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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东路走几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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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意外的是,主持人大赛结束后,查菲和周洁突然形同陌路,我亲眼见到她俩在厕所门口相遇都不看对方一眼。

    张琦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只听查菲同寝的女生说她太锋芒毕露,说话做事过于直接,导致室友和她保持起距离。我挺开心,倒不是因为查菲与人交恶,而是张琦可以不用整天面对她人的奚落,寝室生活终于能恢复正常。蒋晟听闻后,幸灾乐祸溢于言表,笑称“都是太作惹的祸”。

    几天后,我们结束早自习离开26号楼。出电梯时,正巧碰到刘志刚老师上楼,我让蒋晟他们先去教室,随即叫住了他。

    “刘老师,你这会儿忙吗?”

    正要进电梯的他停住了脚步,回过头问:

    “怎么了佳瑜?有事儿吗?”

    “关于班干部的事,我想跟你聊聊。”

    他笑了笑,扶了扶肩上的书包带子,说:

    “我正要去你们陈老师那儿,要不,你下课给我打电话说吧。”

    我点点头,跟他道别后便往南校区走去。

    中午下课吃完饭后,我站在寝室楼下的篮球场上给他打了电话。我向他汇报了当班长以来班里发生的事,坦言自己不适合也不愿意继续担任班长,希望他考虑我的想法。我原以为肯定有女生向他告过状,可谁知他对班里的事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还从陈老师处听到了很多对我们的夸奖。

    听完我的陈述,他批评了我不以身作则的行为,要求我立刻改正,但仍希望我继续担任班长。可我已笃定了辞职的想法,坚持请他另觅人选,最后他表示会到院里核实情况后再进行工作安排,让我等候通知。

    回到寝室后,我发信息告诉了张琦,她只简单回了一句:

    “嗯,这样好。”

    自从张琦成为树人讲堂的主持人,我每周一晚的时间也被安排得特别满当。回寝室放好课本后,我就跟她一块儿去吃晚饭,吃完后在舟东逛逛,差不多时间就往小礼堂走。开讲后我便坐在观众席里,等到活动结束后再送她回寝室。头几期,蒋晟和张法远还图新鲜来参加,但讲堂不比晚会,主要是邀请一些嘉宾前来座谈演讲,内容基本围绕社科人文展开,没什么太大的吸引力,用张法远的话说,“还不如去网吧有意思”。不过南派三叔出席的那次,张法远还是早早赶来的。

    讲堂的活动没有特别严格的形式要求,因此不需要准备手卡,张琦总在活动开始前和嘉宾沟通,根据对方的发言习惯制定主持内容,整个过程一般不超过三十分钟。因此,我们基本都在18点前赶到小礼堂,留出足够的准备时间。

    我跟她的第一次争吵,正是因为时间问题。

    某个周一,我和她照常下课到舟东吃饭。期间,她催促我抓紧时间,原因是需要回寝室换身衣服,毕竟太过休闲的装扮不适合讲堂。一吃完,她就拉起我往寝室楼赶,还嘱咐我在楼下等她,说是很快。她下楼时已经是17:50,不算晚,我拉起她正要往小礼堂走,她突然说:

    “听说26号楼有园游活动啊,我们去看看吧?”

    “啊?现在?”我惊讶地问,“你晚上还要去讲堂啊。”

    “我知道啊,”她说,“很近的,就过去看一下,来得及的。”

    我感觉很莫名其妙,刚刚还在催我,怎么一转眼要去什么园游会了。我语气有点不耐烦:

    “你刚才还在说来不及啊!这一来一回又要浪费时间,讲堂迟到了怎么办?”

    “哎呀肯定来得及的,我就去看一眼。”

    “现在17:53,走过去18:00,就算你真的看一眼离开,26号楼走到礼堂18:10了,准备一下又要时间,你哪来得及?”

    “说这么多,就是不想我去!”

    “不是你自己算算时间啊,既然要去,为什么不早点?”

    “我也是刚知道啊!”

    “那你去,你尽管去,我反正已经跟你说了,讲堂迟到你自己负责。”

    我承认,当时她的想法并没错,18:30开始的活动只要18:30前出现就不算迟到,只不过我习惯在时间上留些提前量。

    眼看她毫不听劝还振振有词,我立马拉起她,头也不回地往26号楼走。她越是想挣脱,我拉得越紧,走得也越快,只听她不停地重复,“我不去,你别拉我”,我没理她,生拉硬拽地来到了26号楼。

    我一眼看到在教室间穿梭的蒋晟,气冲冲地径直走到他旁边,把张琦一把推过去,说:

    “她要来玩,你带她去!”

    前一秒还在笑的蒋晟,下一秒满脸疑惑,没来得及等他开口,我迅速转身离去,跑下楼冲到操场上。当时我特别气愤,心想怎么会有这么没时间观念又蛮不讲理的人。

    我在操场上走了几圈,找了个长凳坐下来,可心情依然十分郁闷。我拿出手机,打给了初中同学贝益楠,把这件在我看来特别蠢的事告诉了她。其实在这之前,我跟贝益楠从没打过电话,联系也很少,只不过当时我急于找人倾诉,便找了通讯录第一位的她。后来贝跟我说,我的电话让她很意外,当时她正和朋友逛街,内心很想挂断却又觉得那样不通情理,于是只好安安静静听我唠叨。

    打完电话已经20点,距离讲堂结束还有三十分钟,即使心里有一千个不乐意,我还是不自觉地踱到了小礼堂门口。

    观众都散场后,张琦才走出来。我上前,一言不发地牵起她的手,往寝室楼走去。她看出了我的心思,故意扯着我绕远路走,到宣传窗旁,她忽然对我说:

    “你别生气了,我以后不这样了。”

    “我没生气。”

    “你还说没生气!摆了张臭脸。”

    “我就是觉得你太没时间观念了。”

    “我只想去凑下热闹嘛,就看一眼。”

    “那你也得分清主次啊,讲堂重要还是园游会重要?”

    “知道了知道了,下次我不这样了。”

    “还无理取闹,真的是……”

    我们的第一次争吵最终以张琦服软告终。

    现在一想,张琦当时主动跟我道歉更像在迁就我。两个人在一起难免发生争执,她能抛开孰是孰非的立场,愿意主动示好且给我台阶下,显然是包容性更强、情商更高的表现。怎奈当年我没看清这些,只觉着得理便能不让人,是非曲直不辩清楚前决不退让。

    大一上半学期转瞬即逝,大家穿上了厚厚的外套,床上也都盖了两层棉被,清早起床变得日益艰难,晚上进被窝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早。要不是刘启江老师提到期末考,我们几个男生甚至都忘了这回事,晚会结束后,我们的课堂听讲质量几乎和旷课没区别,除了认识几个零星的单词,刘老师的板书已如同天书一般,想听也听不懂。

    出去吃饭时,张琦问我:

    “你期末考怎么办?”

    我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不知道,再说。”

    “你们寝室几个呢?”

    “都一样,可能比我听得还少。”

    “那你们自己看着办。”

    蒋晟的态度和我差不多,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聊到期末考时,总是笑嘻嘻地说:

    “到时候有答案发我一份呐!”

    金家楠和张法远则稍有些危机感,上课时会主动和女生攀谈,寻求考试时的“关照”,毕竟谁都不想补考。 当时有句话,“高中羡慕大学及格就行,大学羡慕高中及不及格都行”。一旦不及格,假期结束后还得补考,这意味着寒假也过不好,补考通过便罢了,不过还得重修,费钱、费时、费精力。

    女生几乎不会被及格与否的问题困扰,尤其张琦寝室那几位,冯佳佳、季梅、王悦、胡嘉纯,平时用功,成绩都很不错,我们几个男生还笑话她们,“有那个用功劲,放到高中多好”。即便张琦的成绩很好,我却从未想过让她协助我作弊,蒋晟得知后还嗔怪我浪费资源。

    期末考前,班主任刘老师打来电话,表示学期末要组织一次班会,总结学习工作的同时评选新一届的班委。这对我而言是个好消息,挂下电话后我立刻就通知了楼艳。

    期末考试随之到来。

    语文、英语有老本可吃,难度不算大,德语视听得益于女生的帮助,也算涉险过关,最重要也最头疼的便是基础德语。我花三十分钟做完了自己会的题,剩下的一个半小时基本就在等待帮助。我突然想到高中时黄老师说的话,考场上哪些同学在作弊,监考老师其实一清二楚,认真答题的同学注意力都在试卷上,基本不会抬头,更不会东张西望,那些频繁观察老师位置、小动作颇多的同学,作弊嫌疑往往最大。

    东拼西凑、连蒙带猜,我终于把一张试卷填满了,交卷时还祈祷能低分飘过,蒋晟他们对及格也没太大的信心,笑着说听天由命。

    考完第三天,班主任刘老师主持召开了期末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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