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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与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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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教师可以评职称了!

    这可是一件稀罕事。多少年来,人们只知道大学教师能够评职称,担任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之类的职务,还从来没有听说中小学教师评职称。直到一九八六年,国家制定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这项政策出台后,首先是在部分学校进行试点。今年秋季开学,才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开。

    政策落实到牌坊中学时,学校里每个教师都很激动,也很期待。

    中学教师职称从高到低划分为五档,特级教师、中教高级、中教一级、中教二级和中教三级。职称评审和岗位聘用分为四个工作流程:个人申报、考核推荐、专家评审、学校聘用。

    不同档次职称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条件,比方学历必须达到多高,教龄要求多少,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硬件”。如果“硬件”满足了相关级别职称的要求,教师就可以按规定程序申报,但申报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够评上。因为“硬件”毕竟是最低门槛儿,满足相关要求的教师比较多,而每一个级别的职称数量都有总量控制,学校只能按照核定的数量,实行差额推荐。

    推荐谁?推荐之后能否评上?主要靠“软件”说话。

    说是“软件”,其实也能够量化,可以进行比较。得过什么奖励?发表过多少论文?教学效果怎么样?所教的学生升学率多少?学生在各种竞赛中获得过什么奖项?诸如此类。只要是能够为评职称加分的项目,都可以提供。申报人必须同时提交相关的凭证和资料。于是,大家翻箱倒柜,找出那些皱巴巴的奖状、散发着霉味的荣誉证书、纸张发黄的样报样刊。这些往日不怎么值钱的玩意儿,瞬间价值倍增,让人如获至宝。

    如果某个证书一时间找不着了,当事者就会急得恨不得拿脑袋撞墙,或者迁怒于家人,责怪他们随便动自己的东西。即使已经确认丢失,他们仍不死心。认真回忆证书或奖状的颁发单位和机关,不辞辛苦的前往,希望别人能够补发,或者出具相关证明。毫不夸张地讲,这段日子每一个教师的神经都高度紧张,为增加职称评定的筹码,忙得脚后跟打着后脑勺。毕竟职称高低直接决定工资等级,关系到将来每个月薪酬多少。

    牌坊中学教师学历水平整体不高。全校还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连职后进修拿到大专文凭的都没有。最高文凭是中专或高中。

    本来,王加根最有希望成为全校第一个拿到大专文凭的,可惜他马失前蹄,阴沟里翻了船——自学考试最后一门课程《政治经济学》挂了。虽然上半年补考及了格,可又新增了《逻辑学》。增加的这门课程今年十月份才能报考,就算顺利过关,拿文凭也得等到明年,赶不上已经开始的教师职称评定。据负责学校职称评定工作的肖玉荣讲,如果王加根有大专文凭,他这次就达到了申报中教二级的条件。而现在,他只能申报最低档次的中教三级。

    鉴于全校教师都没有达到“专科教初中”的要求,“硬件”比拼就变成了比教龄。谁参加工作早,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长,评定职称的胜算就比较大。

    “文凭不达标是最吃亏的。我们学校教龄最长的是黄老师,再往下数就是张校长、宁主任和我。”肖玉荣继续宣讲有关政策,“我们四个人按规定也只能申报中教一级,不够申报中教高级的条件。”

    “谁说的?”张仲华接过话茬,并且提出异议,“我就有资格申报中教高级职称。”

    在场的人都大吃了一惊。申报中教高级最起码要有大学本科文凭。张仲华凭什么说他有资格申报?

    张仲华猪肝色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不紧不慢地拉开办公桌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本红彤彤的毕业证书。

    “看看吧!这是什么?”他把毕业证书打开,摊在桌面上,让那些不服气的同事们开开眼界。

    毕业证书是湖北大学颁发的。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学生张仲华,性别男,一九四四年四月八日生,于一九六六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二月在本校地理专业业余学习,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准予毕业。

    这是怎么回事?张仲华什么时候参加过湖北大学地理专业本科业余学习?他是从哪儿弄到的这张本科毕业证书?假的吧!肯定是花钱买的,找那些□□的街头小贩伪造的□□。

    “咋?怀疑文凭的真实性?可以去查嘛!”张仲华的语气比钢筋水泥还硬,“如果查出我的毕业证书有问题,本人愿意承担任何党纪政纪处分。坐牢枪毙都行!”

    见张仲华这么硬气,大家又不敢置疑。不过,对这张文凭的来历,还是感到好奇。

    张仲华端起桌上的玻璃水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茶水,接着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了这张文凭的来历。

    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的张仲华报考了武汉师范学院地理专业本科函授班,并侥幸被录取。办理完入学手续,参加过两次面授学习,这期函授班就停办了。此后,也一直没有复过学。那些年,高等院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都难以为继,像函授班这种业余学习自然也会受到冲击。张仲华原以为拿文凭的愿望泡了汤,没想到,前不久他突然收到湖北大学通知,说按政策规定,他们那届函授班学员可以补发文凭。起初他还不相信,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去了一趟武汉,结果真有其事。

    “难怪前段日子你三天两头往武汉跑,原来是办这事!”肖玉荣恍然大悟,“平时你总是咋咋乎乎,这事怎么一直没听你说起过?”

    张仲华得意洋洋:“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

    教师们听到这里,心里都酸溜溜的,谈不上惊喜,反而嫉妒张仲华走“狗屎运”。

    教导主任宁海涛不服气:“如果这种情况能够补发文凭,方红梅五年本科函授已经读了三年,也应该算专科学历。”

    肖玉荣马上摇头:“肯定不行!学历必须以毕业证书为准。业余自修如果还没有毕业,不能算同等学历。”

    就这样,牌坊中学最终只有张仲华申报了中教高级职称。

    与张仲华的得意洋洋形成鲜明对照,英语教师邹金桥则对申报职称感到非常为难。他的工作关系在邹肖小学,近几年又在牌坊中学代课。按政策,邹金桥既可以向邹肖小学申报小教职称,也可以向牌坊中学申报中教职称。根据他的学历和教龄,在小学可以申报小教一级,而在中学只能申报中教三级。从职称高低考虑,他应该选择到小学申报。可问题是,如果他评定的是小教职称,将来只能回到小学去教书。由于小学没开英语课,他还得改行教其他课程。这显然不是邹金桥所希望的结果,因此感到很纠结。

    还有一个更不幸的人,那就是德高望重的黄老师。

    黄老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虽然学历不高,按规定还是可以申报中教一级,按说也不错。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黄老师忙忙碌碌地准备申报资料的时候,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去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口腔癌。好在癌细胞还没有大面积扩散,及时做了手术,上齿龈基本上被切除了。这段日子,黄老师只能躺在病床上,吃饭、说话都不方便,情绪异常低落,有时思想上的疙瘩解不开,就想自寻短见。职称不职称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恐怕以后再也回不了学校,上不了讲台。

    喜的喜,愁的愁,悲的悲。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都在职称评定过程中上演,如同一面精彩纷呈的西洋镜。

    王加根和方红梅同样也是镜中人。他们只够申报中教三级的条件,因此显得比较平静,也没有把评得上评不上太当一回事。反正他们都在奔文凭。等大学文凭拿到手,自然能够晋升到更高的职称。对于这一点,两人都比较自信。

    这段日子让夫妻俩感到苦恼的,主要是王加根的脾气越来越坏,动不动就与别人吵架。也可能是因为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常常让王加根心情烦乱,郁郁寡欢。想想也是,老婆莫名其妙地喜欢别的男人,多年省吃俭用存的几个钱又给了腊梅读自费中专,仅这两件事就够他闹心的。

    新学年,他继续教初三(1)班的语文,兼任班主任,继续担任牌坊中学团总支书记和语文教研组组长。几年努力,他已经成为学校骨干教师,正在向学校领导层靠近。开学之初,事情多如牛毛,他恨不得有孙悟空的分身术,一个人当成几个人用。还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十月下旬开考,只剩下个把月时间。他这次报考的是专科段最后一门课程《逻辑学》,合格了就能毕业,不合格则要等到下一次补考。

    生活上的事情也不如意。王欣还是没人照顾,上幼儿园的事没有着落。方红梅耿耿于怀,动不动就挑婆家人的刺儿,叹息欣欣连两个姑姑都不如,加叶加花还能在江汉农场上幼儿园。

    还有小舅子敬武。他想继续在牌坊中学读书,或许是惦记着英子,这段日子经常在花园镇附近出现,像个幽灵似的在牌坊中学周围转,有时还在部队抽水房里过夜……

    上个礼拜,王加根接连收到白素珍和王厚义的来信,内容说的是同一件事情,让他回王李村去找买主,想办法把老屋卖掉。在卖房所得款项的处理上,父亲和母亲的安排则完全不同。

    白素珍叫王加根拿卖房的钱去请保姆,算是她和老马的一片心意,以弥补他们不能带孙女的缺憾。

    王厚义叫王加根找好买主就去江汉农场,父子俩一同回王李村卖房。卖房的钱全部由他带走,存进潜江那边的银行,以备他将来老了不能动时,加叶和加花生活之需。

    两相比较,王加根当然觉得还是母亲对他好。但是,想让白素珍的想法变成现实,谈何容易!外人都知道这宗房产一直在扯皮,产权归属还没有定论。谁又愿意买一栋产权关系不清晰的房屋呢?

    要是王加根回王李村卖房,别人更不敢买。

    别人会这样问:“你父母亲还在世呢,哪儿轮到你当家卖房?”

    当然,就算有人买房,王加根也不会参与这件事情。他早就声明过,不要祖上留下的房产。更何况,他哪儿有时间去找买主啊!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事情让他焦头烂额,正事都忙不过来。

    王厚义的来信简单,内容的变化却很微妙。记得他此前来信谈过卖王李村老屋的事情,也说把卖房的钱存入银行。在钱的用途上,当时是说“以备家里大人小孩将来急需之用”,这次却改成了“以备他将来老了不能动时,加叶和加花生活之用”。

    王加根看过信,就知道这是三叔王厚道代写的。也只有王厚道能把话说得这么直截了当,蛮横无理。他的意思非常明确:王李村的房子卖也好,不卖也好,都与你王加根没有关系。

    既然王厚义认同厚道的观点,说明他的确没有作王加根的指望,准备向儿子摊牌。意识到这一点,王加根非常生父亲的气:“祖上留下的老宅被你拆了,大房改小房,余下的木料、砖瓦、家具被你败了个精光。现在剩下这么几间土砖屋,你也没有想到给我留下什么。你心目中还有我这个儿子么?我声明不要房子,那是我的高姿态,但你这样说就不尽人情!”

    一直置身于房子之外的王加根,突然又想参与其中。要么阻止父亲卖房子,要么支持母亲打官司,让法院来判定这房子究竟归谁所有。

    脑子里整天塞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二十出头的王加根的确感觉很累,不堪重负,觉得整个人都要崩溃。这种状态下,再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麻烦,他怎么可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天,王加根在自家后院子里清理乱石杂草,想整理出一块能够种菜的地方。

    代理校长张仲华突然兴冲冲地来找他。

    张仲华先是对王加根利用后院子种菜的想法大加赞赏,说自己种的菜新鲜,吃着让人放心。他还建议王加根在后院子里养几只鸡,将来吃鸡蛋就不用去街上买了。扯完这些闲话,张仲华才说出前来的真实目的。他希望王加根帮他撰写一份申报高级职称的报告。

    “中教高级指标少,而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又多,竞争太激烈了。”张仲华通报完面临的严峻形势,又近乎讨好地恭维王加根,“我知道你笔头子硬,想请你出马,帮我弄一份高质量的申请报告。有你妙笔生花,肯定能增加不少胜算。”

    “没时间!”王加根不假思索地回答,语气相当不友好。

    张仲华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颧骨上的肌肉开始痉挛,样子非常难看。

    王加根对不学无术的张仲华本来就没什么好感,从心底里看不起他。别说中教高级,评中教一级就是抬举他了。对于这样一个滥竽充数的家伙,加林怎么可能去帮他的忙?

    张仲华又软磨了好半天,王加林还是不给他面子。他碰了一鼻子灰,最后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参加完自学考试,王加根就卷入了学校的期中考试。恰好在这个时候,方红梅又要去孝天城参加面授学习。

    他一个人带着女儿上班,整天忙得像打仗一样。

    办公或者上课的时候,欣欣总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小家伙不敢一个人去操场上玩,害怕碰到欢欢挨打。在办公室里,王加根备课改作业的时候,她就趴在椅子上画图画,或者把学会的诗歌,背给办公室里的其他教师们听,或者缠着他们讲故事。进了教室,她就与哥哥姐姐们挤坐在一起,规规矩矩地听爸爸讲课。

    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王加根就骑上自行车,带着欣欣去花园镇。买菜,买奶粉,买油盐酱醋,买水果,买牙膏、香皂、洗衣粉之类的日用品。东西买齐之后,再带女儿到街边的小摊儿上,喝一碗豆浆或者豆腐脑,买一个烧饼让她坐在自行车上啃。

    回家的路上,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颠簸。困倦和疲乏的欣欣上下眼皮开始打架,慢慢地就睡着了,小脑袋东倒西歪,手里的烧饼不知不觉掉到地上……

    中小学教师要求坐班,但牌坊中学并没有严格执行。教师们有课上课,没课自由活动。办公室里经常空空荡荡的,连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正因为环境宽松,王加根才能够一个人带着女儿上班。学校领导和教师们习以为常,没有谁说什么,更没有人觉得不正常。

    这天王加根从花园镇返回家里,把早已进入梦乡的欣欣从自行车上抱下来,轻手轻脚地放到床上。他坐在床沿上守了一会儿,确认欣欣睡踏实了,就赶紧起身去办公室,准备拿学生作文本回家来批改。

    办公室里只有赵乾坤和新调来的化学教师小冷在下围棋,再就是领导办公室里坐着代理校长张仲华。

    见王加根走进办公室,张仲华突然叫他“来一下”。

    王加根疑惑地走过去,坐到肖玉荣的座位上,与张仲华面对面。

    张仲华看着王加根,不自然地笑了笑,然后晃荡着脑袋说:“教师还是应该坚持坐班制。你不能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上班时间,不能把小孩带进教室和办公室。”

    “那怎么办?我不能把孩子扔了吧!”王加根没好气地回答。

    “那总得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张仲华一本正经地强调,“不错,你该做的事情是做了,但坐班制的规矩和纪律,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你最起码要保证跟其他老师都一样。”

    “我坐班的时间并不比其他老师少。经常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办公,好多人都没有来。”王加根强词夺理。

    “就是几个准备考电大的青年教师,他们在宿舍里复习。”

    “是吗?恐怕不只报考电大的青年教师吧!你现在看看,办公室里有几个人办公?”

    “没来的人,考勤本上都有记载。”

    “行啊!如果你发现我没来,照记呗!该扣钱扣钱,该处分处分。随便怎样都行。只要你一视同仁!别总是拿我家欣欣说事,孩子不会总长不大吧?再过年把不就好了吗?”王加根义正辞严地说完,站起身扭头就走。

    张仲华被噎得满脸通红:“你怎么能是这种态度?”

    王加根不理不睬,到自己的办公桌上抱起一摞作文本,气呼呼地走了。他心里很清楚,张仲华就是因为他没有帮忙写职称申请报告,怀恨在心,故意找茬儿,伺机报复。这种卑鄙小人,没必要与他多费口舌!

    自从知道方红梅“花了心”,临到她出门面授学习时,王加根心里就有点儿疙疙瘩瘩。担心?嫉妒?愤怒?忧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儿,但又不完全是。反正想到老婆又要和那个叫蔡东明的见面,他心里就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阻止她去面授?让她终止函授学习?显然不可能。请假跟她一起去孝天城?那成什么样子了!别人会笑他醋坛子,甚至骂他神经病。去找徐磊这些老同学,让他们帮忙看着点儿?似乎也不妥当。这样做,表明他对老婆缺乏起码的信任和尊重。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未必我离了她方红梅就不能活?该来的总会来,不会发生的,绝对不可能发生。何必自寻烦恼?也可能是杞人忧天。方红梅喜欢蔡东明,是因为她觉得蔡东明优秀,胜过了自己的丈夫。有时,王加根真想去会会那个蔡东明,见识一下老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长什么样儿,看看自己究竟与他有多大的差距。

    正在王加根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意外地收到了姐姐的来信。

    加枝在信中说,赴美留学两年多,最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眼下,她在新奥尔良州一所大学里当助教,一边工作,一边念硕士学位,可以自食其力。她已经怀孕了,胎儿有五个多月。他们家里装了电话,还买了一辆小汽车——主要是方便张德林上学。加枝告诉弟弟,美国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国家。一个人只要身体好,懂英语,又舍得吃苦,总可以找到机会去学习、去工作、去挣钱……她希望加根调养好身体,学好英语,将来争取到美国读书。

    这封信犹如明媚的阳光,照亮了王加根忧郁的生活。

    他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对!去美国留学。姐姐姐夫在那里,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我怎么没有想到利用呢?可是,我去美国学什么呢?汉语言文学?这简直是开玩笑!一个中国人去美国学习汉语言文学,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学过的数理化知识大部分还给了老师,英语就更差了,连初中毕业生都不如。听说去美国留学必须参加托福考试,达到一定的分数才有资格申请签证。我如何闯过这道关卡!再说,就算我能够去美国,方红梅怎么办?欣欣怎么办?别做美梦了!还是现实一点儿吧。教好书,写小说,争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绩,来改变自己的现状——这才是正道。

    一想到文学,王加根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同时又感到内疚和羞愧。整整四年,他没有沉下心来搞写作。为了奔文凭,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学考试上。看看身边熟悉的文友,他发现自己掉队了。

    雁南飞,雁南飞,

    雁叫声声心欲碎。

    不等今日去,

    已盼春来归。

    听着录音机里如泣如诉的歌唱,王加根感觉自己如同一只离开队伍又无家可归的孤雁。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虽说与文学创作息息相关,但这四年毕竟都是死记硬背、纸上谈兵,没有什么创作实践,更没有写出像样儿的作品。

    在刚刚结束的自学考试中,王加根感觉他的最后一门课程《逻辑学》考得不错,合格应该没多大问题。也就是说,明年他就能够拿到大专文凭。专科毕业之后怎么办?是接着参加本科段自学?还是暂停自学考试,一心一意搞创作?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王加根考一个专科文凭,整整花了四年时间。如果再去参加本科段考试,估计周期会拉得更长。尤其让他感到忧虑的是,本科段的公共课程必须考英语。对于他来讲,这简直就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干脆不考了!反正专科文凭达到了在初中教书的学历要求,可他同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再过一年多,方红梅本科函授就毕业了。到时候,家里就会形成男专科女本科的局面。重新评职称或者调工资,他王加根就会落在老婆后面。那多尴尬啊!他还有什么脸面在社会上混?别人背地里说不定会笑他“吃软饭”。

    自学考试必须接着搞,文学创作不能丢。思来想去,王加根作出了这样的决策。明年上半年的自学考试,他准备报考本科段的四门课程: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革命史和英语。

    看到《孝天报》上发布的《槐荫文学》刊授班招生信息,他又心血来潮,不加思索地报名,汇出了二十元学费。此前他已经参加过东北某省文联举办的文学创作函授班,提交过几篇习作,得到过函授班老师的回信和点评,但最终都没能发表——学费等于白交了。

    已经上过一回当,他怎么还不吸取教训?

    王加根觉得,这次文学刊授班肯定不一样。因为《槐荫文学》是孝天地区文联主办的,一定会重点扶持和培养本地作者。如果能够在这个刊授班显山露水,弄出几篇像样儿的作品,必定会引起孝天地区文学界的重视。甚至有可能一炮打响,从这里走向省级文学报刊。虽然二十元的学费有点儿贵,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必要的投资还是少不了,该花钱的时候,还是应该花点儿钱。

    就这样,王加根又在新的起点上扬帆起航了。

    他把家里积存的手稿全部翻出来,逐篇审查,准备挑选一篇质量较高的习作寄给《槐荫文学》,作为参加刊授班的第一次作业。遗憾的是,他从头翻到尾,没有一篇感到满意的。

    这真是有点儿奇怪!这些作品刚刚完成时,他总是特别满意,觉得无可挑剔,自负地认为“如果编辑不采用那就是有眼无珠”。可为什么放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审读却发现作品到处都是问题?甚至感觉一无是处?看来,作品一写出来就迫不及待地投稿不可取,还是应该经过一段时间“冷处理”。只有经常“冷处理”,才能让思维变得更清晰,看问题更加准确和客观。意识到了这一点,王加根不准备把这些被编辑“枪毙”过的习作寄出去丢人现眼,打算重新弄一篇东西,作为参加刊授学习的“见面礼”。

    正在他为不知选择什么题材而苦恼的时候,牌坊中学召开了全体教师大会,张仲华传达了花园区教育组有关会议精神。据说,孝天市教委近期将开展全市初中学生学籍管理大检查。张仲华要求全校教师务必紧急动员起来,抓紧时间自查整改,确保顺利过关,不出问题。

    “我们学校近几年中考成绩较好,升学率在全区名列前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然也成了众矢之的。这次检查,可能会被确定为重点单位。初中生学籍造假是公开的秘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大家心照不宣,上上下下也非常清楚。也许是因为社会反响太过强烈,市教委才不得不出面走走过场。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把接待工作做好,面儿上不要搞得太明显,检查人员也不会故意与我们过不去。”张仲华非常有把握地这样推断。

    副校长肖玉荣却不同意这种观点。

    她认为,市教委组织这次学籍大检查绝不是走过场。从接受过检查的学校反馈过来的信息,检查人员非常仔细,非常认真,非常严格。他们先要求被检查的学校提供各年级《学生登记册》,与各班的《学生座次图》《清洁卫生值日表》进行对照,抽查不同学科的学生作业本,看各班学生的姓名,与《学生登记册》上是否相符。然后,拿着《学生登记册》到教室去点名,让点到名的学生走出教室,看全部点完名之后,教室里有没有多余的学生,或者点到名的学生不在教室里面。总之,检查人员对各学校学籍造假的手法非常熟悉,知道哪些环节最容易出问题,哪些地方可能存在猫腻。因此,大家切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对准备工作做得不到位。

    “各位班主任一定要引起足够重视,要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确保万无一失。如果学籍造假情况被查出来,让检查组掌握了确凿证据,班主任和学校领导都要承担责任,弄不好还会背个处分。”肖玉荣这样强调。

    “对对对!肖校长讲得非常好。”张仲华听肖玉荣说得头头是道,马上表示支持和赞成,“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担心大家弄得过于紧张,反而把该做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内紧外松,大家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接下来,教导主任宁海涛具体安排迎检工作怎么做,主要是操作层面的事情。他说,牌坊中学每个班都存在学生与学籍不匹配的问题。比方,人在初三学籍在初二,人在初二学籍在初一,人在初一暂时还没有建立学籍档案,有的学生还在不同年级建有多个档案。情况比较复杂,可谓五花八门。为了应付检查,各位班主任要严格按照学籍档案情况,弄清楚班上应该有哪些学生,重新造个《学生登记册》。然后,让学生按自己的学籍所在班级各就各位。没有建立学籍的学生近段时间回家,不用来学校了。建有多个学籍档案的学生,还要找人冒名顶替。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学校里既不能出现无学籍的学生,也不能暴露建空档案的问题。所有学生按卡归班,重新安排座位。

    可以想见,接下来的几天,牌坊中学该有多么混乱!

    每天上课好半天了,还有一些学生提着书包,从这个教室跑到那个教室。有的急忙中找不到应该去哪个班上,弄不清楚究竟该哪个班主任管,于是就哭丧着脸,到办公室找学校领导询问。

    宁海涛主任就让学生自报姓名,哗啦啦地翻着《学生登记册》,告诉那个学生应该去哪个班上坐着。

    学生调整到位之后,衍生出一系列后续工作。班主任要按照调整后的学生人数和名单,重新制作《学生花名册》《学生座位图》《清洁卫生值日表》《学生成绩登记册》。各科任教师要检查学生作业本,把调出学生的本子暂时收起来,让新调入的学生补抄作业,还要逐本装模作样地批改,在每次作业后面批上个日期……

    一切都是为了应付学籍检查,让检查人员找不出破绽和漏洞。而等学籍检查结束后,又要恢复到原样。因此,教师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个个都是怒气冲天,怨声载道。

    大家都知道应试教育不好,可又没勇气“出污泥而不染”。因为学籍造假是公开的秘密,独善其身就有可能竞争不过别人。为了提高升学率,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只能带着侥幸的心理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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