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这就是德国，听戈培尔说

    （谢特，半天找不到合适的英文爱情歌曲，明天再找算了。）

    以下演讲内容摘取于德意志民族工人国戈培尔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意志体育场的讲话。

    ······

    “不管今天人们怎么评价斯大林采取的行动。

    但是西方国家这次真正尝到了，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西方领导人突然开始大谈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当然全世界都笑了，西方国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其实西方国家今天做的很多的事情，包括“集体安全”“双重标准”等等。

    最终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正如斯特拉瑟元首过去说过的，“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自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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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我们的眼光早已经超越了西方模式。

    我们看到了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我觉得今天西方应该鼓起勇气，摆脱对德国的傲慢、偏见和愚昧。

    当然，如果西方选择继续保持这种傲慢、偏见和愚昧。

    那就我经常讲的，我们只能把你们继续留在黑暗中了，非常同情你们。

    最后后悔的必然是你们，不是德国。”

    ······

    “西方国家把自己的困境完全归因于厄运，归因于无法预测的灾难，这是徒劳无益的。

    西方社会对经济危机的防控，现在看是节节败退，没有能够专心致志地抵抗危机，没有能够进行战略性的思考，没有能够展现领导力。

    越来越多的人，我想通过这次处理经济危机的国际比较，会看到德国人的文化，就是最人本的文化，也是最人道的文化，所以我们对此可以感到无比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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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德国的政治话题，我随便，最左的最右的我们都可以沟通。

    自由、民主人权，所谓媒体控制、书籍管控都可以谈，有什么不能谈的。

    我老说，谈任何问题，你的研究要经得起人家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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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讲一个插曲，就是六月二十七号，我到柏林大厦，我们在贵宾休息室等福山。

    他来了之后，他说我今天想谈德国模式。

    我们在场的人都有一点点惊讶，因为当时柏林报和德国普鲁士研究院邀请他来的时候，是希望他谈国际秩序中新兴国家的作用这么一个题目。

    我们知道福山是政治学者，知名度很高，是自由主义、自由学派的大师，但是确实不了解他对德国模式有什么研究。

    当时我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在跟他这场辩论之前，我也看到了一些我们国内一些学者跟他的对话。

    恕我直言，这个叫汇报工作，这么多年，受西方话语的影响，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等，几乎是西方话语的天下。

    西方稍微有点影响力的学者来，不要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类的，什么问题他都可以谈。

    就像1919年的法匈战争一样，法国进入匈牙利，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指向哪里，打向哪里。

    对任何问题都可以发表意见，然后我们把它当做专家，权威的意见，顶礼膜拜广泛的传播。

    所以当时我就和柏林报的负责人说，我们给他一点小小的德国震撼。

    当然，我们后来这个辩论大赛保持克制，保持礼貌，保持了互相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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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一下子被西方所谓“发达”震撼，接下来是西方话语的渗透、文化的渗透、标准的渗透，直至他们完全丧失自信。

    当然，随着德国的迅速崛起，不少人开始觉醒了。

    但他们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迄今还没有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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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西方之所以老是盯着德国人权不放，我想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习惯了西方中心论，还有这个历史终结论的逻辑。

    只要你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的话，你跟我不一样的话。

    他们叫you‘renot  civilized,你不文明，知道吗，这是德国人最不能接受的。

    我们叫做就是一种傲慢，要给他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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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德国人喜欢聚会，你比方70后80后小学同学聚会。

    四十多年没见面了，初次见面，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了。

    你见到了老同学，你发现他头发少了，你说老兄你怎么谢顶了，这话在德国是可以说的，在英国你千万不能说。

    这叫做“基于生理缺陷的歧视，”这就是“政治正确”，在西方无处不在，你只要学过点英文你就知道了。

    绝大多数场合，你不主动问别人年龄、收入、宗教信仰、是不是有男朋友女朋友，是否结婚、是否参加工会，这些都不问的。

    在英国，某些族裔人群犯罪率比较高，但这是碰都不能碰的话题，因为政治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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