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3章 起居注与帝陵（特鸣谢书友 20190141 的2张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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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熙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早朝。
首辅李沆出班道：
“启禀陛下，臣有二事要奏。
一件事，陛下起居注之前由内务府天机处主笔，如今几十年下来已有三十余册、百万余字，亟须有文采斐然之士，起始整理润色。
臣举荐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谔掌起居舍人事，以修左右史之职，其记录为《起居注》，每月送史馆，以备修国史之用。”
柴宗训自登极始，日常言行皆有专职的内务府太监记录，大约是每年一册、数万字。
柴宗训自显德六年七岁时登皇位，至今年开熙三十二年，已上四十岁春秋。
以历代皇帝而论，因操劳社稷之事、女色众多，四、五十岁已成皇帝的“高危年龄段”，是以李沆提议由史官起始整理完善皇帝起居注。
中华可说是世界上最重修史的国家，商朝时已有信史和专业的史官。
西周末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开始有意识地记录历史，形成如实记录君主言行的制度。
西汉时，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人先后担任太史令，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理想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问世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时，班固为总结西汉的历史，效仿《史记》的体例，撰写了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纪传体断代史这一修史体例，便于总结一代兴亡，特别适合政权屡屡更迭的中国古代，后世的官修史书基本都仿照了这一体例。
自汉代后，就形成了为前朝修史的惯例。
而起居注是历朝代记录帝王言行的最重要的依据。
从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负责修起居注的官员，在皇帝公开的各种活动中均随侍在旁，因此起居注记录的内容甚为广泛。
包括除了皇帝宫中私生活外的种种言行，其编撰方式，可以分别说明如下：
首先是关于礼仪方面的记事或是行踪，例如祭天、向皇太后问安等等。
再写皇帝的圣旨。次写中央各部重要的奏折、题本。
后写地方大官的奏折。同类的事情中，则以事务轻重为顺序加以记载。
历代史官皆以秉笔直书为使命，著名的典故如“崔杼弑其君”。
太史伯记载说“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之；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太史叔接着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又都杀之，太史剩下的弟弟太史季仍然写“崔杼弑其君”，崔杼看到史官丝毫没有动摇，只能放了他。
南史氏听说太史家的人都被崔杼杀了，拿上写好了“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匆匆过来，听说已经如实记载，就返回家去了。
皇帝大肆下令史官篡改史书，还是从唐太宗李世民伊始。
柴宗训自无拒绝为自己编撰起居注之理，当即允可了。
李沆道：
“陛下，昔汉武帝初登基，便开始择大臣主持修建“茂陵”，至最终修成历时五十三年。
陛下乃我大周开疆扩土、立万世基业之圣君，功业彪炳史册！
帝陵将为后世子孙万代敬仰，不可不慎重。
臣提议陛下选取一大臣为“山陵使”，主持修建帝陵大事。”
茂陵所在的茂乡，地理位置十分偏僻，汉武帝之所以选择在此修建自己的帝陵，还有个传说。
据说汉武帝在外出狩猎之时，曾经在茂乡附近发现一只特殊的动物，古籍中明确记载该生物为“麒麟”，与此同时，“麒麟”的身后还有一棵“长生果树”。
汉武帝当即大喜，认为眼前的奇景是“祥瑞之兆”，于是命人将此地圈禁起来建造陵墓，作为自己的万年吉地。
因柴宗训以稚龄登基，自诛杀赵逆一党执掌朝政大权后，手创龙骧军、龙骧卫与武德司，统一中国，四处攻取，威名赫赫，乃极为强势的千古一帝。
因而之前如李涛、王著，直至张齐贤等宰辅之臣，皆未敢在皇帝柴宗训年纪轻轻时，提出开建帝陵之议，免为柴宗训所不喜。
而如今柴宗训年届不惑，于皇帝的年龄来说，已进入“晚年”，于职于责，新任首辅李沆不惧柴宗训厌恶，仍是提了出来。
柴宗训想到中华历史上的诸位帝王，凡是早早开建帝陵的，几乎都寿命较长、寿终正寝；
反而是忌讳开建帝陵直面生死问题的帝王，多是早早暴毙、不得善终。
念及此，柴宗训倒也并不生气。
而这“山陵使”主持皇帝陵墓的堪舆、选址、兴建等事务，必是皇帝的心腹之臣，多为当朝第一重臣或皇帝瞩意的下一任宰辅之臣。
柴宗训沉吟片晌后，道：
“千古圣贤帝王，都有那一日，任功业盖世，概莫能外。
那便开始为朕兴建帝陵罢。
李首辅要佐理朝政总要，事务繁忙，这“山陵使”便由寇爱卿担任。”
寇准一听大喜。
满朝文武听皇帝柴宗训如此说，皆明白在皇帝心中，寇准已是下一任首辅的不二人选。
许多人不由向寇准投去了复杂的目光，其中有羡慕、崇敬，也有嫉妒、不愤。
寇准出班谢恩，道：
“臣得陛下如此信重，必在全国广集堪舆大能，务色最佳宝地，唯恐材不足任，失陛下之圣意。”
柴宗训笑道：
“寇爱卿勿要紧张。
风水宝地，就由爱卿集国中大能来挑选。
太祖、太宗陵寝皆在汴京，朕的帝陵也选在汴京。
朕的要求只有一个：
地势宏伟，帝陵足够广大，以备未来朕百年后，和所有后妃嫔姬，一同长眠于此。”
寇准领旨后，以三月时间召集大周最出众的二十名堪舆大师，在汴京城周围寻找风水宝地。
汴京有四千年建城史和建都史，先后有夏朝、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后梁、后晋、后汉，大周等相继在汴京定都。
向来有“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曾观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美誉。
又三月后，于汴京城东北的老丘寻到了一处宝地，募二十万民伕依规划开始兴建帝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