟大成就；然几乎绝大多数全是崇奉孔子思想之儒家。以前如此，以后当亦可然。孔子思想之发扬光大，将决不会是反科学的，此亦无待深论。
孔子思想，乃以人类全体为其教育目标，无国别、无种族别，无男女老幼、贵贱贫富、智愚敏钝，种种人生间之自然别与人为别。故曰“有教无类”。又不论时间别，孔子思想极尊传统，但亦极重开新，随时随地，随于人类社会之种种事象差别中，皆直指人心以为教；直指人心之全体，兼顾于感情、理智、意志，人心多方面之种种功能与活动以为教；又必本于人心之所同然者以为教。如教父以慈，教子以孝，教为人下者忠其上，教在人上者敬其下。一以贯之，则是一种忠恕之道。无彼无我，易地则皆然。在人类的性情上开出理智，在人类之理智中完成性情。在人类之大群体中涵容一切个人，在一切个人之相互结合中团聚成为各种之群体。由家达于国，以达于全民族、全天下，而完成一世界人类之大群，使之相安相乐，无往而不各得其所。个人可以极自由，而不害有共守之规律。规律可以极细密，而不害于各人之可以各得其大量之自由。孔子思想，与夫孔子之教育目标，则只站在人文本位上。由大群人以至各个人，由各个人以至大群人，莫不本于一心，以相通合一。而如何来教导培育此人心，则从人人之易知易能者开始，而向于天道与人性之难穷难尽处趋赴。而即在于各人之易知易能处，可以使各人获得其当下各自圆满之归宿。
孔子思想，几可说全部尽在《论语》一书中。《论语》共分二十篇，四百九十八章。论其总字数，不出一万二三千字。然两千年来，中国学人对此书之解释发挥，其散见者不论，其成为专书者，不下四五百部。其中惟南宋理学大儒朱熹之注，最得《论语》之精义。元、明、清三代以来历七百年，朱注《论语》，乃为中国识字读书人一部人人必读书。然此七百年来，遇朱《注》有小错失，加以纠正，亦复不少。本文作者，在七年前曾为《论语新解》一书，尽量保存朱《注》所得之精义。其小节错失经后人纠正者，亦尽量收入。将《论语》全书，逐篇、逐章、逐句、逐字一一加以注释发挥。然亦不超出三十万字。自谓以现代人观念、现代人文字阐释《论语》，此书用力，较勤较备。若使现世界各民族，各文化传统，各以其所用文字，根据作者此书传译，庶于《论语》本义错失可少。孔子道大，自可就各文化传统中，各本其自己所有宗教、哲学种种异见，而各自斟酌采择，以求会合融通。庶乎使错综复杂、冲突多歧之现代文化，渐次获得一共同之趋向，与夫一共同之道路，而相与以有成。要之，孔子思想，本于人心，达于大同。始乎人文，通乎天地。其亲切、平实、简易、单纯之教育宗旨与其教育方法，必将为世界文化奠其基础，导其新生。此则本文作者之所馨香祷祝以期也。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为孔孟学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