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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珲春事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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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宽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和第二中学全体学生于11月11日举行罢课,在龙春舞台集会演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1月26日,省立二师和省立二中等校学生约2000人,手持“抵制日货”等字样的纸旗,举行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抗议日本派兵入侵珲春。

    11月30日,二师、二中两校学生举行罢课,抗议日军侵入珲春及延边各县。

    12月3日,两校学生又在龙春舞台召开国货维持会,300余人到会,学生在讲演中号召“振倡国货”。

    在延边,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及东宁5县公民联合会等为“珲春事件”于11月28日致电北京政府和吉林省长公署,声讨日本侵略军横行无忌的罪行,希望“同舟之谊积极声援”。

    10月22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写信给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要求立即驱逐日军,维护中国主权;并致电日本政府,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

    11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照日使,要求日方即日从珲春撤军,并拒绝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

    11月17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2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学生手执写有“力争外交”、“大家起来”、“抵制劣货”、“总理卖国,总长卖国,督军也卖国;山东失败,福建失败,珲春也失败”等标语的白旗,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12月,日本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强行在大砬子、铜佛寺、杰满洞、嘎牙河、凉水泉子、二道沟、釜洞、头道沟等地设立警察机构。下旬,又在延边4县各商埠成立“归顺者取引所”,强迫朝鲜族居民归顺日本,遵守日本法令,并挨家挨户发放誓约书。

    1921年1月15日,珲春、延吉、汪清、东宁、和龙5县代表抵京,上书北京政府,痛陈在日军奸淫、枪杀、活埋、火烧、腰斩等兽行下,人民死伤近万人,财产损失两千万元的惨状,强烈要求日本侵略军撤出中国领土并赔偿损失。

    经过中国政府与日本的反复交涉,以及慑于中国人民愈发高涨的反日情绪,日本政府不得不于11月6日决定撤兵,但不甘心的日本军部故意拖延,只是陆续的往回撤兵,直到1921年5月,剩余的入侵日军才被迫从延边撤回朝鲜。但是,日本军方却在延边地区各县增派了日本警察。对此,软弱的中国军阀政府采取了“完全默认”的态度。刚给井上俊一针灸完毕的关英知道此消息忍不住大骂中央政府的无能和日本人的无耻,让面前的井上俊一尴尬不已,弄得一旁的赵传喜不知道该劝谁,只好偷偷溜出门外。

    六月,经过半年多的调理和休养,按关英的说法:井上俊一从孱弱不堪又变成了生猛的牤牛犊子。半年多来,听了那么多充满血腥和悲愤的消息,见了那么多以前没见过的血腥场面,关英的心里对日本人的恨意越来越强烈,当然,他所恨的日本人里不包括井上俊一。

    对于关英第一次离家在外过了一个郁闷的春节,还是一个充满动荡和血腥杀戮环境当中的春节,井上俊一尤其过意不去。如果不是自己的原因,关英也不会来珲春,更不会在珲春待这么长时间。如今,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完全全的康复,日本军队好歹是撤回了朝鲜,珲春分社也移交给日本军方变成了一个警察派出所,他也该回老城了。

    对于关英的救命之恩,井上俊一不止一次的表达了谢意,关英则反复强调:我是一个医生,治病救人当属正常的医者之道,何况,你还是我的朋友,那更是责无旁贷。再者,和你保护了一个村落的举动相比,我的功德还是没有你的功德大。我只是救了你一个人,你却是救了几十个人呀!

    这让井上俊一感慨不已!赵传喜能拥有两个这样的朋友在心里也是感到无比自豪自不必说。

    月底,三个人一起回到老城。听佟玉兰讲述了这半年多老城和宽城的情况,关英才知道,老城和宽城的反日宣传和抗议活动都曾进行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甚至,游行的学生在激愤中还一度围住了东市场和巴虎门外的日本人居住区。最后,还是督军府派人劝说才算是平息了学生们的怒火。还有一个消息出乎关英的意料——老城督军孙烈臣调回奉天任副司令,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调到老城任督军,并且,把督军府搬到了宽城。直到第二年关英才明白,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张巡阅使这样安排的用意。

    当晚,井上俊一在赵传喜的陪同下带着两颗长白山野山参来到老宅拜访。一年多没见,井上俊一特意来看望也是让关福康异常高兴。只是,井上俊一不断地哈腰鞠躬依旧是弄得关福康头痛不已。待一大家子吃完饭,井上俊一离开老宅回东关,关福康对儿子抱怨:“这个井上啊,每次唠嗑看他不是点头就是鞠躬的是真累得慌,比我教那几个孙子学中医都累!”

    关英不禁哑然失笑。

    第二天,井上俊一和赵传喜便返回大连。

    虽然孙中山5月5日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6月16日因为陈炯明的叛变,总统府被围攻逃离广州,于8月14日到达上海。但是,地处关外、实际在张作霖统治下的老城似乎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相反,随日军撤出延边地区和督军府搬到宽城,老城的街头巷尾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关英也回到了以往忙碌又充实的生活状态之中。早晨,他教习几个孩子摔跤和近身格斗,白天,和老爹去三宝堂坐诊。从珲春回来以后,尽管在老城没有再听到日本人在东北有什么大动作,但是,他心里却总是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井上俊一曾说过的话也是时常回响在脑海里:自从日本占领朝鲜以后尝到了巨大的甜头,十年来,日本从上到下都已经逐渐失去理智,变得膨胀、癫狂了。他们对中国东北的土地早就馋涎欲滴、觊觎良久,迟早有一天会付诸行动,这一次从朝鲜出兵珲春深入延边地区腹地就是最好的证明。照此发展,中日两国早晚都会陷入苦难之中。

    现在,延边地区虽然是恢复了表面的正常,但是,日本人在延边各县强行驻扎的少量军队还在,增设的警察派出所还在,在南满地区的警备部队还在。要说日本人从此就和东北人民和平相处了,他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

    所以,几个月来,以前不太关注时局的关英变成了时时注意时局的敏感者。就连佟玉兰都对他的变化颇感惊讶。

    除此之外,关英一直没想明白,新任老城督军鲍贵卿为什么要把督军府迁到宽城?

    几个月之后他很快得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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