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 玄学清谈

    清谈一词，源于曹魏，盛兴于两晋。

    清谈亦称玄谈，特指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空谈玄学的现象，也就是一帮人经常聚会在一起，围绕某一个问题进行的辩论会。

    清谈的内容主要指围绕老庄玄理之学，核心是事物的有与无，本与末。

    玄学中的“玄”字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者，谓之深也。

    玄学是以道家唯心主义理论解释儒家经典《易》为中心形成的思想流派，故将《老子》《庄子》《周易》称之为“三玄”，而又将《老子》《庄子》尊为“玄宗”。

    玄学者，立玄为妙，高深幽远也。

    东汉后期，汉家皇室衰弱，外戚宦官篡权，纲朝崩裂，礼法不存。

    尤其是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来，群雄逐鹿，天下混战，不为苍生百姓，只为权势名利。

    许多志存高洁者，隐居山林，与天地同。

    于是，玄学兴起，不谈政与治，只说有与无。

    曹魏年间，玄学的代表人物是何翼和王弼。

    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万物的本体，而“有”是从“无”中产生的。

    “以无为本”是玄学的核心思想。

    有与无、本与末、言与行、一与多、动与静、梦与实，是玄学永恒的话题。

    在政治上，他们则主张“无为而治”。

    此时，正值曹魏正始年间，故人们称之为“正始之音”。

    一时之间，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百工无不从之，蔚然成风。

    于是许多高官名士、文人达客时常相聚，清谈辩论，不说苍生政治，只论本末有无。

    谈政治那是庸俗之人，谈玄学才是高雅之士。

    玄学谈得多了，自然也会影响人们的正常思维，于是一些追求性格独立，逍遥世外，放达恣意之人便脱颖而出。

    这其中，便是以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的“竹林七贤”。

    他们隐居山林，不谈政事，抚琴长啸，整日高歌。

    或是打铁为乐，耕田种地，自给自足，自娱自乐。

    或是崇尚自然，寄情山水，听涛观月，枕溪而睡。

    或是率真不羁，嗜酒任性，形骸放浪，醉生梦死。

    隐居、归农、喝酒、清谈，成为“竹林七贤”的四大特点，也是当时玄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一时之间，“竹林七贤”名声在外。许多贵戚士族、文人墨客纷纷效仿，靡靡成风。

    再后来，玄学进一步发展，他们追求性情直率、天真自然；放荡任性、无拘无束；蔑视法礼，看淡生死；穷究宇宙，感叹天地。

    阮籍好喝酒，他家旁边就是一家酒店，酒店的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

    阮籍常去店中喝酒，酒醉了之后，便若无其事地躺在女主人旁边睡觉，毫不避嫌。

    还有一次，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

    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却说出了他的旷世名言：“礼法岂为我辈所设？”

    刘伶身高六尺，不足一米五，相貌丑陋，好老庄之学，性情放诞，对生死看得很淡。

    刘伶常常纵情饮酒，有时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待在家中。有人去拜访他，见他这个样子，然后讥笑他。

    但刘伶却说：“我以天地为屋，以房为裤，你跑到我的裤裆里来干什么？”

    刘伶嗜酒如命，常常驾着一辆鹿车，令从仆扛着铁锹跟在后边，而后对从仆说道：

    “我醉死在哪儿，你便将我埋葬在哪儿算了！”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后，泰山郡人胡毋辅之与王尼、毕卓、阮放、羊曼、桓彝（桓温的父亲）、阮孚、谢鲲等人合称“江左八达”。

    几人经常放荡任性，狂醉不醒，披头散发，赤身裸体，闭门饮酒，数日不归。

    胡毋辅之的儿子叫胡毋谦之，生性放纵傲慢。每次喝到酒酣之时，便直呼父亲的名字。

    有一次，胡毋辅之喝醉酒后，赤身裸体，被儿子胡毋谦之发现。

    胡毋谦之便对父亲大喊道：“彦国（胡毋辅之字彦国），你不能这样啊，难道你要让我将来光着屁股背向东面墙壁吗？”

    胡毋辅之听后哈哈大笑，毫不避讳，干脆把儿子叫进来一起裸身喝酒。

    世人以为，放荡任性就是开朗豁达、天真任性的表现，醉酒狂欢、赤身裸体，那是清高者的表现。

    “江左八达”之一的毕卓上任之时，船到江中，他眼望江面，于是对他人说道：

    “要是我能得到装满一船的美酒，又有一年四季甘甜可口的食物放在船的两端，右手端着酒杯，左手拿着蟹螯，吟诵歌赋，便足了一生。”

    从此以后，“右手持酒杯，左手执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矣！”成为玄学大家们的毕生追求，也成了玄学的形象代名词。

    王衍是西晋时期的清谈领袖，他精通玄理，不论事务，专谈老庄，身着宽服，手抚麈尾，风度翩翩，时人见之，尽皆仰慕，称他为“一世龙门”，众人竞相效仿。

    于是，鹤氅敞衣、手持麈尾又成为了玄学大家们的又一形象代表。

    玄学之盛，风行天下，浩荡神州。

    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许多官员不学四书五经，专研老庄玄理；不谈国家政治，只论有无本末；不干实事，只管清谈。

    世人也以清谈为荣，以务实为耻。

    手持麈尾，聚会清谈、赤身裸体、醉死人生的那是大雅之人。

    领军打仗、管理朝政、务求实事、耕田种地的那是庸俗之人。

    当时，时任尚书左仆射、侍中裴頠看到“贵无论”风气盛行，便撰写《崇有论》加以反驳。

    他说：宣扬空无之论，以浮华游荡为清高，以做实际事务为卑贱；做文章只要说虚无，就认为是玄妙；当官不务事务，就认为是高雅；讲吃穿不讲廉洁，就认为是旷达。

    由此导致空虚的风气盛行，务实的风气衰弱。

    可是《崇有论》一出，立即遭到以王衍为首等玄学之人的攻击，他们认为“贵无论”讲究解放人性，豁达人生，崇尚自然，与万物和谐相处，这才是宇宙之大道。

    后来到了东晋之时，玄学清谈风气更加盛行，王导、谢安等一众达官贵人每日聚众清谈。

    一人发言，常常洋洋洒洒数万字，耗时数个小时。

    一次清谈，少则一日，多则数日，众人围坐，彻夜不眠。

    如此的社会风气、如此的朝廷、如此的官员，难怪会有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