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17章 北大荒匪事4

    其实，这回就是解放军拿飞机来“逗”他的。那架故意涂上国民党标志的飞机是我合江军区的。1946年，我军刚刚组建了东北航空学校，校址就设在勃利县，飞机是日军丢在东北各机场的旧飞机。我合江军区利用手头掌握的飞机，大胆地设计了诱敌集合实施轰炸的战术。同时，我军地面部队密秘开进，一旦土匪挨炸，即对其实施突袭。

    5月7日，天空晴朗，我军两架飞机装上炸弹和宣传单，升上蓝天。升空半小时后，有一架飞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掉入山谷，另一架飞机独自飞向刁翎。此时，1000多名土匪和300多名当地老百姓列队站在机场边迎候。张黑子和其他土匪头子们穿戴整齐，仰望天空，等待国民党中央大员的到来。一会儿，天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一架银色飞机出现在蓝天上，许多土匪欢呼起来。张黑子心头一阵激动，飞机果然来了，只来了一架，不可能是共军的。如果共军来轰炸，绝不会只来一架飞机。张黑子长长舒出一口气，也招起手臂朝天空挥舞……

    这时我飞行员在空中看到了土匪队伍旁边站立着的老百姓，如果扔下炸弹，肯定会伤害无辜群众。于是他决定不扔炸弹了，只用机枪扫射土匪。主意拿定，他拉下机头朝下俯冲，随即拉动机枪枪机，子弹成串扫向土匪队伍。排列整齐的队伍顿时炸了营，一些土匪当即倒下了。张黑子初见飞机下降，还高兴地直朝机舱内张望，想看看熊式辉的人影。没想到飞机喷吐出火舌，子弹差点儿扫到他。他猛然清醒过来，跳着脚骂道:“妈个蛋的，上了的当了，快撤，快撤！”

    这时镇外的枪声大作，我围剿大军冲进镇来。张黑子急忙上马，慌得上了两次都没上去，第三次在警卫员的帮助下，才爬上马背。土匪大队蹿出东门，又中了我军的埋伏，只好掉头朝河边跑。张黑子的马快，冲出了包围圈儿，逃进深山老林里了。

    张黑子逃到深山老林后，与另外三大“旗杆”失去了联系。谢文东被解放军捕获的消息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还派副总指挥车理珩去找谢文东。车理珩不但没见到谢文东，自己也被解放军抓住了。在我军的政策攻心下，车理珩答应带领我军进山捉拿张黑子。贺晋年将这项艰巨任务交给了机智果敢的8团5连2排长刘书颜。

    刘书颜带领30多人，化装成土匪，带着车理珩在深山老林里一口气走了140里，找到张黑子藏身的窝棚时，却没有发现人影。刘书颜带领战士们继续追击，又一口气跑了60多里，发现前方一个窝棚的烟筒里冒着烟雾，战士们立即包围了窝棚。一会儿，从窝棚里走出十几个匪徒，见刘排长一行都是土匪打扮，并没太在意，走过来问道:“你们是哪个绺子的？”刘排长回答道:“我们是谢文东手下的。”对方又问:“山外头咋样？”刘排长道:“紧着哩，共军到处都设了卡子。”“那你们到这儿来干啥？”“谢司令让我找张司令联系，想到这边背背风。”刘排长接着问:“张司令在哪儿？”土匪们应道:“在窝棚里躺着呢！”刘排长见时机已到，手一挥，战士们一拥而上，将面前这十几个土匪缴了械。

    刘排长立即冲到窝棚前拉开了门，见炕上躺着一个人。刘排长喊了一声:“张总指挥，有人找你。”张黑子慢腾腾地坐起，懒洋洋地走出门来，朝外一瞅，见一群持枪的陌生人怒目而视，便知道难以逃脱了，故作镇静地说道:“我的运气不好，你们运气好！”便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1946年12月15日，数万名群众在刁翎举行公审大会，审判土匪头子张黑子。愤怒的群众一面历数张黑子犯下的滔天罪行，一面用棒子打他的头。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专程赶来拍下了这一历史境头。

    李华堂，绰号“李老呔”，1886年生于河北滦县。早年曾与陈东山活动在完达山的挠力沟一带，报号“北平”，后与陈东山一起投靠到李杜部——吉林自卫军，在陈东山的九十六团任一营营长。

    “九·一八”事变后，李华堂在李杜率部退守依兰时，驻防刁翎。于1932年8月在小土城子一带收拢了地方的大排队和部分山林队，组成了“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李华堂任支队长。初建有700余人，主要活动在汤旺河一带。1935年，李华堂支队得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扶持，部队有较大的发展，转战于勃利、依兰、方正等县。1936年1月，李华堂支队被东北抗日联军总部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九军，李华堂任军长。1939年2月，日军进犯方正县，在陈家子的战斗中李华堂负伤，在送往西风沟密营养伤的途中，被日军俘虏，投降叛变，充当日本特务，残害许多抗日志士及家属，曾为日军辨认过抗日将领赵尚志的遗体。

    1945年日寇投降后，李华堂和张文（李匪部的参谋长）在依兰县的土城子、达连河、五家屯一带组织了1000人的队伍，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反对苏联红军。在苏联红军撤走时，抢夺占领了依兰、方正两县的县城，投靠了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

    1946年10月，各股土匪的主力被合江、牡丹江军区部队和三五九旅部队的连续打击，已溃不成军，土崩瓦解。四大匪首纠集残匪遁入深山老林，妄图长期潜伏，以待国民党到来时东山再起。

    李华堂率其残部于10月22日钻进黑瞎子沟，向西逃遁。想凭借其险峻地理环境做最后的挣扎。据此，贺晋年司令员分析了李匪善于避实就虚的特点，认为李匪进山是假，而从南面的莲花泡一带出山是真。于是，剿匪部队决定沿牡丹江岸向南清剿，在土匪可能出山的地方阻击歼灭。并决定依兰县独立团副政委李国秀率领一营守住黑瞎子沟口，以防李匪率部回蹿。

    贺司令率骑兵大队沿牡丹江向南挺进。当部队进入四道河子村时，见乡亲们神色恐慌，各家各户的东西被翻腾得满院都是，乱七八糟的。经了解，原来是遭受土匪洗劫，刚刚向西山沟逃走。贺司令员立即率队向西山沟追去。当追至沟里一个小山包时，遭到土匪的劫击，战士们迅速将山头包围，激战中毙匪十余名，俘匪十余名。经审讯得知，这股土匪是张雨新匪部的杜芳庭团，匪团长杜芳庭已带几名随从逃走。

    下午，骑兵大队到达三道通。这是牡丹江西岸一个较大的集镇，有商号和店铺，比较繁华。当时三道通分西三道通（现三道通）和东三道通（现江东村），两村隔江相望，往来全靠摆渡。当骑兵大队到达渡口时，江边一片沉寂，渡船踪影皆无。据乡亲们说，渡船早让匪徒给毁坏了。

    侦察员找来两位渔民，贺司令员忙询问哪个地方可以涉水渡江？渔民将他领到下游一个似小瀑布的地方，指着江心说:“这儿只有两米来深，但水流太急，骑马过江必须走正，稍一偏离就会被水冲进旋涡里，那就危险了。”

    贺司令带领战士们成功地涉渡到东岸，在江边燃起篝火烤干了衣服，又继续前进。刚走不远，就听到从石砬子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果然是李华堂想把合江军区部队诱进深山老林，好金蝉脱壳。他见合江军区部队没有上当，便慌忙择山路欲向南逃窜，但没想到又遇到牡丹江军区部队的拦截。李华堂犹如笼中困兽，拼命想吃掉拦截他的这个营。他派出一百多个匪徒到东江湾的山头，阻挡合江军区骑兵大队的追击。尔后，便亲自带领几百个匪徒向牡丹江军区的这个营扑去。在石砬子和莲花泡、三间房，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合江军区骑兵大队听到枪声后，加快了行军速度，队伍像一支利剑沿着牡丹江东岸向前飞驰。当部队行至江湾附近的山崖下，遭到李华堂派出的股匪的疯狂阻击，匪徒们想凭借地理优势将骑兵大队赶入江中。贺司令员果断地命令:“司令部的人员和警卫排就地进行掩护，骑兵大队从左侧迂回到敌后，占领那个山头！”他用手指着敌左翼的山峰说:“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我们两面夹击敌人！”

    骑兵大队很快占领了那个山峰，从侧翼向敌发起猛攻，毙匪十余名。匪徒们见势不妙，仓惶逃跑。正在指挥顽抗的匪首李华堂，见合江军区骑兵大队奔驰而来，不敢再战，便让匪徒们在山上燃起三堆狼烟（土匪的撤退信号），匪队便向木兰集逃去。洗劫木兰集后，从东山沟翻跃大岭逃往寒葱河屯去了。

    合江军区骑兵大队与牡丹江军区十四团一营胜利会师了。接着，三五九旅的骑兵团也赶到那里。三支队伍会合后，力量大增，对彻底消灭李华堂帮匪更充满了信心。

    次日拂晓，部队到了寒葱河屯的南山上。向屯里望去，见十几户人家的炊烟升起，屯前的草甸子里有匪兵遛马。“追上了！追上了！”战士们兴奋地议论着，振奋的情绪驱散了一夜的劳困。贺司令员与谭友林副旅长立即进行战斗部署，亲自率领部队向敌侧翼迂回、包抄过去。天亮时，部队还没将土匪完全包围，便被敌暗哨发现。三声枪响，惊醒了匪徒的美梦，晕头转向，四处逃散。合江军区部队追击一阵子，毙匪二十余名。狡黠的李华堂想把合江军区的部队引开，便指使匪徒们向莲花泡方向逃去，自己带亲信却向刁翎方向蹿逃。

    合江军区部队经过一天的山地行军，半夜时分到了东莲花泡（现莲花村）。可是，匪徒们在抢劫后，已于下午渡江逃往西莲花泡（现江西村）去了。恰好，三五九旅七十一团也赶到那里。两支队伍会合后，决定拂晓时再次渡江。时值11月上旬，气温已降至零下十几度，江水夹杂着冰块，寒彻刺骨。队伍涉江后，被凛冽的北风一吹，竟变成了冰人冰马。

    “身披银甲”的队伍进入西莲花泡，捉住了几个土匪。审讯得知，被追剿的土匪已逃进山里。附近仍藏匿着张雨新及其残部，还有被牡丹江军区追剿的谢文东及其残部。

    李华堂自从寒葱河漏网之后，带着百余名匪徒向黑背逃蹿。途中又纠集了张雨新匪部的王德平团，乌合之众达三百多人，流窜到依兰县三道岗、飘荡河一带骚扰。被依兰县独立团痛击后，又狼狈蹿向刁翎附近山区藏匿。

    狡猾的李华堂为缩小目标，活动灵便，把匪徒分成许多小股，让其分散行动。而他只带几十名骑匪，以躲闪战术流窜，出没在山林村屯之间，烧杀抢掠，在群山林海间与剿匪部队周旋。

    1946年12月上旬，藏匿在牡丹江下游西岸的土匪已基本被剿灭，剿匪部队继续追剿逃跑到牡丹江东岸的李华堂部残匪。剿匪部队昼夜兼程，穷追猛打，匪徒被追打急于奔走逃命， 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当三五九旅的骑兵团向土城子追击时，只剩下18名骑匪的李华堂，又拼命向大盘道方向逃去。途中与合江军区的部队相遇，李华堂对残部说:“别打枪，你们见到他们就投降，我得先走了。”

    下午，李华堂单人匹马地向刁翎溜去。路上被一个农民发现，立即报告给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司令部。值班参谋接到报告，立即派4名骑兵通讯员往刁翎方向追去。紧靠团部驻地的一连战士们，刚搜山回来端碗吃饭，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放下饭碗随后追去。

    大盘道附近的山岭尽是灌木丛林，李华堂在山边的小道上狼狈地奔逃着。七一八团参谋等人在后面紧紧地追赶。李华堂却故作镇静地放慢脚步，一声不响地向前走着。七一八团的两名骑兵通信员从山下的草甸子迂回到李华堂的前面，大喊一声:“站住！”李华堂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一手提着王八撸子，一手提着驳壳枪，抬手“叭叭”两枪。两名通讯员被打伤，掉下马来。与此同时，七一八团参谋对准李华堂“叭”地一枪，击中了李华堂的下巴。两名负伤的通讯员趴在地上也向李华堂射击，同时扔出一颗手榴弹，炸伤李华堂的右臂。此时一连的战士们也赶到了。大家一齐动手，把李华堂捆绑起来，押解到马桥屯。又在屯里找到一辆花轱辘马车，将李华堂捆绑在车上，往刁翎押送。

    不料车一出屯子马就毛了。车老板和押送的战士都跳下车，后面押送的骑兵战士催马紧追。惊马将车拖出二里多路，到岭下时翻了车，将李华堂压在车下。骑兵战士追到跟前，把压在车下的李华堂弄出来一看，这个恶贯满盈，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匪首已气绝身亡。李华堂就这样完蛋了，乡亲们无不拍手称快，互传喜讯。

    1946年底，合江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了突出战绩。“四大旗杆”中的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先后被三五九旅和合江军区部队俘获，并公审，但余部残匪仍然十分猖獗。为彻底消灭这些残匪，元旦过后，各剿匪部队又开始了对“四大旗杆”中的最后一个顽匪——孙荣久股匪的清剿。

    孙荣久，匪号孙访友，是合江一带有名的惯匪。他17岁就当土匪。“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残害我抗日志士。“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又乘机拉起队伍，自立为头目。

    1947年1月，三五九旅骑兵团在消灭李华堂股匪后，调到勃利一带追歼孙荣久。在剿匪部队的连续打击下，孙荣久部残匪大部溃散潜逃，只剩下百余骑兵。为摆脱三五九旅骑兵团的追击，狡猾的孙荣久将余匪化整为零，只带着副官彭治彬和一个贴身警卫员向桦南县阎家区一带逃窜。三五九旅骑兵团立即与勃利县委取得联系，要求协助活捉孙匪。勃利县委书记陈郁立即令勃利、桦南的两个县大队各派两个排，拂晓前分别赶到青龙桥和马家街堵截。桦南县长张立克接到命令，随即带两个排向马家街进发，但孙匪已从青龙桥溜进深山。

    在离马家街百余里的深山密林中，有一个十分隐蔽的石洞，是土匪的一个联络点，里面储存着食物及用品。孙荣久等3人一口气逃到那里，见追兵已被甩掉，孙荣久仰天舒了一口长气，卸了鞍、给马喂上草，便开始做饭。饭后，孙荣久对彭治彬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哇，这个联络点有吃有喝，又没几个人知道，咱们先好好睡上几天觉，稳稳神，日后再做出山的打算。”

    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洞里的粮食越来越少，山外围剿的风声越来越紧，孙荣久有些犯愁了。无奈，只好杀了一匹马。只剩三条马腿时，便被迫下山抢粮食，被当地自卫队打了回去。回洞后，仅剩的马腿也被野兽叼走了。孙荣久孤注一掷，派警卫员下山。一是弄点吃的，二是想法打进工作团内部，以便打探消息，里应外合。原来，孙匪在前几天下山时，无意中发现，他的百余被俘部下都押在马家街，便预谋策反，重振旗鼓。

    孙荣久的警卫员走后，孙荣久对彭治彬说:“这里我们不能呆了，得换个地方。”“上哪去？”彭治彬问。老奸巨滑的孙荣久冷笑道:“上猴石山，一旦这小子出了漏子，我俩好有个回旋余地。”

    孙荣久的警卫员叫小叶子，他到了马家街后，马上找到了工作团，交出了所带的两支驳壳枪和五十发子弹，以及骑来的一匹快马，然后用花言巧语骗取了工作团的信任。

    3月21日，焦急而恐慌地等待着小叶子的孙荣久、彭治彬，在联络地点不见小叶子回来，就再也沉不住气了，冒着风险下了山。二匪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趁着天黑偷偷地摸进马家街，钻进了村东头的老王家。

    老王家只有60多岁的老两口子和一个12岁的孙子，孙荣久对此了如指掌。见到老王头儿，孙荣久劈头便问:“你们这里住着什么部队？”老王头儿先是一愣，随后镇静下来，慢慢回答说:“是桦南县公安大队的。”“有多少人？”彭治彬紧接着问:“两个排，还押着九十多个俘虏。”老王头儿边说边用脚暗暗地碰他的孙子。“我要拉屎去！”小孙子嚷着。“拉屎就拉屎，喊什么，快去吧！”小孙子推门一直朝村西头跑去。

    当时，桦南县大队的两个排押着孙匪90余部下住在马家街的西头。从村东到村西约有 200多米，老王头儿的孙子气喘吁吁地跑到村西头，找到县大队的领导说明了情况。两排人立即把住各路口，然后冲进老王家，但孙荣久已经溜了。原来，奸诈多疑的孙荣久见小孩一走，便觉得有些不妙。为防万一，他和彭治彬很快溜出王家，县大队的两个排扑了个空。贫苦出身的老王头儿为此深感遗憾，在县大队要走的时候，他拉住赖指导员的手说:“我这一辈子吃了土匪许多苦头，是翻身解放才有了今天，多亏了共产党和你们工作团。我再三寻思，有件事该跟你们说。你们那里的小叶子是个两头蛇，他当过孙荣久的保镖，过去来过我这儿，我认识他。这次孙荣久还打听他，好像要找到他。小叶子知道我了解他的底细，前几天还跑来吓唬我，让我小心脑袋，别忘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老王头儿的话，一下子提醒了赖指导员。小叶子到工作团已经半个多月，声称知道孙荣久埋下的枪弹，可几次领着工作团的同志去挖，却连个子弹壳也没挖着。根据老王头儿的反映和小叶子的平时表现，赖指导员决定向工作团反映情况，建议对他进行审查。

    当天下午，小叶子来到住处没等坐稳，王排副就历声喝道:“小叶子，你别装蒜了！孙荣久的保镖你也该当到时候了！”小叶子一看事情已经败露，便哭丧着脸说:“饶了我吧，我都告诉你们。是孙荣久派我来假投降的。让我做内应，和你们看押的俘虏取得联系，等待时机，把你们和工作团一网打尽。”

    对小叶子审讯后，工作团掌握了孙荣久经常活动的几个秘密联络点。3月26日早，县大队派出12人押着小叶子，分别坐三辆马车向猴石山进发。时近中午，指导员赖庆桐问小叶子:“还有多远？”小叶子说:“没有多远了，可能还有20里路。”赖指导员想了想，便让马车停下来。大家吃完饭后，便押着小叶子顺崎岖小路上山。为了安全起见，他派了两名哨兵，与小分队保持距离前进。走了大约2里多路，突然发现一行脚印。脚印两旁的雪地上还有个小洞眼，这分明是拄的棍子戳出来的。左边的洞眼小些，是一根小圆棍扎出来的，右边的洞眼大些，每个洞眼都留一个圆圆的小雪橛，这说明是空心棍儿扎出来的。一个人怎么能拄两根棍子走路呢？而且在两根棍的支撑下，脚窝还陷得那么深？再仔细看，脚窝里留下的鞋印也是两个，一个是新胶鞋踩出来的，鞋印新，痕迹深；一个是旧胶鞋踩出来的，鞋印平，痕迹浅。两个不同的鞋印重合在一起，伪装成一个人的。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赖指导员命令两名尖兵:“保持高度警惕，注意隐蔽身体，继续向前侦察，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尖兵沿着那行奇怪的脚印出发了。大约走了一里多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尖兵发现了一个新情况:一行脚印变成两行。一行是新胶鞋印，一行是旧胶鞋印。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过了十字路口，两行脚印又变成了一行，直向一个山坳伸去，大家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快步搜索前进。

    约摸又走了一里多路，见山腰上有个废炭窑。原来的那行脚印突然变成乱七八糟的一片，使人很难辨别原来的走向。而那炭窑跟前，脚印又一个也没有了。仔细辩认，在水塘边的雪地上，发现有泼洒的淘米水和一个圆形的锅底印。炭印里黑白分明的程度，证明这里最近有人活动。赖指导员断定这废炭窑可能就是土匪的巢穴。杂乱无章的脚印，就是他们在门前摆的迷魂阵。赖指导员立即命令:“停止前进，准备战斗！”

    此时，窑内没有一点儿动静。赖指导员迅速布置了战斗任务，派通讯员看好小叶子，派三名战士原地警戒，阻止敌人援兵。派五名战士绕到窑后，切断匪徒退路。没有命令不许随便开枪。

    任务布置完后，战士们开始分头行动，赖指导员爬到离炭窑最后的一棵树桩后隐蔽起来。这一切都是悄然无声进行的，但接连两天的急行军和寒冷的气候使赖指导员的嗓子难忍地发痒，禁不住地咳嗽起来。“啪”，一声枪响，子弹在他身边呼啸而过。赖指导员应声向窑里回了一枪，接着双方对射起来了。

    原来，废炭窑里的人正是匪首孙荣久和副官彭治彬。他俩刚从勃利一带流窜回来，正躺在炕上睡觉。听到赖指导员的咳嗽声，孙荣久“腾”地跳起来，马上朝响动处打了一枪。赖指导员回的那一枪，刚好在他的脸边擦过。孙荣久自言自语道:“外面的人有两下子，枪法不错！”接着，他和彭治彬向外开枪。

    一排排子弹在赖指导员的头上呼啸而过，溅起身边的雪尘，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看了看自己的战友，有些担心，不知窑里有多少土匪，他灵机一动，便大声喊道:“一排包围后山，抓活的；二排到路口警戒，防备敌人援兵；三排把炭窑围起来！”

    一排子弹又打过来，赖指导员抬高嗓门:“快把炮架起来，给我轰！”窑后的战士听到他的喊声，立刻甩出两颗手榴弹。随着响声，炭窑门被炸坏，里面的枪声停止了。窑里的人向外喊:“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桦南县公安大队的，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

    里面一阵沉寂，双方在无声地对峙着。

    孙荣久和彭治彬在里面有些绝望了，为了给自己壮胆儿，孙荣久对彭治彬说:“你顶着，我算一卦，看看咱俩的运气。”其实，孙荣久在捣鬼。他算了半天，才对彭治彬说:“今晚 12点咱俩能打出去，老弟，要坚持住！”

    彭治彬听到外面的喊声和“炮”声，不知来了多少人。再加上这几个月的东奔西逃，他早已对孙荣久丧失了信心，就说:“难了，你62岁，我58岁，加在一起就是120岁。他们都是年轻人，两个还没有咱一个岁数大，枪又打得挺准，咱们恐怕插翅也难飞出去了！”说完长叹一声，把枪按在大腿上。“泄气是孬种，挺起来！”孙荣久说着又打出一梭子弹。

    赖指导员听里面半天没动静，突然又打出一梭子弹，就觉得里面可能在商量对策，便对着窑门喊道:“你们不要顽抗了，放聪明点儿，快出来投降吧，还能留条活命！”“投降可以，但要讲条件！”里面大声应道。“没什么条件可讲，你要打，我们陪你打三天三夜！”赖指导员回话后，双方又对射起来。

    听枪声，里面没有更多的人。于是，赖指导员又向里面喊:“你们投降吧，听你们的枪声，顶多是三个人。你们不投降，我们就围着，直到把你们困死。”停了一会儿，里面扔出一支驳壳枪。“不对，你们至少有四支枪！”里面又扔出一支枪。

    这两支枪都是彭治彬的，他扔出枪后对孙荣久说:“司令，咱们不要打了！”孙荣久满脸杀气，默不作声。半天，他慢慢地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就在孙荣久犹豫、彭治彬恐慌的当儿，只见赖指导员“嗖”地跃起，冲进窑内，一脚把孙荣久的手枪踢飞。同时，班长房兴业也带着两名战士冲进来，缴下了孙荣久的另一支手枪。这样，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喊话、对峙、战斗，终于活捉了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孙荣久和他的副官彭治彬。

    孙荣久身材高大，但此时已疲惫不堪。他身上穿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旧的日本军大衣，长长的头发和胡子，一脸的灰尘，看上去活像个老叫花子。当他被押出来后，一看总共才有12个人，便气急败坏地说:“我多少大江大河都过去了，没想到在这小小的河沟里翻了船！”赖指导员一听孙荣久不服气的话，便“哗”地把子弹推上膛，指着孙荣久鼻子气愤地说:“你不服？我可以让你跑出三百米，三枪打不上你，我爬着走！”孙荣久这才低低地垂下头，一步也不敢动。

    这会儿，对孙荣久唯命是从的彭治彬，为争取宽大，指着孙荣久说:“老孙头，把你的委任状拿出来！”孙荣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无可奈何地掀开大衣襟，撕开一个用布缝成的贴衣兜，拿出一块一尺半见方的白绸子委任状。

    此刻是1947年3月26日下午4时30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