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立户
送王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时，方红梅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阻止吧，怕耽误了丈夫拿文凭；支持吧，又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为加根的进取精神所感动。
“实在不行就回来，别硬撑着。”在花园火车站分手时，她这样嘱咐道，“这两天我哪儿也不去，在学校里等你凯旋。”
回到学校，她坐卧不安，无时无刻不为加根担心。
周六上午，正当方红梅祈祷加根能够顺利参加考试的时候，白素珍带着马颖出现在了她宿舍门口。
她大吃了一惊，亲热地叫着声“妈”，把白素珍母女俩迎进屋。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美好的幻想：是不是婆婆觉得上次做得太过分，良心发现，把两百元礼金又送回来了？
“本来准备回保定的，一想到劳神费力地打了那么长时间官司，花了那么多钱，却没有任何结果，心里还是不服气。”白素珍接过红梅递给她的开水，一边喝一边叙说，“上次从你们这儿离开后，我又去了孝天城，住在李艳红家里。继续到市法院去闹，到杨岗派出所去闹。市法院还是不受理财产纠纷案子，杨岗那边儿也说虐待老人的证据不足，不予起诉。这些当官做老爷的，衙门作风太重了！根本不可能为老百姓作主，不可能为含冤受屈的人伸张正义。我算是看透了，也服了他们。唉，又瞎耽误了二十多天。”
听到这儿，方红梅才知道白素珍根本就没有回保定。
屈指算来，她为打官司在湖北呆了三个多月。真舍得花本钱啊！而最终的结果，却是颗粒无收。
“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了。”方红梅告诉婆婆。
“我知道。他跟我说过五月二十五号和二十六号考试。要是他在家里，我根本就不会来！”白素珍没好气说。
方红梅于是伤心地聊起了回王李村遭遇小偷的经历，聊起了加根患病的情况。
白素珍听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反而幸灾乐祸：“这都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和报应！人在做，天在看。老天还是长眼睛的。他不是一直在我面前叫穷么？小偷偷得真好！一下子暴露了他有八十多块钱，还有一个四十多块钱的存折。”
方红梅再也不好说什么了。
“我在杨岗听人讲，厚义说你们上次回王李村根本就没有遇到小偷，是故意说钱丢了，想回去勒索他。”
方红梅听婆婆这样讲，气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我真不明白，你长得那么漂亮，又通情达理，怎么会看上王加根？他又犟又笨，脾气又不好，人又矮。你到底看中了他什么？”
嗬呀，原来白素珍是趁加根不在家，来挑拨离间，破坏他们的夫妻关系。方红梅觉得没办法与这样的婆婆沟通，耐着性子听白素珍说加根的坏话，再也没有搭一句腔。
吃过午饭，白素珍就带着马颖去赶火车，回河北保定了。
送走不速之客，红梅的伤感、悲怆和愤怒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天啊！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父母。我们钱包被偷了，一个认为是欺诈，想以此勒索；一个幸灾乐祸，说活该。我们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丝毫也不同情，还一个劲地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儿子得病了，父亲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母亲不仅不心疼，还说是上天的报应。
这样的父母，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整个下午，方红梅都特别不舒服。到了晚上，想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更是难以入眠，辗转反侧了好几个钟头。后来，实在是太困了，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但刚刚睡着，又听到有人敲门。
她骤然间头皮发麻，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敬武回方湾了，校园里只有她一个人，谁会在深更半夜来敲门呢？
直到听见王加根喊门的声音，她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落下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她忙不迭地从床上爬起来，打开大门。
“明天不是还有考试吗？你怎么回来了？”她惊讶地问。
“实在没法坚持了。”王加根边说边脱掉裤子。
见他右大腿根部如同塞进去了一个鸡蛋，肿起一个大包，方红梅的眼泪涌出眼眶，急不可耐地催他马上去医院。
“这个钟点儿，区卫生院根本就不会开门，哪儿去找医生？农村医院又不像城市的大医院，二十四小时急诊。天亮了再说吧！”
方红梅于是把开水瓶里的热水倒进洗脸盆，打湿毛巾，又拧干，敷在丈夫的患处。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剧烈的疼痛让加根无法入睡。
他基本上一夜无眠。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方红梅就推上自行车，送他去花园区卫生院。
诊断的结果仍然是淋巴结发炎，医生建议住院治疗。
办理完住院手续，进病房才发现，住院的病人很少。为数不多的几间病房床位大多空着，床单和被子脏兮兮的。方红梅挑了个相对干净一点儿床位，把被子抖开，拍打了好半天，又掀起床单，抖了抖上面的灰尘，然后重新铺好。见枕头上满是油污，脏得不堪入目，她索性拿掉了，从另外一张床上抱了床被子过来，给加根当枕头。
王加根刚在床上躺下，护士就过来打吊针。
葡萄糖水溶液里加入青霉素和维生素，以及激素药地塞米松，上午下午各吊一瓶。晚上是否输液，视白天消炎的情况而定。
“你回去吧！没必要在这儿守着。”加根对坐在床边儿的老婆说。
方红梅想了想，回答：“也行！我回学校把饭做好送过来。顺便带床毛毯和枕头来，这里的东西太脏了。”
方红梅走后，空空的病房里就剩下王加根一个人。
他眼望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脑子里想的全是家里的事情。白素珍母女俩昨天来牌坊中学的情况，方红梅告诉他了。他听后自然相当气愤，也很难受。
再过一天，他们结婚就满一个月了。蜜月期间，丝毫也没有甜蜜的感觉，有的只是苦涩、悲愤和辛酸。
为什么会这样？真如方红梅所说，是结婚的日子没有选对么？他不信。他向来都不认同那些唯心的东西。追根溯源，他觉得造成这些灾难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母亲。
他深切地感受到，白素珍如同一团乌云，飘到哪里，哪里就是黑沉沉一片。所有与她打交道的人，都怕她，恨她，讨厌她，又奈何不了她。她不讲意思，死皮赖脸，整日如绿头苍蝇嗡嗡地叫着，说着让人肉麻的话，做些让人唾弃的事情，稍有一点儿自尊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她待人接物的原则，是典型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女人，心比蝎子还毒。无论是谁，只要不听她的话，不合她的意，不服从她的命令，她就会想出最恶毒、最阴险的办法打击报复，不惜一切代价，毫不手软地赶尽杀绝。
王加根痛苦地发现，这些年来，他恰恰做了这团乌云的保护伞，使得白素珍更加肆无忌惮。他甚至偏激地认为，自己一直被白素珍当枪在使。而这一次，在争夺奶奶的房产时，因为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与帮助，白素珍便与他反目成仇。
我做错什么了？我无非是不想卷入父母的争端，想过清静的日子。我早已申明过，放弃祖业，不要奶奶的房产。你为什么还要对我不依不饶？结婚前夕，你咒我不得好死，要砸烂我的家具，扬言要杀死我，要印发传单到处散发，败坏我的名声。你的本事我早见识过了。孝天城、王李村、白沙铺、牌坊中学，到处留下你的足迹和大吵大闹的身影，到处被你搞得乌烟瘴气。我和方红梅的婚事不是同样被你搅成了一锅羹、闹得一团糟么？结婚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你还要写材料印发传单败坏我的名声，行啊！我等着。你不是给陆定国写过信么？你不是给刘福民写过信么？你不是找丁胜安谈过话么？到处说我的不是，似乎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我的名声是你红口白牙说假话能够败坏的么？哈哈哈！母亲！你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母亲。我小时候信任你、依赖你，只是因为你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两片薄嘴唇不负责任地夸夸其谈，唾沫四溅地花言巧语。如今，我算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你是一个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守财奴。为了钱，你可以抛弃亲情和友情。你没有爱心，没有，绝对没有！奶奶、三舅和我都被你牵着鼻子走。什么赡养奶奶，为奶奶养老送终，你眼睛里盯着的，只有奶奶的遗产。什么为了三舅报仇雪恨，还不是想从大舅手里夺回那六百元抚恤金。什么争夺王李村的房产是为了送给我，只有白痴才相信你的这些鬼话！
……
方红梅从医院回到家里，正准备做饭，就来了客人。
来人是她的发小和闺蜜钗钗。
她们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班，学习成绩不相上下。高考后，红梅考上中专，钗钗名落孙山。钗钗伤心得要投河自尽，是红梅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才使她最终振作起来，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钗钗这次是带着男朋友一起来的。
两人进门就发糖，邀请方红梅去参加他们的婚礼。穿金戴银、打份得珠光宝气的钗钗说，她男朋友是黄石大冶人，家里是开矿的，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矿老板”。他们领了结婚证，准备六月中旬举行婚礼。男方家里为他们修建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添置了满屋高档家具，彩电、冰箱、洗衣机、音响一应俱全。看到方红梅简陋的婚房，钗钗不住地叹息。
唉，女人的命运真是不好说啊！难怪人们说“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人确实太重要了！婚姻是女人第二次投胎。
方红梅翻出家里有限的食材，做了简单的午餐，招待两位尊贵的客人。把钗钗和她男朋友送走后，才去医院给王加根送饭。
加根住院期间，他所担任的语文课由方红梅代理。这既是学校领导的意思，也是他个人的要求。他知道方红梅的课讲得好，学生由老婆来教，他比较放心。
不过，这又苦了方红梅。
两个人的教学任务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还要做饭、洗衣、做卫生，料理家务，抽时间去医院照顾加根。学校医院两头跑够她忙的了，家里又接二连三地来客人。来人主要是他们的亲戚、同学或朋友，因为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事后上门来恭贺。
加根患病住院的消息传开后，到医院探望的人也多起来。牌坊中学的同事们是瞅着没课的空当，分批到医院的。他们告诉加根，方红梅因为他患病很着急，动不动就在办公室里抹眼泪。
这让王加根非常吃惊。
方红梅每次来医院表现得都很轻松，经常笑着鼓励他，安慰他，说小病小痛，没多大关系，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她甚至转述了程彩清编的荤段子，说加根新婚猴急，干那事用力过猛，大胯软组织损伤。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婆原来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本来很着急，却不愿意暴露出来，增加他的思想负担。
他为有这样贤惠的好老婆而欣慰。
教师们还骂张仲华不是东西。同事病了这么长时间，既不过问，也不关心，还对小方的考勤盯得特别紧。
小方一个人上两个班的语文和四个班的音乐课，又要做家务，还要经常跑医院，难免迟到早退。张仲华只要看见她不在办公室，就拿着《考勤簿》到处转。小方迟到几分钟，早退几分钟，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教师因病住院，作为学校领导，就应该安排人到医院照顾。”邹贵州说，“现在小方自己挤出时间照顾加根，张仲华还这么斤斤计较，没有人味！”
王加根听到这些，自然也生气。不过，他还是看得很开：“想怎么记，就让他记去吧！大不了扣钱。无所谓！”
真正让王加根焦虑的，还是病情没明显好转。
吊针打了十几瓶，右大腿根部仍然肿得厉害。肿块很硬，经常如拔火罐一样，炙烤得难受。站立久了，不容易坐下去；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来又困难，而且好半天伸不直腰。
医生怀疑患处里面已经化脓，商量是否需要做手术。
一听说要做手术，加根就产生了无名的恐惧。用刀子把人的皮肉割开，那该多么痛啊！他恳求大夫想其他办法治疗，比方加大用药的剂量。不是万不得已，就不要开刀。
其实，医生们的想法与他一样。
如果做手术，王加根就必须转院。花园区卫生院没有做这种手术的条件和能力。转走一个病人，就会减少不少收入。医院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必须考虑经济效益。
又坚持输了两天液，红肿的硬包逐渐变软变小，有了消肿的迹象，而且不那么疼了。
医生说，再吊几瓶水，就可以痊愈出院。
几瓶水吊远，加根右大腿根部的炎症是消退了，可疥疮又卷土重来。他手指间又冒出很多丘疹和水疱，瘙痒难忍。□□□□也起了红疙瘩，抓又抓不得，只能用手指捏着肉皮揉搓。
医生认为这是淋巴结发炎的并发症，会在淋巴结炎症消退后自然好转。因此，没有额外用药，只是开了几支药膏外敷止痒。
听说不需要输液，王加根就申请出院。
医生却不同意，理由是病情尚未康复，必须留院观察。
王加根已经在医院住了十多天。这里条件极差，吃喝拉撒都不方便，又没地方洗澡，他确实不想继续住下去。就对医生说，不办理出院手续也行，他还是回家去住，每天来医院检查一次。
医生默许，开了一些针剂药，叮嘱他继续打小针，巩固消炎效果。
王加根于是抱起带来的毛毯和枕头，兴高采烈地回家了。尽管没有办出院手续，他还是向学校领导销假，主动要求上班。离期末考试不到一个月时间，他真的不敢再耽误。
丁胜安很感动，也很开明，作主说：“这段日子你可以不坐班。有课时上课，没课就回去休息。讲课站不下来的话，搬把椅子坐着讲也行。你带病坚持工作，可以享受教授待遇！”
办公室里的教师们都笑了。
加根说自己没那么娇嫩，站四十五分钟应该没多大问题。
就这样，他又开始工作了。除了上课，每天还得步行去医院打针。
这段日子天气不好，不是阴天，就是雨天，从早到晚见不着太阳。路也不好走，尤其是从牌坊中学到邹肖村的那段黄土路，泥巴兮兮的，总是让人发愁。加根去医院总得穿胶鞋，打雨伞。
这天他正低着头往花园镇方向走，突然听到有人喊他。抬头一看，竟然是父亲。
王厚义撑着一把黑布伞，驮着塑料编织袋子，迎面朝他走来。
父子俩站在路边交谈了一会儿。
按说王加根应该陪父亲回学校，可他担心错过了医生查房的时间，加上好不容易走过了那段泥巴路，就不打算返回了。
“爸，你自己去学校吧！我打完针马上回来。”
王厚义犹豫片刻，明知故问：“红梅在学校吗？”
“在呀。她上午有三节课。”加根回答，“现在应该在教室。”
“那厨房门是不是开着的？你身上带没带钥匙？”
听到这儿，加根又想送父亲回学校。他知道父亲有顾虑，怕媳妇给脸色他看。
因为白素珍挑拨离间，方红梅窝着一肚子火，正愁没地方发泄呢！王厚义现在来学校，等于送肉上砧板。
至于王厚义是否讲过他们谎称遭遇小偷勒索家里这样的话，王加根表示怀疑，也没有完全否定。是母亲故意编造假话？还是父亲的确说过？真的不好说，似乎都有可能。他也不想去求证这件事情，毕竟事实胜于雄辩。他和方红梅回过王李村，告诉过家里他们被偷的经过，但他们并没有向家里索要一分钱。这不就结了么？
“我陪他回学校就能消除红梅对他的成见么？我在场就能减轻红梅对他的仇恨么？如果我回去了，红梅说不定会躲得远远的，连厨房的边儿都不沾。这样反倒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让红梅去接待他，公公与媳妇面对面，开诚布公地把话说清楚，或许更好一些。”这样一想，王加根就掏出房门钥匙递给父亲，还是去医院了。
到花园卫生院病房后，左等右等没人来查房。王加根百无聊赖，和衣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朦朦胧胧中，他听到有人在叫他，睁开眼一看，竟然是父亲。
王厚义到牌坊中学没有见到方红梅，但厨房门是开着的。他见桌上有一碗冷稀饭，就端起来吃了。留下带来的东西，就来了医院。
“蛇皮袋里装着我的两件旧毛衣，都破了。我想让红梅帮忙拆掉，两件合在一起重新打成一件。不晓得她有没有时间。”王厚义小心翼翼地问。
王加根说：“穿毛衣要等到秋天，又不是太着急。好几个月时间，应该没多大问题。”
厚义这才放了心，又说：“我不晓得你得病住院，没带什么东西。现在去街上买两斤排骨吧！”
加根说不用。
“你等着我啊！我马上就回来。”厚义不由分说地离开了。
没一会儿，值班医生就来查房了。检查了王加根的患处，觉得情况还好，又开了一些针剂药，嘱咐他继续打小针。
王加根于是去取药，打完针之后，站在医院大门口等父亲。
大约等了十几分钟，王厚义从花园火车站的方向走过来了。他一手拎着用稻草绳子系着的两根猪排骨，一手拿着几根香蕉，高兴地说：“本来想买条黑鱼的，太贵了，身上的钱不够。明天你自己去买吧！黑鱼吃了好，是补人的。”
父子俩回到牌坊中学时，方红梅正在做午饭。
她没有与王厚义打招呼，不冷不热，也没有恶言恶语。
王加根见此，没有提织毛衣的事情。
吃过午饭，王厚义就要回家。说现在正是忙的时候，加叶加花又调皮，家里离了他不行。临出门时，他又劝加根给潜江的大伯和三叔写信。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加根最亲的人。
王加根没有吱声，也没有写信的打算。他恨死了这些有血缘关系却没有一点儿人情味的亲戚。他还记得爷爷活着的时候，厚义经常因为收不到他们承诺的生活费而骂人。三弟兄见面就为老人的赡养问题扯皮。总是把爷爷推过来推过去，最终还是推到了王李村，一直到老人离开人世。这种无情无义的叔叔、伯伯、婶婶、婶妈，加根怎么可能给他们写信！
送走父亲，王加根才打开塑料编织袋，拿出那两件旧毛衣，向方红梅说明父亲的意图。
“不织！”方红梅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口气相当生硬，“我没时间！”
王加根感到很为难。
他语塞了好半天，嗫嚅道：“东西送都送来了，不织怎么办？”
“原样给他送回去！”
“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你答应了你帮他织！”方红梅没好气地说，“我工作那么忙，还要忙家务和自学，马上又要去武汉面授，有三门课程要结业考试。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儿来的时间织毛衣？”
王加根又不作声了。
他的确不愿意把毛衣原样送回王李村。不管王厚义以前做过什么，说过什么，但这个人毕竟是他父亲。这次来时又表现得那么可怜，求红梅织毛衣的愿望相当恳切。如果红梅坚持不织的话，他只能去托别人，或者送到花园针织厂，花几个钱加工。对王厚义，谎称是红梅织的。
这事暂时就这样搁下来了。
王加根接连打了一个多星期小针，那个鸡蛋大小的红包就不知滚到哪儿去了。不过，疥疮并没有随之滚蛋。这些讨厌的家伙们继续折磨了他好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徐磊、涂勇、宋双清等好几个师范同学都来过，或祝贺他们结婚，或对王加根表示慰问。
方母、敬文、腊梅也来过。方母带来了两只老母鸡和一些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敬文和腊梅当然只能空着手来看看。
敬文还导演了一场恶作剧。他装作非常难过的样子，无比悲痛地告诉姐姐和姐夫，说他预考没有考上，落选了，丧失了参加正式高考的资格。
红梅和加根非常意外，又不好过多地责备他。只是不停地叹息和惋惜，担心家里两个老人受不了这打击。
“骗你们的！我预考过了。”这个被方父认定“说话只能作参考”的人最后终于说出了实情。
红梅和加根的脸上这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还有个把月就要正式高考。好好擂一下，别让家里人失望。”方红梅满怀期望地叮嘱大弟。
王加根办了出院手续，回学校上班时，又得到一个好消息。牌坊中学领导为他们调剂出了“婚房”——他和方红梅从此可以告别分居办公室两头的日子，合住到一个屋子里。
他们的新居位于正对学校大门的第一排校舍，和初一的两个教室连在一起。一通间加半间，面积有二十多平米。根据他们的要求，学校把那一通间房隔成两半，形成“两室一厅”的格局。和正经八百的套房相比，只是少了厨房和卫生间，再就是没有自来水。
拿到新房钥匙后，王加根开始考虑拖家具的事情。
拦路虎还是没汽车。上次拖木板去方湾，是找方湾街上买水泥的汽车顺带的，这次从方湾拖家具回来，总不能又去找买水泥的汽车送过来吧？更何况，从方湾到花园镇买水泥的汽车，多半是小型农用车，装不下那么多家具。
王加根于是向同事们咨询租汽车的事情。
“租汽车？从花园镇到方湾往返跑一趟，得大几十块钱呢！还不包括家具搬上搬下的人工费。”
宁海涛、肖玉荣、董志芳、赵乾坤、程彩清都说租汽车太贵了，光拖几件家具划不算。
邹贵州听过王加根的难肠事，突然大义凛然地拍了拍胸脯，说这事交给他来办。他去想办法找汽车，而且不花一分钱。
“事后请我们喝一餐酒就行了。”邹贵州笑着说。
这买卖太合算了，加根和红梅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一辆草绿色的军用汽车开进了牌坊中学校园。身着军装的司机直接来到王加根的宿舍，说是专门来帮忙拖家具的。
王加根这才明白，邹贵州去找驻军部队要了一辆车。
这个邹会计，面子还真不小呢！
满满一汽车家具拖回来之后，他们那空荡荡的新房一下子充实起来了，平添了几分喜庆的气氛。不过，因为家具没有上油漆，看上去还是不像“婚房”，倒像一个家具店。
他们暂时还没有油漆家具的打算。
这两个月的工资，除了日常花销，基本上都送给了医院。王加根马上要报考下半年的自学考试，方红梅暑假要去武汉面授学习二十多天，学校的两百元借款还没有还。这“三座大山”压在头上，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敢动油漆家具的心思？
缓缓吧！等手头宽裕一点儿再说。反正没做油漆的家具也能凑合着用，没有必要那么着急。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做饭的燃料问题。
由于煤油供应紧张，煤油不好买。他们以前用的煤油，都是托关系、找熟人，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买到的。烧煤油炉火力不足，而且烟雾很大，容易熏黑家里的东西。居家过日子，长期烧煤油炉绝对不行。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改用蜂窝煤炉子做饭炒菜。不过，买煤同样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户口都在学校集体户口本上，没有单独立户。集体户口没有生活煤供应，他们只能去买“黑市”煤。“黑市”煤价格贵、质量差。不是生不着火，就是封不住炉子，特别让人闹心。
出院不久，王加根就着手办理单独立户的事情。
花园区派出所户籍民警审查完资料，明确告诉他，单独立户没有问题，但他们的住所在农村，只有粮油供应，没有生活用煤供应。要想获得生活煤供应指标，就必须把户口落在花园镇。
王加根又跑到花园镇派出所咨询。
花园镇派出所的答复是：落户地址应以实际住所为准，王加根和方红梅住在牌坊中学，住所地址只能写成“花园区邹肖村”，不能落户到花园镇。
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为了解决燃煤之急，王加根一次又一次地往花园镇派出所跑，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了一箩筐，但户籍民警就是不答应。
同样是公办教师，同样属于国家干部，为什么户口落在农村就没有生活煤指标？工作和生活在农村就不用烧煤吗？城镇居民凭什么就高人一等？这都是些什么狗屁政策！加根和红梅在办公室里说起这些不合理规定时，总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事被初三语文教师肖玉荣听到后，居然很快就帮他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案。
肖玉荣说，花园镇派出所负责办理户籍的民警是她中专时的同学。她们关系不错，可以帮忙说说情，看能否通融一下。
结果，肖玉荣一出面，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王加根和方红梅顺利地领到了《城镇居民户口簿》，住所地址莫须有地写成了“花园镇中山后街”。
凭借这个户口本，他们去花园粮店领回了绿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又去花园镇燃料公司办了红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生活用煤供应证》，每月可以享受七十公斤的平价煤供应。
邹贵州帮忙找汽车和肖玉荣帮忙办户口这两件事，让王加根和方红梅认识到了“关系”和“人缘”的重要性。要想在这个社会上很好地生活，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有时还需要别人的帮助。难怪人们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有朋友出手相助，往往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绝路逢生。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程彩清把他老婆程芸和女儿欢欢接到学校来居住了。继王加根和方红梅一家人之后，牌坊中学校园里有了第二户常住人家。
按说，这是一件让他们欣慰的事情。
加根和红梅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孤单了。程彩清的家就在他们隔壁。远亲不如近邻。茶余饭后，他们最起码有个串门的地方。夜晚和节假日学校放空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找到说话的人。如果有什么难处，还可以互相帮衬。可是，事情却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是因为校园里多出了程芸和欢欢母女俩，王加根和方红梅后来的日子更加煎熬，更加闹心。以至于他们最后不想在牌坊中学呆了，想方设法要调走。孟母择邻而居的故事，演绎出了一个当代版本。
程芸与程彩清的爱情故事，一度在花园镇传为佳话。多少年轻人都为他们冲破家庭阻力，勇敢地走到一起而感动。
程芸是土生土长的花园人。上完小学和初中，就顶替提前退休的父亲，在花园镇供销合作社当上了营业员。
一次接待来商店买香烟的帅小伙程彩清时，两人一见钟情，就那么鬼使神差地对上了眼。据她后来讲，是因为程彩清付钱时的动作很潇洒，引起了她的注意。至于是怎么一个潇洒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不难推测，时任牌坊中学体育教师的程彩清，绝对不会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样，把铜板一个一个地往柜台上面“排”。
自此之后，程彩清隔三差五就到程芸那儿买东西。
买好东西之后也不急着走，而是站在柜台外面，与柜台里面的程芸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
再后来，程彩清请程芸到花园电影院看电影，去花园大桥西头的沙滩和小树林散步，去官塘水库钓鱼。直到有一天，他用自行车把程芸带到牌坊中学，带进他的那间单身宿舍……
一切都水到渠成。
小城镇的男女青年谈恋爱，大多是这种模式和套路。
两人高调结婚之后，程芸好长时间没有去单位上班。蜜月里，当她感觉呆在牌坊中学很无聊，发现丈夫一个人的工资不足以支付家里的开销时，她又找到花园镇供销社，要求重新回来站柜台。
供销社经理拿出红印堂堂的文件，给程芸看。
她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单位除名了。丢了工作的程芸为自己的意气用事而后悔，但结果却没有办法改变。
正在她追悔莫及、唉声叹气的时候，又有意外的惊喜：她怀孕了。既然已经有了身孕，就老老实实地呆在牌坊中学吧！全当是为了休息保胎。这样一想，她又释然了，不再为工作的事情去伤神。
十月怀胎。程芸生下一个小公主，取名程欢欢。
欢欢的到来，让小两口很兴奋。不过，本来就紧巴巴的日子，更加捉襟见肘了。从小娇生惯养的程芸，花钱向来大脚大手，哪里忍受得了拮据生活的束缚？于是，她开始埋怨程彩清无能，埋怨公公婆婆不帮助他们。随之而来的，是夫妻二人之间的争吵和扯皮。为一些细小的事情磕磕碰碰，经常闹得好几天互相不搭理。
这个时候程芸才意识到，为了爱情而放弃工作是多么愚蠢。她后悔自己一时冲动，头脑发热，干出了糊涂透顶的事情。
欢欢满百日时，程芸抱着女儿第一次回娘家，耷拉着脑袋，希望得到父母的谅解。她父母自是百感交集，搂着闺女，亲着外孙，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
程芸她爸退休前是花园镇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有一定的人脉关系。他抹开老面儿，放下身段儿，为女儿工作的事情四处奔走。回原单位自然不可能，程芸最终被安排到了杨岗公社供销合作社。就这样，她带着蹒跚学步的欢欢重新上班，在杨岗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只有周末和节假日，他们一家三口才能够团聚。多数时候都是程彩清花园杨岗两头跑，有时坐长途汽车，有时骑自行车。后来，他又花血本买了一辆嘉陵牌摩托车。时不时，还用摩托车把程芸母女俩接到牌坊中学住几天。因为分居两地，聚少离多，夫妻团聚的时光弥足珍贵。但程彩清和程芸到了一起还是经常扯皮，动不动就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打得鼻青脸肿。
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问题。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程芸，基本上没有领过工资。她负责经营的副食品专柜每次盘存都没有盈余，总是亏损。她那微不足道的工资，根本就不够填窟窿。
程芸怀疑是其他同事做手脚，而别的营业员说是她们母女俩提前享用了。大家经常看到她一边上班，一边吃东西。她女儿欢欢不是拿着饼干蛋糕吃，就是抱着汽水饮料喝，嘴巴很少有空着的时候。谁知道她们享用这些东西掏钱没有！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扯来扯去一直没有定论，谁也断不清这样的糊涂官司。但亏欠的钱，却是非赔不可的。
每次赔钱的时候，程彩清都会把程芸臭骂一顿，甚至用拳头和巴掌让她“长长记性”,提醒她不要总是那么犯糊涂。
程芸也不是省油的灯。程彩清动手打她，她自然会反击。打不赢就拿家里的东西出气，把锅碗瓢盆和开水瓶往外面扔，或者躺在地上打滚儿，杀猪一般地哭号，扯起嗓子叫骂。从程彩清的祖宗八代开始骂起，一直骂到他将来“生儿子没有□□”。她骂程彩清没本事赚钱，又总是装大尾巴狼，偷偷摸摸地塞钱给公公婆婆用。小姑子出嫁和小叔子结婚时，恨不得把家当都送给他们。小姑子小叔子的娃娃出生和过周岁，送的礼钱也是多得离谱。
“老子一个人带着你嫩妈上班容易吗？有时忙得连做饭的工夫都没有。就算老子亏钱，也是因为吃了喝了，总比你个婊子养的打牌输了要强。”程芸从地上爬起来，顾不上拍打满身的尘土，用脏兮兮的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指着程彩清的鼻子叫骂，“你个王八蛋自己算一算，每年抹牌赌博输了多少钱！”
程彩清横眉怒目地瞪着老婆，想不出合适的话语予以回应。抹牌赌博的确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说他嗜赌如命，也不算过分。男人嘛，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儿赌性。程彩清迷上抹牌赌博，与他工作相对轻松、业余时间充裕、生活空虚无聊不无关系。
他是牌坊中学唯一的专职体育教师。
全校六个班，每个班每周两节体育课。程彩清一个星期的教学任务就是十二节课。从数量上看，课程并不算少，但农村中学的体育课无须写教案，不需要改作业。把学生们集中到操场上，进行一下队列训练。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前看，立正，稍息，齐步走。然后就是自由活动。让学生们去体育器材室拿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各取所好，自由组合，疯闹到下课铃声响起。只要学生没有闹事，没有打得头破血流，就算大功告成，完成了教学任务。
每天的两节课上完之后，程彩清就百事大吉，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他没有读书看报的习惯，就拉上其他没课的教师下象棋。万一找不到对手，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下班之后，他不愿意回农村的父母家里，常常一个人呆在学校。也懒得做饭，在学校食堂里随便吃点什么，就回到单身宿舍。老婆孩子离得那么远，没什么家务事。觉也睡得差不多了，漫漫长夜如何度过？于是就想到了打牌。
最开始是邀请同校的教师到他宿舍里抹长牌。后来改为打麻将、推牌九。再后来发展到摇骰子赌博。参加赌博的人员范围，也从牌坊中学扩大到周边学校，有时附近村庄和花园镇的赌徒也来参与。
程彩清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成了远近闻名的赌窝子。
因为迷上了赌钱，他对老婆和女儿的惦记明显不如从前，有时周末也懒得往杨岗公社跑。至于他在赌场上的战绩，并非程芸所怒斥的那么悲观。真实情况是，程彩清赢得多、输得少。赢了钱之后，他总是在程芸面前说输了，或者谎称保本，不通报实情。这才导致程芸把他看成了“败家子”。
败家子就败家子吧，他才不想去逞那个强呢！逞强的结果，会让自己的战果被程芸没收。他宁愿用赢的钱去弥补老婆上班的亏空，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经济底细。
参加完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婚礼，就到了“五一”假期。程彩清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去看望老婆女儿了。放假的当天，他骑上嘉陵摩托车，风驰电掣般赶往杨岗公社。
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下来，过了供销社下班的时间。他直接前往程芸母女俩住的宿舍，却看见门上一把锁。
她们去哪儿了呢？程彩清询问住在隔壁的程芸的同事。
邻居惊奇地瞪大眼睛：“程老师您还不知道啊？程芸早就没上班了。她跟着一群放录像的走了，听说是去帮助别人卖门票。”
这回轮到程彩清瞪大眼睛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程芸的同事介绍说，一个月前，杨岗街上来了流动录像放映队，听口音似乎是从河南那边儿过来的。他们租用公社电影院放录像，放的多是武打片，有时也偷偷摸摸放一些让人脸红耳热的黄色片子。引得四邻八乡的农民跑到街上来看稀奇，生意特别火。
程芸抱着欢欢去凑热闹，结果被放映队的头儿盯上了。
那头儿虎背熊腰，长得圆滚滚，留着小胡子，穿着花衬衣，抽着比手指头还粗的雪茄。他主动与程芸拉话，说放映队正好差一个售票员，包吃包住每月工资一百块，问程芸愿意不愿意干。
一百块呀！她每个月累死累活上班才三十多块钱，还经常拿不到手。程芸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她成了录像放映队的售票员。在街上帮助别人卖了几天门票，又随放映队一起“流动”到其他地方去了。
至于具体去了哪里，程芸的同事也说不清楚。
程彩清听到这里，肺都快要气炸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腰里别着一把尺把长的刀子，骑着嘉陵摩托车四处打听。跟踪追击，终于在黄冈地区麻城县的一个小镇子上找到了那个录像放映队。程彩清黑着脸找到放映队的头儿，看到那人五大三粗，酷似《水浒传》里面的黑李逵。人家是河南人，说不定还在嵩山少林寺练过呢！他估计自己不是那家伙的对手，而且找不出寻别人麻烦的理由。别人只是录用他媳妇当售票员，又没有对他媳妇怎么样。
他于是打消了“扬眉剑出鞘”的念头，很大度地与放映队头儿握了握手，不痛不痒地警告了几句，就带着程芸母女俩离开了。
他再也不敢让程芸去杨岗供销社上班。
这种蠢猪一样的婆娘，你还指望她挣工资？弄不好连人都被别人贩卖了，还要搭上他们的女儿。就让她在家里呆着吧！带孩子，做家务，反正这些事情也是少不了人干的。
因为抹牌赌博筹码不断加大，程彩清不在乎程芸每个月那几十块钱的工资。他一个晚上的输赢，往往都是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稍微把张子捉稳一点儿，一次的收益，就抵得上程芸干一年。
程彩清把抹牌赌博当成生财之道，作为养家糊口的主要收入来源。他的这种战略思想，得到了程芸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响应。
夫妻二人经常在家里研究打牌的技巧，争取做到战无不胜，想方设法把别人的钱弄到他们的口袋里来。
常言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抹牌赌博的输赢，在很大程度上靠运气。既然起心通过这一途径捞钱，他们就得想办法增加胜算。直白地讲，必须想办法作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出老千”。因为赌场设在他们家里，程彩清享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除了常规的作弊手法，他还与老婆协作配合，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不管是抹长牌还是打麻将，程芸总是饶有兴趣地站在旁边观战。看着看着，她就会时不时地咳嗽、打哈欠、打喷嚏、举起左手或者右手理头发、摸耳朵、捏鼻子、捂下巴。其实，她的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都是在向老公发信号。
程彩清自然心领神会，而牌场上的其他人则一无所知。也有赌场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手，提出不允许旁人观看的要求。遇到这种情况，程芸就恢复她“营业员”的身份，开辟新的赚钱门道儿。她到邹肖村代销店买回饼干、面包、啤酒、饮料和罐头。到了深更半夜，当赌徒们饿得眼睛发花的时候，她就以超出买价数倍的价格出售。
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新邻居，就是这样一家人。
牌坊中学的五排校舍中，有四排的朝向坐北朝南，唯有最南边的那排校舍坐南朝北。这排校舍的后面就是学校南院墙。院墙与校舍相距两三米，形成一条狭长的死胡同。除了初一两个班的教室以外，另有三间宿舍。王加根和方红梅占了一间半。程彩清占了一间。还有半间是学校堆放体育器材的杂物间。这个杂物间的钥匙在体育老师手里，使用权其实还是属于程彩清。
搬入新家之后，王加根和方红梅原来住过的两间宿舍的钥匙仍然在他们手里。学校没有催，他们也就没有急着给。因为考虑到将来油漆家具时味太重，他们有可能要回“故居”暂住一段时间。交了钥匙，将来又得去找学校要，比较麻烦。
每天晚上，王加根和方红梅在昏暗的白炽灯下看书写字的时候，总会听到隔壁传来哗哗啦啦搓麻将的声音，扯皮争吵的声音。那种热火朝天的嘈杂，一直延续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不停息。
看书看累了，或者感觉写文章没有灵感的时候，王加根和方红梅就会放下书本和钢笔，相对而坐，聊聊天。
他们讨论和商量的话题，是如何安排即将到来的暑假。
暑假有两个月不上班。这是教师职业的特别待遇，也是让其他行业的人们羡慕和嫉妒的。不过，对于薪水低、收入少、一年上头难得攒下几个钱的中小学教师来说，这种“特别待遇”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有时，他们甚至为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假期而犯愁。
方红梅收到了湖北大学的面授通知，七月中旬要去武汉。通知要求学员自带行李，这让她遇到了一个小难题，因为家里没有那种适合于铺在单人床上的凉席。
本来，她在方湾中学教书时曾经买过一床竹编的凉席。工作调动后，留在方湾菜园子村家里，后来被腊梅带到孝天一中去用了。她打算放假后去孝天一中，把那床凉席拿回来，带到武汉用。
王加根住院期间垫付的医疗费，到现在还没有报销回来。家里每花一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根本就挤不出钱买凉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