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意外晋升为校长 由古至今话当官

    当上副校长3年后，我被任命为远洲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说起当官，许多人趋之若鹜。

    中国人为啥喜欢当官

    这是由于学优则仕的儒家传统，当官说明有文化、水平高。古代社会有四个等级的，那就是士农工商，意思就是士人为第一等级，农民，排在第二，劳动者排第三，最次的才是做商人的。这个划分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不合理，但是,在封建社会确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既然经济的根本就是农业，而末微事情才是商业，所以重本抑末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即使是以农业为本，也不能比得上入仕，所以也不奇怪古人为什么喜欢入仕为官了。古代的书生都是有四个人生阶段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阶段就是治国平天下，而除了生来是帝王之家，一般人那也就只能入朝为官了。而自从隋末创建科举制度以来，通过考试在朝堂之上谋得一官半职，就成为了治国的唯一途径。所以，为了这样一个远大的人生理想，很多有志之士选择入仕为官。当官权利大，有限监督少，隐形福利多，可以调配各种资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社会媚官媚权思想严重，更加促使官僚形成强烈的自我成就感，没当官的想当官，当小官的想当大官。

    古代官僚体系一直以来都是社会运作的中心，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其他社会群体很难与之抗衡，只能围绕其生存。大小是个官，强似卖水烟。再有钱也不如有权的，哪怕只是一个芝麻小官也能用权力治你服服帖帖。没有安全感的其他群体要么依附权力生存，要么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古人还认为：第一，当官能光宗耀祖，落得好名声。何谓光宗耀祖？说白了，一句话就是要出人头地；第二，当官能发财，荫泽后世。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第三，当官能高高在上，享受特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文人学士讲究进仕，把出将进相作为最高目标。

    在现代社会，我当然知道官场的所谓潜规则：所谓要主动，不要等着领导来了解你，要主动接触领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领导，才能不断进步；要把自己的人弄得多多的，要把对手整得少少的，这就是“政治家”；酒风看作风，牌品看人品，这是官场老手观察干部的可靠窗口，事实证明，酒桌和牌桌上确实能体现一个为官者的“真性情”；活动了，有可能一无所获，这是机会成本；不活动，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也符合经济学原理；一直提拔不上去的原因，往往有三大主因：一不送，二不拍，三不吹；不跑不送，原地不动……

    而我就是一个不跑不送的人。从大学毕业前到现在，我一直是这样，没有改变，也不愿去改变。

    这是出于知识分子的清高也好，由于从小形成的秉性也罢，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

    《易经系辞》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这也正是我的座右铭。

    我的处世哲学是：不管外界如何变化，我认定的事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到底。

    也许有人会说，我有个当副省长的弟弟，有背景，当上校长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足为奇。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是那样，我就不成其为我了。

    我从来没有向远洲大学的任何人，包括贺红旗提过木树干的事。

    也就是说，我在远洲大学的同事中，没人知道我有个当副省长的弟弟。

    木树干也从来没有分管过教育。

    我担任副校长不久，木树干跟我见面时，曾经主动提出过我晋升的话题。

    “哥，需不需要我跟主抓教育口的李副省长打个招呼，再提拔提拔你？”

    “不要，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做。我几斤几两，自己最清楚。我不适合在官场上混。”

    “你都当上大学的副校长了，可以再进一步，把副字去掉嘛。”

    “不去掉最好。我还是热衷于搞我的学问。我不喜欢跟领导走太近，不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不会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不会花言巧语、见啥人说啥话，不会耍手段、玩心眼。我这个人书生气太浓，眼里揉不得沙子，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个性太强，认死理。这些都是官场大忌。我就不是当官的料。你不用管我的事。”

    “你这样的人就是不多见。”

    “是呀，我其实蛮笨，蛮死板，不会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从小就没有你脑子灵活。所以，我在官场就很累。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我明显区别于一般人的地方。”

    “啥问题？”

    “因为我与咱爸的关系，导致我抗上，或者说犯上。极少会有领导喜欢我这样的人。你明白吗？”

    “噢。那我呢？”木树干问。

    “你跟我完全不一样。咱爸虽然也打骂你，但是，总体上，他还是偏爱你的。这样，你走上社会后，就不存在抗上、犯上的问题。这一点我看得蛮清楚。”

    “我倒没有意识到。”

    “这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哥，你是个有思想的人，这方面我不如你。”

    “一般来说，从小受父母尤其是父亲宠爱的人，在职场也会被上司喜欢。反之，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从小不被父亲待见，在工作中，也不会被领导待见。在这方面，树干，你就比我幸运得多。”

    “喔。”

    “所以，我有自知之明。人不是谁想干啥就能干啥的。一个人的家庭环境、父母对他的态度、经历、性格等，就决定了他适合干啥，不适合干啥。”

    “你说的有道理。”

    “我喜欢静，不喜欢乱。对我来说，搞学术研究可能如鱼得水，当官就勉为其难。不是有一句流行的话吗？在职场，工作好做，关系难处。”

    “嗯，是的。”

    “李鸿章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晚清御史俾寿说：‘东西各国惮于做官，乐于行商，以行商有自然之权利，而做官实责任之无穷。中国人民乐于做官，惮于行商，以做官有权力之无穷，行商多剥夺之顾忌也。’我就是太不中用了，因为我不会为自己打算。我说了这么多，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懂了，哥。”

    “咱俩虽然是同胞兄弟，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不同之处更多。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人生。有些事能帮，有些事却是帮不了的。好了，不多说了，你明白就好。”

    “呵呵…… ”

    我之所以能当上副校长、校长，是因为遇到了伯乐，完全得益于贺红旗的举荐。

    贺红旗在退下来后，仍然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影响力，到上级部门及有关领导那里，不停地为我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