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路姐弟
孩子无论年龄大小，作为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有思想、有灵魂，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尊重。
尊重生命，尊重子女，这是为人父母的基本遵循。
遗憾的是，生活中的很多父母只是片面地强调，子女应该尊重父母，而忽视了他们同样必须尊重子女。他们甚至把子女看成自己生命的延续，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愿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如同规划自己的未来一样，去规划子女的人生，要求子女按照他们认为的“正确方式”去成长，去追求，去生活。打着“爱”的旗号，粗暴地干涉子女的自由。明明对子女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还理直气壮。这样的父母，缺乏对生命最起码的敬畏，实际上是最无知的，也是最自私的。每一个人都有放飞自己梦想的权利。更何况，子女是属于未来和明天的，生命不可能倒退或者停留。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在不断进步。父母必须随时接受晚辈超越自己的现实，努力向子女看齐，而不是固步自封，拉子女的后腿，把自己落后的思想观念强加在子女身上，让子女变成已经过时的自己。
白素珍的悲剧，就是不明白这些道理。她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加根去邻居家串门，借邻居家儿子现身说法，用部队子弟舒适的工作环境和优裕的薪酬待遇吸引加根，结果适得其反。加根对邻居家儿子拥有的一切根本就不感兴趣，甚至从内心里瞧不起这些纨绔子弟。
串门的最后一天，还碰到极其尴尬的一幕。
那天正好高考成绩发榜，邻居家女儿落选了，没有考上大学。她妈妈面色苍白，眼睛红肿，一边哭诉，一边数落不争气的女儿：
“没良心的东西，你长十几年，老娘没让你洗一件衣服，没让你扫一次地。平时就是扫帚倒在地上，也没看见你捡起来一次。饭总是端到桌子上，再喊你吃。平时去你房间，走路都不敢出声。有人找我，我总是把人家拉到家门外讲话，怕影响你学习。水没叫你提一桶。每次买煤，都是我自己去拉，拉不动，我宁愿找外人帮忙，也不惊动你。你呢？看书总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翻前翻后，根本就没用心。
“你先是在部队子弟学校读书，后来听说洒河桥高中教学质量高一些，要去洒河桥高中。老娘到处去找人，求爷爷，告奶奶，部队子弟学校领导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我都没有吭声。去洒河桥高中后，你说学校离家太远，要自行车，老娘又给你买自行车。在洒河桥高中读了没几天，你又说这个老师不行，那个老师不中，要回部队子弟学校来，给老娘出难题。没办法，老娘又一次拿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向部队子弟学校领导求情。
“平时总是不好好吃饭，屁大个碗，还故意盛半碗儿，装个秀气样儿。买回来的水果不吃，平时糖开水都不喝一口。你营养就不够的嘛，考啥子考！一年上头总在病，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得劲，从来就没有断过药。
“老娘前半辈子操碎了心，下半辈子更伤心。这一生算是没指望了。我和你爸都是工人，也就是旧社会的奴才。光干事的嘛！和旧社会的奴才有啥子区别！只不过新社会变了，叫工人好听一点儿。别人上班坐小汽车，我们必须去赶火车，下车还要靠两只脚走那么远。平时想看文件都不可能，哪个给我们看嘛！人家到处开会，公款旅游，动不动就加餐，吃香的喝辣的，拿这补贴那津贴，我们有啥子嘛？
“老娘每天一下班就忙家务，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什么时候叫你动过手？家里的收音机电池都放烂了，我都没功夫听。我和你爸都是小学文化，连初中都没上，没什么本事，在单位被人瞧不起。这次单位临时工转正式工，我和你爸都没有转。没地位，没权力嘛！总想你们兄妹俩能出人头地，没想到两个都不争气！只有当奴才的命。将来世事一变，说不定连奴才都当不成。
“家里没订报，你说考时事政治要看报纸，我就到单位找人要，下班后给你带回家。有时走到家门口，想起报纸丢在单位忘记了拿，我又跑回去拿。已经走到家门口了呀！我能不伤心吗？你总是瞒着我，哄骗我，说你能够考上大学，要老娘侍候你。结果呢？老娘这一生算是完了，走到头了……”
白素珍很想对邻居说些安慰话，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知道，家长遇到这种事情，别人的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她同情那位伤心的母亲，觉得孩子辜负了老人的期望，太不应该，但眼见落选的考生也很沮丧，低着头一个劲地抹眼泪，她又不能够火上浇油。万一因为她的推波助澜，导致邻居家女儿想不开，寻了短见，她还不好交待。
王加根同情的天平则倾向那位没有考上大学的女生，认为她妈妈——那个满口四川话的女人太过分。谁说你对孩子有较高的期望，孩子就必须按照你的期望去实现？谁说你付出比较多，孩子就一定能够考上大学？岂有此理！还用那么难听的话骂自己的女儿。
这就是两代人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
王加根真的不想继续在河北呆下去了。在这里的日子，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度日如年。但是，姐姐加枝在北京又没回来。好不容易来一趟河北，如果姐弟俩连面都没有见到，又心有不甘。他还想听听姐姐对他恋爱的看法，听听姐姐对方红梅的评价。这一点很重要。她和姐姐是同代人，看问题的角度及思想观念应该差不多，姐姐的意见或许更有参考价值。
加根和加枝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一岁半以前相处的日子完全没有印象。后来白素珍为上“三线”送加枝回王李村，他们姐弟才得以重聚。不过，重聚的日子只有三年时间，之后加枝又被妈妈带到了宜昌市。自此之后，姐弟俩再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也就是说，加根加枝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五年。
从白沙铺返回王李村时，加枝七岁，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虽说小时候得过脑膜炎，但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她读书时脑瓜子聪明，学习成绩好。有时放学回家，还教弟弟认字和算算术。
那时办学条件很差，教室都是租用的民房，低矮、黑暗、狭窄。桌凳也是学生自带的，高的高，矮的矮，大的大，小的小，形状各异，参差不齐。有一次，加枝带着弟弟到学校里玩儿。上课时，姐弟俩挤在一条板凳上。老师点学生起来读生字，一个女生认到“团”这个字时卡壳了，急得抓耳挠腮，满脸通红，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同学们都很为她着急。老师的教鞭却一直点在那个“团”字上不移开。这对于那个可怜的女生来讲，无疑是非常残酷的。
看到这里，加根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喊道：“团长的团！这么简单的字都不认得。”
结果引来哄堂大笑。加枝非常不安，小声责备弟弟莽撞。老师倒很宽容，不仅没有生气，还让加根站起来认生字。加根用征询的眼光看了看姐姐。加枝鼓励他试试。他就大胆地站起来，随着老师的教鞭，正确地读出了黑板上的每一个生字，赢得哥哥姐姐们雨点儿般的掌声。他出尽了风头，也因此被学校破格吸收为一年级的插班生。
加枝加根都喜欢看小人书，有时还跟着大人们一起去看电影。尤其是“白雪公主”和“灰姑娘”的故事，他们百看不厌。每看一次，都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田里掀起波澜。姐弟俩对“后妈”有着很深的成见，总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关心起自己的命运。如同害怕虎豹豺狼一样，担心父亲“找后娘”，就像当时流行的童谣所唱的：
包菜叶，包冰糖，
一岁两岁冇得娘。
跟着爸爸歪歪地走，
生怕爸爸结后娘。
后娘生的小玄妹，
吃的穿的比我强。
玄妹穿的绸子缎，
我却穿得破稀烂。
玄妹吃肉我喝汤，
想起来就哭几场。
加枝嘴巴子特别厉害。这方面，白素珍的遗传基因在她身上充分显现。不论与谁争辩，她向来是不占上风不罢休。相比之下，加根就显得笨口拙舌。逢到姐弟俩发生争执，一个以“动口”取胜，一个以“动手”见长。不过，加枝并不是打不赢弟弟，而是让着他。加枝如果真的发起狠来，也是叫人胆颤心寒的。加根清楚地记得，姐姐曾经挥舞着拣粪的耙锄，在同村小伙伴二瘌痢的头上留下几个窟窿！
事情的起因，缘于一堆牛屎。
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看到了一堆热气腾腾的牛屎。姐弟俩如同发现金银财宝一样喜不自禁。加枝高兴地对弟弟说：“你在这儿看着，我回去拿粪筐粪耙来捡。”
那时种地的肥料，主要来自于动物和人的粪便。“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肥积多了，不仅能够满足自家菜地的需要，交给生产队，还能挣工分。村里总可以看到拎着粪耙、挑着粪筐的人们转来转去，寻找猪马牛羊的粪便。细心的人，连鸡鸭鹅这些家禽的粪便也不放过。看到牲口小便，也总是急匆匆地拿出粪瓢，接一瓢半瓢，倒进自家的厕所。平日人们下地干活、出门办事，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吃家饭，屙野屎”的。即使撑得□□发裂，胀得满脸通红，也要坚持回家“方便”。
正在加根焦急地等待姐姐的时候，同村一个外号二瘌痢的小男孩拾粪正好拾到这里。这家伙不由分说，就要将那堆牛屎捡走。
加根怎么可能答应！他叉开双腿，护着那堆“宝贝”，几次把二瘌痢伸过来的粪耙踢开了。
二瘌痢仗着人高马大，猛一用劲，把加根推倒在地。加根哭了起来，大声呼喊着姐姐，同时从地上一跃而起，牢牢抓住二瘌痢的粪耙。两人正争执不下，加枝和二瘌痢的哥哥先后来了。
双方很快争吵起来。
加枝伶牙俐齿，加上道理又在他们这一边，二瘌痢兄弟俩很快就理屈词穷，被噎得无话可说。可他们又是村里出了名的“恶霸”，平日总是土匪一样蛮横，哪里肯善罢甘休？动口不行，他们就动手，恼羞成怒地向加根扑过来。
加枝急得眼泪直流，扯起嗓子大喊大叫。眼见二瘌痢把加根按倒在地，开始拳打脚踢，加枝突然抓起地上的粪耙，高高举起，一耙子挖在了二瘌痢的瘌头上……
当二瘌痢抱着鲜血淋漓的脑袋嗷嗷乱叫的时候，加枝害怕了，扔下粪耙，慌慌张张地逃之夭夭。
事情的结局是：奶奶把二瘌痢带到大队卫生所，进行了包扎，并向他父母道歉；王厚义在生产队的稻草垛里找到加枝后，把她狠狠打了一顿，罚她在堂屋里跪到天黑。
加枝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白素珍又把她带到了宜昌。
高考之后，加枝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她对弟弟仅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极为惋惜。她写信说，自己能够长期生活在妈妈身边，已经是占了极大的便宜。假如妈妈当初带走的是加根，而不是她的话，说不定她早就辍学了。她只能在农村里挣工分，而加根也不会只是现在这个样子。她真心希望弟弟有出息、有作为，并保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加根……
这封信让加根非常感动。
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加根完全就没心思上课，总觉得“小学人民教师”与自己的理想相差甚远，不愿意为此去煞费苦心。在班上，他成绩平平，但业余自学抓得比谁都紧。他一心想着再圆大学梦，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复习高中课程上。
加枝对此提出异议。
她说，按规定，中专毕业两年后才有资格参加高考。与其这样原地踏步地苦等四年，不如利用这四年时间，学一点儿新知识。更何况，上大学并非成才的唯一途径，自学一样会有所作为。爱迪生、高尔基、华罗庚都没上过大学，不是同样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发明家、文学家和数学家？
加根觉得姐姐的话不无道理，便接受她的建议，异想天开走出一条自学成才之路。他啃了一年多《高等数学》，听完了陈琳主编的英语广播教材，最后，又雄心勃勃地写起了小说……客观地讲，他当时热情有余，但恒心和毅力不足，总体上还是比较幼稚的。他并没有稳定的兴趣和爱好，没有具体的奋斗目标，对学习内容的选择，也是凭一时心血来潮。学数学是受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蛊惑；听英语是因为将来考研究生必修外语；而后来迷上文学，纯粹是为了战胜几个舞文弄墨的情敌，赢得方红梅的青睐。
加枝却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帮助他。为了给弟弟买到最好的教材和资料，她跑遍了北京城里的各大书店。她还在信里给加根介绍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解答弟弟学习和生活中的疑难问题。
加根也把姐姐当作偶像，认为姐姐是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奋发向上的力量源泉。他眼中的加枝，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每一门功课都能当他的老师。有这样的姐姐，加根觉得自己太幸福了。但是，当他们姐弟俩去年暑假在洒河桥相会时，情形又与想象中的相差甚远。加枝觉得加根少年老成，没有小时候活泼可爱，尤其受不了他的沉默寡言和玩世不恭。加根认为姐姐古板、自私，对别人挑剔，在家里又专横。两人根本就谈不来，动不动就发生争执，经常闹得不欢而散。
自此，姐弟俩虽然在通信，但远没有以前那样情真意切。内容越写越简单，流于形式，字迹也越来越潦草。有时，完全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应付。他们还常在信中赌气、争吵，互相指责和嘲弄。
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同陌生的路人。
读过大学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在外求学会觉得特别孤独，单身独处时特别想家，思念家里的亲人。因此，逢到放寒暑假的时候，总是归心似箭，巴不得一下子回到家里，与亲人们团聚。
现在正值暑假，加枝却赖在她读书的北京农业大学，不愿意回家。这本身就有点儿不正常。尤其是在她得知王加根已经从湖北到了河北，仍然不不急着回去与弟弟见面，更表现得有点儿不近人情。
不过，加枝有她自己的苦衷。
在已经走过的十九年人生旅程中，尽管她大部分时间跟着妈妈，不像加根那样缺少母爱，但她并不像歌儿里唱的“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从三岁开始，她就生活在白沙铺的单亲家庭里。四岁感染流行性脑膜炎，差点儿丢了性命。十二岁那年，她又被白素珍带入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成为一个受人歧视的“拖油瓶”。
这些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注定她不可能像正常家庭成长的孩子那样，拥有无忧无虑、快乐幸福的童年。更何况，她的监护人白素珍又是一个刚愎自用、固执己见、非常强势的女人。大小事情，加枝都得听妈妈的，任凭妈妈摆布，不能违抗白素珍的命令。就连她的姓氏，也不能由自己做主。在王李村，她叫王加枝；到白沙铺之后，按妈妈的要求改成了白加枝；跟随改嫁的妈妈到河北，白素珍又把她的姓氏改成马，让她成了马加枝。
每谈起她四岁那年害的那场大病，白素珍总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认为是菩萨保佑，才让她们母女俩躲过了一劫。
那是素珍、三货和加枝回白沙铺不久，大货还没有来到这个家庭。当时，素珍和三货除了在生产队里出工劳动以外，还得经常参加政治学习。政治学习有时安排在晚上，有时安排在白天，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只要是生产队的社员，除非老弱病残行动不便，就必须无条件参加。否则，不仅不计工分，还要挨批评。参加政治学习必须遵守纪律，不能像出工劳动那样，把小孩子带在身边。
这种强制性规定，给素珍和三货出了一道难题：他们都去参加政治学习，家里没有大人，加枝怎么办？万般无奈，他们只能把加枝一个人锁在家里。素珍和三货参加完政治学习回家，总会发现加枝躺在地上睡着了。小姑娘梦中还是伤心委屈的样子，脸上糊满了眼泪、鼻涕、饭粒和灰尘。
夏日的一天，加枝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烧得烫人。她烦躁不安地哭着，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叫头痛。
白素珍以为女儿患了重感冒，叫三货到街上买生姜。用生姜煮汤，再加入红糖，喂给加枝喝。可加枝喝了几口之后，又全部吐了出来。接着，就昏沉沉地睡着不醒。
素珍吓坏了，让三货背起加枝，一路小跑前往白沙铺卫生院。
医生给加枝打了针，开了药，就让他们回家，说是到了晚上就会好些的。
回家后，素珍严格遵照医嘱给女儿喂药，又煮了绿豆稀饭，喂给她吃。可加枝吃过药和绿豆稀饭之后，不仅没有退烧，还开始呕吐，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她仍然昏迷不醒，不时胡言乱语。天将黑的时候，可怜的加枝浑身抽搐起来，口吐白沫，颈部和背部僵硬，头向后仰，整个身体向背后弯曲得像一张弓。呼吸有时急促，有时细微，几乎感觉不到脉博。
素珍以为女儿死了，痛不欲生地号啕大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大家劝素珍赶紧送孩子去医院。
“白沙铺卫生院肯定不行，这个钟点儿医生都下班了。就算有医生值班，水平也不怎么样。像这种大病根本就看不了，最好还是去孝天城或者花园镇的大医院。”有人建议。
白素珍觉得有道理。
她赶紧从摇篮上取下竹筐，铺了床小被子里面，让加枝躺在竹筐里。再用一根粗绳子系住竹筐，找出家里的扁担，和三货抬起竹筐就往陆家山火车站跑。
夜色中的江汉平原是如此安宁和静谧，可奔走于江汉平原田间小路上的素珍姐弟俩，又是那样的心急如焚。路凹凸不平，还有数不尽的沟沟坎坎，姐弟俩相互提醒，互相鼓励，以最快的速度向十二里外的陆家山火车站奋力前行。
虽然没怎么讲话，素珍的脑子却一刻也没闲着。好好的，加枝怎么就病了呢？女儿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她会不会是被吓着了？
前段日子，夜深人静的时候，素珍常会听到门外和窗前有可疑的脚步声，甚至发现有人爬上她家的房顶，扒开屋瓦，用手电筒往她和加枝睡觉的房间里面照，吓得她躲在墙角，浑身瑟瑟发抖。素珍大着胆子叫骂，外面就传来男人□□的笑声和口哨声。
为人怎么这么难啊！
要是加枝有个三长两短，素珍也不想活下去了。可是，如果没有了她和加枝，三货怎么办？素珍想起这些，泪水汹涌地冲出眼眶，在脸颊上静静地流淌。
晚风习习。身边的澴河流水淙淙。附近的乡村鸡鸣犬吠。
到达陆家山火车站时，姐弟俩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落汤鸡一般。他们把加枝放在候车室门口，前往问询处打听。
工作人员回答说，南下去孝天城的火车刚刚开走。
“北上去花园镇的火车呢？”白素珍焦急地问。
“今天没有了。所有在这儿停的慢车，都得等到明天。”
听到这里，素珍和三货几乎同时哭了起来。
值班民警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围了过来。问明情况，看过竹筐里奄奄一息的加枝，大家都摇头叹息，表示无能为力。如果等到明天，加枝肯定没希望了。说不定，晚上就可能咽气。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将永远告别这个美好的世界。
生命这般脆弱，现实如此残酷，真的叫人难以接受！
“沿铁路往北走一两里路，有家铁路职工医院。你们可以去那儿看一看。”情急中的值班民警突然想到了这条路，“反正找不到其他的办法，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
绝望中的白素珍如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她马上拉起流鼻涕抹泪的三货，抬起加枝就走上了铁道，向北去找寻铁路职工医院。
那是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医院。严格地讲，只能算一个小诊所。医院虽小，却住满了病人。病房床位一个不剩，医院门口还临时搭起了几个帐篷。病人几乎全部是小孩子，得的都是流行性脑膜炎。
医生检查了一下加枝的病情，初步诊断为流行性脑膜炎。并且说，这种病目前在很多地方肆虐，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老人和儿童被它夺去生命。医生坦言，没有哪家医院有十足的把握治好这种病。他们这里收治的病人，有三分之一没有抢救过来。鉴于加枝病情危重，他们建议还是去大医院。
白素珍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哭着哀求医生救救她的女儿。并且保证，出了任何问题，都不会找医院的麻烦。
医生见此，也不好说什么，救死扶伤是他们的职责。既然患者家属如此恳切，他们也不可能将病人拒之门外。他们按规定出示《病人亲属承诺书》，要求白素珍在上面签字，按手印。
签订了“生死文书”，加枝才被送到医院大门口的帐篷里。医生让他们把加枝抬到木板床上，先做皮试，然后开始打吊针，源源不断地滴注青霉素和氯霉素。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一直昏迷的加枝居然醒过来了。
接着输了一天液，加枝的烧也退了，体温趋于正常。
医生嘱咐，要让孩子多喝水，可以喂些西瓜汁和罐头。
白素珍一丝不苟地照办。她和三货轮流守护着加枝，熬过了漫长的三天三夜。
加枝终于活过来了。在她闯过“鬼门关”的同时，有两个小病友不幸夭折，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据医生讲，脑膜炎可引起脑膜粘连和大脑实质性损害，将来有可能出现后遗症。诸如颅神经麻痹、失明、听力障碍、肢体瘫痪、癫痫及智力减退这些毛病。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病症在加枝身上并没有发生，或者说，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她的听力、视力、嗅觉、灵敏度、智力都比较正常，中小学阶段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白热化的高考竞争中，她还以部队子弟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
白素珍和老马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女孩。这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和见证——小女儿马颖。生下马颖后，白素珍就没有上班了。在家里相夫教子，担当五个孩子的妈妈，其艰难可想而知。
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有老马的工资。靠那几十块钱，肯定养不活这么大一家子。素珍于是在自家小院子里种菜和养鸡，做到大部分蔬菜和鸡蛋不用掏钱到市场上去买。即使上街买东西，她也总是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她从来不在农贸市场刚开集时去凑热闹，而要等到快散集的时候，再去购买那些最后的剩货。她抓住农民急于回家的心理，提出“扫篮儿”或者“包圆儿”的要求，价格自然要比刚开集时便宜许多。
安排一家人衣食住行，照顾一家人吃喝拉撒，已经够白素珍操心的了。她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和化解孩子之间的矛盾，努力做到不偏不倚。毕竟，家里的五个孩子是组合到一块儿的。马杰、马红、马军非她亲生，但同父同母。马颖是她亲生，又与前面三个小孩同父异母。加枝与马颖同母异父，与前面三个小孩既不同父，也不同母。血缘关系如此错综复杂，导致家庭矛盾重重。经济上又那么拮据，真的太难为她了！
在这种情况下，加枝能够健康长大，并且考上重点大学。按说，她应该对妈妈充满感激，从内心里无比尊敬自己的母亲。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加枝对白素珍充满了怨恨。
加枝在大学里读的是农学系。虽然班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天之骄子，她还是以干练的办事作风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被推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她学业优异，业余时间还负责系学生会会刊编辑工作。她写过不少诗歌，发表在学校墙报和学生会会刊上，并多次在北京农业大学组织的征文比赛中获奖。虽说脑膜炎没有留下后遗症，但对加枝的健康状况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进入大学之后，她经常头疼头晕，晚上失眠，而且一直贫血——血色素最低时不足七克。
这里摘取她在学校里的一段日记：“中午，躺在床上刚刚进入迷糊状态，似乎是睡着了。一阵头疼，整个脑袋像是被很多东西挤压着。就这样，我醒了。忍着剧痛躺了一会儿，背起书包向图书馆走去。路上，只觉得头重脚轻，浑身酸软无力。没有办法，只得绕道去学校医务室。校医给我开了药，嘱咐我注意休息。可是，马上就要期末考试，同学们都在专心复习，我怎么能够休息呢？我向医生要了一杯开水，吞下几粒药丸，还是坚持去图书馆。走了五分钟的样子，眼睛突然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次睁开眼睛，我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床边坐着同班的几个女生。她们说我已经昏迷了好几个钟头。班主任正在与我家里联系，准备让我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但考试怎么办？我真想放声大哭！可是，哭又有什么用啊……”
加枝一直把小时候患脑膜炎和长大后身体不好的原因，归咎于妈妈对她照顾不周，认为白素珍没有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
在白沙铺的情况这里就不赘述了。
她说跟着母亲去宜昌之后，经常放学回家见不到妈妈。没地方吃饭，没地方睡觉，不得不时常去麻烦老师和同学。
那时她就质问过白素珍：“既然你没有能力照顾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带在身边？我在王李村生活得好好的，有奶奶照顾，有加根陪伴，那三年我没有得过一次病。脾气不好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打过我……”
话还没有说完，白素珍就歇斯底里的怒骂起来，对她劈头盖脸地一阵暴打。
以“拖油瓶”身份来到马家，每逢她与马杰、马红、马军产生矛盾的时候，白素珍总是压制她，打骂她，偏袒马家的三个孩子。
加枝认为，白素珍是以牺牲自己亲生女儿为代价，彰显她当后妈的崇高，塑造贤妻良母形象。上大学之后，她与白素珍之间的矛盾，则主要集中在生活费的支出上。
白素珍总认为加枝花钱如流水，向家里伸手要得太多了。责备她完全不考虑家里的实际困难，不顾父母的死活，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与同学比排场、讲阔气。
事实上，加枝在大学里还是相当节俭的。
生活在北京的高等学府，正值爱美讲漂亮的花季之年，她也是够寒酸的。同班同宿舍的女生中，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还是零七八碎的花销，她都是最差的，可这些道理，她没办法对妈妈讲。
白素珍也根本听不进去，反而理直气壮地问她：“同样是在外面读书，你一个月的花销，比加根一年的花销还多。这怎么解释？”
这倒是实情。
王加根在孝北县师范学校读书时，伙食费学校全包，手里只需要少量的零花钱。他又节俭，穿戴不讲究，更没有吃零食的习惯。
妈妈提出每月给他五元钱零花，被他婉言谢绝了。
白素珍于是动不动就拿加根作例子，责备加枝大手大脚。
加枝在母亲的唠叨和训斥中受了不少委屈，而受委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她弟加根的“高姿态”。
可加根也有他的苦衷啊！
家庭关系那么复杂，他不愿意过多地给母亲添麻烦。他担心因为母亲对自己太好，导致她和老马之间产生矛盾，更不愿意激起马家几个孩子的反感。他哪里会想到，自己顾此失彼，反而得罪了同胞姐姐呢？无意中与加枝之间产生了隔阂。
一直到八月中旬，加枝才从北京回到洒河桥的家里。
她特意买了一本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斯基编写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送给加根，说这本书对即将为人师表的弟弟肯定会有所帮助。
谈到恋爱问题，加枝开玩笑说，弟弟有超前意识，比她还要“先进”。不过，她对方红梅颇有好感。建议加根，如果两人情投意合，交个朋友也未尝不可。
姐姐简短的表态，让加根感到很温暖，也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