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05章 北大荒的历史3

    上京城郊的渤海墓葬反映着明显的阶级差别。贵族石墓座落在城北牡丹江对岸的丘陵，今三灵屯及瓜水崴子一带。平民墓群数百座分布在城西江对岸的大朱屯。三灵屯在上京外城北门外6公里，屯东北岗下有一座大型石墓，四周有许多渤海时期的砖石残片。墓葬占地南北长20米，东西宽14米。墓内结构分前室、主室及墓道三部分。主室南北长4米，东西宽219米，高为09米。墓的四壁全用规整的玄武条石叠砌而成，墓顶盖以巨大板石。墓顶封土已经剥落，其上有经过凿琢的圆形础石4个，证明原来墓上亭楼建筑物。墓石在清末前即以被盗。大朱屯的渤海平民墓一般都十分简陋，以不规整的石块堆叠而成。墓中一般没有遗物，与贵族墓的豪奢和排场迥然不同。在流经上京城的西郊和北郊的牡丹江上，发现有五处渤海桥址，分别座落在上官地、牛场、下官地、胜利屯等处江面。上官地古桥址在外城北门稍偏东北3公里的地方，当地叫“七孔桥”，实为七墩八孔桥。桥址全长160米，现存7个大桥墩，都是用大块熔岩堆砌而成的。桥墩间距7米，原来可能是石墩木桥。其余4座都大体同上官地的桥类似。环绕上京的江段上，五桥依次飞架，足以证明渤海上京居民稠密、水路交通繁盛和地位的重要。

    渤海上京城建筑规划是模仿唐朝长安城的样式套用的。由内城南门通往外城正南门的那条宽敞笔直的大街，宛如长安城的朱雀大街，把外城分为东西两区，区间各有大街小巷相同。外城区是市民百姓居住的地方。东西区设有东西市，为繁华的商业区。内城有官府衙暑连同皇城（紫禁城）内的宫殿，是行使封建统治权力的地方。

    当年的上京城在宫殿、廊坊、门楼、亭阁、寺刹的大屋顶上，铺设光亮的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也有素灰色的普通瓦。高高殿堂屋脊的两端，翘起巨大的五彩缤纷的琉璃兽吻，屋檐上垂挂着美丽匀称的莲瓣纹瓦当，建筑物的墙壁和地面上镶铺着雕有莲花、牡丹花、萱草纹的砖，丹柱粉壁，金壁辉映，显得壮观瑰丽。在建筑艺术上，与唐代长安城内的建筑维妙维肖，几无二致。

    上京龙泉府古城遗址曾遭到破坏和盗掘。日寇侵占我东北期间，在1933——1934年间，先后两次大规模盗掘，破坏很多遗迹，盗走许多珍贵文物。

    解放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非常重视，1961年上京龙泉府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4里路的阿什河西岸，有金朝前期都城会宁府的故址。

    现存金代会宁府城址，保存较好的是南北城墙和皇城内的建筑址。南北二城各为长方形，平面上一纵一横的相互衔接，连为一体。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南城东西长2148米，南北宽1523米。外城（南北城）外围周长为10873米，相当于215里，是当时关东地区最大的城址之一。经800年间的风雨剥蚀，其夯土筑就的城垣仍高达3——4米，基阔7——10米。城墙断面处，夯层痕迹清晰可辨。外墙的外缘，平均每隔70——120米处，就有一个土筑的壁垒（又称马面，是士兵进行守御、瞭望和挽弓射箭的地方），共有82个: 北面14个，东面23个，南面13个，西面32个。今北城东墙有一段被毁。在全城5个城角上，各构筑角楼1座，是城墙上重点防御地带。外城现有城门遗址8处，其中5处附设瓮城，因而形成内外两重城门。瓮城内可以屯住守门兵丁，这种带有瓮城的门，又称瓮门。当地则把它形像地称为转角门或三环套月门。城外及二城间的隔墙南侧有护城壕，至今仍浑如沟壑。当时曾疏引城东的阿什河水来灌济，以增强城防能力。皇城建于南城内偏西处，南北长645米，东西宽500米，面积为322500平方米。城垣今已无存。经探查得知，原墙基阔64米。皇城南面现存两个高大土阜，各高约7米，相互对峙，为当时建阙之所。两个大阜中间有两个小土阜，各高约3米，长满了灌木和野草。这是皇城南门址，大小土阜之间是皇城南门的3条通道，中为正门，两侧为左右1阙门。进皇城南门北行，有依南北向中轴排列的宫殿基排数处，明显地高出周围地面。在前3个殿址的两侧有围廊基址，长约380余米，宽约11米。会宁府城内的地面上散布大量残砖断瓦，尤以皇城内官殿基址为密集。砖瓦大多呈灰色，瓦的内面带有布纹。还发现一些黄绿釉的琉璃瓦和瓦当。会宁府故城内除砖瓦外，最常见为陶器和瓷器的大小碎片。数量最多的是当时的定州窑（今河北曲阳）烧造而流传下来的精美瓷器的残片。也有中原磁州窑 （今河北磁县）和钧州窑（今河南汝县）的产品。至于圆形方孔的铜钱，在城内田中时有发现，多为北宋的，也有辽代金代的。

    金朝（1115——1234年）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在北部中国建立的区域性政权，历时119年，与南部（或中原）的宋朝（主要指南宋1127——1279）并存了百余年。金朝女真族的早期历史活动，主要是在关东地区。

    女真，古称肃慎（稷慎、息慎），后又称挹娄、勿吉、靺鞨，是通古斯中的一支，也是关东地区最古老繁衍的部族之一，早在商周时就与中原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生女真的先祖族落繁多，所谓“白山黑水种族繁矣”，主要指肃慎系的众多部落及其族群。该族至辽代时始称女真，其系属辽籍的称熟女真，大体上居于混同江之南。其居于江之北系未属辽藉的称生女真。完颜部即是生女真的一支。女真族活动地域主要在白山黑水（白山，古称不咸山，太息山，即今之长白山）之间。白山黑水指长白山、小兴安岭、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之地。

    女真完颜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大致可以公元十世纪的函普（后被迫称为始祖）算起。由始祖函普一直到四世绥可（献祖）以前的时代。生女真各部散居野处，不相联属，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长。这一时期的生女真完颜部居处于山林江河僻处，多以渔猎畜牧为生，虽已知耕种，仅属园艺性质，大规模的田野耕作尚未出现。至四世绥可时始“教人烧炭练铁”，“乃徙居海古水耕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按出虎水之侧矣”。一切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器的普遍应用于各个领域，是这个时代的突出标志，推动了女真社会迅速发展。完颜部女真人从五世昭祖之时，“稍以条教为治，新落寝强”。但尚未有文字，“老官府， 不知岁月晦朔”。至六世景祖时， 受辽朝封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有官属，纪纳建立矣”，“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 而在经肃宗（蒲制淑）至穆宗（盈奇）时，“有甲兵千余”，扩大了管辖范围。从四世绥可到阿骨打建立政权前的大约一个世纪以上的过程中，女真族完成了从原始氏族制向阶级社会的过渡，统治阶级政权的建立，体现了这种转化的成熟。

    阿什河流域是金朝肇兴之地，在金初有“金源”、“内地”之称。“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世，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为内地，无眷元年号上京”。“按出虎”是女真语，金子的意思，由此而产生了金朝的称号。金朝援用唐、辽、宋等朝的先例，采用京路、府、州、县的行政制度。濒临阿什河畔的会宁府城，是金朝前期的都城（1115——1152年）和五京之一，也是上京路和会宁府的治所。上京路管辖蒲与、胡坚改、恤品等路，辖区十分辽阔。会宁府领有会宁、曲江、宜春三县，有居民 31270户。以上京路按出虎水为中心的居民中，女真人占绝大部分，其次是从中原及辽宁来的大量汉族人。还有相当数量的契丹、渤海等族人，实属多民族聚集区。居民大都被编入猛安、谋克，是金朝实行的一种兵民合一的基层政权形式。

    上京，在金初阿骨打时称皇帝寨。“国初元城廓，是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回相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金太宗（吴乞买）时以都城在此，将会宁州升为府，开始进行大规模兴建。

    1125年北宋许元宗出使来到这里，正值金人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他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中，对皇城内外作了这样的记述:“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星罗棋布，纷揉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廓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撤伞，云近阙。复北行百余步，有阜宿围绕三四顷，此高丈余，云皇城也。至于宿门，就龙台下马行人宿闱。西设毯账四座，各归账歇室，其山棚，左曰桃花洞，右曰紫极洞，中作大牌，题曰翠微宫，高五七尺。木建殿七间，甚壮。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补之，及房脊用墨，下铺帷幕，榜额曰乾元殿。阶高4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两厢旋结架小苇屋幂明青幕。日役数人兴筑，已架屋数千百间，未就，规模亦堪大也。”这是皇城建筑情况的最早实录，当时尚无外城城墙。但会宁府的城建规模仍是有限的，所谓“城邑、官市无异于中原州县。”京城制度也不完备，“自前朝门直抵后朝门，尽为往来出入之路，略无禁制”。至熙宗 （完颜冒）时，“始设仪卫将军”，“始有内庭之禁”。金熙宋天眷元年（1138年），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带东府伊兼本路兵马都总管。于宫城内外又增建很多宫殿亭台。遂于皇统六年（1146年）春，“以上市会守旧内太侠，役五路土匠撤而新之，规模仿汴京（北宋都诚，今开封市）。”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扩建。

    海陵王贞亢元年（1153年），迁都于燕（今北京），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正隆二年，罢上京留守司，“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此后，上京便失去了作为金朝地方政府政权的中心地位，显得颇为寂廖荒落了。这种情况持续到海陵王覆亡。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重妙恢复了上京的称号，实际成为金都的陪都。到了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当金朝经济恢复到了可观的程度，便在上京“复修宫殿”。至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用砖敷砌了城墙的外表。上京城的恢复和重建，至此告一段落。纵使这样，作为金朝故都的会宁府，仍然远未能达到金盛期那样的宏丽和繁华。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金世宗东巡来到会宁，皇武殿盛宴款待宗室、国戚。他即席编唱了一首欢曲，抒发重返故乡时的感慨心情:“仍眷上都，兴帝之第。居兹来游，恻然于思。风物减耗，殆非昔时。于乡于里，皆非视始。朕至乐此，亦无异现”。这个封建统治者在此驻留近一年，加之大肆修城建殿，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弄得上京“食储日少，市买渐贵”。

    金末，由于受蒙古军的进攻，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将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辽东宣抚蒲鲜万奴乘金朝外忧内困之机，割据自立。1126年万奴军转入女真故地，勾结地方叛军焚毁了宗庙等建筑，占据了会宁府。后因蒙古军的威胁而退出。1233年蒙古军控制了整个关东。

    元初，顺帝曾在会宁府设官施治。元顺帝制政十一年（1351年）四月，罢河西辽东道巡访捕盗所，这里被立为镇守州。

    1925年曾发现“镇宁州诸军奥鲁印”于此。印文是八思巴文，为至正十五年（1355年）七月中书礼部造。

    明代会宁府是海西东水路城站的一站，叫做“会守站”，并在附近设有阿什卫、肥海卫等卫所，也是通往黑龙江奴儿干都司治所的必经之地。清雍正四年（1726年）在会宁府设协轶暑，统辖左右两翼八旗，镇宁阿勒楚喀。乾隆九年（1744年）设阿勒楚喀副都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始设阿城县。阿勒楚喀副都统和阿城县的治所不在会宁府内，而在其正北4里，即今日的阿城镇。

    明末清初，会宁府一度无闻。这个历史悬案到19世纪末才得以最后澄清。清初称白城为翁鄂洛城。清官员府编撰的《盛京通志》在记载阿勒楚喀境内历代旧城池时写道:“翁鄂洛城，国语翁鄂洛，阿弯也。城南4里，内有子城，周围里许，尚有宫殿旧址，不知何代所筑，俗称为古城。”显然，未能确指翁鄂洛城即金上京故城。其清初一些于关东地理民情有影响的著作:《宁古塔知略》、《柳边纪略》、《扈从东巡日录》等又都错误地把今宁安的潮海上京故城指为金上京。直到乾隆年间在《满洲源流考》一书中，才重新提出“拉林、阿勒楚喀之间，金上京诚在焉。今尚有古城及子城宫殿遗址。”19世纪末，学者曹廷杰经实地考察，结合文献，以古证今，明确指出:“上京会宁府，据《金史》、《松漠记闻》、《北盟会编》、《奉史行程录》所载考之，即今阿勒楚喀城有4里故址。”把他见到的遗址、遗迹详细记叙。新中国成立后，阿城县出土大量金代文物。也就是说，阿城县是金代遗迹的宝库，并不为过。

    会宁府西北角外约半里许，有土台一处，俗称庙台。原有石塔，系上京宝胜寺前管内都僧录宝严大师之墓塔，早已颓塌。1912年在该处发现曾为石塔一部分的刻有楷体汉字的“宝严大师塔铭志”。志文刻在六面柱状体石柱上，顶部覆罩着石刻的塔檐。根据志文记载，宝严大师本姓于（汉族），辽朝末年出生于临潢府保和县。落发为僧后，于金初来到上京会宁府宣扬佛法，死于大定年间。金代上京城佛教盛极时，著名大寺有储庆寺、光林寺等6处。属于宗教活动遗迹的，还有阿城县松风山上石洞内的“道士曹道清碑”（承安四年刻石并立），碑文也是楷体汉字。曹道士和宝严大师都是来自临潢府（又称西楼，今辽宁昭乌达盟林东县）的汉族人。