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桥路的光影（三）
一天放学，我和顾天骄推着自行车出校门，正准备到对面小超市买碗牛肉粉丝解馋。过马路时，我无意瞥见了她。
她站在路口转角处，单肩挎着书包，身边围了四五个社会青年。那些人染着黄黄的头发，穿着小码的黑色西装，有的挂着裤链，有的叼着烟，旁若无人地喧哗打闹，时不时爆出下流的词汇。我定睛一看，其中有个男的，姓叶，比我低一届，是个多次被政教处警告无果最后勒令退学的后进生。这人从实验小学毕业，小学时就被一路通报，到了初中依旧劣性不改，打架斗殴，偷窃勒索，纠集社会青年冲击校园滋事，收到退学警告后，还威胁政教处主任，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师生避之不及的存在。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松弛又愉快地跟他们聊着天，还用手肘去顶其中一个男的，那男的故作姿态，连连喊疼，随后把手搁在她肩上，两人就像朋友一样。这时，其中一个男的朝校门口挥手，其他人循声看去，开始大声起哄，原来是那名姓袁的男生出来了。他一边笑一边跑到他们身旁，相互拍打，嬉笑辱骂着，随即一把揽住她，接过她肩上的书包，在她脑袋边耳语了几句。在一众家长同学的注视下，一行人扬长而去。
我仿佛看到，一只纤尘不染的天鹅扑棱着羽翼落入污秽不堪的泥淖里，同几头肥硕恶臭的河马沆瀣一气，那种感觉令人无比窒息。就在那天前，我挑选了一幅很喜爱的色彩写生，找到学校南边的装裱店，打算裱上框送给她。但当天晚上，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连画也没去取。
她在校内已颇有名气，加之跟社会青年频繁接触的情景被越来越多的同学看到，于是，有关她的传闻在校园里不胫而走。我听过好几个版本，但无外乎一个结论，她变坏了。沈灯柯似乎了解一些内情，但他从未细述。直至2017年，我在信用社工作时遇到一个人，才知晓当年发生的事。
那天以后，我对她的热情慢慢消散，心里那份执念也越来越少，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再对她抱有任何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依然会在校园里看到她的身影，有时和周倩如，有时和胡舒雅，有时和朱贝露，但我不再低头躲闪，也不会耳根通红，甚至不明白自己当初看到她迎面走来时为何会失态。高一时，我与她有过零星的联系，还在二中运动会期间托同学赠送给她一支钢笔。转校后，我到了她隔壁班，彼此除了在校打些照面，没再有过交流。大学时虽互为人人好友，也几乎没有互动。
时至今日，我一想到当年和她目光相撞的那一刻，内心深处便会泛起阵阵涟漪，那里面充满着兴奋与鲁莽，一头钻进去，便是令人茶饭不思、夜不能寐的瘾头。我有生之年的第一股春潮，在不堪与困惑中戛然而止，扼腕也好，止损也罢，多数人的学生时代，总免不了夹带一份无疾而终。
正如之前所说，初中时我还是个乖孩子，即使内心充满着对外界的好奇与渴望，但在父母面前，却依然保持克制与顺从的态度。
当时，我很喜欢《一路向北》这首歌，便把这四个字写在校牌背面，用透明胶贴起来，生怕它褪色。有一天，母亲在整理衣服时发现了这，她气势汹汹地冲进书房，对着正在写作业的我一顿怒骂，我当时很害怕，话都不敢说。她之所以暴跳如雷，是觉得“向北”这两个字不吉利，戴在身上会影响运势。我没反驳她，默默地拆下胶带，用橡皮擦把校牌擦得干干净净。
周六下午，学校会安排同学们到市法院北侧的职成教中心进行课外培训，名义上是培训，实际上就是换个地方上课。按照成绩排名，每个级段的同学会被分成a、b、c三类，分配到各个教室进行辅导。我的班级排名在十五名左右，本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原则，我识趣地选择了b班。辅导不像上课那般紧凑，一堂课做题，一堂课讲解，半天很快便过去了，课间休息还能到小卖部买零食，非常惬意。
某个周六下午，我们几个男生心血来潮地决定逃课去网吧。由于未成年，我们只能骑自行车到大老远的长安路找不要身份证的网吧，老板一脸狐疑地打量了我们，收下钱后示意我们靠里坐。这是继方捷生日后，我第二次去网吧。半天很快过去了，离开时大家仍意犹未尽。我担心地问他们身上的烟味怎么解释，但他们都不以为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出意外，我一进门，父母便闻出了烟味。他们严厉质问我去过哪里，我窝在沙发里支吾了很久，最终坦白了逃课的行为。他们大为光火，对着我劈头盖脸就是训斥，当时我特别后悔，觉得自己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连连保证今后再也不去网吧。这之后，无论同学如何怂恿邀约，直到初中毕业，我再没做过逃课上网的事。
我最喜欢的游戏叫街头篮球，是方捷生日当天接触到的。那天在网吧，邻座的毛吉祥侧过头来说，他在玩一款叫街头篮球的游戏，是潘玮柏代言的，很有意思。我注册完账号，创建了后卫的角色，可怎么也挤不进频道，阿毛左手敲回车，右手点鼠标，忙活半天才挤进频道。他手把手地教我操作，那张扬利落的嘻哈风，配上潘玮柏的那首《谁是mvp》，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这款游戏。阿毛的角色穿着一身圣诞套装，我当时特别羡慕，询问之下得知要充值才能买。当年的我，未曾有在游戏里充值的想法，零花钱基本都用来买话费卡，直到街篮的出现，我才打开了充值的大门。一张15元的点卡，折换成1500点券，可以学技能，买服装，抽积分。之后，越来越多的男同学开始玩街篮，沈旭程玩中锋，谭少杰、方旭辉、黄潇波玩大前锋，严洪开玩小前锋，韩晨恺玩得分后卫，沈科玩组织后卫，我们时常约战三对三，但我玩得少，技术又差，经常被队友吐槽。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除夕夜，沈旭程和黄潇波拖着网络不佳的我，硬是打出了八连胜的战绩，让我体验了一把抱大腿的快感。
高中时，我把街篮推荐给了同班男生，还风靡过一小阵，但很快就被魔兽世界代替。大学期间，我跟室友也曾重回大操场征战，但很快被dnf和cf抢走风头。大学毕业后，玩电脑的时间越来越少，我难得和三两好友相约去网咖，放眼看去，已是满屏的英雄联盟和绝地求生。我总忍不住在游戏菜单里找街篮，进入频道，游戏里的人物多了，技能更炫了，道具更强了，画面也更流畅了，可我却没有兴致再玩了。
转眼初三到来，大多数同学的学习强度明显上了台阶，大家也愈发关注自己在期中期末和模拟测试中的名次。
孙咏雷、顾天骄一类的同学，把目光锁定在余姚中学，他们格外注重年级段甚至市级统考的名次，相对于答题正确率，老师更重视他们的临考心态；像我这种班级排名十名以外的，余姚中学肯定没戏，保持优势，弥补短板，尽可能拉高弱科的分才是实事；二三十名左右的同学，巩固题型，多记多背，提高基础题型的正确率，保证能拿到的分不丢就好；排名再往后的同学，则是能写多少写多少，思路不够，解字来凑。
但老师跟我们说过：
“会的题，你看一眼就会写；不会的题，你看一天也不会。所以别着急，把会的都写好。”
我认同她的说法，平时没好好学，寄希望于中考时的灵光一现，本就是侥幸心理作祟。超水平发挥，往往都是锦上添花。我自始至终没担心过语文，120分的考卷我基本能考105左右，只求发挥正常；得益于但老师的鞭策，一直不喜欢的数学，120分也能勉强考到105；英语有30分听力，加上笔试部分，发挥好些能到110分；还有一门社会，满分60大家都能考到45以上，我倒也不在意。我最担心的是科学，尤其是电路串联并联、溶剂溶质一类的题型，总让人难以理解，即使我借阅了顾天骄和黄文彬的课堂笔记，把解题思路看上数遍，可考试时依然不会。
当年流传着一句话：
“要出山，考一中；要实惠，到二中；要享受，去高风；要当流氓，进四中。”
一中，省一级重点中学，余姚中学。没有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进一中，但这需要天赋和努力的双重加持，因此绝大多数人只能望洋兴叹；二中，市第二中学，教学质量扎实，地处城区，学费不贵，性价比高；高风中学，民办全寄宿中学，办学硬件一流，管理严格规范，但学费高昂，初中时学校曾组织大家参观高风，负责接待的领导数次提及校内价值百万的名贵树木；四中，市第四中学，位于城南，相传校纪校风涣散，学习氛围极差，当年很多家长用臭名昭著形容它。
很显然，我的目标是二中。按照平时的级段排名，我考进二中的机会很大，可但老师提醒我，梨洲总体的教学质量比不上阳明，加上实力强劲的实验学校，因此不能过度乐观，更不可掉以轻心。我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别的学校怎么样，也不是学生能干预的，我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好好考就行。退一万步讲，即使考不进二中，还有三四五六七八中，普高肯定能上。我的这种态度，让父母很不悦，他们批评我放任自流，不思进取，我却说：
“要是所有人都考进一中，还要那么多学校干嘛？二三四五六七八中，哪怕职校，总得有人去读啊。”
很快，中考到来。
无数人在屏息凝神中静候开考铃的响起，在忐忑不安中等待最终的放榜。转瞬之间，不同的人走上不同的道路，有人兑现往昔的努力，有人兑付旧日的放纵，很公平。
查完分数当天，我整个人是懵的，瘫坐在沙发上，大脑一片空白。
父亲下班早，到家就问我分数，我把分数告诉他以后，他一直待在厨房里没出来过。母亲进门放包时，朝厨房里张望了一眼，父亲没搭理她，她就猜到了结果。
母亲走过来，问我：
“几分？”
“516。”
“哪门考砸了？”
“语文，90。”
她流露出失望的神情，情绪渐渐变得急躁，语速也快了起来：
“整天说自己语文怎么好怎么好，偏偏中考考那么差！太自负！”
我也很难受。
这是继美术考级后，我又一次搞砸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挫败感潮水般将我淹没。
“其他几门呢？”
我只记得数学118分，英语107分，科学和社会记不起了，仅仅差强人意。母亲一听，抱怨道：
“这种分数你读什么二中！只能去七中八中！”
父亲从厨房走出来，良久没说话的他，附和着母亲开始责备起我。
后面几天，家里愁云惨雾的，大家都没心情说话。
母亲接到了好几个电话，是亲戚、朋友、同事来打听分数的，她在接听时总笑盈盈的，尽量表现地平和淡定，嗔怪我平时不用功没发挥好，一挂电话，她的脸色瞬间就沉下去。
我和顾天骄聊天时，讨论了一些语文试题有关的内容，最后发现，我在作文审题上有很大的偏差，十有八九是离题导致严重扣分。顾天骄跟我说，他查询分数时，声讯电话还告知他在全市的排名。后来我才知道，只有全市前一百名才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
事已至此，再多的责备也无法改变现状，接下去要紧的就是填报志愿。
我记得，当年二中的录取分数是532，计划外招生分数5175。这15分的差距，让我们一家重新燃起了进二中的希望。
随后，母亲委托单位领导帮忙了解二中的招生政策，希望通过多方协调为我争取到计划外招生的名额。不久，母亲便带来了好消息，单位领导成功与教育系统招生办负责人接洽，把我的个人信息提供给了对方。对方提醒，填报志愿时，第一志愿填二中，后面的一律不填报，万一出现意外还能采取补救措施，要是填报了第二志愿，就完全没机会进二中了。另外，切勿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得到答复后，我们一家都松了一口气，至少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进二中。后面几天，家里的气氛缓和不少，我还接到了三中和七中的招生电话，询问入学意向，但都被我婉拒。父母则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要求我进入高中后务必认真学习，绝不要再出现阴沟里翻船的情况，母亲还警告我，三年时间转瞬即逝，高考一旦失利，就再也没办法采取补救措施了。
回头细想，当年我大部分的失落，其实来自于语文发挥失常带来的挫败，并非未能顺利进入二中的落差感。但很明显，父母的失望来自于后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注定大家会以成败论英雄、以结果为导向，不可否认，有些人生来膀大腰圆，有些人早早就学会了投机取巧，有些人即使没过桥也有船候着渡他，但这座独木桥，确实给予了很多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当年的我不曾思考这些，也没给自己的学业背负过责任与压力，状态始终是放任且随性的，除了饶有兴趣的语文和英语，其他科目多少都离不开老师和家长的督促。用母亲的话来说，学习上我没“要性”，中考的失利，自然也有迹可循。
一转眼，提交志愿的日子到了。当我把志愿表提交上去时，但老师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我，问：
“你报二中？你分数没到也报二中？”
我点点头，没说话。她继续往下看，紧接着一皱眉：
“没填第二志愿？二中进不去的话，就没学校录取你了。知道吗？”
我又点了点头，轻声说了句，我知道。但老师迟疑了一下，问：
“你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吧？”
我再次点了点头，她便没有再问下去。
我们一家在紧张和期待中等候录取通知的到来，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意外发生了。
母亲在上班时获悉，二中的录取工作已全部完毕，她立即联系单位领导，查询我是否在录取名单内，却被告知查无此人。经过多方联系得知，计划外招生名单上添加了一批特长生，加之在招生工作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一些出入，因此我未能成功入学，另一方面，由于我未填报其他志愿，这就意味着我将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
这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父母重新陷入焦虑中，言语间难掩对我的不满，责怪我但凡多考几分都不至于让他俩这般为难。母亲说，那几天为了我的事情，她干什么都心不在焉，每天打无数的电话，想尽各种办法协调，如坐针毡地等待消息。
终于，在开学前三周，母亲得到了相关人员的回复。对方表示，已为我争取到四中的入学资格，让我先行入学，一学期后再以借读的名义转回二中。我当时挺担心，生怕到四中去会被带坏，变成个流氓，但事已至此，我们一家也只能接受这个方案。
至此，我为期九年的义务教育生涯正式落幕，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至少留下了些值得回忆的往事。
夜深人静时，我总打开窗户，平躺在床上，闭眼回想以前。九年里发生的一切，犹如一张张照片，在脑海里浮现、闪烁，我努力地拼凑，试着把它们串成完整的记忆，却发现许多细节都难以想起，我尝试用文字留存过往，才发现九年时光也仅是只言片语。
我时常问自己：
“是不是我从小循规蹈矩，所以没什么值得回味的故事？”
“是不是由于我的克制与顺从，因此没有发现生活中别样的精彩？”
我翻过一些书，也听过一些道理，但里头要么写着“略”，要么就是无比抽象的概念。
真正揭晓答案的，是高中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