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读者
拎着一大捆杂志走出《槐荫文学》编辑部，王加根没怎么多想，就决定步行前往书院街，到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去找汤正源。
来孝天城的行程出发前就想好了，目的就两个：购买杂志，打听借调的事情。
走进律师事务所，他直接前往主任办公室。
门开着，汤正源正坐在真皮转椅上看报纸。
“什么书啊？买这么多。”汤正源好奇地问，“复习资料？”
王加根把那捆杂志搁在茶几上，从里面抽出一本，显出非常慎重和虔诚的样子，双手捧着呈送给汤正源。
汤正源接过杂志，漫不经心地翻开。
“哟嗬！《男人的眼泪》，王加根。”汤正源兴奋地叫了起来，“你的小说发表了？还是第一篇，头条！”
王加根腼腆地笑了笑，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不错不错！真是才子啊！”汤正源翻看着杂志，赞不绝口。
王加根坐在沙发上，耐心地等候汤老师阅读他的大作，发表意见。汤正源却把杂志合上，放到桌上，说是要带回家慢慢欣赏。
“这篇文章能得多少稿费？”汤正源突然问。
王加根双手一摊，表示一个铜子儿也没有收到。
“没关系！名利名利，先争取出名，出了名之后就不愁利了。”
听过这句话，王加根感觉特没意思，于是转移话题，问借调的事情怎么样了。
汤正源脸上即刻晴转多云，不无遗憾地说：“局里开会研究过了，没有通过。”
王加根的脸色变得苍白。
“我的确作了最大的努力。”汤正源非常真诚地说，“但司法局有个硬杠杠，借调系统外人员，必须有律师资格证书。唉，你要是多考四分就好了。”
王加根的情绪从沸点跌落至冰点，刚才的激动和兴奋倏忽间消失，如遭雷击一般，坐在那儿默不作声。
“完全没有希望？不能再努力努力？”良久，他又可怜巴巴地问。正如一个落水的人，希望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
汤正源非常肯定的摇了摇头，又鼓励道：“下一次律师资格考试，好好考。”
说完这句话，他就端起茶杯，喝了两口水，又拿起《槐荫文学》杂志，一页一页地往后翻阅。
王加根知道，继续坐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就站起身告辞，拎起茶几上的那捆杂志，失魂落魄般地走出了律师事务所。
沿书院街向一路公交车站走的时候，他神情恍惚，脸上痛苦地抽搐着。虽然这是早就应该预料到的结果——方敬文明白无误地告诉过他，但他一直希望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对借调寄予莫大的期望。现在期望破灭了，敬文的话得到验证，他才如梦初醒。
实际上，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是在自己骗自己，明知前景渺茫，却偏要做无谓的努力。回想起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这半年多的经历，如同做了一场梦。现在梦醒了，他却很难回到从前。毕竟已经动了改行和调动的心思，付出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花了好几百块钱，还闹得满城风雨。如果调动失败的消息传播出去，牌坊中学的领导和同事们会是什么反应？社会上熟悉和认识他的人会是什么反应？亲戚朋友会是什么反应？想起这些，他不寒而栗，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他想起了但丁的这句名言。对！不管别人说什么，只当自己耳聋了，听不见。只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安心教书。他又不是没工作——教师穷是穷点儿，但起码的温饱问题还是能够解决。全国中小学教师上千万，大家都不是这样在过么？
牌坊中学的教师，包括校长肖玉荣，为了保住饭碗，还在想方设法奔文凭。读电大，读函授，参加自学考试，每次考试过关后还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他王加根已经取得大专学历，方红梅马上本科毕业，两人书又教得不错，在学校和社会上受人尊敬。他们夫妻恩爱，相敬如宾，欣欣活泼、可爱、健康、聪明。这样的小家庭让多少人羡慕！改不了行，就继续当教师；进不了城，就在农村生活。
哪里的黄土埋不得人！
不过，想起老婆和女儿，他又显得底气不足。老婆肯定在家里坐立不安，翘首以待。他不忍心目睹老婆那双殷切期待的眼睛，更害怕听到她满腹牢骚的怨言。还有女儿。再过十几天，欣欣就满三岁了，去哪儿上幼儿园？以后上小学又怎么办？
回到家里，他颓废的情绪让老婆猜出了缘由：“是不是调动的事情没戏？”
他沉默不语。
“没关系！明年再考。”方红梅显得非常豁达，安慰道，“明年凭本事取得律师资格，让汤正源再到家里来请你！”
“就算他来请我，我也不去他那儿了。老子直接去地区律师事务所！”王加根任性地吼道，火气仍然没有消，“妈上个礼拜写信来，也是牢骚满腹，说汤正源不是东西。妈把王李村的房产官司委托给他代理，交了两百块钱代理费，又按照汤正源的意见，向杨岗法庭交了两百块钱案件受理费，结果案子到现在还没开庭。妈上次回来，带了两瓶西凤酒和一条大前门香烟送给汤正源，可他对这起案子根本就不上心。妈回保定后，写了好几封信给他，他一封信也没有回。”
五月下旬，王加根意外地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那人自称是孝天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叫梁雯。
梁雯在信中说，她在学校图书馆里翻阅报刊时，无意间读到了小说《男人的眼泪》。结果，读得泪流满面。她非常感动，完全被这篇小说征服了。来信长达七页，除了对小说及作者的赞美，还作了自我介绍。她说自己读的是中文系，也有舞文弄墨之爱好，还喜欢运动，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她最佩服的人，是台湾女作家三毛和中国女排队长张蓉芳。她还问王加根，《男人的眼泪》是不是以自己为原型创作的？文中所述是否实有其事？虚构的成分占百分之几？
这些问题真不好回答。
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读中文系的梁雯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她之所以如此探究，其实关心的是王加根的家庭。《男人的眼泪》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教师夫妻，他们由恩恩爱爱到分道扬镳，其间经历了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感情波折。
王加根觉得，与读者谈自己的家庭是很无聊的事情，于是借用电视屏幕上经常出现的那句套话回复：内容纯属虚构。
梁雯对这种回复显然不满意，认为王加根是在敷衍。她的理由是，没有切身感受和生活体验，小说不可能写得那么逼真、那么感人至深、那么催人泪下。她嗔怪王老师是个“不诚实的孩子”，说她很有可能会到牌坊中学实地考察。
王加根认为梁雯是在开玩笑，没当做一回事，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到了星期天，梁雯竟然真的来到了他家里！
那天方红梅恰好不在家。她与王加根闹别扭，周六下午独自回娘家了。至于闹别扭的原因，是为送礼的事情引进的。
敬文与李华恋爱后，感情与日俱增，导致女方怀了孕。情势所迫，不得不把结婚的事情纳入议事日程。弟弟在结婚，姐姐肯定要送礼。在送多少礼金这个问题上，王加根与方红梅产生了分歧。
因为考律师和跑调动，他们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花光了全部积蓄，还向白素珍借了三百元钱。王厚义春节期间来牌坊中学时，曾承诺回潜江之后邮三百元钱给他们，却一直没有兑现。考虑到借调的事情被汤正源判了死刑，王加根不准备为这事再去花冤枉钱，也就没有写信催问他父亲。他们继续节衣缩食，勤俭持家，努力攒钱。春节过后的这几个月，家里的金融资产又累积到了五百多元。
依照孝天城及花园镇周情搭礼的标准，普通朋友或同事之间，遇到婚丧嫁娶这类事情，通常都是送五元钱或者十元钱。如果有亲戚关系，另当别论。送几十块钱或者百把块钱都有可能，各人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定。不过，礼钱超过一百元比较罕见。毕竟，当地收入和消费水平摆在那儿。
考虑到敬文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王加根狠了狠心，主动提出送两百元钱。家里余下的那点钱，他在心里已有安排：要么偿还母亲那三百元借款，要么留给方红梅暑假面授学习带走。这次面授非同以往，是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要搞毕业典礼，学员之间要互赠礼品，还要照相留恋，自然得多带些钱。
“两百？”听过王加根慷慨解囊的设想，方红梅一脸嘲弄，“敬文早就开了价码，最少五百！”
“凭什么？抢钱吗？”王加根火冒三丈，据理力争，“有他这样的吗？结婚居然向别人下达送礼指标！要不要脸？有没有一点儿廉耻感？我们又不是百万富翁，五百元钱全部给他，借妈的钱拿什么还？你暑假面授学习怎么办？”
太气人了！从结婚到现在，他们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吃舍不得吃，穿舍不得穿，用舍不得用。搞自学要花钱，抚养孩子要花钱，前几年还带着敬武读书。好不容易积攒了几百块钱，遇上腊梅上自费中专要他们支援，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现在这五百多元钱，是从牙齿缝儿里省出来的，外面还有三百元欠账，敬文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把五百元全拿走！哪有这样的事情？
敬文怎么把我家的底细摸得这么清楚？肯定是方红梅透的信儿。吃里扒外的东西！心里只有她娘家人，从来不顾及我的小家。既然是这样，你何必要结婚？留在你父母身边当老姑娘，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不就行了？还总是嫌弃我家，说我父母不通人性。我也是人生父母养，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为家里尽了什么义务？还总是与师范的女同学比，与一起参加函授的女学员比，觉得吃的穿的用的不如人。我限制你花钱了吗？我让你缩手缩脚了吗？自己扼苦自己，其实就是想省下钱来贴你娘家！平时买菜一分钱两分钱就与别人争，送钱给你弟妹时，拿几百块钱连眼都不眨一下！只想到当孝女，从来不考虑你还有一个老公，还有一个亲生女儿。妈的个巴子，娶这样的老婆，还不如当光棍汉！还不如我一个人抚养欣欣！
争吵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留一百块钱家里用，送四百块钱给敬文。白素珍那三百元借款，以后慢慢还。至于方红梅暑假面授的花销，也不存在问题。因为暑假面授七月中旬才开始，这期间他们还可以领两个月的工资。昨天下午，方红梅揣着四百元现金，去了方湾菜园子村，说是提前把礼钱送了，让敬文好安排过客的事情。
加根见门口站着一个陌生少女，很是诧异。
“我叫梁雯。”来人自我介绍，又问，“你是王老师吧？”
王加根微笑着点点头，热情地邀请客人进屋。
梁雯莞尔一笑，大方地走进客厅。看见小欣欣，她还弯下腰，把小家伙抱了起来。
“我老婆回娘家了，家里就我们父女俩。”王加根主动告知。
梁雯没有接话茬，逗了一会儿欣欣，就被隔间的书柜吸引了。
“这么多书呀！”她翻动着书柜里的文学名著，两眼放光，非常惊喜的样子。
王加根笑着说：“随便看！”
“我更想看王老师您写的东西。”梁雯把翻动过的书重新摆整齐，面向王加根，“能不能把您发表的其他文章给我看看？”
王加根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人。难得碰到如此热心的读者，况且文人大多喜欢在外人面前显摆显摆。他拿出作品剪贴本和几本杂志样刊，交到女大学生手里。
梁雯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她看得那么认真，再也无暇顾及身边的人和事了。
王加根见此，非常欣慰，微笑着走进厨房，开始筹备午饭。欣欣本来一直围在梁雯转，后来见她只顾看书，就一个人去后院子玩了。
家里来了客人，又没办法去街上买菜，王加根只能倾其所有，把家里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加上后院子种的菜和鸡下的蛋，午餐算不上丰盛，却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
梁雯非常感动，口里却没有说出来。吃饭的时候，话题始终没有离开文学。得知王加根刚刚完成一部中篇小说，她便吵着嚷着要看，理由是必须先睹为快。
王加根有所顾虑，没有拿出来。
饭后，梁雯起身告辞，准备坐下午的汽车赶回孝天城。临出门时，她再次提到那部中篇小说手稿，希望能够带到学校去阅读。
王加根顾虑重重地走进隔间，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摞手稿，正在犹豫给不给的时候，梁雯突然从他手里抢过手稿，装进自己的皮包，微笑着离开了。
“放心！看完后我会邮寄给您的。”
王加根有点不悦，但也无可奈何。
自此，隔三差五他就会收到梁雯的来信。无论他回信与否，梁雯都会主动写信来。她谈文学，谈排球，谈象牙塔里的校园生活，谈她的家庭和朋友，谈女大学生宿舍的趣闻……写信的形式五花八门：有时长篇大论，有时短如电报，有时是诗歌，有时是文言，有时在贺年卡上随便写上几句，有时还配有插图。
王加根偶尔也回信，但比较简单，纯粹是礼节性的应付，没有梁雯那样的激情和雅兴。他索要那部中篇小说手稿，梁雯却总是推说还没有看完。大约过了半个月，手稿终于邮寄过来了。
王加根打开一看，面目全非：一百多页手稿，是被撕成碎片之后，再用透明胶一页一页地粘贴好的。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弄成这样？
他感到非常纳闷儿。
两天后，收到了梁雯的来信。信中说，有一个周末，她带着小说手稿回黄陂老家阅读。没成想，那稿子落到了侄儿手里。四岁的侄儿拿起手稿就撕，把那本稿子变成了一堆纸花。
她气得大吼大叫，第一次打了侄儿的屁股。
返回学校后，她买了两卷透明胶，从那堆纸花中清理出碎纸片，一页一页地粘好。这项工作多半是在学校图书馆里进行，耗费了她两个星期的课余时间……
捧着小说手稿和来信，王加根心里如同翻倒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自结婚以来，方红梅对他的文学创作很少过问，也很少看他的小说初稿。有时，他硬把稿子塞给老婆，老婆浏览时也是一目十行，再也不像在师范学校读书时那么认真，更不会提什么建设性意见，明显是在敷衍他。现在突然冒出个女大学生，如此珍惜他的劳动成果，他自然非常感动。一个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他的劳动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梁雯的崇拜和尊敬，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王加根很动情地回了一封信，倾诉内心的委屈和苦闷，透露眼下不如意的处境和矛盾。
梁雯马上回信安慰，对王老师“愿作绿叶”“甘为人梯”的无私奉献精神予以肯定，表示坚决支持王老师的正确选择。她还说，大学毕业后，争取到牌坊乡任教，与王老师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王加根劝梁雯不要意气用事。在毕业分配尤其是职业选择问题上，一定要慎重。像她这样的天之骄子，应该有一个更远大、更美好的前程。就算当教师，也应该争取留在大城市，怎么能够申请到牌坊乡这样的农村呢？
……
参加完方敬文和李华的婚礼，就到了一年一度的中考和教师职称评审。忙完中考和职称的事情，就进入了暑假。王加根开始给下一届初三学生补课。方红梅在家里带孩子，为最后一次面授学习和函授毕业考试作准备。
虽然和往年的暑假一样，做的还是那些事情，但他们明显尝到了被人冷落的滋味。特别是王加根，调动没搞成，又闹得满城风雨，坏了人们对他的印象，有点儿灰溜溜的。
天太热了。白天最高温度都在四十摄氏度左右，低温也有三十摄氏度。他们一家人从早到晚呆在校园里，哪儿也不想去。一日三餐，洗衣拖地，除了这些必干的家务，其他事情都不想做。家里的电扇一刻也不能停地旋转，停下来了，人就坐立不安，浑身淌汗。学校的电视机坏了，不然，还能用看电视消磨时间。这样守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简直不知道日子该如何打发。
这天吃过晚饭，方红梅提议一家人出去走走。
“白天黑夜关在校园里，人简直要成精神病。”她嘟哝着。
王加根有同感，总觉得如同关在笼子里的困兽，憋闷得要发疯。
听说要出门，欣欣也很高兴，一手牵着爸爸，一手拉着妈妈，蹦蹦跳跳地往校园外面走。
出学校大门后，加根问老婆：“走国道？还是去技校？”
“国道上车来车往，太吵，还是往技校和部队的方向走吧！”
一家三口于是右转，沿校园围墙往北走。
“加根！加根！”这时从部队抽水房的方向传来喊叫声。
王加根停下脚步，寻声望去，发现在连接学校与国道的那条大路上，急匆匆地走来一个人。借着火红的夕阳，他认出那人是父亲。
王厚义一手拎着黑皮包，一手托着个大西瓜，笑逐颜开地朝他们走来。
加根赶紧跑过去，接过父亲手里的西瓜，返回校园。
王厚义说：“我和你妈一直记着你们，为你们担心。今天是特意从汉南你三叔那儿赶过来的。”
“还没吃饭吧？”王加根问。
“没呢。在你三叔那儿吃过午饭，就坐轮船到汉口，又从汉口坐火车到花园，从花园火车站走过来的。”王厚义气喘吁吁地回答。
王加根进后院子摘了两条丝瓜，扯了些白菜，交给方红梅打理。然后撬开蜂窝煤炉，炸花生米，煎鸡蛋。简单地炒了几个菜，又发现家里没有酒。他一路小跑，到门卫老宁那儿借了一瓶白酒。
酒菜上桌后，方红梅就带着欣欣出门，说是去操场上走走。
王厚义自斟自饮，一个人狼吞虎咽。
王加根开始准备父亲晚上睡觉的地方。客厅与厨房之间有个小隔间，摆放着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柜和一张桌子。平时这里是书房，来了客人是客房。
“你在忙什么？”酒过三杯，王厚义突然对着儿子喊起来。“叫你喝酒你又不喝，来陪我坐一会儿嘛！”
王加根从隔间来到客厅，坐在父亲对面。
王厚义借着酒性，七七八八地叨叨起来。
他说，上次从胡家湾回江汉农场之后，他又去汉南找厚道，叫他帮忙取三百元钱出来。没想到厚道说，那几千块钱办的是一张三年死期存单。已经存了一年半，如果提前支取，这一年半就按活期存款算息钱，划不算。因此，这事就拖着没有办。
“没办就没办！反正我的调动泡汤了，再不需要花钱。”王加根没好气地回答。
王厚义眼睛看着儿子，没有吭声，端起酒杯，喝了口酒。
“你三叔和三娘娘调到汉南了，三叔在汉南区宣传部当科长，三娘娘在汉南区医院上班。”三厚义突然对儿子讲起了厚道两口子，“你有空的话，去找找他们，或者给他们写封信，说不定他们能帮你调动工作。三叔熟人多，手上有点权。我和你妈到江汉农场落户口、安排工作，都是他帮忙办理的。”
“不！我不会找他！”王加根语气相当生硬，“就算我混得再差，哪怕到大街上讨饭，我也不会去求他！”
“唉！你怎么这么倔？这么不懂事？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三叔，是你的长辈，是你的亲人啊！”王厚义急得满脸通红。
“三叔？长辈？亲人？”王加根怒不可遏地喊叫起来，“他不配这些称谓！”
紧接着，他如同打开阀门的水管，满肚子的苦水直往外喷。
厚道干预他们家的生活，挑拨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激化他们家的矛盾；厚道不赡养潜江的爷爷奶奶，把老人送到王李村，又不支付生活费；厚道串通大伯和四婶娘，拒不参加他的婚礼；厚道上次来牌坊中学时，指手划脚，盛气凌人；厚道出歪点子，让厚义卖掉王李村的房子，又在这次借钱的事情上，故意从中作梗……
王加根这段日子心情本来就不好，一直没有倾诉和发泄的机会，今天他爸挑起了话头，他便痛快淋漓地一吐为快。从抨击王厚道，转到揭示家庭内部的矛盾，表达自己的不满。奶奶的惨死。无休止的房产官司。他们拮据清苦的生活，寒酸的婚礼。偏僻孤寂的校园，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欣欣无人照料，没地方上幼儿园，在学校里又受隔壁大人和小孩的欺负……
儿子怨气冲天，当父亲的又傻了眼。
王厚义放下筷子和酒杯，不吃菜，不喝酒，呆若木鸡地坐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王加根见此情景，又主动关上阀门：“算了，都是过去的事情，说也没什么意义。以后再不要在我面前提厚道，也不要告诉我他当了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我不会去找他，更不会给他写信！”
见儿子态度这么生硬，王厚义知道再说什么都是枉然，又拿起筷子夹菜，端起酒杯喝酒。
良久，他又转移话题，问儿子：“胜根的妈死了，你晓不晓得？”
“是吗？我没听说呢。”王加根有点儿吃惊，“去年清明节回王李村上坟时，知道她得了癌症，没想到这么快就死了。您是怎么知道的？”
王厚义支支吾吾地回答：“是……是胜枝写信告诉我的。”
胜根和胜枝是本家二爹的孙子女。
一瓶白酒被王厚义喝下去三分之一。他又吃了一碗米饭，扫光了几个盘子里的菜。酒足饭饱之后，突然内急，想去上厕所，于是站起身来，下意识地拎起身边椅子上的黑皮包。
“上厕所带着皮包干什么？”王加根感觉有点儿奇怪。
王厚义也意识到失态，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解大手。”
王加根起身到卧室里拿出一卷卫生纸，递给父亲。
王厚义接过卫生纸，把黑皮包送到客厅后面的隔间，放在单人床上，又用枕头盖起来。然后，犹犹豫豫地走出家门。
父亲的不正常举动让王加根感觉怪怪的。
他这才想起，从王厚义来到这里，黑皮包一直不离身，而且从来没有打开过。刚才吃饭的时候，他还拖了把椅子到身边，把黑皮包搁在上面。
黑皮包里究竟装的什么宝贝？
好奇心让王加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趁王厚义上厕所的功夫，打开黑皮包看一看。瞅见父亲消失在初二（1）班墙后面，他迅速来到隔间，从枕头下面翻出黑皮包，拉开拉链。
天啊！出现在他眼前的，是满满一皮包人民币！十元票面居多，还有五元、两元和一元的，用橡皮筋一捆捆地扎着。翻动钞票的时候，他还发现了一张火车票，是从汉口到花园的，时间是昨天。
王厚义不是说，他是今天从汉南来到花园的么？火车票怎么是昨天的日期？带着这些疑问，王加根将黑皮包里的东西还原，拉上拉链，又用枕头压上，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他回到客厅里，一边收拾桌上的杯盘碗盏，一边猜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联想起王厚义提到胜根她妈的死讯，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父亲实际上是昨天到的花园，然后从花园直接去了王李村，今天从王李村过来的。王厚义这次回来，也并非像他刚才所说的，是对儿子一家人不放心，而是去王李村拿钱。也就是说，房子卖给本家二爹后，钱并没有结清。这次他回来拿的，很有可能是余下的尾款。王厚义不愿意将这些告诉儿子，所以编出了那些谎言。
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父亲！
王加根不准备在王厚义面前揭穿这件事，也不打算告诉方红梅，免得大家都不开心。他要再观察一下，看父亲接下来还会怎样表演。目睹儿子儿媳的困境，他会不会动动恻隐之心，支援几个钱？过了大半年来看孙女，会不会有所表示？
王厚义上完厕所回到家，径直到厨房里洗手。路过隔间时，瞟了一眼床上的枕头，见没什么异样，表情显得比较镇定。
这时方红梅领着欣欣回来了。
王厚义马上吩咐儿子：“切西瓜！把西瓜切开，给欣欣吃。”
王加根没有推辞，面无表情的抱起父亲带来的西瓜，放在塑料桶里洗了洗，然后切成小块。
方红梅拿起一块西瓜，交给欣欣：“去！送给爷爷。让爷爷先吃。”
欣欣接过西瓜，颠着小腿跑到客厅，送到王厚义面前，稚声稚气地叫道：“爷爷吃西瓜！”
“好好好！我们家欣欣真懂事！真是爷爷的小乖乖！”王厚义接过西瓜时，笑呵呵地赞叹起来。
在厨房里切西瓜的王加根听到这里，泪水从眼眶里漫了出来，心里却无比悲伤。西瓜切好后，用瓷盘子装好，端到客厅的桌子上。
王厚义、方红梅、欣欣每人吃了两三块，唯有王加根一块也没有尝。他说晚饭吃撑了，装不下，而且有点儿拉肚子。
吃过西瓜，方红梅叫公公去操场上走一走，消消食。
“不走了！今天又是轮船又是火车，刚才又从花园火车站走回来，实在太累了。想早一点儿睡觉，明天早些起来赶车回潜江。”
听他这样讲，方红梅又到厨房烧热水，让公公在后院子里洗澡。
王厚义洗完澡，就躺在加根为他铺好的单人床上，抱着黑皮包睡觉。没一会儿，就传出雷鸣一般的鼾声。
入夜很深了，王加根却怎么也睡不着。
下半夜，听到后院子传来鸡的惨叫声——他知道是黄鼠狼在袭击鸡。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家里的十几只鸡快被黄鼠狼糟蹋光了，他却想不到有效的办法。这些鸡是今年春天从花园镇买回的，最初都是小鸡娃，养在一个铁笼子里。后来鸡长大了，铁笼子就装不下。他们只能让进不了铁笼子的鸡站在笼子上面，或者蹲在屋檐下面过夜，结果接二连三地遭到黄鼠狼的攻击。看来还是得想办法做个大鸡笼，或者用红砖垒个鸡埘。这样任其被天敌糟蹋，太不人道了。
凌晨四点钟，王厚义就起床了，说是想早一点儿去花园镇搭车。
要是以往，王加根肯定会迅速起床，骑上自行车送父亲，但今天他却懒在床上没有动。
“爸要走，你骑车送一下呗。”方红梅提醒他。
“我不舒服，脑壳痛。”
“那你起码也应送到学校大门口。这点儿礼节都不懂！”
王加根万分不情愿地爬起床，陪着父亲往学校外面走。
路上，父子俩一句话也没有讲。
出了学校大门，王加根就借口不舒服，与父亲道别，调转身，头也不回地往校园里面走。
王厚义沿着通往107国道的大路走了一段儿，脚步又不由自主地慢下来。天还没有亮，路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儿，他心里害怕。身上带着那么多现金，要是遇到拦路抢劫的……
想到这儿，他又回转身，走到部队抽水房附近，在塘埂上坐下。一直等到东方的天空现出鱼肚白，路上有了行人，他才开始往花园镇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