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土豆的分歧

    当我的余刑还有一年出头的那个冬天，寒流来得特别早，事情同样是特别多。

    在改造的道路上，我和土豆渐渐分道扬镳。

    我满怀信心地在为减刑做准备的时候，在度过了丧妻阴郁之后，土豆渐渐恢复了元气，他脸上又有一副对世俗的满不在乎。

    土豆和一位走私犯交上了朋友，走私犯告诉土豆自己有五条飞艇，每条艇尾都安装着八台发动机，那些四百马力一台的大功率发动机让十五米长的飞艇在海面像燕子一样轻盈，它们足以把尾随的缉私艇甩得无影无踪，走私的业务涵盖了冻品、燃油、奶粉，面对土豆的好奇，走私犯冲着他哈哈大笑：“你以为十元一份大猪脚饭是哪里来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人的功劳！”

    作为一个本份的生意人，他告诉土豆自己的业务不包括毒品和枪支，这两玩意儿容易招来缉私局的直升飞机的弹幕，走私犯说，染指这些东西的都是指望一单翻身的亡命之徒，正宗“走水人”不屑为之。

    走私犯得意洋洋地宣称：“那些缉私警察也要吃十元一份的猪脚饭啊。”

    为了炫耀自己的专业，他告诉土豆自己不做枪毒的理由：“在法条里，走私普通物品，漏的是国家的税收，实惠的是老百姓。毒品法律上有专项罪名，抓住不是大牢就是死罪。我们生意人，图财不害命，犯不着做有命赚没命花的买卖，这些小牢都是在意料之中，在经营成本之内，何况，我们不认为这两样是好东西，每个行业都有他的规矩，我们走水人也是一样。”

    走私犯这次是在陆地上翻的船，码头上的一个临时仓库被人举报，刑期很短，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他缴纳了令人咋舌的罚金。他轻描淡写地说：“无非几个月的利润。”

    除了日常闲聊，两人有另一场秘而不宣的谈话，内容只有他们自己知晓。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这种谈话，虽然有时候我看到土豆的朝我使着眼色，但是这不是一条我所向往的路，我不想在余下的日子里去冒这个风险，我不想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有一次我偶然听到土豆正在打听那条停在公海上装满牛杂猪杂的洪都拉斯货轮，我肯定了土豆出狱后的营生并不是象他自己说的开一家饭馆那么保守，土豆跟我摊牌时候，他的脸上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他说：“我是一个被命运逼到墙角的人，你还有退路，我没有。”

    他说，当一家苦心经营的饭馆小老板不是他释放后的内心诉求，这只可能是他经营一门黑产的装饰。于是我问他：“你出去后是计划准备走私了？如果翻船了又要坐一次牢，这都是很现实的事情。”

    我没有去说服土豆，土豆的想法让我的内心有一丝的遗憾，虽然我们现在都是劳改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我们跟其他的劳改犯没什么不同，但是毕竟我们曾经站在法律的一边，是这些劳改犯的对手，想到我们自己已经变成了以前要打击的人，内心总是充满着一丝的苦涩。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想做第二次牢的准备。因此当土豆跟我说到这些走私项目的时候，我是反感的。另外我不想参与的原因是，这些年来我积累了一笔钱，我把它放在我朋友的一家金融公司里，每年的收益，能让我过上安稳的低保日子。

    “我不想坐第二次牢。”我告诉土豆。

    土豆知道他没有办法说动我，他略带的一点自我解嘲说：“节操这个东西就象良家妇女的下海，第一次卖很艰难，第二次卖就不会很为难了。坐牢同样如此，坐一次牢和十次有什么区别么？”

    我相信土豆已经做好了第二次坐牢的准备，活在对往事的追悔中不符合他的风格，他是一枚刀口舔血的现实主义者，在家乡的他早已名声狼藉，他不会同情自己，也不会怜悯别人，更不会做道德上的内省，他已经将自己的从前放弃的一干二净。

    自从有分歧以后，土豆在我的面前不再提这个话题，有一段时间，我们相互没有说话，直到有一天他主动来找我。

    那个周六上午我正在浏览地理杂志，想象自己正跟随着作者游荡在欧洲小镇的街头里巷。

    我没有发觉土豆在对面的条凳子上坐下了，张开手掌在铁皮桌上使劲一拍，拍击让铁皮和桌面之间空腔发出一声巨响，我抬起头拿眼睛瞪着土豆，土豆笑嘻嘻地问：“你多久没有收到信了？”

    我盘算了一下日子，我老实地说：“二十几天。”

    土豆露出惯有的被命运耍弄后的自嘲：“这一岗的狱警好久没有出去了。”

    我这才想起来，狱警本来是三天一岗，这一岗已经超过了十天依然没有动弹，土豆提醒我：“会见也取消了。亲情电话也不让打，电视因为线路检修，也关掉了，这肯定不是什么巧合，外面必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这些讯息没有影响我的阅读，我不在乎，就像我看中东地区冲突的电视播报，看到妇女抱着孩子在镜头前哭泣，用听不懂的语言控诉着苦难，就象别人感受不到我们对一罐猪油渴望一样，这一切都离我非常遥远。而周六的阅读时光对于监狱里的我弥足珍贵。

    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外面发生了什么刀山火海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没有多余的怜悯施舍给别人，我自己正在经受着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