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妈妈生病，我又上班

    1989年2月18号星期六

    妈昨晚就牙紧、脖子硬。

    前院大夫说是睡过敏了。杨大夫是说面部神经麻痹，针针灸了一通反而更重了。

    爸又不在家，我找前院双来二叔，请他开蚂蚱车到县医院给妈看病。

    我也跟着去了。到虎庄，一个杨家的大夫说我妈是脑神经衰弱，上大石桥用电针过一过就好。

    到了大石桥医院，医生却不能确诊，只让住院。

    妈让我找大敏姐来。

    我找了一大圈，只看到大嫂子，她借了车子让我骑。

    我返回医院门口，双来叔和妈都不见了。

    我以为妈去了夏屯大姨家，到了那儿也没有。

    大姨、大姨夫、大杰哥、二辉哥正在搓麻将。

    我吃了点饭，和大杰哥一道回来。

    他载我到了大敏姐家，又叫了大姐夫上县医院。

    双来叔在大门口等呢。

    我们知道了妈住在内二九号，就上去看。

    我拿了双来叔的手套送还他，并和他一道回家，路上爸来了。

    到了家，乐福大叔在，三大伯、大伯、大娘也来看看。

    他们走后，我吃些饭就上炕写日记。

    今夜没电，是秉烛而写。

    翻了翻《草本2》，我没心情写什么了。

    1989年2月19号星期日

    昨夜里梦中全是妈妈的影子，有一次她康复回来了。

    早晨起来，日朗天晴。

    妈妈一定会平安归来。

    等我忙完上炕，已经快九点了。过一些时候，作佳从奶家回来。

    我把作军的名字改成作君之后，二弟作家也改作家为作佳。

    中午，爸回来，说妈没事了，明天出院。

    我写《草本2》也格外愉快。写到晚上，已写完《石面的传说》、《目录》。

    1989年2月20号星期一

    今天，我和爸上桥接妈，妈已好了。

    医生说还要观察两天，我们便回来。

    我到景波家，他在编《草本4》。

    我们谈了一阵，他要些诗稿，我答应晚上送两份来。

    回到家就开始修理坏了的帘子。

    一直到晚上，我给景波送一首《太阳的一天》、《离别》，再回到家。

    1989年2月21号星期二

    我来到二姨家，问我上班的事。

    二姨说工厂是分水炼钢厂。

    我来到奶奶家，老姑在这儿和奶奶打牌。

    我坐了一会儿，说要去分水。

    奶奶说如果不上班让我再回来。我没法拒绝，奶奶的语气，很亲切、很挚爱。

    党厂长说：“你明天来上班吧。”

    于是，我返回奶奶家。

    过了中午，我享享受受地往东沟走。

    我看见了孙波，他喊远远的亮叔。

    我和亮叔一起到孙波家，哑大在家。

    他是个好的没法说的老人，一切不公平对待他的人都将得到惩罚。

    亮叔要背地瓜秧喂牛，我站了一会儿就回到奶家。

    不一会儿，土台子四舅爷来了。

    金珠说老姑夫和小琳都病了。老姑急着回家，我送她们回家，一路抱着金赞。

    老姑夫病的很重，我坐了一会儿，吃一碗挂面就返回奶奶家。

    等老叔卖地瓜回来，我、奶家、舅爷、老叔一起用了晚饭：鱼、鸡、酸菜肉。

    天黑了，爷爷还没回来。

    我到二姨家，洪庆二哥上鞍山没回来。

    二姨、二姨夫、秀芹姐在家。

    我坐了一会儿回到奶家，脚跟脚的爷爷也回来了。

    舅爷借了三千五百元钱，连夜回去。

    因为没有什么好电视剧，我也没看，奶奶就闭了电视。

    1989年2月22号星期三

    一早，我吃了两小碗米饭、两个饺子。

    来到炼钢厂，烤了一会儿炉子。

    职工渐渐来到，都进厂房干活。

    我先干点零活，厂长来后分配我和沙。

    我和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一个年岁相仿的青年一起干的。

    活不算很累，就是灰尘呛

    人。

    中午，洪庆二哥领我下饭馆，二碗米饭，一盘干豆腐炒肉。

    晚上，很早完活儿，我骑车回家。妈还没回来。

    1989年2月23号星期四

    要不是顶风，下班后真上桥接妈。

    一路到家，妈已回来了，并买了一台自行车。一切一切，都很好。

    晚上看了《戏剧百花》和一集《星星知我心》。

    1989年2月24号星期五

    晌午在工厂里吃完饭，照例去散步。到分水车站、市场走走。

    下班后路过虎庄，到二姑家看看，她一人在家。

    我吃了一个苹果，又装了几个，在路上含了三块糖。

    这一天很充实，但在文学方面就很空虚了。

    这也是奶奶、二姨，洪庆二哥让我干工作的意图之一。

    但在文学方面，我永远是拥有者。

    晚间，我跑步到景波家，他在做《草本4》的封面。

    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关于文学社的事，苦恼与无奈与交织。

    景波今夜给我一个评价是：

    得而不喜

    失而不忧

    在事业上、生活上，许多得与不得划等号，但文学社哪怕有一点进步，我也会为之默默欢喜。

    我有时想象我疯了，一晃到了七，八十岁，嘴里念叨的还是：“分水岭文学社、分水岭文学社。”

    一群年青的文学者扶着颤抖的我，来到一个高耸的洁白大厦门前。

    一个人说：“孙老，您安心吧，您好好看看，这就是您少年时苦心开拓文学社的成果，现在立足辽宁，俯视全国，在世界上都有名呢。”

    我的眼里滚出两行浑浊的老泪，扑地大哭，然后死了。

    晚上，彩电演《一剪梅》

    黑白电视演《星星知我心》。

    1989年2月25号星期六

    上了一天班，厂长在午后告诉我，明天我去和一个老师傅，三个姑娘打信子。

    我想和沙才四元钱一天，够损了吧？如果打信子一天三元钱，我还干个什么劲儿？

    所以，我下班后就到了二姨家，和二姨，洪庆二哥谈。

    二哥保证我一天不能只赚三元钱。

    秀芹姐回来后，一起用了晚饭。

    其后天色黑了，我离开二姨家，不想这么远回韩家去。就去了奶奶家。

    1989年2月26号星期日

    我带好饭盒，来到铸钢厂。

    工作的时候，停电了。

    厂长宣布放假，我回到家，努力想写《苦命媳妇》，但终于放弃了。

    《芷石兰》也没有抄，就给景波送去了。

    他在画漫画，我们谈至中午，我知道昨天周雨红来过了，留下几份稿子，带走一些书。

    我拿了她的几份稿子回来编辑《草本5》。

    说实话，她这几份稿子很学生化，我给适当地改一改。

    这也许是她很早期的作品吧？

    其实我也是的，有什么资格给人家乱改稿子？春波又做别论，他和我交好，而且对这方面马马虎虎不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